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門子弟上大學：美國精英大學何以背棄貧困學生（簡體書）

序 言 寒門也能出“貴子”嗎？

第一章 “來啊，跟我一起去義大利！”

有歸屬感, 或沒歸屬感

這裡就好像是高中

“炫富”

“您能為我在書上簽個名嗎？”

面對教授, 輕鬆還是緊張

經營關係網, 還是獨自單幹

減負, 還是加壓

第二章 “我，也，餓”

把她們當女僕吧

請你去排另一條隊

春假期間的掙扎求生

結語 在錄取之後

認真對待 “過去”： 窮學生的多樣性

此時和此地: 從錄取到融入

向前看: 政策解決方案

附錄

注釋

致謝

索引

譯後記

寒門也能出“貴子”嗎？

“托托，我覺得，我們已經不在堪薩斯了。”

——桃樂茜，《綠野仙蹤》

“別的黑人窮孩子在哪兒呢？”這是記憶中我問自己的第一個問題，那時的我，還是一名肥嘟嘟的大一新生，梳著辮子頭，走在阿默斯特學院的校園裡。不一會兒，我就發現自己來到了校園主庭院的中心地帶，站在詹森教堂外。草坪剛剛修剪過，看上去很清新，閃著深綠色的微光。那個夜晚，對於我這種邁阿密土生的外來客略有些冷，但初來乍到的新生在四處閒逛，躁動不安地互相問候寒暄，夜晚的空氣中也飄浮著激動。話匣子打開後就再關不上，我被包圍起來。沒費多大工夫，新同學就帶我通過了跨入大學的儀式，15年後，我現在稱之為“破冰對話”——就是發生在你去吃飯或上課的路上，那些短暫且隨意的閒談，以自我介紹為主，仿佛不經意之間，同學們口頭提及一段他們的學業經歷，或者向所有願意聽的人講述他們暑假的消夏旅途。

這些陌生人——我的新同學們——交換著他們夏日玩樂的趣事。有人出國旅行了好幾周，有人在家裡的避暑別墅內辦了酷炫的派對，有人拿到了職業籃球賽的場邊票，還有人接到邀請，觀看電影的私人首映禮，據我所知，都是那些尚未到影院公映檔期的電影。這些孩子多是白人同學，但黑人同學也會插話進來——來而不往非禮也，開始講述自己護照印戳背後的精彩故事。班上就有一位黑人同學，漫不經心地提到她曾經坐過私人飛機。我當時就想到自己第一次坐飛機的經歷，其實就發生在數月之前：為了趕上阿默斯特的橄欖球招生行程，我乘坐達美航空公司的航班，從勞德代爾堡飛往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所有人都警告我，使得我非常害怕自己的耳膜會爆裂，於是乎，我，拼命嚼了5塊綠箭薄荷口香糖。我搜腸刮肚，試著想出一個可以讓我加入對話的故事。在我印象中，唯一能稱得上家庭度假的一次，就是全家人駕車沿著95號州際公路，從邁阿密開往我們在佐治亞州的親戚家。這些富家子弟有他們自己版本的夏天，但在我家，夏天僅僅是一個季節而已，是一百天揮之不去的酷熱、潮濕和颶風。當然，還有該死的蚊子。

我被富人包圍了；我在阿默斯特的一些同學是真有錢。阿默斯特的宣傳手冊驕傲地宣稱，約有40%的學生獲得了經濟資助，但我知道，這句話的真意要反過來讀：在這所學校，超過一半的同學來自能賺大錢的家庭，這讓他們壓根沒有資格申請任何經濟資助。但財富並沒有讓我感到驚訝。畢竟，我已經知曉了同富人一起上學是什麼樣子。我剛剛從格列佛預科學校（Gulliver Preparatory）完成高中學業，那是一所昂貴的私立中學，就位於邁阿密。雖然我在格列佛只待了一年，但那一年卻讓我初嘗了未來的滋味，我也因此對即將到來的大學生活做好了準備，無論在生活上還是學術上。我在格列佛交到了最好的朋友，是他父親說服我開始吃五分熟的漢堡，而不是我們家裡習慣的全熟漢堡，在高中最後一年，他收到了一輛車，還有費用全部付訖的橫穿歐洲背包遊，作為他的畢業禮物。我第一次聽到“青年旅社”這個詞，就是在他們家的西班牙風格的豪宅裡，裡面有兩個家庭活動室，我們當時就坐在較大的那間閒談。

然而，從我在格列佛的經歷，到我在阿默斯特的發現，兩種生活之間也存在著一種差異。儘管財富已經不再讓我震驚，但我確實曾因阿默斯特的膚色而感到驚訝。在格列佛，那些富家子弟，開著路虎攬勝車，炫耀著昂貴的度假旅行，都不是黑人。但在阿默斯特，在我的新同學裡，卻有很多富家子是黑人。

我在那天下午的發現，絲毫不差地映照了我多年後的閱讀。我後來成為一名社會學的研究生，在閱讀威廉·鮑恩和德裡克·博克關於美國高等教育的開創性研究《河流的形狀》時，我又回想起初到阿默斯特的日子。鮑恩和博克發現，在他們所研究的28所精英文理學院和大學（其中既有常春藤盟校，如哥倫比亞大學，又有居於領先位置的公立大學，如密西根大學安娜堡分校）中，大多數的黑人學生都來自高收入家庭。我在阿默斯特的同學們也不例外，有些人是貝恩資本和麥肯錫諮詢公司的公子哥，還有些則是出身梅奧醫學中心和麻省總醫院的富家女。我則不然。我來自邁阿密的椰林區，是一個“贏在起跑線”項目（Head Start）的孩子。2013年，我的故土作為一處破敗之地被《邁阿密先驅報》稱為“被時間遺忘的街區”。我的母親30多年如一日，穿著一件綠色的Polo衫，背後印著“保安”字樣的白色大寫字母，在龐塞德利昂中學的長廊裡巡邏。白天，我大哥穿著他的淡藍色制服，全身佈滿了漂白劑的斑點，在我從前的破舊小學裡打掃教室；到了晚上，他還要在南邁阿密醫院裡清掃急診室。

在我轉學到格列佛之前，我同財富最親密的接觸要數奶奶講給我的故事。在她成年後，佔據她全部生活的，就是在有錢的白人家裡打掃衛生，主要是醫生和律師家庭。當我的堂兄因非法持有管製藥品而被捕時，奶奶的一位律師雇主代表他出了庭，算作對奶奶20多年家政服務的回饋。奶奶從不八卦雇主的家長裡短，但她間或還是會透露一些瑣事，關於某次昂貴的採購或者某次奢華的家庭旅行。其中一家的父親是一位民航飛行員，他曾邀請奶奶搭乘由他執飛的某次航班去旅行，這樣一來，在登機旅客找位子就座時，奶奶就能聽到雇主通過班機通話系統傳來的迎客聲。（奶奶壓根就沒去。）然而，即便是這些二手的敘述和沒有響應的邀請，也已是我能接觸到的極限了——於我而言，財富只不過是一種傳說。聽著我在阿默斯特的同學講述他們的奇遇，仿佛我們坐在奶奶的膝頭聽她講故事一樣遙遠，我早已學會讓自己坦然面對，在一個富有且以白人為主的地盤上，成為少數的黑人窮孩子，從前在格列佛是這樣，如今在阿默斯特也是如此。

那個下午，我匆忙得出的結論是合理的。美國的高等教育是極其不平等的，其階級分化也令人不安。與有錢人家的同齡人相比，窮人家的年輕人，不論族裔為何，他們上大學的可能性要更低，而其中來自黑人和拉丁裔家庭的窮孩子就更沒啥可能了。即便他們能夠上大學，也很少就讀於阿默斯特這樣的學校。在美國的全部本科生中，雖然約有一半學生是其家庭中上大學的第一人——這部分學生又多半出身貧苦背景——但第一代大學生卻不成比例地被分流至社區學院、以賺錢為目的的學院，還有某些更容易被錄取的四年制學院。這些學校存在著一些共同的問題：資源匱乏，學生資助稀缺，在讀生流失嚴重。

當然，這種不均衡在精英大學裡卻顛倒過來。學校在錄取時選拔性越強，則它們錄取的苦出身的學生人數就會越少，無論在階級還是種族意義上，都是如此。安東尼·卡耐瓦萊和傑夫·施特羅爾是喬治城大學教育與人力中心的研究人員，通過統計1982年至2006年間的大學生人口資料，他們的研究清楚地記錄下這一現象。在錄取競爭最激烈的大學梯隊裡，如哥倫比亞、普林斯頓和斯坦福，來自全國收入分配排位後半段家庭的，只占全部本科生的14%。而在錄取競爭難度第二梯隊的大學裡，也即諸如狄金森學院、福爾曼大學和斯吉德莫爾學院這類大學，同比資料也只有16%。在兩位學者合作研究時，他們在錄取競爭激烈的分層裡納入了193所學校，在此類大學裡，低收入學生的稀缺，同另一現象構成了鮮明的對比：在上述兩檔類型的大學裡，來自收入分配排位居前四分之一的家庭的學生，其比例分別為63%和70%。換言之，以經濟收入作為衡量標準，富家子弟已經在全美最好的大學裡佔據了三分之二的席次。

來自不同收入水準的美國家庭的孩子們到底去哪兒上大學，新的資料提供了一幅更詳細但卻也更令人沮喪的圖景。2017年，經濟學家拉傑·切蒂和他的合作者研究發現，來自收入高居金字塔頂部1%的家庭，也即年度收入超出630,000美元的家庭，與那些年收入30,000美元甚至更低的底部家庭相比，前一類型家庭的孩子入讀常春藤盟校的可能，比後一類型高出77倍之多。這項研究還做了一個統計，研究者在樣本中納入了共計38所精英院校，包括科爾比學院和巴克內爾大學這樣的地方，結果得出了一個驚人的資料，在這些大學，來自收入居前1%的家庭的學生，其人數之多，超過了來自落在後面的60%的家庭（也即年度收入不足65,000美元的家庭）的學生總數。在科羅拉多學院，這一比率甚至已經高於2:1，而在華盛頓大學聖路易斯分校，比率甚至已經突破了3.5:1。

換一種比較方法，我們再來看看超級富豪的大學目的地，上述的不平等還能有更加尖銳的呈現。切蒂的研究報告指出，統計收入在頂尖0.1%家庭的學生，他們就讀於精英大學的比例為40%，這一百分比同出身窮人家的孩子讀大學的比例是相同的，只是後者要把所有的大學包括在內，無論是四年制，還是兩年制。

我們現在或許有了更好看點的資料，但這一狀況本身並不是什麼新鮮事。事實上，在此前20多年的時間，大學一直面對著巨大的壓力，它們被認為應當更積極有為，更努力地去戰勝不平等，具體而言，大學應當利用它們可觀的財富來應對高等教育“上學貴”的問題。2008年，就在金融危機爆發的前夕，參議院的財政委員會就發出警告，根據它的指控，大學拿到的捐贈雖然水漲船高，但卻沒有將經費用於學生資助和錄取。公眾也隨聲附和，抱怨學費開支不斷增長，讓越來越多的美國人無力承擔。大學也因此錯失了出身卑微但上進心十足的好苗子，過去是這樣，現在依舊如此。因為錄取中的不平等，出身貧寒的年輕人難以獲得精英教育的收益，為了解決這種不平等，同時也為了響應公眾對教育開支飛漲的強烈不滿，有些大學早在20世紀90年代末就引入了無貸款助學政策。在此之前，助學政策通常採用獎學金和學生貸款的組合，對於許多貧窮家庭來說，成本之高依然令年輕人望而卻步。而現在，學校開始引入一攬子的助學政策，用獎學金和其他形式的資助代替了貸款，希望借此幫助那些出身卑微但卻有學術天賦的申請人，首先把他們招進大學，繼而支持這些窮孩子。

普林斯頓大學在1998年開啟了這場變革運動。當年的校長哈樂德·夏皮羅在談及該政策時曾如是說：“我們的目標就是，要盡我們之所能，確保沒有學生僅僅出於經濟考慮而決定不申請普林斯頓。”普林斯頓改革之後，許多高校立刻跟上。阿默斯特在1999年也如法效仿，此舉為數年後我獲得錄取掃除了障礙。到2008年為止，所有的常春藤盟校都加入了無貸款助學的行列。斯坦福大學、麻省理工和杜克大學也採納了類似的政策。雖然推行此類政策的大多是私立院校，但無貸款助學政策也在一些旗艦排位的公立大學得到推廣。2003年，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成為首個引入無貸款政策的公立大學。維吉尼亞大學和密西根大學緊隨其後。唐納德·薩利赫，此前曾任康奈爾大學新生錄取及助學辦公室的主任，就曾道出社會大眾對此類助學新路徑的感觸7：“保證社會經濟背景的多樣性，其意義不可低估，唯有如此，大學校園才能成為整個國家的縮影，而不只是高收入者的家園。”

這些政策革命擴展了進入大學，尤其是步入精英院校的通道，其收效可謂立竿見影：學生群體看起來開始發生變化。2015年，瓦薩學院贏得了首屆“庫克促進教育公平卓越獎”，在該校，有資格申請“佩爾獎學金”的學生，也即來自收入分配位居後四分之一家庭的學生，占比從2008年的12%提高到2015年的23%，幾乎翻了一番。而根據北卡羅來納大學和阿默斯特學院的報告，統計它們在2012年至2014年間所錄取的學生，至少有20%來自低收入家庭。

精英大學雖然為數不多，但這些學校的影響力，特別是它們對學生個體之生活乃至美國社會之整體的影響，卻不容小覷。對於那些家境貧寒或出身卑微的學生而言，能到精英文理學院或大學讀書，就意味著踏上了一塊社會流動的跳板。從任何一所大學畢業，學生都能因此受惠——尤其對於隸屬某些群體的學生而言，他們之所以能上大學，一定程度上得益於旨在讓大學生在階級和族裔構成上更加多元的政策紅利——高等教育更是能提供實在的收益。但是，在畢業率更高的精英院校，這種差異卻更加顯著。在美國，那些在入學錄取時競爭最激烈的大學，也向來因其90%甚至更高的畢業率而驕傲，相比之下，社區學院的平均畢業率只有57%。如何解釋這種畢業率上的差距，一方面要看到就讀於不同類型的院校，學生在學業上的準備是天差地別的，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認，精英文理學院和大學可以提供豐富的資源以及充分的支援。也因此，就讀於精英院校，學生在畢業後的經濟回報也會更大。一項1999年的研究發現，比較精英私立院校和排名靠後的公立大學的畢業生，雖然是同齡人，但前者的經濟收入要比後者高出39%。無論我們把目光投向聯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還是各行各業的領軍人物，看到的往往是畢業於精英文理學院和大學的校友，極少有例外。社會學家勞倫·裡韋拉也為我們展示，在嘗試進入管理諮詢、法律和投資銀行這類高收入行業時，來自精英院校的學生都帶有文憑的優勢；久而久之，精英院校的校友也就主導著此類公司的各級人事。

考察精英院校本科生的人員構成結構，變化是顯著的。越來越多的院校都在推行新政，促進出身卑微者的社會流動。這些院校致力於讓校園更多元，引申開來，也旨在擴展美國未來領導者梯隊的元素構成，它們也因此備受尊重，並獲得嘉獎。對於窮學生來說，精英院校的大門正在日漸打開。但我們要問，究竟這扇門現在開了多大的縫？我們不應忘記，普林斯頓是率先引入助學政策變革的，但即便是普林斯頓，在前述切蒂的研究中，仍是其樣本中的38所大學之一，來自收入頂尖1%家庭的學生多於後60%的家庭。較之於50年前，窮學生進入精英院校的人數現在可能多了些，但這些大學的校園仍是財富圍成的堡壘，作為其堅實地基的風俗、傳統和政策，所反映的仍是有錢人的品位和習慣。

我堅信，我們應該祝福這些文理學院和大學，應該為它們的改革意願而驕傲。然而，我們也不能止步於此。我們必須做進一步的追問：那些得益於新助學政策而走進大學的學生，他們究竟是誰？當這些學生置身校園之後，他們又會遇到什麼狀況？既然他們已經成為某一精英院校的學生，他們又是如何在學術聖殿內安身立命的？

回到阿默斯特方庭的那個下午，在四處閒逛並寒暄問候之後，我和新生同學們一道，步入了瓦倫廷餐廳。用餐時，坐在我旁邊的是一位黑人女孩，她剛從一所高貴的私立中學畢業，前一年還曾到西班牙做交換生，但當我知道她來自一個單親家庭，而且也是家裡的頭一個大學生時，諸位可以想像我當時的驚訝。發現了我們竟有共同的過去，一股強烈的安慰就湧到心間，不僅因為我們都曾經歷的貧窮，也為我們共同體驗的自由。我們當即找到了共同話題，開始交流來阿默斯特之前的生活故事。原來，我們倆都在隔離社區內長大，那裡差不多都是黑人。我們所見過的白人，不外乎如下清晰可辨的三類：員警、癮君子、迷路的人。她家也是勉強維持生計，經常入不敷出。我們倆都曾在燭火下寫作業，不是為了烘托氣氛，而是因為沒錢買電。

當說起為月末開支買單而陷入絕望掙扎時，我倆都笑了，感受竟是如此相同。很快，在我們桌上，又有其他幾位同學也加入進來。事實證明，我們不是絕無僅有的例外，原來，曾在小時候嘗過窮困的滋味，但卻在轉入預科中學後接觸到另一個不同世界的，並非只有我們。我這才發現，在剛才的破冰寒暄中，我從一些新朋友口中聽到的度假別墅，並不一定是他們自家的。這些度假屋，經常屬於他們有錢的高中同學，就是那些與我們交好的家庭，讓我們得以瞥見過美好生活的模樣。原來，我不是孤身一人。我也不是校園內唯一的黑人窮孩子——曾超越家庭的經濟能力甚至是想像力，有機會去體驗那些原本不在自己生活經驗裡的經歷和場所——我在阿默斯特並非孤例。原來，在我和身邊同學之間，並沒有我曾認為的那麼不同。我們都很窮。但我們也都很幸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