商品簡介
對於身處21世紀的世界各國而言，國家的生存和發展仍然是各國的首要政治主題。為了在激烈的國家競爭中勝出，中國必須不斷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國家治理現代性的建構，離不開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尤其是先秦法家思想的支撐。先秦法家“不法古、不循今”的改革主義、“緣法而治、以法為教”的法治主義和“禁勝於身、立公棄私”的權力制約觀等理念，對於當下中國而言，仍然具有重要的啟示性意義。本書從不同角度闡述了先秦法家和民國新法家思想的理論形態、歷史貢獻、合理內涵及其創造性轉換等問題，力圖在歷史與現代語境中創造性地詮釋和發展法家思想，以期為法治中國建設和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提供有益的智識支撐。
作者簡介
錢錦宇，云南昆明人，西北政法大學人權研究中心（國家基地）常務副主任，法學博士，中國法律思想史專業委員會副會長，中國政法大學兼職教授，特聘長安青年學者，陜西高校青年創新團隊帶頭人，主要研究領域為國家治理現代化、人權戰略與中國傳統法律文明，尤為關注中國傳統政治和法律文明的當代價值及其創造性轉換問題。
名人/編輯推薦
——名家云集，闡古釋今。本書既包含段秋關、武樹臣、孫皓暉、趙馥潔、嚴存生等前輩的宏篇，又囊括一批實力強勁的中青年後學的精論。
——批判重述，守正創新。本書不單純是對先秦法家和民國新法家思想學說的梳理性描述，更是一種以批判評析為特徵的學理性重述；不單純是對法家思想的延續性繼承，更是一種創造性轉化。
——以史為鑒、面向未來。本書既是思想歷史研究，更是治國理政研究。博古而通今，資治而通鑒。
序
面對21世紀“新戰國時代”的諸多挑戰，國家的生存和發展仍然是世界各國首要的政治主題。而對於中國而言，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是中國走向現代國家、實現民族復興的關鍵所在。中國國家治理的現代性塑造，離不開優秀傳統文化的智識潤養，尤其是先秦法家思想學說的支撐。先秦法家思想中的諸多理念，尤其是“不法古，不循今”的改革主義、“緣法而治、以法為教”的法治主義和“令尊於君、立公棄私”的權力制約觀等，對於當下中國國家治理的戰略規劃和戰略布局，仍然具有深遠意義。
法家思想在21世紀的復興，絕不是未經批判地在當下中國的思想和文化結構中嵌入先秦法家的全部觀念和重述其所有的政治法律主張，而應當是在現代性建構的問題意識之下，對先秦法家思想進行批判性反思、提煉，進而實現創造性轉換，並最終以強化國家競爭力、防止國家衰敗、促進人權保障和人的全面發展、推進良法善治、強化政治正當性為目標，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道路，為全球治理發出中國聲音、提出中國方案、做出中國貢獻。
正是秉持著復興法家思想、彰顯秦文化價值的信念，一批來自五湖四海的“40後”“50後”“60後”“70後”“80後”的學人，筆耕不輟，力圖發掘先秦法家思想和秦文化對於中國文明建構的可能貢獻。其中，既有中國法學界的巨擘，又有中國哲學界的耆宿；既有鑄秦文明於文學經典的大師，又有呈法家智能於學術刊物的先進；既有為中國法律思想史體系奠定“四梁八柱”的前輩翹楚，又有為中國法律思想史研究“添磚加瓦”的青年才俊。本書得以編輯出版，誠倚賴於諸位先生的鼎力支持！謹致謝忱。
是為序。
目次
重述先秦法家/段秋關
法家的師承——出乎儒而返乎儒/武樹臣
論先秦法家的價值體系/趙馥潔
《管子》的“法治”思想評析——一種有中國特色的“法治”觀念/嚴存生
法家重刑思想的邏輯分析/霍存福
法家治國方略與秦朝速亡關係的再考察/屈永華
子產鑄刑書新考：以清華簡《子產》為中心的研究/王沛
申不害刑名法術思想及對傳統治道的影響/馬騰
《商君書》源流考/黃效
秦德與秦法——從秦始皇刻石看秦王朝的帝國敘事/楊基煒
中華法系體系構造中的儒家與法家：漢代天人感應理論體系下的法律樣式/張師偉
中編：法家思想的近代重生
晚清“新法家”的“新法治主義”/程燎原
近代“救亡敘事”中的新法家法治意識形態及其問題/魏治勛
變法、法治與國家能力——對中國近代法制變革的再思考/支振鋒
意識形態的重構與中國道路的探索：“五四”語境中的新法家主義/錢錦宇
下編：法家思想的當代價值
大秦帝國對話當代文明/孫皓暉
一個最低限度的法治概念——對中國法家思想的現代闡釋/王人博
“一斷於法”與國家治理/謝暉
法家學說與社會科學的中國化建構——立足於法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的交叉研究/喻中
治強生於法：法家治道的反思與重構/韓偉
書摘/試閱
法家法、勢、術相結合的這一治國方略及其所創立的維護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一套制度並沒有因秦朝的速亡而被後來的統治者拋棄，相反還被師承並發展，這正是後來許多朝代能夠在如此廣袤的疆域內維持其統治相對穩定的重要原因。
漢以來中國傳統法律發展的基本趨勢是在堅持前代法家所創立的基本政治法律制度的基礎上，將儒家德禮之治的若干精神以法律的形式予以確認，也就是法律的儒家化。法律的儒家化經兩漢至隋唐而最終完成，並為其後各朝代的法律所繼承。與此同時，任用儒家弟子為官的文官選拔方式在兩漢時也開始制度化，隋唐時正式創立科舉制度，並沿用至清末。在意識形態領域，自漢武帝采納董仲舒提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建議以來，儒家思想成為官方意識形態灌輸中的主流思想。也正因如此，很多學者認為後來一些朝代政權相對穩定的首要原因是采用了儒家的治國方略，這一認識其實是沒有看到現象背後的本質。
法律的儒家化並不是指後來的法律是根據儒家思想重新創制的，而只不過是運用儒家的理論對法家所創立的制度進行修訂、編排與解釋，真正可以歸人儒家門下獨有的新創制度不過是八議、官當、存留養親等為數不多的條文。而科舉考試所能考察的只是考生對儒家典籍的熟悉程度和文字表達能力，而不是考生心中的儒家信仰。因此，科舉考試既不能選拔儒家所說的君子，也無法讓投身於科舉的人成為君子。究其實質，它不過是一場能夠讓普通民眾廣泛參與的智力測驗，而正是民眾對科舉的這種廣泛參與對維護君主專制統治來說是極其有用的。
君主向臣民倡導儒術也不能等同於君主自己信仰並遵從儒術。漢宣帝與太子之間的對話或許很能說明問題：“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由是疏太子而愛淮陽王，曰：‘淮陽王明察好法，宜為吾子。’……上有意欲用淮陽王代太子，然以少依許氏，俱從微起，故終不背焉。”
秦朝以後的歷代君主在倡導儒術、任用儒家弟子為官的同時，又有幾個是將儒家德禮之治當成一種內在信仰或政治目標的呢？不僅如此，即便是臣民對儒家的信仰也應嚴格限制在不危及當世最高統治者的專制權威之內。朱元璋親自刪去《孟子》中所有對君主不恭的言論，並將孟子牌位逐出孔廟；方孝孺嚴格恪守儒家的忠君信條，換來的卻是株連十族；明初浦江鄭氏以仁慈孝悌持家，九世同居，卻引來君主“以此眾叛，何事不成”的猜忌，險些招致殺身之禍。這類事例在中國歷史上並不是個別現象，更不只是明朝才有。
如果我們不是根據統治者的言論而是認真考察一下漢朝以來統治者的治國實踐則不難發現，儒家的德禮之治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停留在儒家弟子一廂情願的鼓吹和君主的表面文章中，大凡有所作為的統治者幾乎毫無例外是在奉行法家的治國方略。對此，我們不能簡單地歸結於統治者專制與殘暴的人性。要想在一個疆域遼闊、人口眾多的國家裡維持政治的高度統一和社會的相對安定，采用法、勢、術相結合的治國方略即使不是唯一的選擇，也是最佳選擇之一。
在前工業化時代，法家治國方略的合理性不僅為中國歷史所證明，即使是將其放在世界政治法律文明這一大背景下來考察也是如此。在西方國家，其古代的民主只不過是熟人圈子中的民主，一旦超出小城邦的範圍便難以適用。古希臘與羅馬的民主既不能促進富國強兵，更不能在一個廣袤的疆域內維持政權的統一和社會的穩定，這一點為其歷史充分證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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