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配與抵抗藝術：潛隱劇本（簡體書）

★本書作者詹姆斯·C.斯科特是美國耶魯大學政治學和人類學斯特林教授、2020年阿爾伯特殿•赫希曼獎得主。其長期致力於農業與非國家社會、從屬政治與非政府主義等領域研究。另著有《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國家的視角：那些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是如何失敗的》、《逃避統治的藝術：東南亞高地的無政府主義歷史》，均可構成關於東南亞農民及其抵抗各種形式統治的戰略的研究典範。

★在各種宏大歷史敘事中，斯科特筆下的東南亞農民從來都是無聲者和無名者，是少有文字記述其歷史的群體。在統治者或統治精英眼中，他們是作為治理對象、防範對象，至多是作為憐憫對象而存在的。《支配與抵抗藝術：潛隱劇本》將農民的行為選擇，特別是這些弱者的表達作為研究對象，正是緣於對上述存在狀況的不滿以期有所改變而進行的努力。

★繼農民的日常反抗形式——“弱者的武器”之後，斯科特推出了“潛隱劇本”這一概括農民行為選擇和意識形態特徵的分析性概念。相對於“公開劇本”，發生在後台的話語、姿態與實踐代表著他們對支配者的某種權力批判。公開劇本和潛隱劇本交界和z具分歧之處，則是權力關係持續鬥爭和最為顯著的地帶。這部里程碑式著作，將修正我們對從屬、抵抗、霸權、民間文化和反叛背後的各種觀念的理解，並為權力關係的研究提供一條新的路徑。

★在本書的寫作上，斯科特運用鮮活生動的寫作風格，仔細考察了世界各地文學、歷史學、政治文化中的豐富例證，既引人入勝，又理路豐富。

★本書由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長期致力於社會人類學、農村社會學、中國底層社會研究的郭於華導讀，以幫助讀者更好地進入東南亞底層政治與日常抵抗的語境，並由此反觀我們自身的處境。

無權者與有權者之間的對抗充滿了欺騙——無權者假裝恭敬有禮，有權者則故意誇大他們的名望與掌控能力。如果僅接受這些表面價值，我們將無法把握權力關係中的各種矛盾、緊張和內在可能性。

通過考察世界各地文學、歷史學、政治文化中的實例，著名政治學、人類學者詹姆斯• C•斯科特深入探討了支配者與從屬群體的公開劇本及潛隱劇本之間的聯繫、區別和界限。出於各自的利益考慮，有權者與無權者會心照不宣地在公開互動中合作共謀，這使得公開劇本往往帶有程式化和儀式化的色彩。相對地，任何從屬群體都會在其苦難之中創造出特定的潛隱劇本，這些發生在後台的話語、姿態與實踐代表著他們對支配者的某種權力批判。與此同時，有權者亦會發展出他們的潛隱劇本，即那些使其統治得以維繫但又不能公開承認的措施和觀點。

斯科特指出，在公開劇本和潛隱劇本之間Z具分歧的地方，話語和權力關係會得到最為顯著的表露；兩者的交界之處，則是支配者與從屬者持續鬥爭的重要地帶。這部里程碑式著作，將修正我們對從屬、抵抗、霸權、民間文化和反叛背後的各種觀念的理解，並為權力關係的研究提供一條新的路徑。

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1936— ）

美國耶魯大學政治學和人類學斯特林教授，農業研究項目主任，美國人文與科學院院士，2020年阿爾伯特•赫希曼獎獲得者。研究領域包括農業與非國家社會、從屬政治與非政府主義等，主要研究對象為東南亞農民及其抵抗各種統治形式的策略。另著有《農民的道義經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國家的視角：那些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是如何失敗的》（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逃避統治的藝術：東南亞高地的無政府主義歷史》（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等。

譯者簡介：

王佳鵬

社會學博士，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助理研究員。研究方向為社會學理論、情感社會學和傳播社會學。

斯科特的觀點極具說服力，這既因他將大量事例置於他的放大鏡之下，也因他鮮活和生動的寫作風格……這是一本開啟心智的卓越作品。

——齊格蒙•鮑曼（著名社會學家，《現代性與大屠殺》作者）

這項傑出的研究無疑是權力與抵抗這一領域最為重要的研究之一。書中豐富的例證恰當、有力且具原創性。

——娜塔莉•澤蒙•戴維斯（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系榮休教授）

該書充分運用了各種文獻資源，來發展其精妙的核心理論建構。其論證既引人入勝，而又理路豐富。對於關心支配和從屬等政治問題的所有人來說，該書都是一本必讀之作。

——丹尼爾•利特爾（密西根大學迪爾本分校哲學教授）

斯科特對“反霸權話語”根源的探索性分析，為社會和政治變革研究做出了重大貢獻。

——《選擇》（Choice）

導讀

可見光譜之外的政治表達：潛隱劇本

郭於華

耶魯大學政治學與人類學教授詹姆斯•斯科特以對前資本主義鄉村社會及其轉變的研究而著稱。繼其聞名遐邇的《農民的道義經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之後，他又以《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Weapons of the Weak：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Yale University Press）和《支配與抵抗藝術：潛隱劇本》（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Hidden Transcripts. Yale University Press）兩本著作為我們提供了理解農民抗爭與農民政治的灼見。其後，他還著有《國家的視角：那些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是如何失敗的》（Seeing Like a State：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和《逃避統治的藝術》（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這是一位在政治與人類學研究領域中勤奮不輟且成果斐然的學者，而以上系列著作也呈現出作者思想前行的軌跡。

斯科特筆下的東南亞農民，是社會地位低下的小農（peasant）。他們雖然作為農業社會的人口主體，但在各種宏大歷史敘事中卻從來是無聲者和無名者，是少有文字記述其歷史的群體；即使偶爾出現在有關記錄中，他們也不是歷史的參與者，而是作為稅收、徵募、勞動、土地產出的貢獻者，至多只是統計學意義上的“數字化存在”，甚至有時作為數字都不存在。農民在歷史中的銷聲匿跡並不意味著他們不被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關注，但關注的原因在於，他們長久以來一直是索取的對象，是任何社會都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源——農副產品、稅、費和廉價勞動力——的提供者；而農民的生存境況和由此導致的集體行動亦關乎整個社會的安定或動盪，甚至導致王朝的更名易主。這便是各個社會的統治者都諳熟的“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的道理。農民在統治者或統治精英如此的關注目光中是作為治理對象、防範對象，至多是作為憐憫對象而存在的。作為農民的行為選擇，特別是這些弱者的表達進入斯科特的研究視野，正是緣於對上述存在狀況的不滿以期有所改變而進行的努力。

潛隱劇本——從屬群體的政治表達

斯科特在本書開篇即指出：“向權力說出真理”（Speak truth to power）在任何社會中從來不是容易的事，更遑論作為底層的農民大眾。繼農民的日常反抗形式——“弱者的武器”之後，斯科特又推出了“潛隱劇本”（hidden transcript）這一概括農民行為選擇和意識形態特徵的分析性概念。所謂“潛隱劇本”是相對於“公開劇本”（public transcript）而提出的。斯科特使用“公開劇本”作為便捷方式描述從屬者與那些支配他們的人之間公開的互動。比如，從屬者的“公開劇本”就是當支配者在場時使用的一種話語則或表演；而支配者公開劇本則經常表現為宣傳（propaganda）和展示，宣傳也因而成為特定社會體制的一大特色。然而這種“公開劇本”不可能講述權力關係的完整故事，原因在於：首先，“公開劇本”並不表現從屬者真正的觀念，它可能只是一種策略；其次，在一定程度上支配者會意識到“公開劇本”只是一種表演，其可靠性會大打折扣；最後，“公開劇本”的真正意義是成問題的，它表明在權力關係中，關鍵的角色是由偽裝和監視扮演的。可以看出，“公開劇本”會因為支配者和從屬者雙方的利益而在錯誤表述上達到某種沉默的共謀。而且，支配者與從屬者之間的權力差距越大，這一權力行使得越專橫，他們共同的“公開劇本”就表現得越程式化和儀式化。換言之，權力的威脅性越大，偽裝的面具就越厚。

相對於“公開劇本”，“潛隱劇本”則用以說明發生在後台的（offstage）話語，它避開掌權者直接的監視，成為由後台的言說、姿態和實踐所構成的確定、抵觸或改變了“公開劇本”所表現的內容。與“公開劇本”不同，“潛隱劇本”是為不同的觀眾和在不同的權力限制下被生產出來的。斯科特的意圖是要闡明如何在權力關係中解釋和理解從屬群體“難以捉摸的政治行為”，如何在無權者經常因有權者在場而被迫採取策略性姿態與有權者刻意使其名譽和統治戲劇化的情形下研究權力關係。每一從屬群體因其苦難都會創造出“潛隱劇本”，它表現為一種在統治者背後說出的對於權力的批評。而有權者也會發展出一種潛隱劇本，那代表了他們統治的實踐與主張，它也是不能公開宣布的。在斯科特看來，弱者的潛隱劇本與權勢者的潛隱劇本的比較，以及兩種潛隱劇本與權力關係的公開文本的比較，提供了理解支配與抵抗及“底層政治”的根本性新方法。

斯科特對“潛隱劇本”的主要特點予以闡明：首先，“潛隱劇本”對於特定的社會場所和特定的表演者來說是特殊的。每一種潛隱劇本在一個有限的“公開”當中都是專門製作的，它排除或者說藏匿於特定的他者。第二，潛隱劇本至關重要而又未能得到強調的方面是，它並非僅僅包括語言行為，而是包括整個實踐過程。對許多農民來說，諸如偷獵、盜竊、秘密地逃稅和故意怠工都是潛隱劇本的組成部分。對統治精英而言，潛隱劇本的實踐可以包括不露聲色地奢華和使用特權、暗中僱用暴徒、賄賂、操縱土地產權，等等。這些實踐與其公開劇本相悖並且盡可能地保持在後台和不予公開。最後，顯然，公開的與潛隱劇本的交界處是一個支配者與從屬者持續鬥爭的地帶——但並不是一堵結實的牆。支配者在定義和建構何為公開的何為潛隱劇本方面的獲勝能力——儘管不會是全勝——與其握有的權力同樣重要。而有關這一界線的不懈鬥爭或許是日常衝突和階級鬥爭日常形式的最重要的舞台。

正如斯科特本人毋庸諱言的，自己“這些對權力關係與話語的觀察不是原創性的。它們是千百萬人日常的民間智慧的重要部分”。

“潛隱劇本”表明，在屏幕背後，從屬階級有可能創造並維持一個社會空間，在其中，表達權力關係的官方文本被從後台加以反對。這一社會空間有著特定形式、其對抗的特定內容以及行動者特殊的文化和歷史情境。也就是說，只有將“潛隱劇本”放入歷史過程和特定文化背景中，其最終價值才得以建立。

對於權勢者和從屬者的“潛隱劇本”的分析為我們提供了一條社會科學研究的路徑，它可以讓我們看到在公開承認、順從現存權力、財富和地位分配的表面下的非正式反抗，如同平靜水面下湧動的潛流。在多數情況下，支配者和從屬者各自的潛隱劇本是不直接發生聯繫的。每一方都熟知公開劇本和他們自己圈子內的潛隱劇本，但不熟悉對方的潛隱劇本。因此，通過對從屬群體的隱藏文本與權勢集團的隱藏文本，以及這兩種隱藏文本與他們共享的公開文本的比較研究，政治分析可以獲益良多。而後者的比較將揭示支配關係對政治溝通的影響。

就“潛隱劇本”這一底層政治現象，斯科特告誡讀者，記住這樣幾點是有益的：首先，潛隱劇本是一種社會產品，因而也是從屬者之間相互性和權力關係的結果。第二，如同民間文化，潛隱劇本就像純粹的思想一樣沒有實體，它只是以實踐的、表達的、扮演的和散佈的方式存在於這些後台的社會場所中。第三，潛隱劇本生長的社會空間本身也是反抗所要達到的成果，這一空間是在統治權力的齒牙之間獲得和維持的。

底層意識形態與政治邏輯

潛隱劇本，不僅是從屬者經常不得不使用的表達方式，也是作為底層政治和意識形態存在的；它們不僅是一種話語、姿態和象徵性表達，也是實踐的依據。斯科特在東南亞一個小村莊的田野研究工作證明了農民的抗爭實踐與抗爭話語的相互依存和互動過程。而且，支配與占有的緊密聯繫意味著不可能將從屬的觀念和象徵從物質剝削過程中分離出來；同樣，也不可能將對統治觀念的象徵性反抗從反對或減輕剝削的實際鬥爭中分離出來。農民的反抗，一如統治者的支配，是在兩條戰線上作戰。潛隱劇本不僅是幕後的惱怒和怨言，它也是為減少剝奪而在實際上被實施的“弱者的武器”（如偷竊、裝傻、怠工、逃跑、造謠、破壞等）。關鍵在於，潛隱劇本的話語不僅闡明或解釋了行為，它還有助於建構行為。

例如，就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監視控制和反監視控製過程來說，從屬群體會利用方言、行話（jargon）、表面順從的委婉語等來屏蔽權力的監控；也時常用無知（ignorance）來掩蓋實際的拒絕，正如人們所看到的，農民系統地利用無知（不識字，不懂法）對抗精英和國家，這促成了霍布斯鮑姆的論斷：“拒絕理解是階級鬥爭的一種形式。”

“潛隱劇本”使得底層政治的偽裝邏輯也擴展至其組織和實質性方面。在某些制度背景下，從屬群體的公開政治行動代價過高，總是盡量被避免的，因而抗爭主要依託於親屬網絡、鄰里、朋友和社區等而非正式組織或傳統社會關係。這些非正式群體既為反抗提供了組織結構也為其提供了掩護。在個體層面、小規模群體或較大規模群體進行的抗爭中，都會使用民間文化的匿名性或種種偽裝，以對付監視和鎮壓。在這種非正式反抗中，沒有可供逮捕的領導人，沒有可被調查的成員名單和組織，沒有可以指控的宣言，也沒有吸引註意的公開活動。可以說它們是政治生活的元素化形式。斯科特指出：這些元素化的形式也有助於解釋底層表達與抗爭經常不被人們注意的原因。底層政治的邏輯是在其經過之處幾乎不留痕跡，通過掩蓋痕跡不僅可使參與者的危險減至最小，同時也消除了許多可能讓社會科學家和歷史學家相信現實政治正在發生的文件證據。

斯科特用紅外線（波長介於微波與可見光之間的電磁波）比喻底層政治，說明其與那些公開的民主政治、目標明確且聲音宏亮的抗議、示威不同，這些由從屬群體日常使用的謹慎的反抗形式超出了政治活動光譜的可視範圍。底層政治本身的性質及其對立面出於自身利益的默不作聲共同造就了一種“合謀的沉默”，幾乎將這些日常反抗形式從歷史記載中完全抹去。歷史與社會科學由於是知識分子用文字書寫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為有文化的官員所創造的，因而不可能揭示那些沉默的、匿名的代表農民的階級鬥爭形式。就此而言，書寫未被書寫的反抗史（The Unwritten History of Resistance），理解和分析農民等從屬群體的“潛隱劇本”，就成為非常有意義的工作。

在對底層政治形態和特點進行分析的基礎上，斯科特還努力將來自村莊研究的本土見解與更大的關於階級的社會經驗以及典型的階級鬥爭語境聯繫起來，並試圖對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有所超越。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斯科特通過深入分析象徵性反抗的日常形式和經濟反抗的日常行動，達到對於階級意識和意識形態霸權的理解，即對於日常形式的反抗與統治意識形態之間微妙關係的揭示。他並不否認馬克思關於“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就是統治的意識形態”的經典論斷，但他更為強調的是，研究的目標是要認清在何種程度上，統治階級能夠將他們的見解強加為合法的社會規範，不僅規範從屬階級的行為，也規範他們的意識。換言之，底層能否在一定程度上擁有自己獨立的意識。而他的底層視角也使他能夠重新思考葛蘭西的霸權（hegemony）概念及與之相關的“虛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和“神秘化”（mystification）等概念。

斯科特指出，葛蘭西的霸權概念雖然闡明了統治階級不僅要支配物質生產方式，也要支配象徵生產方式的要求，但卻不能正確地解釋現實中的階級關係和大多數情境中的階級衝突。原因在於，首先，霸權概念忽略了大多從屬階級能夠在其日常物質經驗的基礎上對主流意識形態進行洞察和去神秘化的程度。其次，霸權理論還經常混淆何為不可避免與何為正當的區別，而這種錯誤從屬階級是很少會犯的。在強大的經濟佔有、政治統治和意識形態支配情境中，農民運用屬於自己的“弱者的武器”和“潛隱劇本”，以堅定而強韌的努力對抗幾乎無法抗拒的不平等。

從斯科特對農民抗爭形式和底層政治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獲知的不僅是非正式反抗與底層意識形態長久以來不被注意的實際存在，更有支配與抵抗之間複雜和微妙的互動關係。而這些，如果沒有對於農民社會與農民權利的真正關心和理解，沒有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的底層視角，是不可能達到的。

是智慧的也是無奈的

“弱者的武器”與“潛隱劇本”雖然是斯科特在20世紀後期研究東南亞農村時提出的概念，但對於今天理解支配與抗爭的關係仍不失深意；對於從農耕文明向現代社會轉型的中國來說，更具有現實的和理論的啟發意義與借鑒作用。

長久以來，對生活於社會結構下層的農民及所有從屬群體來說，有意或無意地使用“弱者的武器”已然成為常態，相關的調查和分析也不少見；但超越於行動層面的表達，即作為農民觀念意識的呈現仍然為主流意識形態所主導，或者直接以正統話語、修辭方式表現出來。作為最大的從屬群體的農民和農民工，構成了沉默的大多數的主要部分。只有當互聯網時代來臨時，這種狀況才相對有所改變。

數碼時代的新媒體技術以超文本協議——大型分佈式動態文本、信息零成本傳遞和擴散的方式，即“分佈式、去中心、自組織”的特點使人類脫離控制（Out of Control）。新的信息分享和分析模式恰如凱文•凱利（Kevin Kelly）所指出的：21世紀人類思維方式將以“去中心化”模式取代20世紀的高度中心化的“原子模式”，互聯網的萬維（World Wide Web）模式就是“去中心”或者“多中心”特點的突出體現，其基本內涵就是社會生活的去中心化和去權威化。而且這一方式會從虛擬空間逐漸延伸到現實公共空間，形成對權力中心的監督、反制甚至“顛覆”。可以說新媒體技術特別是自媒體為“潛隱劇本”疏通了渠道，建立了平台，使得從屬者能夠以表達主體的身份進行靈活多樣、充滿智慧的表達。表達的內容與形式可謂繁多：文字、表情、段子、小說、詩歌、漫畫、圖片、音樂、視頻……不勝枚舉，甚至創造出獨特的語彙。

觀察和思考互聯網時代的“潛隱劇本”，我們不難意識到，它們不僅僅是發洩不滿、表達異議，或者搞笑、惡搞、高級黑，而且是關涉每個網民、公民生態環境的重大問題。“惡搞”當然是無奈之舉，是情緒的發洩，但它也是“弱者的武器”，是草根的表達方式。正因為他們不是強勢者，也不掌握“公開劇本”，對他們而言，公開的、正當的、自由的表達渠道常常是封閉的。他們只能使用“弱者的武器”，創造“潛隱劇本”，進行曲折的表達。但不要小看了這類似乎是“雜音”“亂語”的方式，這需要表達者做出自主的選擇：要么做沉默懦弱的羔羊，要么做“頑強勇敢”又聰明智慧的“藍精靈” 。

“潛隱劇本”在互聯網時代雖然前所未有地被廣泛使用和傳播，但即使是信息社會，“公開劇本”與“潛隱劇本”之間的張力和矛盾依然存在；而且二者的博弈過程因力量對比太過懸殊而難以真正展開。作為底層表達與底層意識的“潛隱劇本”，是充滿智慧與創意的表意空間，但同時也是面對壓抑甚至封殺而無奈的表達方式，信息技術時代同樣可以“焚書坑儒”。在這種互聯網生態中，人們難免疑惑：“潛隱劇本”有用嗎？再理性智慧的表達又能帶來什麼改變？

思考上述問題離不開對社會制度環境的理解，換言之，政治生態決定了或影響著“隱藏文本”的空間和作用。如若比較一下極權統治下的納粹德國或前蘇聯與斯科特筆下威權專制體制下的東南亞鄉村社會，肯定會發現很不同的結果。在當今時代，就高科技新產品的使用上也難免存在“馬太效應”：強者越強，弱者越弱。強者可以更好地利用這些新技術傳播其觀念，甚至強加其意識形態；與此同時，他們也會對其他人的使用權限加以限制。因而，我們特別關注的問題是：新技術有沒有可能穿透社會結構的屏障？這一點我們還需要在未來的研究中繼續觀察，因為今天我們還看不到這樣明顯的趨勢。

對作為弱者的武器的“潛隱劇本”，其表達的功效我們也不應過於悲觀。它們長久以來堅韌地存在著，今後仍將持續地存在。斯科特的研究告訴我們：公開文本與隱藏文本的交界處是一個支配者與從屬者持續爭奪的地帶——但並不是一堵結實的牆。通過“潛隱劇本”，從屬階級有可能創造並維持一個社會空間，而這一社會空間本身也是抗爭所要達到的成就。缺少表達空間的和表達主體性的從屬者，不能指望這一空間能自然而然地獲得，也不能寄希望於被賜予。抗爭的空間是在抗爭過程中撐開的，表達的空間是在努力表達中獲得的，過程本身至關重要。

同理，主體表達力量和智慧從來不會自然生成或從天而降，它同樣要靠無數表達主體能動地表達實踐來開創、來持續、來擴展。正如斯科特描述底層政治的特點時所言：這是一個總在不斷擠壓、試探和尋找可容許程度的動態邊界，如同水流不斷地衝擊水壩的過程。這是支配與抗爭對壘和博弈的地帶。儘管力量懸殊，但仍不可輕言放棄，因為唯有通過“言”與“行”（word and deed）的展示，我們才得以進入人類世界這個“公共領域”（polis）。阿倫特指出：公共領域是行動和相互交談的場所，言與行是創造公共領域的能力，這是一個自由的領域，一個“真正的人”的領域。可以說，表達是阿倫特意義上的人的本質所在。在強大的經濟佔有、政治統治和意識形態支配情境中，農民曾運用屬於自己的“弱者的武器”和“潛隱劇本”，以堅定而強韌的努力去對抗無法抗拒的不平等。我們從這一切當中看到的是避免最壞的和指望較好的結果的一種精神與實踐，而這恰恰構成了支配與抵抗的歷史和持久存在的張力。

就此而言，新技術不是決定一切的力量，思想的力量、表達的力量，特別是行動的力量才是最終的決定因素。

2017年6月21日

導讀可見光譜之外的政治表達：潛隱劇本

序言

致謝

第一章在官方故事的背後

第二章支配、表演與幻想

第三章作為恭敬表演的公開劇本

第四章虛假意識還是恭維奉承？

第五章為充滿異議的亞文化創造社會空間

第六章支配之下的發聲：政治偽裝的藝術

第七章從屬群體的潛隱政治

第八章權力的縱情狂歡：潛隱劇本的首次公開宣告

索引

第七章

從屬群體的潛隱政治

各種文化形式的意涵，也許並不在於人們所說出來的對它們的理解，也不在於人們所理解的用它們說了什麼，而在於人們用它們乾了什麼——至少是按其實踐的邏輯。

——保羅•威利斯，《學做工》

［對於拾落穗的監視］將農民激怒到了極點；但是，在這個憤怒的階級和那個受到威脅的階級之間存在著這樣一塊空間，以至於各自的說話都不會被對方聽到；人們只能根據最後結果才能知道發生了什麼；［農民］就像鼴鼠那樣，從事著地下工作。

——巴爾扎克，《農民》

在一種已經充滿各式各樣新邏各斯主義（neo-logisms）的社會科學之中，人們都會滿懷猶疑地不願意做出新邏各斯主義之外的其他貢獻。然而，潛隱政治這一術語則似乎是某種恰當的簡略表述，它可以傳達出這樣一種觀念：我們正在分析的是一種毫不引人注目的政治鬥爭領域。對於一種已經習慣於相對公開的自由民主政治和大聲疾呼、吸引眼球的抗議、示威及反叛的社會科學來說，從屬群體在日常生活中從事的各種謹慎鬥爭猶如紅外線一樣，存在於可視光譜的極限之外。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它們之所以具有不可見性，很大程度上是從屬群體的有意為之——是他們出於對權力平衡的警惕性關注而做出的某種策略性選擇。這一點比較類似於列奧•施特勞斯（Leo Strauss）有關政治迫害之現實必然影響我們對於經典政治哲學之解讀的論述：“迫害甚至不能阻止異端性真理的公開表達，因為一個獨立思考的人如果謹慎行事的話，他將可以既公開表達其觀點而又不受到傷害。如果他能夠在字裡行間闡述其觀點的話，他甚至可以公開出版其著述而不招致任何危險。”1我們在此所要闡釋的文本並非是柏拉圖的《會飲篇》，而是從屬群體的遮掩性文化鬥爭和政治表達；對於不設防地冒險表達自己的意見，他們完全有理由深感恐懼。在兩種情況下，文本的意涵都很少是直白表達；它們通常意在向知曉其意涵的人傳達某件事，但同時會向外人或權威當局傳達另一件事。如果能夠深入潛隱劇本（類似於哲學家的秘密筆記或悄悄對話）之中或某種無所顧忌的意見表達（類似於自由表達條件下所形成的各種文本）之中，那我們的解釋任務將會變得容易許多。倘若沒有這些比較性文本，我們將不得不運用我們的文化知識去搜尋各種並不那麼清白無辜的意涵，這很大程度上就像是一位經驗豐富的審查官的工作方式！

我想，潛隱政治這一術語的恰當性還在於其他方面。當我們談到商業經營的基礎結構（infrastructure）時，我們在心裡所想到的通常是那些使商業經營得以可能的各種設施，比如交通、銀行、通貨、財產、合同法等。我則是在以同樣的方式指出，我們所檢視的潛隱政治，也在為那些我們通常所關注的、更為可見的政治行動提供著很多文化性和結構性的支撐。本章的主要內容便是要致力於使這一觀點能夠站得住腳。

首先，我將簡要概述有關無權者後台話語的一些廣為接受的觀點，這些觀點不是將其視為空洞的故作姿態，便是更糟糕地將其視為對於現實抵抗的替代。在指出這種思考方式的一些邏輯性問題之後，我將努力說明，實質性抵抗和符號性抵抗是同一組相互維持之實踐活動的不同部分。這就需要再次強調支配精英與從屬者之間的關係首先是一種物質鬥爭，無論它還可能是什麼；在斗爭中，雙方都持續地尋找對方的弱點，利用自身的各種微小優勢。最後，我將通過重述某些論點的方式來表明，對支配進行公開抵抗的每個領域都如影隨形地伴隨著潛隱政治的一位孿生姐妹：她具有同樣的策略性目標，但她的低姿態使其更加適於去抵抗那些幾乎能夠在任何公開對抗中都取得勝利的敵人。

作為空洞姿態的潛隱劇本？

某位懷疑論者可能會輕易接受很多觀點，這些觀點迄今為止仍然輕視了潛隱劇本對於政治生活的重要意義。難道我們所謂的多數潛隱劇本，即使當它們暗自潛入公開劇本之中時，不都是很少真誠地付之行動的空洞姿態嗎？這種觀點將人們通過安全方式表達出來的對支配性人物的攻擊，視為對真實事物（直接攻擊）的某種替代，即使是次優替代。在最好的情況下，它們最多不過稍有效果或毫無效果；在最差的情況下，它們是某種迴避。那些夢想著獄外生活的囚徒們，也許以此替代了挖洞越獄；那些歌唱解放和自由的奴隸們，可能以此替代了抬腳逃跑。正如巴林頓•摩爾所言，“即使對於解放和報復的幻想，也會因其以相對無害的修辭和儀式等方式消散了各種集體能量而有助於維持權力支配。”2

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當某個安全場所中各種鬥爭性言語很大程度上看似是支配群體的精心安排或幕後指使時，人們會更為強烈地贊同對於這些鬥爭性言語的液壓學解釋。狂歡和其他程式化因而也是日常生活中常見的各種逆轉儀式，便是最為明顯的例子。直到如今，對於儀式化攻擊或逆轉的主流解釋仍然認為，它們有助於緩解等級制社會關係所導致的諸多緊張，有助於對現狀起到進一步強化作用。諸如黑格爾和托洛茨基等人，都將這類儀式視為保守性力量。馬克斯•格拉克曼（Max Gluckman）和維克特•特納（Victor Turner）很有影響的分析則認為，因為它們削弱了某個社會成員之間的基本平等（即使是短暫的平等），因為它們表明了（但願僅僅是儀式性地表明了）混亂無序和無政府狀態的危險，其功能只是強調了製度化秩序的必然性。3對於拉納吉特•古哈來說，逆轉儀式的秩序維持效果源自如下事實：它們是上面所准許的和規定的。4允許從屬群體在特定的規則和時間內進行遊戲性反叛，將有助於防止那些更為危險的攻擊形式。

在對美國內戰前南部黑人奴隸的節假日進行敘述時，自己身為奴隸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也訴諸同樣的修辭。然而，他的思路稍微有些不同：

在節假日之前，人們都會進行愉快的展望；但在節假日之後，它們轉變成了記憶中的愉快，它們將有助於阻擋那些更為危險的思想和願望……這些節假日猶如調節器或安全閥，可以消除跟人類內心所不可分離的那些爆炸性成分，將其降低到奴役狀況。但是，對於那些苛刻和束縛強烈到難以忍受的情況來說，奴隸們將不得不冒險拼命一搏。5

道格拉斯的觀點並不是認為虛假的反叛代替了真實反叛，而只是認為某個節假日的休息和放鬆可以使人們感到足夠的愉快，從而鈍化了剛剛萌發的反叛鋒芒。主人們好像可以計算出那種會引發絕望行動的壓力程度，因而可以小心地調整他們的壓制措施，使其正好可以阻止危險的導火索。

以不同裝扮出場的各種安全閥理論的最為有趣之處，或許也是它們最容易被人忽視之處。它們都始於這樣一種共同的假定：系統的從屬會導致下層人感到某種壓力。它們進一步假定，如果不採取任何措施去緩解這種壓力的話，這種壓力將會逐漸累積並最終會導致某種突然爆發。但它們很少詳細闡述這種壓力究竟是如何產生的，它是由什麼構成的。對於那些生活在這種從屬關係中的人們來說，無論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還是波伊澤太太，這種壓力是他們因不能對那些有權的壓迫者給予回擊（身體上或口頭上）而深感挫敗與憤怒的某種理所當然的後果。我們曾指出，因感到不公正卻又無法矯正不公正而形成的壓力會在潛隱劇本（及其規模大小、惡毒程度和符號豐富性）中得到表達。換句話說，安全閥理論潛在地接受了我們有關潛隱劇本所做出的那些宏大論述的關鍵性成分：系統性從屬會引發某種反應，而這種反應包含在身體上或語言上對支配者給予回擊的某種慾望。它們的不同之處在於，這種慾望是否會在後台談話、監視之下的逆轉儀式，或者有時可以冷卻怨恨之火的各種節日中得到實質性的滿足。

安全閥理論的邏輯端賴如下社會心理學命題：攻擊性在共同的幻想、儀式或民間故事中的安全表達，將會產生跟直接攻擊令其挫敗之對象同樣程度或幾乎同樣程度的滿足（壓力從而隨之降低）。從社會心理學角度看，有關這一點的證據並不是確鑿無疑的，但多數發現都不支持這一邏輯。相反，這些發現都表明，遭遇不公正體驗的實驗對象，其挫敗和憤怒程度很少或幾乎不會降低，除非他們能夠直接傷害那些令其深感挫敗之人。6這些發現並不令人驚訝。於是，我們可以推測，對不公正體驗的人們產生實際影響的報復或回擊，遠比那些讓人們遠離憤怒根源的各種攻擊形式，更能給予人們宣洩性的滿足感。當然，有很多實驗證據表明，攻擊性遊戲與幻想的增加不會降低反而會提昇實際攻擊的發生概率。當波伊澤太太將怒氣直接發到地主身上時，她感到了極大的緩解；但她在地主背後練習演說和咒罵時，卻很可能沒有感到緩解或至少沒有感到充分的緩解。於是，我們更應該將波伊澤太太的後台憤怒視為為其怒氣最終噴發而做出的某種事先準備，而不是將其視為某種替代性的滿足方式。

如果說社會心理學證據很少或幾乎不支持通過替代來實現宣洩這種觀點，那麼，我們還需要去考察關於這種觀點的歷史事例。歷史事例是否可以說明，在其他條件不變的前提下，那些為針對他們之攻擊提供或批准了比較安全之出口的支配精英，將因此而能夠減少或降低某個從屬群體的暴力或反叛？如果要進行這類比較的話，首要的任務便是要從因為飲食改進、慈善施捨、減輕工作、嵌在這些節日中的紀律束縛有所放鬆等更為實質性的讓步所導致的效應中，區分出替代性攻擊的效應本身。換句話說，有充分的證據表明，“麵包和馬戲”經常是從屬階級贏得的政治性讓步，這也許會改善他們所遭受的壓迫生活，更別說是儀式化的攻擊了。7按照這種思路闡述的觀點，還必須解釋一個重要的反常問題：如果儀式化的攻擊在實際上移除了真實攻擊的明顯對象，那麼，奴隸、農民、農奴們為何還會恰好選在這些旨在防止其反叛的周期性儀式進行期間（比如拉杜里所描述的羅馬人的狂歡節）來發動如此多的反叛？

作為抵抗實踐的潛隱劇本

安全閥立場的最大不足在於，它體現了某種根本上的現實主義謬誤。這種認為後台形式或遮掩形式的攻擊是一種無害的宣洩並有助於維持現狀的觀點，假定性地認為，我們正在檢視的是一種相當抽象的爭論（其中有一方在這一抽象爭論中身處劣勢），而不是一種具體的、實質性的鬥爭。但是，主人與奴隸、婆羅門與不可接觸者之間的關係並不僅僅是圍繞尊嚴和統治權而發生的某種觀念衝突，它們是錨定在各式各樣物質性實踐中的某種從屬過程。人身性支配的任何實例幾乎都跟某種剝削過程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除了以恭順態度、行為舉止、身體姿勢、言語程式、謙卑行動壓榨符號性稅收（symbolic taxes）之外，支配性精英還會以勞動、穀物、現金、服務的形式壓榨各種物質性稅收。當然，在實踐中，兩種形式的壓榨彼此交織在一起，以至於每一種剝削行動在像徵意義上也是某種從屬儀式。

支配與剝削之間的緊密聯繫意味著，我們不可能將從屬性的觀念和符號象徵跟物質剝削過程完全分離開來。同樣地，我們也難以將對於各種支配觀念所實施的遮掩起來的符號性抵抗跟為阻止或減緩剝削而發動的實際鬥爭完全區分開來。像支配一樣，抵抗也需要在兩個戰場上同時進行戰鬥。潛隱劇本並不只是幕後的抱怨和牢騷，它是通過一系列腳踏實地、低調謹慎的策略做出的實際行動，這些策略旨在使剝削最小化。以奴隸為例，這些策略經常包括暗中偷竊、順手牽羊、假裝忽視、逃避工作或敷衍勞動、拖延不動、秘密交易和秘密生產以便用於出售、破壞穀物、牲畜和機器、縱火焚燒、逃之夭夭等。農民通常採取的策略則包括非法獲取、蹲坐地頭、非法拾穗、以物抵租、清空秘密場域、拖欠封建稅費等。

以奴隸的偷竊問題為例，我們如何可以看出這一實踐策略對於奴隸們的意義呢？9偷竊穀物、雞鴨、家豬等只是對於飢餓折磨的回應，還是為了獲得冒險的快感10，或者只是為了懲罰他們所憎惡的奴隸主或監視者？實際可能是這些原因中的任何一個，甚至還有更多可能。當然，在公開領域中，主人對於偷竊的界定往往佔據主流。然而，我們有足夠的理由可以猜測性地認為，小偷只是在幕後悄悄取回他自己勞動的產物。我們也都知道，半秘密性質的奴隸文化會鼓勵小偷到主人那裡偷竊財物並為此歡慶，任何膽敢將偷竊行為予以曝光的奴隸都將受到道德上的譴責：“偷取財物而又不被逮住是［奴隸們的］一種美德……而且，他們越是懷著極大的痛恨去為非作歹，越是能夠說明其美德的崇高。”我們並不是要指出如下這種顯而易見的觀點：除非人類行動者賦予自身行為以意義，否則其行為將是不可理解的。相反，我們是要指出，潛隱劇本中的話語並不僅僅有助於闡明行為或解釋行為，它還有助於構建那些行為。

以18、19世紀歐洲的森林犯罪為例，由於相關歷史證據比較豐富，所以我們可以用這個例子來深入說明，抵抗實踐和抵抗話語如何相互維持。在財產法和國家控制業已強力實施的時代，直接堅持反對主張通常都是極為危險的。但因為對於森林的有效監管面臨著極大困難，於是，一些低級形式的抵抗反而會以相對較小的風險取得顯著的成功。莫里斯•阿居隆（Maurice Agulhon）指出，緊隨著法國大革命的發生，瓦爾省的農民利用政治真空，抓緊時間去干各種違背森林法之事。12他們會去乾一些從通常習俗角度來看他們有權幹的事情，從而可以盡可能地避免受到懲罰，比如撿死樹枝、燒製木炭、放牧動物、採集蘑菇等，儘管新的全國性法律禁止這些事情。阿居隆敏銳地把握住了這些實踐活動事實上源自他們對於森林所具有的某種權利意識，但為了安全起見，這種權利意識不能公開宣告出來：“從那時起，潛隱政治已經在進行著某種演變，這種演變導致他們將其對於樹木的權利意識轉變為各種鄉民式抵抗，進而導致上訴，再進一步轉變為對憲兵、法警和地方官員的憎恨，最終這種憎恨又導致某種新的革命願望，要求獲得或多或少的解放。”13

有一項研究深入討論了18世紀早期英國的非法狩獵及為控制非法狩獵而採取的嚴厲死刑懲罰，該研究同樣揭示了，大眾感受到的難以公開宣告出來的不公正感，跟那些旨在以秘密方式實施其權利的一系列實踐活動之間存在著緊密聯繫。14在該時期，有頭銜的地產主和國王都開始極力限制各種習俗性權利，現在，他們堅持認為放牧、狩獵、誘捕、釣魚、開墾草地或荒地、撿柴火、剪除雜草、煅燒石灰、採集石頭等習俗性權利是對他們的排他性財產權的侵犯。顯而易見的是，自耕農、佃農和勞工會將對於習俗法的這種違背視為某種不公正。於是，湯普森寫道，自耕農們有其“對於各項權利和習俗的持久傳統……他們覺得自己而非富有的闖入者才是森林的主人。”15當我們回想到他們當然是按照規範行事因而也受到他們的多數社群的支持時，將非法（outlaw）概念用到那些持續實施著其權利但現在剝奪了其權利的人們身上，似乎就像一陣怪異的凶鈴。

然而，當他們設陷阱誘捕兔子和溫火燉兔肉時，我們卻無法直接進入到他們的這種潛隱劇本之中。當然，在一種所有條件都不利於農民進行持久而公開之對抗的政治環境中，他們並未實施任何公開的抗議，也未將其古老的森林權利公開宣告天下。在這一層面上，我們幾乎看到的是全然的沉默不語——平民的聲音是啞然無聲的。然而，他們的言說往往都是夜里或遮掩下的各種日常形式的抵抗，他們通常是以規模越來越大、攻擊性越來越強的日常抵抗形式來宣告他們的權利。由於圍繞森林財產權利而發生的法律對抗或政治對抗，對他們來說只是徒勞無益和風險加劇，因而他們選擇了零敲碎打式的、秘密無聲的方式去實施他們的那些權利——在實踐中竭力保持他們在法律上遭到否決的財產權利。在當代的各種權威中，公開沉默與秘密反抗之間的反差並未消失，比如，作為當代權威之一的特里勞尼（Trelawny）主教曾說道：“有些瘟疫般的惡毒之人……總是乾著公開宣誓效忠政府卻又秘密顛覆政府這類事情。”16

倘若沒有某種鮮活的後台劇本以及其中的各種價值、理解和大眾憤慨可以支持和維持非法狩獵行為，那麼，如此大規模的大眾非法狩獵幾乎也就不可能得到實施。但在很大程度上，我們不得不通過實踐（而且是秘密無聲的實踐）來推測潛隱劇本。有時，某個事件可能會指明位於公開話語表層之下的某種東西，比如當獵場看守者持續不斷地阻礙大眾習俗時收到的一封匿名威脅信，或者諸如這樣的事實：當地鐵匠破壞了為建造魚塘而修建的大壩，但當他遭到起訴時，起訴方無法在5公里範圍內找到任何人來證明他的破壞行為。更為罕見的情況是，當公開宣告其權利而不會進一步失去什麼時，潛隱劇本的規範性內容也許將湧出水面。於是，被認定為有罪並不久將被絞死的兩名“偷鹿者”才冒險講道：“鹿是野生動物，窮人和富人都可以合法地使用它們。”17

這裡就非法獲取進行簡短討論是為了說明，那些認為掩飾起來的意識形態異議或攻擊的運作猶如安全閥一樣會削弱“真實”抵抗的觀點，忽視瞭如下這個最為重要的事實：這種意識形態異議實際上經常體現在各種實踐之中，而這些實踐意在就權力關係進行某種並不引人注目的重新協商。我們討論中的那些自耕農和佃農並不只是要創造出某種抽象的、情感滿足性的後台，以主張那些他們認為自己應該具有的財產權利；而是完全身處森林之中，日復一日、盡其所能地踐行著他們的那些財產權利。在此，潛隱劇本和實踐性抵抗之間存在著重要的辯證關係。假如我們同時認識到人們在森林裡進行的實踐性鬥爭是習俗、英雄主義、報復、正義等後台話語的來源，那麼，習俗性的權利和憤慨所構成的潛隱劇本，則是大眾非法狩獵的某種來源。如果後台談話是人們獲得滿足的某種來源的話，那麼，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人們在森林事務的日常衝突中獲得了一些實際的好處。任何其他的闡述模式都必然將在人們的所思所言與所作所為之間建立一堵難以令人接受的高牆。

絕非是安全閥取代了實際抵抗，而是後台的各種話語性實踐在以某種方式維持著實際抵抗，比如，工廠工人之間非正式性的同伴壓力可以防止個體工人違背工作規範或成為工資率破壞者。可以說，從屬者是在兩個世界之間——主人的世界和從屬者的後台世界——來回穿梭。這兩個世界都有其自身的懲罰性權力。從屬者通常可以監視其他從屬者在公開劇本中的演出，而支配者卻很少能完全監視潛隱劇本中的表演。這意味著，想要迎合主人以便使自己獲得特權的任何從屬者，在回到他自己的同伴世界後，都將不得不想好如何解釋他的這種行為。在系統性從屬的各種情境中，這種懲罰也許不僅是責罵和侮辱，甚至可能是身體強制，猶如監獄囚犯會狠狠痛打告密者那樣。因而，同伴之間的社會壓力本身就是從屬者的一種強有力的武器。工業社會學家很早就發現，同事們的責備要遠勝過他們對更多收入或更高職位的慾求。就此而言，我們可以將潛隱劇本的社會層面視為某種政治領域；在該領域中，從屬者們以逆境求生般的頑強毅力，在他們跟支配者之間的關係中竭力採取著特定形式的行為和抵抗。簡而言之，將潛隱劇本視為實踐性抵抗的某種前提條件而不是取而代之，可能才是更為準確的理解。

或許有人會說，即使這些實踐性抵抗，也會跟反映和維持它們的話語一樣，都只不過是一些微不足道的應對機制，不會對總體性的支配局勢產生任何實質性的影響。這種觀點也許還會進一步認為，這並不是真正的抵抗，遮掩起來的符號性反對只不過是真正的意識形態異議而已。一方面，這種觀點雖然十分正確卻無甚相關，因為我們是要指出，當正面攻擊被各種權力現實所阻止時，政治鬥爭將會採取這些形式。另一方面，我們很容易就會回想到，成千上萬這種“微不足道的”抵抗行動的匯聚，確實產生了巨大的經濟及政治後果。在生產中，無論是在工廠車間裡還是在種植園裡，這些行動所導致的生產業績，既不會壞到讓工人們遭受懲罰，也不會好到讓生產事業取得成功。大規模的工人們不斷地重複著這樣的行為，吉拉斯這樣描述了這種現象：“成千上萬漠不關心工作的人拖拖拉拉地從事著的毫無生產性的工作……是可計算出來的、可以看見的、極其巨大的浪費，這是任何共產主義體制都難以避免之事。”18大規模的非法狩獵和蹲坐地頭可以重構財產控制體系。農民大規模的逃稅漏稅會導致對國家構成威脅的各種稅款挪用危機。農奴和農民通過應徵入伍而進行的大規模逃亡，曾摧毀了不只一種舊體制。在各種恰當條件下，諸多微小行動的逐漸累積將會引發某種雪崩式後果，就像堆積在陡峭山脈上的一片片雪花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