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動與鍛煉心理學研究手冊（簡體書）

《運動與鍛煉心理學研究手冊》通過全國16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的36名作者的筆端，介紹了競技心理、鍛煉心理和體育心理三個領域的研究進展，包括運動與鍛煉心理學：使命與進展、參與體育活動的動機、運動中的認知過程、大賽中的心理調控、運動中的人際環境、運動員的個體差異、運動員的心理健康與職業發展、運動與健康促進以及運動與鍛煉心理測量及研究方法等9個部分。本書對於應用心理學的研究者和學生瞭解運動與鍛煉心理學的歷史脈絡、研究現狀和發展趨勢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張力為，教育學博士，哲學博士，北京體育大學心理學院教授，北京市優秀教師，北京市高校教學名師。曾任亞洲及南太平洋地區運動心理學會主席(2014-2018)及中國心理學會體育運動心理分會主任委員(2005-2013)。至2019年，已發表學術期刊論文228篇。曾幫助多支國家隊備戰、參賽奧運會進行心理訓練。研究方向為自我觀念、自我控制和心理疲勞。
毛志雄，教育學博士，北京體育大運動心理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任中國心理學會第十二屆理事會理事，體育運動心理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體育科學學會第八屆運動心理學分會委員，《中國運動醫學雜誌》編委。從事體育運動心理學教學科研工作33年，研究方向：身體活動的心理效益、鍛煉行為促進。發表學術論文60余篇，主編教材2部，參編教材、專著10餘部，主持、參與省部級以上科研項目20余項，培養研究生42人。
浙江大學教育學院學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1984年在成都體育學院獲得教育學學士；1997年在澳大利亞沃倫崗大學獲得教育學(心理健康專業)碩士學位；2001年在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大學獲得哲學(運動心理專業)博士學位；2005年在新西蘭奧克蘭大學完成博士後研究。主要從事競賽心理、體育社會心理和休閒心理的研究。標誌性的研究為競賽壓力下的運動表現。

運動與鍛煉心理學是心理學的分支，是心理學基本原理在體育運動領域中的擴展與應用，它包含三個重要的研究領域。第一個研究領域是競技運動心理，重點探討運動員在訓練、比賽中如何保持良好心態、發揮競技水平的問題，與表現心理學密切相關。第二個研究領域是大眾鍛煉心理，重點探討激發和保持鍛煉動機以及鍛煉產生的心理效益問題，與健康心理學密切相關。第三個領域是體育教育心理，專門探討學生的體育學習動機、運動技能掌握、通過體育學習活動完成社會適應任務和發展良好人格等問題。 本書通過9個領域的24個專題，向讀者介紹了運動與鍛煉心理學領域的研究進展和最新成果，對於應用心理學的學生、教師及研究人員，無疑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當前，恰逢中國、世界都在全力阻擊新冠肺炎病毒的侵害，這更顯示出鍛煉的益處，心理的重要，健康的珍貴。相信該書的內容，能夠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如何在關鍵時刻應對壓力，如何通過鍛煉保持身心健康，如何在體育活動中享受生活的樂趣，並以積極的心態面對挫折、困難和逆境。

總主編序言

《當代中國心理科學文庫》（下文簡稱《文庫》）的出版，是中國心理學界的一件有重要意義的事情。
《文庫》編撰工作的啟動，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應《中國科學院院刊》之邀，中國心理學會組織國內部分優秀專家，編撰了“心理學學科體系與方法論”專輯（2012）。專輯發表之後，受到學界同仁的高度認可，特別是青年學者和研究生的熱烈歡迎。部分作者在欣喜之余，提出應以此為契機，編撰一套反映心理學學科前沿與應用成果的書系。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教育心理分社彭呈軍社長聞訊，當即表示願意負責這套書系的出版，建議將書系定名為“當代中國心理科學文庫”，邀請我作為《文庫》的總主編。
中國心理學在近幾十年獲得快速發展。至今我國已經擁有三百多個心理學研究和教學機構，遍佈全國各省市。研究內容幾乎涵蓋了心理學所有傳統和新興分支領域。在某些基礎研究領域，已經達到或者接近國際領先水平；心理學應用研究也越來越彰顯其在社會生活各個領域中的重要作用。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也都取得很大成就，出版發行了多套應用和基礎心理學教材系列。儘管如此，中國心理學在整體上與國際水平還有相當的距離，它的發展依然任重道遠。在這樣的背景下，組織學界力量，編撰和出版一套心理科學系列叢書，反映中國心理學學科發展的概貌，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要完成這項宏大的工作，中國心理學會的支持和學界各領域優秀學者的參與，是極為重要的前提和條件。為此，成立了《文庫》編委會，其職責是在寫作質量和關鍵節點上把關，對編撰過程進行督導。編委會首先確定了編撰工作的指導思想：《文庫》應有別于普通教科書系列，著重反映當代心理科學的學科體系、方法論和發展趨勢；反映近年來心理學基礎研究領域的國際前沿和進展，以及應用研究領域的重要成果；反映和集成中國學者在不同領域所作的貢獻。其目標是引領中國心理科學的發展，推動學科建設，促進人才培養；展示心理學在現代科學系統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在我國社會建設和經濟發展中不可或缺的作用；為心理科學在中國的發展爭取更好的社會文化環境和支撐條件。
根據這些考慮，確定書目的遴選原則是，盡可能涵蓋當代心理科學的重要分支領域，特別是那些有重要科學價值的理論學派和前沿問題，以及富有成果的應用領域。作者應當是在科研和教學一線工作，在相關領域具有深厚學術造詣，學識廣博、治學嚴謹的科研工作者和教師。以這樣的標準選擇書目和作者，我們的邀請獲得多數學者的積極響應。當然也有個別重要領域，雖有學者已具備比較深厚的研究積累，但由於種種原因，他們未能參與《文庫》的編撰工作。可以說這是一種缺憾。
編委會對編撰工作的學術水準提出了明確要求：首先是主題突出、特色鮮明，要求在寫作計劃確定之前，對已有的相關著作進行查詢和閱讀，比較其優缺點；在總體結構上體現系統規劃和原創性思考。第二是系統性與前沿性，涵蓋相關領域主要方面，包括重要理論和實驗事實，強調資料的系統性和權威性；在把握核心問題和主要發展脈絡的基礎上，突出反映最新進展，指出前沿問題和發展趨勢。第三是理論與方法學，在闡述理論的同時，介紹主要研究方法和實驗範式，使理論與方法緊密結合、相得益彰。
編委會對於撰寫風格沒有作統一要求。這給了作者們自由選擇和充分利用已有資源的空間。有的作者以專著形式，對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進行梳理和總結，系統闡述自己的理論創見，在自己的學術道路上立下了一個新的里程碑。有的作者則著重介紹和闡述某一新興研究領域的重要概念、重要發現和理論體系，同時嵌入自己的一些獨到貢獻，猶如在讀者面前展示了一條新的地平線。還有的作者組織了壯觀的撰寫隊伍，圍繞本領域的重要理論和實踐問題，以手冊（handbook）的形式組織編撰工作。這種全景式介紹，使其最終成為一部“鴻篇大作”，成為本領域相關知識的完整信息來源，具有重要參考價值。儘管風格不一，但這些著作在總體上都體現了《文庫》編撰的指導思想和要求。
在《文庫》的編撰過程中，實行了“編撰工作會議”制度。會議有編委會成員、作者和出版社責任編輯出席，每半年召開一次。由作者報告著作的寫作進度，提出在編撰中遇到的問題和困惑等，編委和其他作者會坦誠地給出評論和建議。會議中那些熱烈討論和激烈辯論的生動場面，那種既嚴謹又活潑的氛圍，至今令人難以忘懷。編撰工作會議對保證著作的學術水準和工作進度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它同時又是一個學術論壇，使每一位與會者獲益匪淺。可以說，《文庫》的每一部著作，都在不同程度上凝結了集體的智慧和貢獻。
《文庫》的出版工作得到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的領導和編輯的極大支持。王焰社長曾親臨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表達對書系出版工作的關注。出版社決定將本《文庫》作為今後幾年的重點圖書，爭取得到國家和上海市級的支持；投入優秀編輯團隊，將本文庫做成中國心理學發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彭呈軍社長是責任編輯，他活躍機敏、富有經驗，與作者保持良好的溝通和互動，從編輯技術角度進行指導和把關，幫助作者少走彎路。
在作者、編委和出版社責任編輯的共同努力下，《文庫》已初見成果。從今年初開始，有一批作者陸續向出版社提交書稿。《文庫》已逐步進入出版程序，相信不久將會在讀者面前“集體亮相”。希望它能得到學界和社會的積極評價，並能經受時間的考驗，在中國心理學學科發展進程中產生深刻而久遠的影響。
楊玉芳2015年10月8日
前 言
本書涉及運動與鍛煉心理學的三大研究領域，即競技心理、鍛煉心理和體育心理。在國際上，鍛煉心理方面的研究居多，主要原因是大量流行病學的研究表明，鍛煉可以有效預防和控制各種慢性病的發生，不但有助於身體健康，而且有助於心理健康。而健康是人人關注的問題，無論是男性女性，還是年輕年長，大家都十分在意自己的健康狀況，“鍛煉是良醫”似乎已逐漸成為百姓共識。而在國內，競技心理方面的研究居多，主要原因是舉國體制的奧運戰略得到政府支持，政府和百姓都樂見中國運動員在國際大賽中特別是奧運賽場上爭金奪銀，競技體育的顯示度極高。優秀運動員在競技場上為國爭光的艱難歷程和輝煌業績，常常成為激勵青少年的榜樣。
本書共分9個部分，包含24個專題。第一部分介紹了運動與鍛煉心理學的研究領域、研究熱點和研究取向。第二部分討論體育活動的動機問題，包括運動員訓練和比賽的動機以及學生進行體育學習的動機。第三部分的關注焦點是運動中的認知過程，包括注意、決策和運動認知的心理生理研究。第四部分涉及大賽中運動員的心理調控問題，包括壓力應對、心理訓練以及自我控制等問題。第五部分討論了運動領域的社會心理問題，包括領導行為以及運動員―教練員關係。第六部分介紹了運動員的人格與智力研究進展。第七部分關注運動員的心理健康與職業發展問題，包括運動損傷和康復心理、心理疲勞、運動員職業生涯、運動員退役的心理問題等。第八部分關注的是運動與健康的關係問題，包括鍛煉的動機促進和鍛煉的心理效益兩大方面的問題。最後一部分即第九部分討論了運動與鍛煉心理學的研究方法問題，主要集中在紙筆測驗和質性研究這兩個領域。
本書從2013年3月開始醞釀、籌劃，到2019年6月完稿，歷時6年，其間遇到了始料未及的諸多困難。但一想到以汗水、淚水和血水奮勇拼搏的運動員，一想到為本書前期工作做出默默奉獻的作者，心中的彷徨變為堅定: 你不知道你的努力什麼時候會起作用，但必須堅信，遲早會。
本書是團隊合作的結晶。來自16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的36名作者為本書24個專題貢獻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儘管運動與鍛煉心理學在心理學體系中是一個較小的分支，但研究問題和研究領域涉及方方面面，任何一位學者都無法把握所有領域。因此，主編團隊邀請了國內活躍在運動與鍛煉心理學研究與應用領域的36名研究者組成作者團隊，以便編寫內容能夠覆蓋這一學科的主要方面。另外，我的研究生艾麗欣和員東婷為本書做了大量的後期文字編輯工作，在此僅表示衷心的謝意。而最應當感謝的是《當代中國心理科學文庫》叢書主編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的楊玉芳研究員和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的彭呈軍副編審: 你們的創意與指導，信任與寬容，是支撐本書的磐石。
張力為
北京體育大學心理學院
2019年6月29日

1.2.5 鍛煉的心理效益的劑量―效應關係
鍛煉劑量―效應（doseresponse）是指鍛煉水平（劑量）的增加是否與心理健康結果變量（如: 認知功能、焦慮、抑鬱、自尊）的改變相關聯（MartinGinis, BassettGunter和Conlin, 2012）。鍛煉與心理健康結果變量間劑量―效應關係是建立鍛煉健心效益因果關係的重要步驟（Landers和Arent, 2007），也是制定個性化運動鍛煉處方的前提，更是橋接鍛煉促進心理健康領域“研究―實踐鴻溝”的重要一環。
鍛煉的心理效益的劑量效應仍處於證據積累階段（Campbell和Hausenblas, 2009; Moura等,2015; Windle, Hughes, Linck, Russell和Woods, 2010）。詹森（Janssen， 2012）認為強度（intensity）和持續時間（duration）是決定鍛煉劑量的兩個重要成分。鍛煉強度可分為絕對強度和相對強度。單次運動時間與頻率的乘積即為持續時間。近年來，隨著鍛煉強度（Chang和Etnier, 2009; Chang和Etnier, 2013; Wang, Zhou, Zhao, Wu和Chang, 2016）和持續時間（Chang, Chu, Wang, Wang, Song, Tsai等,2015; Kim, Park, Allegrante, Marks, Ok, Cho等,2012）影響效果的實驗研究或大規模流行病學調查研究證據的積累，逐漸出現了一些元分析與敘事性綜述證據。奈斯特龍（Nystrm）及同事（Nystrm, Neely, Hassmén和Carlbring, 2015）的一項敘事性綜述，建議將“以個性化的鍛煉形式，每次最少30分鐘，每週至少3次”作為有效治療重度抑鬱障礙的鍛煉劑量。麥克莫裡斯（McMorris）和黑爾（Hale）（McMorris和Hale， 2015)的元分析結果顯示，中等強度（40%―79% VO2max或與之相當）的鍛煉可以誘發認知加工速度的改善。但總體而言，鍛煉劑量（即強度與持續時間）與心理健康結果變量的關係仍需進一步積累證據，系統檢驗。
該領域的科學研究只有回應鍛煉參與者的實際關切，才能體現其現實意義。從鍛煉參與者的角度看，目前至少有兩個問題需要回答: 第一個問題是，在保證同等鍛煉量的前提下，是否可以把分散在若干天的鍛煉量集中到一兩天內完成。諸多版本的鍛煉指南（ACSM, 2014; HealthCanada和CSEP, 1998; WHO, 2010）均建議採用分散的鍛煉方式。這是因為這些鍛煉指南是基於採用該種方式運動處方所進行的實驗研究發展而來的（Janssen, 2012）。對於集中鍛煉方式而言，尚缺乏足夠的研究證據。而這對於因為工作日缺少鍛煉時間的群體而言，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第二個問題是，獲取心理健康效益的最小鍛煉劑量，以及獲取最佳心理健康效益的最佳鍛煉劑量分別是什麼。對此，雖然迄今為止尚無明確的結論（Rebar, Stanton, Geard, Short, Duncan和Vandelanotte, 2015; Stanton和Happell, 2014），但也出現了一些趨勢性的描述證據。例如: 威普弗利（Wipfli）等人（Wipfli, Rethorst和Landers, 2008）繪製出了一條鍛煉控制焦慮的劑量―效應關係的二次曲線: 焦慮的效果量隨鍛煉劑量的增大而增大，但當鍛煉劑量達到12.5 kcal/kg/week以上之後，效果量又隨鍛煉劑量的增大而減小。另外，每次運動61―90分鐘的抗焦慮效果（ES=-0.61）要好於每次1―30分鐘和每次31―60分鐘（ESs=-0.41,-0.31）的效果。遺憾的是，以上結果均未達到統計意義上的顯著水平。張（Chang）等人（Chang等，2015）的一項檢驗健康成人鍛煉持續時間和認知功能關係的研究顯示，“5分鐘熱身、20分鐘中等強度（約65%的心力儲備）的有氧鍛煉（單車）、5分鐘整理活動”所構成的急性運動可有效促進認知操作表現（Stroop測試），且效果優於持續時間為10分鐘組和45分鐘組。不盡一致的研究結果提示，鍛煉的心理效益的劑量―效應關係，除需繼續考察鍛煉強度和持續時間兩個變量外，還須對鍛煉的其他因素，如鍛煉類型、模式、頻率、時間等，進行更深入的“劑量―效應關係”探索（毛志雄，付舒，高亞娟，2008）。
未來研究應重視以下兩個問題。第一，考察影響特定劑量―效應關係的調節變量。對於不同群體而言，身體活動與健康的劑量―效應關係也可能不同，沒有普適的劑量―效應關係（Nystrm等,2015）。例如: 31―45歲年齡組參加體育鍛煉的抗焦慮效益大於45歲以上組，每週3―4次鍛煉的抗焦慮效益優於每週1―2次及5次以上（Wipfli等,2008）。王（Wang）等人（Wang等，2016）基於ERP的研究結果顯示，急性運動對於冰毒依賴者的毒癮（methamphetamine associated craving）和抑制控制（inhibitory control）具有改善作用，且中等強度的運動呈現出較好的改善效果。這為建立冰毒依賴群體的運動處方提供了運動強度方面的初步證據。第二，重視高質量研究證據的積累。蘭德斯（Landers）和阿倫特（Arent）（Landers和Arent， 2007）以及威普弗利（Wipfli）等人（Wipfli等，2008）都建議遵循薩基特（Sackett）(Sackett， 1989）所設計的實驗研究質量分級系統來積累研究證據。其中，A、 B兩級為高質量的研究證據，二者的區別在於A級樣本量更大。A級研究證據可以通過元分析整合B級的研究結果來獲得。然而，該領域現有實驗研究和元分析的研究質量仍參差不齊。比德爾（Biddle）和阿薩雷（Asare）（Biddle和Asare， 2011）在一項關於青少年及兒童身體鍛煉與心理健康的元分析中指出，該領域中小樣本、使用自薦參與者的橫斷研究、短期隨訪、使用信效度欠佳的研究工具、缺乏前瞻研究等方法學問題廣泛存在。斯托納克（Stonerock）、霍夫曼（Hoffman）、史密斯（Smith）和布盧門撒爾（Blumenthal）（Stonerock， Hoffman， Smith和Blumenthal， 2015）也在一項關於鍛煉抗焦慮療效的元分析中提及，該項元分析所考察的大部分實驗研究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方法學局限，如: 樣本量小，缺乏鍛煉堅持情況以及鍛煉參與者體適能水平的評估。此外，鍛煉與其他療法（如: 認知行為療法、正念訓練）相結合的干預手段，會對元分析的結果造成污染，從而影響該研究的內部效度。所有這些方法學層面的局限對於確立精確的鍛煉健心效益劑量―效應關係存在重要的不利影響。
盧迪加（Ludyga）、格伯（Gerber）、布蘭德（Brand）、霍爾斯伯·特拉斯勒（HolsboerTrachsler）和普斯（Pühse）（Ludyga， Gerber， Brand， HolsboerTrachsler和Pühse， 2016）在考察了急性有氧運動與認知功能關係的元分析研究後指出，這些元分析研究同樣存在方法學層面的局限，包括: 未區分執行功能的特定成分；僅限於分析特定年齡群體或特定體適能狀況群體；僅有少量研究可供調節效應分析；調節效應檢驗是針對認知操作表現而非執行功能；對來自反應時和準確率的效果量未加區分；同時納入了控制實驗和非控制實驗兩類研究。綜上，提升研究的精細化程度是積累高質量研究證據、建立劑量―效應關係地必由之路。
1.2.6 鍛煉促進心理健康的調節變量
在探討身體鍛煉與心理健康關係的同時，許多學者注意到了第三變量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從應用的角度看，通過對鍛煉促進心理健康相關調節變量的考察，回答“何種鍛煉項目和運動負荷對哪些特定人群產生哪些特定的效益”，有助於制定個性化的運動處方，使鍛煉的健心效益最大化（毛志雄等，2008）。從研究的角度看，因鍛煉心理效益會隨參與者特徵、鍛煉處方特徵和特定結果變量的不同而變化，如若研究設計和數據分析中對調節變量未加考慮，則會導致鍛煉健心效益相關研究出現“零效應”或“中和效應”的結果（Chang, Labban, Gapin和Etnier, 2012）。該領域的研究應考慮以下問題:
第一，細分調節變量類型，尋找新的研究切入點。一般來說，鍛煉促進心理健康相關研究中需要考慮的調節變量包括三大類: 鍛煉特徵（如: 鍛煉類型、強度、持續時間、有無指導、鍛煉場所等）、鍛煉者特徵（如: 性別、年齡、健康狀況、先前鍛煉經驗等）以及結果變量特徵（如: 狀態或特質焦慮、執行功能特定成分、測量方式、測量時機等）（Spruit, Assink, van Vugt, van der Put和Stams, 2016）。三者當中任一成分發生改變，均可能導致研究結果的巨大差異。例如，謝（Hsieh）等人（Hsieh, Chang, Fang和Hung, 2016）的研究表明，急性抗阻訓練對青年男性和老年男性的注意控制具有促進作用，但並未發現年齡對二者關係的調節作用；謝（Hsieh）等人（Hsieh, Chang, Hung和Fang, 2016）的研究又表明，雖然急性抗阻訓練對於青年和老年男性的工作記憶均有促進作用，然而在高工作記憶要求的任務情境下，急性抗阻訓練對老年男性工作記憶的促進作用要大得多。再如，康恩（Conn）(Conn， 2010）的元分析考察了在（有/無）健康指導條件下，鍛煉干預對健康成人抑鬱症狀的緩解效果。結果顯示，在有健康指導的條件下，耐力練習加柔韌或抗阻練習（ES=0.462）優於單純的耐力練習（ES=0.29），小強度運動（ES=0.907）優於中等強度運動（ES=0.271）；在無健康指導的條件下，去健身中心鍛煉（ES=0.922）的效果優於居家鍛煉（ES=0.425）。隨機匹配被試、控制條件、年齡三個變量的調節效應在特定條件下顯著。而性別、樣本流失率和樣本量則未呈現出調節作用。顯然，調節變量的細分和增加意味著邊界條件或制約條件的增加，這為開具個性化運動處方提供了證據。
第二，重視研究結果的不一致，進一步積累研究證據。該領域有些變量的調節效應已經有相對一致的結果，如鍛煉的情緒效益在具有臨床症狀的群體中的效果量較大（Carter, Morres, Meade和Callaghan, 2016; Ensari, Greenlee, Motl和Petruzzello, 2015; Schuch, Vancampfort, Richards, Rosenbaum, Ward和Stubbs, 2016; Spruit等,2016）。然而，仍有相當一部分變量關係的調節效應未呈現出一致的結果。以2010―2016年間發表的4篇考察急性運動與認知操作表現關係的元分析為例，
蘭伯恩（Lambourne）和湯姆波羅夫斯基（Tomporowski）（Lambourne和Tomporowski， 2010）的研究表明，急性運動能否促進認知操作表現，依賴於認知任務類型（快速決策、記憶）、評估時機（鍛煉中、鍛煉後）以及鍛煉形式（自行車、跑台）的選擇；張（Chang）等人（Chang等，2012）的研究表明，運動強度、持續時間、認知操作表現評估方式、鍛煉參與者的體適能調節了急性運動與認知操作表現之間的關係；費爾堡（Verburgh）等人（Verburgh, Knigs, Scherder和Oosterlaan, 2013)的研究發現，年齡對急性鍛煉與部分執行功能成分的相互關係具有調節效應，但未發現鍛煉持續時間和執行功能成分對急性運動與執行功能相互關係的調節作用；魯迪加（Ludyga）等人（Ludyga等，2016）基於40項實驗研究的元分析表明，急性中等強度有氧運動對少年兒童（g=5.54）和老年人（g=5.67）反應時的促進作用要大於其他年齡組，而鍛煉參與者的有氧能力和執行功能成分的調節效應不顯著。研究結果的可重複性問題（Open Science Collaboration, 2015）近來在心理學領域成為熱點話題，《實驗社會心理學雜誌》（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最近甚至通過專刊18篇論文（Volume 66, September 2016: Special Issue: Rigorous and Replicable Methods in Social Psychology）來專門討論這一熱點話題。可重複性問題既是心理學發展的危機，但更是心理學發展的契機。不一致的研究結果可以引發自我反省，改進研究方法，聚焦爭議結果，從而使重要爭議得到更快的解釋、更好的解釋。
第三，關注研究本身的特徵對鍛煉促進心理健康效果的調節效應（Carter等,2016; Conn, 2010; Ensari等,2015; Schuch等,2016; Spruit等,2016; Wipfli等,2008）。這些特徵包括: 樣本量、流失率、發表偏倚、研究質量、研究設計、控制條件、隨機化程度、隨訪次數等。其中有兩個問題值得關注，一是，雖然有元分析（Spruit等,2016）表明隨機對照實驗（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RCTs）研究報告的效果量小於准實驗研究，但總體而言，高質量的隨機對照試驗研究報告的效果量要比低質量的同類研究大（Carter等,2016; Ensari等,2015）。二是，發表偏倚（publication bias）導致鍛煉的健心效益的效果量被低估（Schuch等,2016; Wipfli等,2008）。這一結果提示，鍛煉的健心效益可能比我們從文獻中知道的要更大。這一結果還提示，未來應重視薩基特（Sackett）（Sackett， 1989）的原則，注重收集未發表的原創研究結果，逐步積累高質量的研究證據。
第四，尚有一類特殊的調節變量需要關注，這類調節變量需要回答的問題是“身體鍛煉引發的健心效益是在什麼條件下發生的”。對這類調節變量的考察，除了有助於理解鍛煉促進特定心理健康結果變量改變的機制，還有助於尋求促進心理健康的多元化手段，以便那些不適宜從事身體鍛煉的群體可以通過相關研究的結果獲益。近期的一篇元分析為這一問題的回答提供了進一步的思路和證據。盧班斯（Lubans）及其合作者構建了一個用於解釋鍛煉促進青少年認知功能和心理健康機制的概念模型，試圖分別從神經生物機制、社會心理機制（如: 心境、控制感）、行為機制（如: 睡眠質量、自我調節或應對策略）三個層面考察鍛煉促進認知功能和心理健康的途徑，並收集相關研究證據進行元分析。結果顯示: 身體自我相關的變量（如: body image）獲得了最強的證據支持，但因神經生理機制以及行為機制相關的研究較少，而無法做出結論。這一點提示，尚需更多研究證據的積累和整合來回應這一領域研究與實務工作的關切。
1.2.7 鍛煉促進健康的知行差距
有規律的身體鍛煉可以有效增進身心健康（Strhle, 2009）。但是，從世界範圍來看，31%的成年人未達到世界衛生組織的基本推薦標準（每週少於150分鐘的身體活動），80%的13―15歲青少年每天身體活動時間少於60分鐘（Hallal, Andersen, Bull, Guthold, Haskell和Ekelund, 2012），無法從身體鍛煉中獲益。這種現象體現了鍛煉促進心理健康的知行差距。
幾十年來，對鍛煉行為決定因素的研究探索始終是鍛煉行為促進領域的研究主線（Rhodes和Yao, 2015）。眾多解釋、預測或干預鍛煉行為的理論將意向（intention）作為鍛煉行為的最直接的前因變量（Ajzen, 1991; Ajzen和Fishbein, 1975; Bandura, 1998; Hagger和Chatzisarantis, 2014; Prochaska和Velicer, 1997; Rogers, Cacioppo和Petty, 1983）。基於這一點，鍛煉促進心理健康的知行差距所反映的就是鍛煉意向和鍛煉行為的關係問題。
意向與鍛煉行為的關係已經過反復檢驗，麥凱琴（McEachan）等人（McEachan, Conner, Taylor和Lawton, 2011）關於計劃行為理論（TPB）對健康行為預測效果的元分析顯示: 意向與身體活動存在中等程度的相關（r=0.48）；意向對身體活動的方差解釋率約為23%；當控制過往身體活動行為後，二者相關會減弱至0.22，幾乎達到最小效果量的臨界點（Ferguson, 2009）。這就是所謂的“意向―行為鴻溝”（intentionbehavior gap）。對實驗研究進行元分析的結果同樣表明，鍛煉意向與鍛煉行為存在嚴重不一致: 通過實驗操控可以增強參與身體活動的意向（d=0.45），然而僅引發了微弱的身體活動行為改變（d=0.15）（Rhodes和Dickau, 2012）。單從有意向參與身體活動的群體來看，約有46%的人未能成功轉化其意向至身體活動行為（Rhodes和de Bruijn, 2013）。這些研究結果表明，“意向―行為鴻溝”的客觀存在已是不爭的事實，現就其可能的成因及未來研究策略分析如下。
從意向的本質及其測量來看，意向是個體未來從事某種行為的打算，以及願意為之付出努力的程度。就其本質和功能而言，其實就是動機（Biddle, Hagger, Chatzisarantis和Lippke, 2007）。然而，從意向的定義分析，意向並未就其來源（如: 內部動機、外部動機）和方向（如: 趨避）等屬性加以區分。就其特徵而言，意向具有情境性或者短期穩定性。意向與行為測量的間隔時間越長，行為發生的可能性越小（McEachan等,2011）。
阿傑恩（Ajzen）和菲什拜因（Fishbein）（Ajzen和Fishbein， 1975）認為意向對行為的預測力與二者測量的間隔時間成反比，間隔時間越長，意向也就越可能因新信息的輸入而改變。
庫尼（Courneya）和麥考利（McAuley）（Courneya和McAuley， 1993）的研究也表明: 短期意向對身體活動的預測效果要優於長期意向。就其測量工具而言，“我打算鍛煉”、“我計劃鍛煉”是該領域典型的測量條目，這種陳述方式僅考察了意向的方向（有、無意向）和部分強度（同意程度或者選擇鍛煉的頻次）屬性，忽略了為鍛煉付出努力的程度。這種方式對於簡單行為的測量或許已經足夠，但對於需要花費時間、經歷傷痛或者疲勞、具備一定運動技能、付出意志努力的鍛煉行為而言則不一定充分（Rhodes和Horne, 2013）。由此，意向測量的相關議題需要予以特別的重視。
從意向―行為關係看，將意向作為身體鍛煉行為的必要非充分條件似乎更合理（Rhodes和Yao, 2015）。即，除意向之外，仍有其他鍛煉行為預測因素需要考慮。
加德納（Gardner）、德布呂恩（de Bruijn）和拉利（Lally）
（Gardner， de Bruijn和Lally， 2011）的元分析表明，習慣（habit）與休閒時間的身體活動（r=0.44）和以交通為目的的身體活動（r=0.70）均存在顯著正相關，其相關強度接近或超過意向與行為的相關。羅茲（Rhodes）等人（Rhodes等,2010）的研究表明，習慣是獨立於意向之外的身體活動預測因素，這提示身體活動同時受動機因素和習慣因素二者影響。此外，基於
赫克豪森（Heckhausen）和戈爾維策（Gollwitzer）（Heckhausen和Gollwitzer， 1987）的觀點: 意向形成過程不同於意向轉化過程，且意向轉化過程依然是一個需要意志努力的過程。探索橋接意向―行為鴻溝的潛在變量成為該領域新的關注焦點，如行動計劃（action plan）、執行意向（implementation intentions）、應對計劃（coping plan）（Hagger和Luszczynska, 2014; Schwarzer, 2008），以及自我監控（selfmonitoring of behavior）、支持清單（enlisting support）、行動線索（making cues to act）、準備計劃（formulating plans to prepare）等（Rhodes和de Bruijn, 2013）。加深對意向―行為關係尤其是意向轉化過程的理解，改進鍛煉行為促進的理論架構，是鍛煉行為促進領域研究與實踐的當務之急（Sniehotta, Presseau和AraújoSoares, 2014）。
從影響意向―行為關係的調節變量來看，人群特徵和行為特徵應是影響二者關係的重要調節變量。正如阿傑恩（Ajzen）(Ajzen， 1991）指出的，態度、主觀規範和主觀控制感對於意向形成過程的影響，以及意向、主觀控制感對於行為的影響，會因特定行為和特定人群而不同。最新的研究證據顯示: 低習慣強度者鍛煉意向與鍛煉行為的關係強度約為高習慣強度者的三倍（de Bruijn和Rhodes, 2011）；大強度鍛煉行為的意向―行為關係較為緊密（Rebar, Maher, Doerksen, Elavsky和Conroy, 2016）。這些證據提示: 在鍛煉行為促進領域，採用“一把鑰匙開一把鎖”的策略，發展具有人群特異性和行為特異性的鍛煉行為改變模型可能要比發展通用模型更有價值。
從研究設計來看，應重視多元統計技術新的發展對研究設計的推動作用。橫斷研究的先天不足在於不能進行因果推論（Hagger和Chatzisarantis, 2009）。縱向研究對於理解人類行為如何、為何以及何時發生至關重要，通過對個體變化過程的測量可以檢驗行為改變進程以及評估相關干預手段的有效性（Stenling, Ivarsson和Lindwall, 2017）。但根據伊瑙恩（Inauen）等人（Inauen, Shrout, Bolger, Stadler和Scholz, 2016）的觀點，有關意向―行為關係的理論本質上是反映個體內變化的水平（intrapersonal level），而研究證據（如前文所述）則多來自于個體間水平（interpersonal level）。以前瞻設計（prospective design）為代表的縱向研究，尚不能解決這個問題。基於重複測量（至少3次以上）多水平模型（multilevel model）的縱向研究設計可以分離結果變量的個體間水平的方差和個體內水平的方差，將有助於推動意向―行為關係研究的深入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