殘陽夕照：清代歷史掠影（簡體書）

001引 子
003清朝的興起——從“七大恨”誓師到入主紫禁城
023驅逐外寇——鄭成功收復臺灣
030雄才大略——有為的康熙帝
039經略與管理——清朝前期對邊疆的政策和措施
049思想的鉗制——“文字獄”和《四庫全書》

059乾嘉學派——考據之學的得與失
069乾隆朝——由盛而衰的轉折
079“和珅跌倒，嘉慶吃飽”——清朝中期的官員貪污
091八旗兵——從常勝軍到寄生蟲
101愚民的工具——八股文與科舉制
112夜郎自大——“閉關”政策的惡果

126洪亮吉的憂慮——人口問題與社會矛盾
136窮則思變——嘉道間的經世派
147睜眼看世界——魏源的《海國圖志》
160洋務運動——“求強”“求富”的嘗試
176“商戰”“議院”“中體西用”——早期改良派
194“新學”——明清“西學東漸”記

220救亡圖存——戊戌變法與啟蒙運動
248他山之石——嚴復與《天演論》
268新世紀——艱難的歷程

戊戌維新與思想啟蒙（節選）

戊戌變法維新運動，作為一場救亡圖存的政治改良運動，可以說只是一場膚淺的、短命的政治變革活動。但作為一次傳播新思想、新文化的啟蒙運動，它卻具有非常深刻和深遠的意義。在戊戌時期，出現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大的思想解放的潮流，它使古老的中國從社會風尚到思想觀念，也就是整個思想文化結構，開始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大變化。以它為標志，中國思想文化史上出現了一個劃時代的轉折，以後出現的資產階級革命運動，乃至“五四”新文化運動，都與這次思想的轉折有這樣或那樣的關聯。戊戌維新變法所帶來的中國思想領域的巨大變化，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1.它使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認識到，中國的民族危機空前嚴重，救亡圖存、自強保種乃是全中國人民刻不容緩的緊迫任務，更重要的是，戊戌維新志士的鮮血，喚醒了更多的人起來斗爭，愛國主義熱潮因此而大大高漲起來。

2.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的知識分子認識到，要救國只有變法維新，不僅頑固派的“不變論”是亡國之言，就是洋務派的枝節皮毛之變同樣也無濟於事，中國只有從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進行全面的變革才有獨立富強的希望。同時，更有一批激進的知識分子，從戊戌維新志士的鮮血中得出中國非革命不可的結論，他們開始超越改良主義，投身到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洪流中去。

3.封建主義的文化堡壘被新起的社會思潮衝破了一個大大的缺口，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梁啟超的《變法通議》、譚嗣同的《仁學》、嚴復的《天演論》等著作的問世，使許多以前被視為神聖而不容置疑的觀念開始遭到懷疑、否定乃至拋棄，中國封建文化從此開始真正動搖了。

4.西學開始在中國得到更廣泛的傳播，出現了“家家言時務，人人談西學”的局面。1895年以後，在短短的兩三年裡，一大批學堂、學會、報館在全國各地建立起來，盡管絕對數量還不能算多，但比起以往的幾十年來，是一個巨大的飛躍。當時傳播的西學，不僅是西方的自然科學，更多的是西方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學說，從此，“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在中國大地上出現，民權思想、進化論等新的學說理論開始在中國思想界廣泛傳播開來。

5.中國傳統思想文化領域也隨之出現深刻變化。一些維新派思想家們開始對中國古代的哲學、史學、倫理學、文學等所謂的“國學”進行再探討，試圖建立起新的思想體系。這種體系按梁啟超的話說是“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盡管有新舊拼湊之嫌，顯得雜亂、粗糙，但卻是一種新的嘗試。此外，一些先進的知識分子初步提出了“道德革命”“史界革命”“文界革命”“詩界革命”等口號。

從19 世紀中葉的鴉片戰爭開始，伴隨著世界資本主義對中華民族軍事、經濟、政治侵略的逐步升級，西方資本主義文化在中國傳播的深度和廣度也不斷向前推進，中國人開始有目的、有選擇地接受西方文化。毛澤東說過：“自從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失敗那時起，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從某種意義上講，我們可以把中國近代的歷史，看成是一部中華民族“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的思想啟蒙史。而這場啟蒙運動的真正開始，也就是說從潛流變為洪流，恰恰是在戊戌維新運動前後的90年代。何以如此說呢？不妨讓我們簡略地回顧一下：

19世紀40年代，林則徐、魏源是當時中國睜眼看世界的最先進入物。但是，林則徐和魏源的行動，僅僅表現為一種開放的文化心態，他們並沒有從思想上真正接受西方文化的實質內容。這其中的原因，既是由於他們急功近利的“制夷”目的和“經世致用”的實用取向，也是由於他們基本上恪守著中國封建文化的本位立場。以後，洪秀全的太平天國，從西方學來了基督教，但洪秀全的“上帝”是經過徹底改造過了的、為自己服務的“上帝”。透過經濟上的平均主義、政治上的集權主義和意識形態上的道德主義，我們看到太平天國“中國化”的“上帝”是一種完全封建化了的“上帝”。至於洪仁玕的《資政新篇》，其中確實具有不少西方資本主義的氣息，但它卻沒有也不可能與太平天國的實踐真正結合起來，倒是太平天國的死對頭洋務派充當了洪仁玕《資政新篇》的“遺囑執行人”。但洋務派的先天弱點使他們無法具有洪秀全的那種反傳統的精神，所以他們的所作所為只能局限在“洋務”上面，當然，由“洋務”所引出的中國人思想上的變動，是他們所難以預料、也不願意看到的。早期改良派的認識雖然上了一個新的臺階，他們開始比較實質性地接觸到了西方文化，但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如馮桂芬、王韜、薛福成等，對西方文化的內核和關鍵是持保留態度的；另外一部分人如鄭觀應、何啟、胡禮垣等，雖然對西方文化的態度更為積極一點，但他們的影響基本上局限在港、澳、滬一隅，那是已經相當資本主義化了的地區。更主要的是，這兩部分人都是孤立地在起作用，而沒能引起可使社會真正發生變動的社會思潮。所以，總的說來，在19世紀90年代之前，中國的思想啟蒙還僅僅是一股潛流，它在慢慢地運行著，在積聚力量、在等待時機，但卻還沒有找到噴發之口。

然而，到19世紀90年代，這一噴發的突破口終於出現了。甲午戰爭中清政府的慘敗，給30年來曲曲折折的洋務運動做出了否定性的總結；接踵而來的更為嚴峻的政治危機，逼使清醒的中國人不能不得出“要救中國，只有維新。要維新，只有學外國”的結論；此外，長期以來“西學東漸”的結果，造就了一批新的知識分子，他們成為維新變法社會輿論的積極制造者和宣傳者。所以，近代思想啟蒙由潛流變為洪流所需要的諸種條件，在這一時期已經成熟了，於是中國近代的思想啟蒙運動便在19世紀90年代蓬勃地開展了起來。當然，任何一場思想啟蒙運動，都需要有自己的旗手與健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