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際的江南社會與士人生活（簡體書）

江南文化叢書-序言

熊月之

江南文化是中華文化家園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江南人民在漫長歷史中創造的、有別於其他區域、極具活力的地域文化。

江南，泛指長江以南，不同時代內涵有所不同，有大江南、中江南、小江南之分。所謂“大江南”，泛指長江中下遊地區，有時也包括長江上遊部分地區；所謂“中江南”，主要指長江下遊地區，包括江西一帶；所謂“小江南”，主要指長江三角洲及周邊地區。先秦時期所說江南多指大江南，唐代以後所說江南多指中江南，明清以來（包括今人）所說江南多指小江南。小江南亦有基本範圍與核心範圍之分，基本範圍以太湖流域為中心向東、西兩側延伸，包括今江蘇南京、鎮江地區，浙江紹興、寧波地區及浙東地區，也包括安徽蕪湖、徽州等皖南地區，江西的婺源及蘇北的揚州、泰州、南通等地；核心範圍僅指太湖流域，包括南京、鎮江、蘇州、無錫、常州、杭州、嘉興、湖州與上海。

江南地區山水相連，壤土相接。自秦漢至明清，兩千多年間，其行政建置，先為一體，唐代同屬江南道，明代大部分屬南直隸，清代前期大部分屬江南省；後為毗鄰省份，乾隆二十五年（1760）以後分屬江蘇、安徽、浙江三省。彼此人民語言相近，習俗相通，有無相濟，流動頻繁，認同感強，親密度高，故文化一體性程度很高。

關於江南文化特質，學界已有很多種各能自洽的概括，今後一定還會有很多種概括。據我有限目擊，以下四個方面是為較多學者所述及的：

其一，開放包容，擇善守正。

江南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得益於持續的開放與交流。

秦漢時期，江南地區地廣人稀，經濟文化落後於中原地區，東晉以後才快速發展，很重要一個原因，便是由於中原戰亂。包括西晉永嘉之亂、唐代安史之亂與宋代靖康之亂，使得中原大量人口向江南遷移。北人南遷不是難民零星遷移，而是包括統治階層、名門望族、士子工匠在內的集群性遷移，是包括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文化知識、價值觀念、審美情趣等在內的整體性文化流動，即所謂“衣冠南渡”。這對江南影響極大。這種遷移，從全國宏大範圍而言，是中國內部不同區域之間的遷移，但對於江南而言，則是一種全面的文化開放與交流交融。

江南地區的開放，也包括面向世界的開放。古代中國與東亞以外的世界聯系，主要通過兩個方向，即今人所說的兩條絲綢之路。一條是西漢張騫出使西域打通的橫貫亞洲、聯結亞歐非三洲的陸路絲綢之路；另一條是海上絲綢之路，形成於秦漢時期，發展於三國隋朝時期，繁榮於唐宋以後。前者以長安為起點向西，與東南沿海地區沒有太大關聯；後者或以泉州、廣州為起點，或自杭州、揚州等港口直接出航，所載貨物，或為絲綢，或為瓷器等，這就與江南地區有了直接關係。中國歷史上，凡是偏向於東南地方的政權，都比較重視海洋。宋朝注意發展市場經濟，拓展海上貿易。政府帶頭經營，民間積極參與，江南地區處於對外貿易前沿，江陰、青龍鎮、劉河、溫州、明州（寧波）、乍浦、上海，都曾是重要港口。

江南文化長期引領中國對外開放潮流。明末清初，徐光啟等知識分子與來華西方傳教士利瑪竇等人，共同掀起第一波西學東漸熱潮，將《幾何原本》等大批西學介紹到中國來，其中代表性人物徐光啟、楊廷筠、李之藻、王錫闡等，都是江南人。鴉片戰爭以後，上海成為第二波西學東漸中心，其代表性人物，李善蘭、徐壽、華蘅芳、徐建寅、王韜、馬相伯、李問漁等，也都是江南人。五四前後介紹馬克思主義熱潮中，亦以江南人為多，陳獨秀、陳望道、沈玄廬、瞿秋白、張太雷、惲代英等，均為江南人。

江南地區在吸收大量來自外地、外國優秀文化的同時，一直有自己的選擇與堅持。誠如近代思想家蘇州人馮桂芬所說，“法茍不善，雖古先吾斥之；法茍善，雖蠻貊吾師之”，吸收的過程，就是比較、鑒別與選擇的過程，吸收精華，排斥糟粕，唯善是從，堅守優秀。海納百川與壁立千仞，開放與堅守，是高度統一的，其標準便是唯善是從。明清時期江南學術、文學、藝術的全面興盛，便是典型。近代以來的海派文化，則是以江南文化為基礎，吸收了西方文化的優秀部分發展起來的。

其二，務實創新，精益求精。

無論是經濟領域，還是文化領域，江南人都相當務實，勇於創新，秉持實踐理性。江南多數地方自然稟賦優越，氣候溫潤，土壤肥沃，物產豐盛，人們容易解決溫飽問題，故讀書人多，識字率高，所以，江南進士、舉人比例特高。但科舉仕途太窄，絕大多數讀書人在由學而仕的道路上行走不通。於是，他們除了務農，還有很多人當了塾師、幕僚、賬房、訟師及各種專業性學者或藝術人才。他們有文化，競爭力強。無論何種領域，從業人員愈多，則分工愈細，分工愈細則創新能力愈強。康熙雍正年間，蘇州加工布匹、絲綢的踹坊，就有450多家，蘇州工藝種類多達五十餘種，且加工精細，水平高超。蘇繡、蘇玉、蘇雕、竹刻、“四王”的繪畫，顧炎武、錢大昕、閻若璩的考據，方以智的哲學，桐城派的文學，各種頂尖的學術、藝術，都是沿著精益求精路子，獲得成功的。

務實創新，精益求精，使得江南文化成為中華文化精致絢爛的時尚中心與審美高地。誠如明代人評論以蘇州為核心的吳地文化時代所言：“夫吳者，四方之所觀赴也。吳有服而華，四方慕而服之，非是則以為弗文也；吳有器而美，四方慕而御之，非是則以為弗珍也。服之用彌博，而吳益工於服；器之用彌廣，而吳益精於器。是天下之俗，皆以吳侈，而天下之財，皆以吳富也。”[ 章潢：《三吳風俗》，《圖書編》卷三六。]。

最為典型的例證，是清朝宮廷對蘇州藝術的欣賞與垂青。學術界研究成果表明，明清兩代紫禁城，從自然景觀到人文環境，都浸潤著蘇州文化元素。紫禁城是蘇州工匠領導建造的；皇家建筑使用蘇州金磚、玲瓏的太湖石、精美的玉雕山景；宮廷殿堂使用蘇造家具，墻壁貼著吳門畫派的山水畫，屋頂掛著蘇州花燈，桌上擺著蘇州鐘表，衣飾、床帳、鋪墊為蘇州刺繡，吳羅、宋錦等織繡；皇室享用的繡品，幾乎全出於蘇繡名藝人之手，服飾、戲衣、被面、枕袋帳幔、靠墊、鞋面、香包、扇袋等，無不繡工精細、配色秀雅、寓意吉祥。康熙、乾隆皇帝十二次南巡，前後在蘇州駐留114天。乾隆皇帝對於蘇州文化，已經到了癡迷的地步。孔飛力說，江南是讓清朝皇帝既高度欣賞又滿懷妒忌的地方。如果有什麼人能讓一個滿族人感到自己像粗魯的外鄉人，那就是江南文人。如果有什麼地方讓清朝統治者既羨慕又惱怒，那就是江南，“凡在滿族人眼裡最具漢人特征的東西均以江南文化為中心:這裡的文化最奢侈，最學究氣，也最講究藝術品味。”如果滿人在中國文化面前失去自我的話，那麼，正是江南文化對他們造成了最大的損害。[ [美]孔飛力著，陳兼、劉昶譯：《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上海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94頁。]

這一特點到了近代，更為突出。穆藕初以一個普通的海歸，能在不太長的時間裡成為全國棉紡業大王，陳光甫能在金融業中脫穎而出，商務印書館能長期執中國出版業之牛耳，難計其數的以精致著稱的“上海制造”，都是務實創新、精益求精的結果，都是務實創新、精益求精的典型。當代江南，萬噸水壓機、人造衛星，神威·太湖之光超級計算機、蛟龍號深海探測船、上海振華龍門吊等大國重器不斷涌現，無不體現江南人務實創新、精益求精。

其三，崇文重教，堅強剛毅。

江南普遍重視文化，重視教育。歸有光說：“吳為人材淵藪，文字之盛，甲於天下。”[ 歸有光：《震川先生集》卷九，周本淳點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91頁。]江南地區自宋代以來便書院林立，講學興盛，明代無錫的東林書院、武進的龍城書院、宜興的明道書院、常熟的虞山書院、嘉興的仁文書院，清代蘇州紫陽書院、杭州詁經精舍、南京鐘山書院等，不勝枚舉。江南所出文人儒士之眾，詩詞文章之繁，為天下之最，蘇州作為“狀元之鄉”的名聲早已舉世聞名。科舉之外，凡與文相關的方面，文賦詩詞、書法繪畫、戲曲音樂、雕刻園林，江南均很發達。當代江南所出兩院院士，在全國人數最多，比例最高。

江南民性有小橋流水、溫文爾雅一面，也有金剛怒目、堅強剛毅一面。宋末元軍南下，在江南遭到頑強抵抗，常州以2萬義軍抵抗20萬元軍的圍攻，堅守半年，被譽為“紙城鐵人”。明初寧海人方孝孺，面對朱棣的高壓，寧願被誅十族，也不願降志辱身，成為剛正不阿的千秋典範。清兵南下，江陰、嘉定、松江、浙東都爆發了氣壯山河的抗清斗爭，涌現出侯峒曾、黃淳耀、陳子龍、夏完淳、張煌言等一批剛強激越的英雄。紹興人劉宗周寧願絕食而死，也不願入清廷為官。近代章太炎、徐錫麟、秋瑾，均以不畏強權、鐵骨錚錚著稱於世。江南人在這方面已經形成了延綿不絕的文化傳統。越王勾踐臥薪嘗膽的故事，每到改朝換代之際，就會轉化為強大的精神力量。顧炎武的名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早已成為婦孺皆知、淪肌浹髓的愛國主義營養。

其四，尚德重義，守望相助。

江南文化具有濃厚的宗教性內涵，信奉佛教、道教者（包括信奉媽祖）相當普遍，民眾普遍尚道德，講義氣，重然諾。徽商、浙商、蘇商均有儒商傳統，崇尚義利兼顧。這種傳統到了近代上海，就演變為講誠信，守契約，遵法治，其中相當突出的現象是商業規範與信用系統的建立。誠如著名實業家穆藕初所說：數十年來，“思想變遷，政體改革，向之商業交際，以信用作保證者，今則由信用而逐漸變遷，側重在契約矣。蓋交際廣、範圍大，非契約不足以保障之。”

貧富相濟，守望相助，是江南社會一大特色。近代以前，江南慈善事業就相當普遍而發達，設立義田、義莊、義塾以資助貧困子弟讀書，設立育嬰堂、孤兒院、清節堂等慈善機構，以救助鰥寡孤獨等弱勢群體，是江南社會重要傳統。古代中國最早的義莊，便是宋代範仲淹在蘇州所設。近代以後，上海則是全國城市慈善事業最為發達的地方，也是全國慈善救助中心。近代上海有二百多個同鄉組織，他們聯系著全國各地，每個同鄉組織都有慈善功能。從晚清到民國，全國性慈善中心上海協賑公所就設在上海。從事慈善組織活動的中堅人物，經元善、盛宣懷、謝介福等，都是江南人。每遇內地發生水災、旱災、傳染病與戰亂，上海慈善組織總是發揮領頭與關鍵性救助作用。

以上四點，或從整體精神方面，或從經濟、文化與社會方面，共同構成了江南文化的普遍性特點。這些特點，植根於江南歷史，體現於江南現實，是江南地區的共同精神財富，也是我們今天所倡導和正在進行的長三角一體化的認同基礎。

長三角地區一體化，有個從自發到自覺的發展過程。歷史上，從杭州到揚州運河的開通，太湖流域多項水利工程，近代滬寧鐵路、滬杭甬鐵路的開通，長三角區域內河航線輪船的運行，多條公路的運行，密切了長三角內部的聯系。這可視為長三角地區一體化的自發行為。

長三角地區地形的多樣化，導致地區內物產的多樣性，有利於區域內經濟品種專業化的提高。自宋代以後，地區內就形成了產糧區、桑蠶區、植棉區、制鹽區的有機分工，這也促進了地區內的人員流動。包括商人、學人、技術人員在內的各種人員，在區域內的頻繁流動，諸如徽商到杭州、蘇州、常州、揚州等地創業，紹興師爺到江蘇、安徽等地發展，近代寧波、溫州、紹興、無錫、常州、合肥、安慶等地無數商人、學人、藝人到上海謀發展。這可視為長三角地區一體化的自然基礎與人文基礎。

江南文化是長三角地區共同的文化標記。吳韻蘇風、皖韻徽風、越韻浙風和海派文化，雖各具特色，但都是江南文化一部分，或是在江南文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要推動長三角更高質量一體發展，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加需要江南文化提供精神資源和精神動力。

江南文化是內涵極其豐富的寶藏。對於江南文化的研究，可以從多領域、多角度、多方法入手。由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和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策劃的這套“江南文化研究”叢書，涉及士人生活、江南儒學、典型家族、家風家訓、海派文化、醫藥文化、近代報刊與新型城鎮化等諸多方面。它們有的從宏觀上整體把控江南文化的特征與變遷，勾勒出文化史的發展線索；有的則從某一領域著眼，深入發掘儒學、醫學、新聞學等在江南這片土地上結出的碩果。書中既有能總括全局的精深見解，也不乏具體而微的個案研究。各位作者，都在相關領域裡長期耕耘，確有創獲，或獨辟蹊徑，或推陳出新。這套叢書中的作品均經上海社聯邀請相關領域學者嚴格評審、遴選，它的出版必能為江南文化研究提供新的視角與成果。

江南文化研究的先哲顧炎武，曾將原創性學術成果比喻為“采山之銅”。可以相信，這批成果的問世，對於拓展、深入理解江南文化的內涵，對於推動江南文化研究，對於推動長三角地區一體化，都會有重要的價值。

特此遵囑為序。

2021年元月23日

總序/熊月之

導論：從經濟史到文化史視域下的傳統江南研究

一、問題意識的引發

二、江南研究的主體與核心空間

三、理論關懷與方法

四、文化史的新熱點

五、政治史研究的重要性

第一章 士人生活：明清之際的社會變動

一、士人生活的主要表現

二、晚明生活論述

三、政治的斷裂與生活的延續

四、歸入新朝

第二章 儇巧繁華：明代杭州的城市社會與生活文化

一、環境與記憶

二、水鄉人生

三、經濟變革與生活

四、奢化的休閑與逸樂

五、風氣轉移

六、餘論

第三章 晚明的松江府：士人生活與社會變化

一、環境與生活

二、地方責任與社會重心

三、欲望的馴服

四、三岡董氏

五、家族的內聚與變化

六、餘論

第四章 從國家到地方：袁黃的宦途與鄉居生活

一、引言

二、短暫的宦途

三、鄉紳的立場與表達

四、社會交往及影響

五、權勢格局與地方生活

六、接受與排斥

第五章 園第空間：明末清初士人生活的軌跡

一、引言

二、城居記憶中的梅花裡

三、錢士升的核心生活區與社會活動

四、彷村與半村

五、生活空間的分散

六、結語

第六章 文化技藝：明清嘉定的社會環境與竹刻業

一、引言

二、社會與民生

三、物質文化與人生追求

四、竹刻業的興起

五、宮廷推重與文人好尚

六、結語

第七章 清初的科考：士人與地方政治

一、引言

二、順治時期科考的賡續

三、奏銷案及之後的科考狀態

四、地方衝突與官紳表現

五、結語

第八章 曹庭棟與永宇溪莊：盛清時代地方文人的生活

一、曹庭棟的家世

二、永宇溪莊的空間安排與經營活動

三、溪莊休閑與同仁雅集

四、種梅、探梅和憶梅

五、餘論

結論與思考

一、社會風貌的把握

二、包容性、創新性與引領性

三、區域社會與整體關懷

四、江南的核心性與政治意義

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