寬容、狹隘與帝國興亡（簡體書）

當前瞬息萬變的國際變局，讓世界各國都措手不及，而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當今世界*一的超級強國——美國。動不動就“退群”，風度盡失的美國，到底怎麼了？美國在“衰落”嗎？……

或許當前這本《寬容、狹隘與帝國興亡》能給讀者一些啟示。

《寬容、狹隘與帝國興亡》和中國讀者關係*密切的當屬作者艾米?蔡（Amy Chua）。艾米?蔡又譯蔡美兒，是華裔美國人，她也是引發中西方教育方式的大討論的《虎媽戰歌》的作者。她的父親蔡少棠（Leon M. Chua）更是華裔科學家中的翹楚，素有“憶阻器之父”“非線性電路理論之父”“細胞類神經網絡之父”（與AI技術相關）的美譽。不僅如此，她的三個妹妹和兩個女兒也都畢業於美國名牌大學。作為生活在美國的華裔第二代，艾米?蔡身上交織著中美兩種文化，這種雙重背景也令她對文化衝突和文化包容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可以說，《寬容、狹隘與帝國興亡》華裔在融入美國社會過程中的，給美國政府的一份諫言、一個警示：寬容一直是美國成功的真正秘訣。而在讀過第九章美國式超級大國，或許我們都會發現，美國的狹隘已非一日。

而對於中國讀者來說，《寬容、狹隘與帝國興亡》也是一部值得探究的作品。中國的複興和崛起已經成為不爭現實，如何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順應世界大勢謀求中國人自己的幸福，如何從歷史上主要大國的興衰歷程中得到有益的借鑒，是十分重大的戰略問題。

艾米?蔡分析了波斯、羅馬、唐朝、蒙古等歷史上的八個超級強國，揭示了這些國家超級強國從稱霸到沒落的文化基因。海納百川，有容乃大，文化黏性、文化軟實力才是中國傲立世界的關鍵。

至於，“大國因寬容而興盛，因狹隘而衰敗”這一觀點能否經得起推敲，還有待讀者自己做出判斷，我們只是想為大家提供一種思路和方向。

關於大國興衰的討論已經持續了好幾個世紀，至今這一話題仍是社會熱點。

耶魯大學教授、暢銷書作家艾米.蔡研究了波斯、羅馬、唐朝、蒙古等歷史上的八個超級強國，揭示了這些國家成功的基因以及衰落的根本原因。她指出，儘管這些國家的統治力量各不相同，但是至少有一點是相通的，那就是它們在鼎盛時期都是*為多元化和寬容的。諷刺的是，每一項多元化的寬容政策從本質上來說都潛藏著衰落的種子。

近百年來的國際局勢，一直都是由大國關係引領並受大國關係發展影響的。美國作為當今世界*一的超級強國，是否已經到了“臨界點”？復興的中國如何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和平崛起？這些問題都是值得人們深入思考的。。

艾米‧蔡（Amy Chua）

又譯蔡美兒，華裔美國人，耶魯大學法學院教授。祖籍福建，其祖輩於20世紀二三十年代前往菲律賓謀生。其祖母精明能幹，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為強生公司生產容器，自此家族開始興旺起來。

其父親蔡少棠（Leon M. Chua）頗有數學天賦，因厭惡家族中的商業氛圍，獨自前往美國留學，後畢業於麻省理工學院，從1971年開始任教於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電機系。蔡少棠是華裔科學家中的翹楚，素有“憶阻器之父”“非線性電路理論之父”“細胞類神經網絡之父”的美譽。

艾米‧蔡是家中長女，其大妹妹現任教於斯坦福大學，最小的妹妹曾獲兩枚殘奧會游泳金牌。

1984年以優異成績畢業於哈佛大學經濟係後，艾米‧蔡又考入哈佛法學院深造，在校時曾擔任《哈佛法律評論》執行主編。1987年畢業後，艾米?蔡就職於華爾街一家律師事務所，並先後任教於杜克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大學以及斯坦福大學，現為耶魯大學法學院教授。著有《寬容、狹隘與帝國興亡》(Day of Empire)、《火焰上的世界》（World on Fire）、《虎媽戰歌》（Battle Hymn of Tiger Mother）等作品，其中自傳體性質的《虎媽戰歌》曾引發中西方教育方式的大討論。2011年，艾米?蔡入選美國《時代》周刊評出的2011年全球*具影響力人物100強。

本書討論的主題超級強國，並不是一般的強國或者普通的超級大國，而是帝國。這些國家和社會在歷史上寥若晨星，但它們擁有巨大的軍事和經濟實力，幾乎統治了整個世界。

那麼，一個社會是如何發展成為一個強國乃至世界霸主的呢？又是什麼樣的力量導致了它的衰落？

雖然這些國家存在巨大差異，但至少按當時的標準來看，這些雖充滿爭議但確實獲取了全球霸權的超級強國在其興起到鼎盛時期都表現出了突出的多元化和融合性特徵。事實上，無論哪一個超級強國，寬容性都是其獲得世界霸權不可或缺的關鍵因素。在衰落時期，這些超級強國都無一例外地表現出狹隘、仇外，實行所謂的種族、宗教或人種的“純化”政策,而寬容也播下了沒落的種子。幾乎在每一個超級強國的發展史上，寬容最終都會導致一個臨界點，此時它會引發社會衝突、仇恨和暴力。——艾米?蔡（本書作者）

艾米.蔡很巧妙地將波斯、蒙古、荷蘭以及其他超級大國的歷史濃縮成一個無可辯駁的論點：大國因寬容而興盛，因狹隘而衰敗。

——羅伯特.D.卡普蘭（美國著名作家）

艾米.蔡充分證明了獲取和維持強大實力的關鍵是吸引和同化，而不是強迫和威脅。

——安德魯.巴塞維奇（《美國新軍國主義》作者）

導言

稱霸世界的秘密

世界變化真快啊！20世紀80年代，美國祇是一個超級強國。10年後，美國成為世界上無可爭辯的超級強國，美國的全球優勢幾乎是無可匹敵的。今天，由於伊拉克戰爭和卡特里娜颶風[1]引發的巨大失敗，人們已經開始談論美國的衰落了。

當超級強國（hyperpower）這個詞首先用於美國時，其本意並不是褒義的。這個詞是法國外交部部長於貝爾•韋德里納首先提出來的。他是對美國最直言不諱的批評家之一，當時他宣稱，法國“不能接受政治上的單極世界，也不能接受文化上的統一世界，更不能接受一個超級強國的單邊主義”。雖然，韋德里納在使用“超級強國”時帶有指責口吻，但是他抓住了歷史發展的關鍵。韋德里納指出，美國已經“在各個方面具有了主導性和支配性”：美國不僅在經濟、軍事和技術上處於領先地位，而且“在思想、觀念、語言和生活方式上也處於支配地位” 。[2]

但是，今天，這種認為美國“在各個方面具有主宰作用”的思想不再像過去那樣名副其實了。雖然美國仍然是世界經濟和軍事強國，但是在很多方面正在受到挑戰，它的自信已被動搖，它的威望已受到損害，由於將數千億美元投入一場胜負不定的戰爭，它的國庫受到了重創。同時，其他強國正在興起，都想在世界舞台上獲得一席之地。歐盟不僅人口在不斷增加，其國內生產總值也與美國旗鼓相當。擁有1/5世界人口的中國在經過幾個世紀的停滯以後，正在努力探索自己的自強之路。中國、歐盟或者其他競爭者，比如印度，會不會超越美國，或者說至少是積聚了足夠的力量來重建一個多極世界秩序呢？

美國是否能維持它的超級強國地位，對世界和美國來說都是一個影響巨大的問題。正如英國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所說，在21世紀，世界是否需要一個“美利堅帝國”，來對抗種族滅絕、流氓國家和“破壞自由世界秩序的恐怖組織” [3]呢？或者，像其他人所認為的那樣，美國這一超級強國就是世界和平和全球穩定的威脅呢？ [4]從美國的立場上來看，美國的衰落將意味著失業率的提高和生活水平的下降，以及更容易受到攻擊？美國超級強國的身份是否就一定會導致這個國家未來的破產，招致世界的怨恨，並使它更容易成為恐怖分子的目標呢？

本書討論的主題超級強國，並不是一般的強國或者普通的超級大國，而是帝國。以前，曾經有過很多討論帝國的文章，既有古代的也有現代的，既有持肯定態度的也有持否定態度的。[5]分析帝國的興衰一直以來都是一種古老的消遣，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代。修昔底德認為，民主思想是雅典陷落的原因。愛德華·吉本則認為基督教是羅馬衰落的主要原因。近代，保羅·肯尼迪將大國的沒落統統歸咎於“帝國的過度膨脹”，賈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崩潰》（Collapse）一書中則將“環境破壞”作為罪魁禍首。“9·11”以後，美國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討論帝國和帝國主義的文章可謂汗牛充棟，既有歡呼又有譴責，這一研究隊伍幾乎成了一個行業。[6]

但是，迄今為止，還沒有人系統地分析過極為罕見的超級強國現像以及少數幾個社會的本質，這些國家和社會在歷史上可謂寥若晨星，但是它們擁有巨大的軍事和經濟實力，幾乎統治了整個世界。這是一個特別重要的課題，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其中隱藏的動力還有待揭示。一個社會是如何發展為一個強國乃至世界霸主的呢？一旦一個社會獲得了這樣的霸權，什麼力量可以導致它的衰落呢？歷史上，超級強國的興起和衰落有很多值得我們認真汲取的教訓，我們可以發現美國和之前的這些超級強國存在相似之處，也有不同之處，這些問題對於21世紀具有深遠的啟示作用。

本書的主題如下：雖然這些國家存在巨大差異，但至少按當時的標準來看，這些雖充滿爭議但確實獲取了全球霸權的超級強國在其興起到鼎盛時期都表現出了突出的多元化和融合性特徵。事實上，無論哪一個超級強國，寬容性都是其獲得世界霸權不可或缺的關鍵因素。在衰落時期，這些超級強國都無一例外地表現出狹隘、仇外，實行所謂的種族、宗教或人種的“純化”政策，而寬容也播下了沒落的種子。幾乎在每一個超級強國的發展史上，寬容最終都會導致一個臨界點，此時它會引發社會衝突、仇恨和暴力。

首先，請允許我解釋一下我所說的“世界主導力量​​”的含義。對於這個名詞，我們很難給出一個準確的定義，特別是考慮到在2000 年前甚至500 年前，在輪船、飛機和科技大幅縮小地球之前，世界要大得多。例如，鼎盛時期的羅馬顯然是一個世界霸主，如果否認這一點，那世界上就不存在所謂的超級強國了，雖然在地球的另外一端，此時還有另外一個超級強國——中國的漢朝，但是二者幾乎沒有聯繫。如果認為羅馬帝國祇是自己所在小世界的霸主，那麼是不是可以說阿茲特克人和埃及人也是他們所在世界的霸主呢？塔希提是不是也是自己狹小世界的超級強國呢？

如果說塔希提也是一個世界霸主的話，那麼對超級強國的定義顯然太過寬泛了。那麼，正確的定義應該是怎樣的呢？與羅馬帝國相比，那個曾經統治中美洲但又不能認為是世界霸主的阿茲特克到底有什麼不同呢？二者之間存在著幾個比較突出的差別：一、版圖。羅馬帝國的版圖為5.2億公頃，而阿茲特克的版圖在285萬至1994萬公頃之間。[7]二、人口數量。羅馬統治的人口大約為6000萬人，而阿茲特克的人口在100萬～600萬之間。在羅馬帝國鼎盛時期，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包括中國的漢朝）在經濟和軍事上超過了羅馬；羅馬與當時處於世界科技發展前沿的社會競爭並戰勝了它們。而其關鍵的差異在於，羅馬不僅獲得了它所在世界的霸權，而且也獲得了整個世界的主宰地位。

因此，為了便於討論，我用以下三個條件來評判一個國家或帝國是否屬於超級強國：它的實力必須明確優於已知的同時代的所有對手；在經濟和軍事實力上，它不能明顯低於世界上其他任何一個國家；它的實力必須散播到地球上極為廣闊的地域，統治數量巨大的人口，打破當地或區域界限。按照這個定義，路易十四統治的法國就不能算作世界霸權國家，哈布斯堡王朝或者冷戰時期的美國也不能算作世界霸主。這些國家都沒有滿足第一個條件：它們都有勢均力敵的對手。

本書主要討論那些真正符合超級強國條件的國家，並分析在每一個超級強國時代，寬容對於這個國家的興起所起的關鍵作用。但是，在進入正題之前，請允許我先解釋一下為什麼寬容如此重要。這一說法起初似乎令人驚訝，但實際上有一個非常簡單、直觀的解釋。

要成為世界霸主，而不僅僅是地方或區域性霸主，這個國家必須在技術、軍事和經濟上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在任何特定的歷史時刻，世界為世界霸主所提供的最有價值的人力資本，包括智慧、體力、技能、知識、創造力、網絡、商業創新和技術發明，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其他民族或者其他宗教團體中找無法找到的。要在全球範圍內與競爭對手拉開距離，這個國家必須攝取或者激發世界上最好和最優秀的人，無論他們是什麼種族，信奉什麼宗教，或者俱有什麼歷史背景。這就是歷史上所有超級強國的共同點，從阿契美尼德王朝到蒙古人建立的帝國再到大英帝國，它們都是通過寬容來實現自己世界霸主地位的。

有人會說，等等，這些超級大國是寬容的？成吉思汗的大軍常常屠殺整個村莊，然後把屍體作為充填材料扔在護城河裡。而波斯的大流士在把俘虜釘死在尖樁上之前會割掉他們的耳朵和鼻子（大流士的前任岡比西斯二世曾經活剝過一個腐敗官員的皮，並將之變成了椅墊）。按照後殖民統治時期的研究成果，大英帝國也是建立在種族主義和白人至上論基礎上的。難道，這些帝國都能被說成是寬容的嗎？

雖然令人驚訝，但我不得不說事實確實如此。不過，必須指出，我談論的不是現代人權意義上的寬容。我所說的寬容，並不是指政治上或文化上的平等。[8]相反，我用“寬容”這個詞僅僅是表明非常不同的人可以在一個社會中共同生活、工作和發展，儘管這可能僅僅是一種手段或者一種策略。準確地說，本書所說的寬容是指不同民族、宗教、種族、語言或者其他背景的個人或團體在某個社會中共存、參與和發展的自由程度。

所以，這種意義上的寬容並不包含尊重意味。當羅馬統治者從各地招募武士組建自己龐大的軍隊時，一直把自己看成上帝的寵兒，對其他民族經常表現出歧視，例如“完全野蠻的”凱爾特人、“連續數天生活在潮濕的骯髒之所”的“不穿衣服的喀裡多尼人”、長著“巨大四肢”的“人數眾多的野蠻”北歐人。[9]而且，寬容可以根據實際情況選擇使用。那些被認為有用的人可以獲得寬容，而那些沒有用的人則被放逐或被暴力鎮壓。18世紀末，英國人開始接受那些信奉新教的蘇格蘭人，把他們當作不列顛同胞，這在蘇格蘭人被當成帝國建設的資產時變得尤為明顯，不過這種新型的英國式寬容從來沒有降臨到愛爾蘭天主教徒身上。[10]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寬容這一關鍵概念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在追逐世界霸主的競賽中，最重要的並不是一個社會的寬容性是否符合某種絕對永恆的標準，而是這個社會與其他競爭者相比是否更加寬容。因為寬容是一種相對的概念，所以即便是那些被統治者包容了的人也可能受到殘酷的不平等對待。19世紀末，生活在俄羅斯的猶太人認為，與自己在俄羅斯遭遇的大屠殺相比，美國是幸福的避風港，但是當他們到了美國之後，仍然面臨著反閃族主義[11]和反猶太主義的苦惱。

但必須說明，寬容並不是取得世界統治地位的一個充分條件。不論多麼寬容，不丹王國也永遠不可能成為超級強國。要成為超級強國還需要額外的附加條件，包括地理、人口、自然資源和領導能力，等等​​，只有當所有這些條件完備以後，才能造就罕有的超級強國。當然，運氣也起著一定的作用。但是，即使具備了運氣也不一定就必然獲得併維持全球的統治地位，這還取決於當時的競爭狀況。

但我認為寬容是實現世界統治地位的必要條件。相對地，我也認為狹隘與超級強國的沒落存在著密切聯繫。不過，在這個問題上，要想清晰地把因果關係分離開來是很困難的。通常情況下，很難說是狹隘導致了沒落，或者說狹隘是沒落的一個副產品。在多數情況下，這兩個命題可能都是對的。

最後，我認為，並不是說更多的寬容總是帶來更多的繁榮，或者繁榮必須以寬容為前提。曾經有很多狹隘的社會獲得了富足和強大，納粹德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但是，從整個歷史來看，從來沒有哪個國家依靠種族純化、宗教狂熱，或者民族清洗獲得過世界霸權地位。若想在全球範圍內實現統治地位，僅僅依靠高壓政治是遠遠不夠的，且迫害政策將會付出極高的代價。而種族或者宗教同化政策，例如拒絕與外族通婚的規定，也是徒勞無益的。

美國或許是通過寬容政策獲得世界統治地位的一個典型。當然，從美國的大部分歷史來看，美國和羅馬帝國一樣，同樣不是人權問題的好榜樣。美國實施過奴隸制，它曾經殘忍驅逐甚至還大規模屠殺土著民族。然而，自建國伊始，美國便經過一場偉大的革命獲得了宗教自由和市場經濟制度，並且所有階層和不同背景的人們都可以享受這一優越制度，於是美國吸引、鼓勵，並利用了無數移民的力量和智慧。

移民所帶來的巨大力量和智慧推動了美國的進步和成功，從西部大開發到工業的爆炸式發展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無不與此有關。事實上，美國之所以在原子彈研製競賽中獲勝，與它能吸引那些為了擺脫迫害而移民美國的歐洲科學家有直接關係，雖然這一事件的歷史地位還有待商榷。在二戰後的幾十年間，隨著“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 [12]的裁決和民權運動的進步，雖然出現過反复，但美國還是發展為世界歷史上在民族和種族層面上最開放的社會之一。與此同時，美國也在這一時期取得了世界統治地位。

20 世紀最後10年，美國之所以能成為超級強國，與蘇聯解體有一定關係。但這也反映了美國在蓬勃發展的計算機時代驚人的技術和經濟主導地位，而這種主導地位與美國能夠吸引來自世界各地大批富有才華和勤奮素質的移民有直接的關係。矽谷促成了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財富爆炸，在這一過程中，移民的創造力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雖然從根本層面上來說，美國獲得世界統治地位與歷史上的其他霸權一樣都得益於寬容思想，但又與其他帝國有極大的不同。美國是第一個依靠成熟的普選民主制度獲得超級強國地位的國家。它是在繼世界人權和國家主權獲得普遍認可後出現的第一個超級強國。而且，美國是第一個面對全球恐怖網絡威脅的超級強國，這些恐怖分子有可能使用大規模殺傷武器。

這種史無前例的綜合性因素讓今天的很多美國人對美國在世界上的正確地位極為困惑。美國應該如何使用自己的軍事力量？如何解決美國面臨的恐怖威脅？美國是應該維護自己超級強國的地位，還是應該恢復世界多極化秩序？哪一種對世界和美國更為有利？

但是，在柏林牆剛拆除時並不存在這樣的不確定性。弗朗西斯·福山[13]（Francis Fukuyama）宣布了“歷史的終結”。大家似乎一致認為，不僅在華盛頓，而且在世界大部分地區，市場和民主“將所有朋友和敵人轉變為競爭者”，允許“任何地方的人民實現自己的理想”，消除“地理界線和人為界線”。[14]但是，自由市場經濟式的民主是城市中的唯一遊戲，美國似乎順理成章地成為世界全球化、市場化和民主化進程的領導者。

現在回顧起來，或許這一階段最突出的特點是人們普遍認為美國不會再捲入戰爭或者遇到軍事威脅。美國擁有有史以來最強大的軍事力量和最具摧毀力的武器裝備。但是，在20世紀90年代，美國國內外很多人認為，這個新的超級強國不會出於擴張和帝國建設的需要而採取軍事進攻戰略。當談到美國的軍事力量時，人們談論最多的問題是，美國是否可以出於人道主義使用武力（例如在波斯尼亞或者盧旺達），美國應該如何合理使用“和平紅利”（peace dividend），即那些節省下來的巨額軍費。人們似乎認為，作為當今世界的唯一超級強國，美國並不是一個帝國，也沒有軍國主義計劃。

但是，2001年9月11日，所有這一切都發生了改變。一個月之內，這個超級強國進入了戰爭狀態。一年以後，美國頒布了一個新的《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強調“美國軍事力量的根本作用”，宣稱美國有“先發製人”的權力，並致力於維持美國的單極軍事優勢。突然之間，到處都在談論美利堅帝國這一話題。媒體上也出現了相關言論，不僅《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和《旗幟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這樣的報紙上出現了相關的文章，甚至連《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和《基督教科學箴言報》（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上也有相關的討論，大家異口同聲地支持美國執行帝國主義路線。麥克斯·布特（Max Boot）在《美利堅帝國研究》（The Case for American Empire）一文中旁徵博引地指出，阿富汗和其他動盪不安的國家如今需要一種開明的外國管理，這種管理曾由腳穿短馬靴、頭戴木髓太陽帽的自信的英國人提供。歷史學家保羅·約翰遜（Paul Johnson）斷言，“恐怖主義的解決途徑在於殖民統治”。2003年初，哈佛大學人權學者邁克爾·伊格納蒂夫（Michael Ignatieff）說：“除了帝國，還有什麼詞可以更好地描述美國的未來呢？”他認為，美利堅帝國“像伊拉克一樣，是民主和穩定的最後希望”。同一時期，尼爾·弗格森呼籲美國應該拋棄恐懼，披上大英帝國曾經的帝國外衣。[15]

這些支持建立美利堅帝國的人到底是怎麼想的呢？顯然，沒有人試圖像過去稱維多利亞女王為“印度女皇”那樣稱喬治·W.布什總統為“中東皇帝”。相反，大部分支持美利堅帝國思想的人只是認為，無論有沒有國際支持，美國都應該更積極地奉行軍事干涉主義，從而實現某些地區的政權更迭和國家建設，也就是消滅獨裁統治、“流氓國家”和其他對美國構成威脅的政權，然後建立市場化的、民主化的、親美國的政府。一位時事評論員指出，“美國在21世紀的絕對統治將以自由市場、人權和民主作為旗幟，用世界上最為強大的軍事力量強制推行”。[16]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9·11”後出現的創建美利堅帝國的呼聲似乎並不是沒有道理的。畢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一直享有無與倫比的軍事優勢，佔領並改造了德國和日本。如果美國那時候能夠成功，為什麼現在不可以這樣做呢？面對無法估量的恐怖威脅，在“9·11”以後為什麼不能實施同樣的政策呢？為什麼美國不能像羅馬帝國和大英帝國那樣，擔負起給世界帶來文明、現代化以及和平的責任呢？

“9·11”之後，這一觀點得到了很多美國人的支持，包括那些從不喜歡“帝國”這個詞的人，或者那些自認為是強烈反對帝國主義思想的人。《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可能是這些人的代表。雖然懷疑布什政府所聲稱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可靠性，並堅信美國可能是為了確保自己的石油利益，但是弗里德曼卻支持進行伊拉克戰爭，以便“推翻薩達姆·侯賽因的統治，與伊拉克人民攜起手來”，建設一個人們渴望已久的穩定的民主社會，“讓人民充分享受自由，提高婦女權利，實施現代教育”。同樣，邁克爾·伊格納蒂夫，這位“美國入侵伊拉克最著名的自由派支持者”寫道：“現在的事實是，左派人士和右派孤立主義者都反對這種做法，前者甚至認為美國的帝國主義路線是萬惡之源，但是伊拉克有很多人希望美國用武力為他們帶來自由。” [17]

但是，所有這些作者都忽略了歷史教訓，不論他們使用了帝國這個詞，還是稱之為民主化或者國家建設。現在，美國正在面臨著自帝國出現以後就存在的一個嚴肅問題，只不過這一問題是以新形式表現出來的罷了，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它曾經導致了歷史上絕大多數世界霸主的滅亡。因為找不到更合適的詞，我將之稱為“黏性”問題。

這個問題其實就是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飽受爭議的著作《我們是誰？對美國民族認同的挑戰》（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的主題。亨廷頓提出了反傳統政治的觀點，他認為由於持續不斷的移民，尤其是來自西班牙語國家的移民，例如墨西哥的移民，有可能會危害美國以盎格魯—新教教徒為主的核心價值觀，包括個人主義、職業道德和法治觀念。亨廷頓警告說，除非美國重新明確它的民族身份，否則必將“變成一個包含不同民族、種族、文化和政治集團的鬆散聯邦，大家除了都生活在美國這塊土地上以外，很少或者沒有共同點”。

亨廷頓一直飽受詬病。其原因在於，他露骨地進行了民族煽動和攻擊，例如，他說墨西哥裔美國人數量激增，就像兔子那樣具有極強的繁殖能力，他還說墨西哥人可能在試圖把加利福尼亞州、猶他州和得克薩斯州收回去。但是，我倒認為亨廷頓的擔心是有一定道理的，即美國社會是否具有足夠的“黏性”將眾多次一級的小社會聚合在一起。歷史上的很多超級強國，包括阿契美尼德王朝和蒙古帝國，都是因為缺乏一種包容性的政治認同感，所以不能團結它們眾多不同民族和宗教背景的臣民而最終衰落的。[18]

但是，亨廷頓犯了兩個嚴重的錯誤。第一，正如我後面指出的，當超級強國的核心民族變得狹隘，重新強化其所謂的“真正”身份，提倡極端民族主義或者沙文主義，試圖驅逐或排斥“外族”和“不可同化”民族時，整個社會就會分裂瓦解，並最終會導致超級強國消亡。從這個角度來看，摧毀美國社會結構的最穩妥的方法，就是試圖將美國身份與單一的原生民族或者宗教團體捆綁起來。而亨廷頓正是這麼做的，他認為“美國特性”就是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盎格魯–撒克遜裔白人新教徒、享有特權的白人）文化和WASP的價值觀 。雖說亨廷頓承認存在其他民族和文化背景的人，但是他堅持認為這些人（顯然不包括拉美裔美國人）是可以接受WASP價值觀的。

從更深層次上來看，亨廷頓沒有看到美國民族認同的真正問題不在於國內，而在於國外。在美國境內，美國特別成功地創造了一種在種族和宗教層面上中立的政治身份，而且這種身份具有很強的吸引力，足以將不同民族、宗教和背景的人團結在一起。但問題是，美國的影響力不僅僅局限於美國人本身。由於它無與倫比的軍事實力（包括在60多個國家的軍事基地，大多被當地人視作對他們國家主權的侵犯），以及巨大的經濟影響力——無所不在的跨國公司、消費品品牌和文化，使得美國的影響力在世界的各個角落都能被人感受到。在美國本土以外，那種原本將美國人聚合起來的黏合力不能將世界上的幾十億人口以同樣的方式黏合起來。

歷史表明，超級強國如果想繼續存在下去，就必須尋覓一些確保各地區效忠的方式，或者至少得到它所主宰的外國人口對其領導地位的默認，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單單依靠軍事力量是不夠的。在這方面，羅馬帝國樹立了一個世界霸主的最佳榜樣，它成功地贏得了被征服人口的支持，有效地將他們聚攏在羅馬核心統治的周圍，這不是僅僅依靠軍事力量就能實現的。作為古代帝國的唯一特例，羅馬創造了一種政治從屬和文化融合政策，將那些分佈在遙遠地區的各個不同民族凝聚到一起。同樣，今天的美國也形成了一整套文化影響，包括超級偶像、星巴克、迪士尼、芝士漢堡、可口可樂和SUV汽車，所有這些吸引了世界各地數百萬乃至數十億人的關注。

......

前言／008

導言：稱霸世界的秘密／014

第一部分“野蠻人”的寬容/035

第一章第一個超級大國 大波斯帝國：從居魯士到亞歷山大／036

巴克特里亞王國在什麼地方，我們是否應該相信希羅多德的說法呢？

包容與阿契美尼德帝國的興起

瘋子和他的王位

大流士大帝

第一個超級大國的衰落

亞歷山大大帝

第二章羅馬鼎盛帝國的寬容政策 角斗士、託加長袍和帝國“黏性”／068

世界性羅馬帝國：“唯一包含世界所有民族的祖國”

帝國的成長過程

羅馬帝國的黃金時代

上帝的血親

羅馬文化和公民身份的吸引力

讓世界上的所有人都穿上託加袍

鼎盛帝國時期的宗教寬容

狹隘：基督教及羅馬的衰落

第三章 中國的黃金時代混血的唐帝國／106

中國歷史上的狹隘和“野蠻人”

唐王朝的興起（公元618-907年）

女皇和春藥

唐帝國的鼎盛時期

垂暮的唐帝國和狹隘思想的出現

第四章蒙古帝國 橫掃世界的“野蠻人”／140

征服大草原

征服東方

征服西方

“歐洲的悲哀”

蒙古人的全球統治

蒙古對中國的統治

狹隘與沒落

第二部分 寬容的啟示/187

第五章 中世紀西班牙的“淨化” 宗教裁判、放逐和褊狹的代價／188

宗教審判和狹隘思想

第六章荷蘭人的世界帝國 鑽石、綢緞和基督教各教派的融合／202

荷蘭興起之前

天主教徒與新教徒之間的鬥爭：荷蘭共和國的形成

混血兒和毒蛇：荷蘭共和國寬容政策的誕生

資本主義精神：西班牙的損失和荷蘭的收穫

帝國：“金錢就是你的上帝”

荷蘭人的黃金時代

荷蘭共和國是超級強國？

荷蘭“征服”英格蘭

第七章東方的寬容和褊狹 奧斯曼帝國、大明帝國和莫臥兒王朝／238

奧斯曼帝國

中國大明帝國

莫臥兒帝國：穆斯林君主，印度教臣民

第八章大英帝國 “反叛的賤民”和“白人的負擔”／264

“各式各樣優秀傑出的人才”：在英國的猶太教徒和胡格諾教徒

來自“地球底端”的帝國建設者

寬容政策的豐碩果實

天主教問題和“英國式”寬容的局限性

啟蒙運動和帝國：統治的興盛和衰落

英國的衰落和可能的變化

第三部分未來的世界霸主/311

第九章美國式超級大國 寬容與微型芯片技術／312

宗教與國家分離的革命性變革

“狡猾的”美國人和從歐洲爭奪技術勞動力的早期鬥爭

偉大的歐洲移民和美國崛起為區域強國

從地區強國到世界強國的轉變

美國式世界霸權

第十章軸心國的興衰 納粹德國和大日本帝國／360

納粹德國：雅利安民族統治世界的白日夢

仇恨的力量

狹隘的代價

“要么驅逐，要么消滅，絕不同化”

大日本帝國：最“善良”民族的征服史

日本怪異而又矛盾的種族觀

日本的“大東亞聖戰”

第十一章 美國霸權的挑戰者

21世紀的中國、歐盟和印度

蒸蒸日上的中國

歐盟：“後帝國時代的超級大國”

暫時處於劣勢的印度

第十二章帝國時代

歷史的教訓

美國是帝國嗎？

超級強國的進化

民主的超級大國和古老的“黏性”問題

最後的霸權國家

致謝

參考文獻

美國是一個帝國嗎？自從美國建國以來，美國人就一直爭論自己是否應該謀求帝國霸權。時至今日，這一爭論還在繼續，儘管美國實質上已經獲得了世界霸權。在十二章，我將分析美國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以及它在國際事務中應該擔當起什麼樣的角色。不過，在描述美國的未來之前，我們應該先了解一下它的過去。

為什麼美國在經濟和軍事方面都那麼出眾？富饒的農業土地資源當然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此外還有豐富的原材料，遠離外國威脅的獨特地理優勢，政治制度（包括私有財產製度、自由貿易、民主和法治等），儘管不太完善，但是對於它的繁榮發展都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然而，與歷史上其他超級帝國一樣，美國強大的秘密主要在於它的人力資源。

如果說相對寬容是獲得世界霸權的關鍵因素，那麼美國在這方面一直以來都比歐洲任何一個國家具有絕對的優勢。美國不僅吸引了眾多移民，而且它根本就是一個由移民構成的國家。美國的開國元勳即便不是移民，也是移民的後代。(例如，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就出生於加勒比海地區的尼維斯島，並於16歲時移民到紐約。)如今，95%以上的美國人都是過去某個時間漂洋過海來到美國的移民後裔。

當然，毋庸諱言，很多歷史移民都是戴著腳鐐漂洋過海來到美國的。與美國原住民一樣，在這些移民看來，美利堅合眾國的誕生既得益於其奉行的寬容性政策，同時也有賴於其殘酷的民族壓迫。“移民之國”一直被定義為一個主要由盎格魯—撒克遜白人新教徒建立的國家。直到1909年，當俄羅斯猶太人伊斯雷爾·贊格威爾（Israel Zangwill）撰寫其著名劇作《大熔爐》（The Melting Pot）時，仍然認為只有“歐洲移民”參與了這個偉大的歷史大融合。[2]

與同一歷史時期的所有世界強國相比，美國一直奉行非常寬容的宗教多元化政策。1789年頒布的美國《司法條例》（The Judiciary Act）是一個真正革命性的法案，它不僅像過去的大英帝國和荷蘭共和國那樣積極支持宗教信仰自由，甚至以憲法原則的方式宣布，美國不設立國教。儘管從總體上來說美國實施的是開放性移民政策，但是在大部分歷史時期，對於某些特定民族，尤其是美國印第安人、非洲裔美國人和其他“非白人”民族，美國都奉行極端的種族和民族歧視政策。儘管美國政府一再宣稱“人人生而平等”的憲法原則，但是奴隸制度、種族隔離、民族歧視和公民權不平等長期以來都是美國社會的現實問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才成為世界歷史上民族和種族政策最開放的國家。正因為如此，這一時期也成為美國獲得世界霸權的重要歷史階段。

本章將追述美國歷史的這些重要演變過程，包括從受人奴役的殖民地發展為美洲大陸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再從一個超級大國發展到最後的超級強國。美國的這一發展歷程直接得益於它一直奉行的民族寬容政策，從而使它有能力不斷吸引分散在世界各地、具有不同民族背景的移民，通過向他們提供豐厚的回報，最大限度地吸引他們移居美國，利用他們的才乾和力量為美國社會的發展做出重要貢獻。通過吸納其他國家的流亡者，以及以後不斷挖取勢均力敵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大量最優秀、最富有才幹的人力資源，美國獲得了史無前例的經濟發展動力和技術創新力量，進而積累起了人類有史以來最為龐大的經濟財富和最為強大的軍事實力。

宗教與國家的革命性分離

THE REVOLUTIONARY SEPARATION OF CHURCH FROM STATE

從歷史事實來講，清教徒對於美國社會的發展做出了相當大的貢獻。正如馬克思·韋伯所概括的“新教倫理”那樣，他們以節儉和勤奮著稱於世。他們非常重視教育。以約翰·哈佛為代表的清教徒創建了美國最早的一批大學。英克里斯·馬瑟曾在1685年到1701年間擔任哈佛大學校長，之後又幫助組建了耶魯大學。他能夠閱讀古希伯來語、希臘語和拉丁語版本的《舊約》。

然而，清教徒對宗教問題態度十分偏狹，而且人們常常會忘記這一點。成功脫離歐洲宗教迫害之後，清教徒到了美國之後卻成了宗教迫害的實施者。清教徒認為自己是上帝的子民—— “純正宗教”的傳播者——所以，他們不僅限制天主教徒和猶太教徒的宗教自由，甚至還限制英國國教徒、貴格派教徒、浸禮會教徒，以及其他所有不能嚴格遵守新教戒律教徒的宗教自由。根據馬瑟的說法，“容忍所有的宗教和異教，是沒有宗教的表現”。清教狂熱分子對其他宗教的迫害在“1692年塞勒姆女巫審判案”中達到了高潮，這一審判案致使100多個男女“巫師”因信奉異端邪說和實施巫術的罪名而被判入獄。在這一歇斯底里的事件結束前，19名“巫師”被絞死在塞勒姆鎮的蓋爾洛山上，同時兩條狗也以“從犯”罪名被處以極刑。

新教只是美國早期社會眾多教派之中的一個。在1607年至1732年之間，英國人在北美“培植”了13個殖民地。因為英國殖民統治大多是由私人企業家資助的，形成了五花八門的殖民地宗教特色，主要取決於資助殖民統治的企業家的宗教傾向和最初定居居民的構成情況。因此，就出現了不同地區以不同教派為主的局面，例如，新英格蘭地區居民大多為清教公理會教友，賓夕法尼亞州以貴格派為主，紐約主要是荷蘭歸正派教徒，馬里蘭州有相當一部分天主教徒，弗吉尼亞州、佐治亞州和卡羅萊納州大部分是英國國教教徒。同時，在一些大城市裡，也有一部分長老派教徒、浸禮會教徒，以及一些小型猶太社區。

儘管各地區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宗教差異，殖民地時期美國的宗教自由只是建立在非常狹隘的原則之上，“如果你不喜歡我們這裡的宗教，你完全可以去其他地方”。正如馬薩諸塞州牧師納撒尼爾·沃德所說：“（所有的非公理會信徒）都享有離開我們的自由，我們也希望他們以最快的速度這樣做，而且越早越好。”除了羅得島人民以外，殖民時期的美國人對於確立大多數人的信仰宗教以及剝奪無信仰者基本權利的做法毫不內疚。到1732年，當英國殖民統治時代即將結束時，85%的美國人居住在確立了官方教會的城鎮或州中。一般情況下，不信奉官方教會的人不能享有投票權，也不能擔任公職。有時，這些“異教徒”會被驅逐出所在的城鎮。例如，如果任何貴格派教徒碰巧來到以聖公會為官方教派的弗吉尼亞州，他們會立即“被囚禁而且不得保釋”，直到他們同意“以最快的速度”離開本州，並且承諾“再也不會回來”。[3]

但是，重大的宗教改革也在慢慢顯露出來。儘管納撒尼爾·沃德等人為宗教“純潔”和“單純”辯護，但是美國仍然出現了一場混亂的變革。在17世紀和18世紀，隨著歐洲各國移民大量湧入美國，美國人口數量隨之大幅上升。在進一步推動商業繁榮的同時，這些移民也帶來了異端思想和新的宗教教派。剎那間，除了公理會和聖公會以外，又增加了德國虔信派、瑞典路德派、法國胡格諾派和愛爾蘭阿爾斯特長老派，等等。

貿易是宗教寬容制度改革的強大催化劑。一些有影響力的商人開始倡導宗教自由，因為宗教排斥思想不利於他們開展貿易。畢竟，他們的貿易代理、客戶、供應商、贊助商和貿易合作夥伴具有各種各樣不同的宗教背景——甚至是非基督教背景，所以推進宗教寬容政策勢在必行。正是基於這種考慮，1740年，英國國會通過了一個基本法令，允許美國殖民地的猶太人申請歸化入籍。大法官菲利普·哈德威克解釋說：“對於猶太人來說，如果他們不願意移居美國殖民地，即使不會破壞殖民地的貿易，對殖民地也會是一個巨大的損失。”

大約同一時期，宗教領域出現的“消費者革命”，即廣為人知的“大覺醒運動”（Great Awakening），席捲了美洲的各個殖民地。在喬治·懷特菲爾德等富有卓越領導才能的宗教領袖的帶領下，數十名巡迴福音傳教牧師四處宣傳自己教派的福音“品牌”，跨越了傳統的教區界限，完全不受各地正統教派的束縛。就像今天的“電視佈道者”一樣，這些巡迴牧師在極為廣闊的區域內推銷自己的宗教思想。他們大肆宣傳自己的“產品”，提供福音信息，強調宗教信仰的個人選擇權。他們告訴人們，只有通過自己的親身實踐才能獲得拯救，而不是機械地遵守教會教義。他們通過自我推銷，大力宣傳，獲得了極大的成功。只要有聽眾，他們會隨時隨地宣傳自己的宗教思想，例如，在法院大門前的台階上、路邊、公園，甚至賽馬場和酒館，所以他們也贏得了成千上萬名殖民地居民的支持。

對此，傳統牧師十分沮喪。一名來自南卡羅萊納州的聖公會牧師說：“賓夕法尼亞州和新英格蘭每年都會派出一批雜七雜八的宣講牧師……在這些宗教大雜燴當中，根本沒有真正的基督教思想……如果他們能主持一次婚禮或者葬禮並能掙到一個先令，這些化外遊民一樣的牧師也會打破腦袋去竭力爭取。”弗吉尼亞州的聖公會牧師帕特里克·亨利也發表了同樣的言論：“這些巡迴牧師完全是胡言亂語，對宗教教義的解釋極度混亂。之後他們將懵懵懂懂的信眾棄之不管，一走就是10個月或者12個月，直到另外一個宗教狂熱分子到來，重複著同樣瘋狂的搗亂活動。 ”

然而，似乎就在一瞬間，這種極度混亂的局面消失了。18世紀40年代即將結束時，“大覺醒運動”幾乎完全銷聲匿跡了——但是並不是在戲劇性改變殖民地宗教分裂現狀之前。大多數巡迴牧師和他們的追隨者開始舉行自己的宗教集會活動，或者加入了少數派，例如浸禮派，於是，非官方教會教派得到了爆炸式發展。因為改變宗教信仰的人數眾多，既包括“低層”和“中層”人士，同時還包括一些知名人士，所以持不同政見者也不再遭受非議與責難。甚至，在此問題上十分苛刻的馬薩諸塞州也接受了多元化宗教信仰。在1747年，一名波士頓人說，他所在城市的教堂中，有三個主教教區，十個“獨立團體”，“一個基於加爾文教義的法國教派，一個再洗禮會教派和一個貴格派” 。清教徒希望建立一個單一而統一的官方教會的夢想就此破滅。[4]

那些宣揚個人具有宗教信仰自由選擇權的福音巡迴傳教士，甚至有了一些似乎不太可能的繼任者：開國元勳。儘管美國獨立戰爭中的一些領導人模仿羅馬共和國的歷史典故曾經使用過拉丁文筆名，比如普布里烏斯和費比烏斯，但是他們在思想革新方面遠遠超過啟蒙運動時期的任何一個人。儘管他們不一定具有反宗教思想，但是像喬治·華盛頓、托馬斯·杰弗遜、本傑明·富蘭克林、詹姆斯·麥迪遜等很多人都對《聖經》的內容提出了質疑，並對正統教派進行了嚴厲批評。正如托馬斯·杰弗遜所說：“自從基督教誕生以來，數百萬無辜的男人、女人和孩子被活活燒死，被殘酷折磨，被罰款，被監禁；但是即便如此我們在宗教思想統一方面仍然毫無進步。所以，我們不免要問，高壓政治到底能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它只是讓半個世界變得愚昧，而讓另外半個世界則變得虛偽。” [5]

其實在實現獨立之前，美國的革命家們就已經感受到了宗教寬容所帶來的實際利益。為了抓住每一個有利於打擊英國殖民統治者的機會，美國人別無選擇，只能組建一支包含不同宗教信仰人群的軍隊。在抗擊殖民統治勝利之後，正如約翰·亞當斯所寫的那樣，那些革命戰士包括“羅馬天主教徒、英國聖公會教徒、蘇格蘭和美國長老派教徒、衛理公會教徒、再洗禮會教徒、德國路德派教徒、德國加爾文教徒、普救派教徒、阿里烏斯派教徒、索西努派、獨立派教徒、公理會教徒、馬派清教徒、保守派新教徒、自然神論者、無神論者，以及'那些什麼都不信奉的新教教徒'”。

開國元勳們在1789年通過的憲法可謂相當激進。他們甚至比英國國會通過的宗教寬容法案更進了一步，來自13個州的代表故意沒有將憲法編寫成另外一種形式的宗教文件，也沒有為這個國家設立一個單獨的官方教會。在這個最早版本的憲法中，只是在一個條款中提到了與宗教有關的問題，那就是不得以宗教信仰作為擔任政府公職的先決條件。

憲法中宗教內容的缺失招致了很多人的激烈批評和指責，認為這是無法無天的無神論行為，是對傳統的背叛。但那些開國元勳們都是接受過高等教育的貴族，本就沒有必要代表普通大眾，但是他們仍然堅信宗教信仰自由是避免多元化社會爆發宗教衝突的最好方式。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包括麥迪遜，都深深受到了亞當·斯密思想的影響。斯密曾經寫道，就像市場中存在著多種不同的商品一樣，“允許大量不同宗教派別共同存在” ——最好不少於兩三百個宗教派別——將會引發宗教領導者之間的良性競爭，最終達到盡可能限制宗教瘋狂行為，實現最大程度和諧的社會狀態。[6]

1791年，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獲得通過，正式禁止國會確立國家教會，以保護宗教信仰自由。8年之後，在《的黎波里條約》（Treaty of Tripoli）中，美國以當時極其罕見的語言向世界宣布：“美利堅合眾國政府絕不是建立在基督教教義基礎之上的……美國政府本身絕對不會反對任何宗教戒律、任何宗教類別和穆斯林寧靜的內心。”同樣，美國官員這種“反叛上帝”的行為再次驚呆了大多數美國人。於是，憲法的反對者們便發表了聳人聽聞的預言，有朝一日羅馬天主教教徒、猶太教教徒或者穆斯林可能會成為美國總統。

開國元勳們毫不退縮地捍衛世俗憲法。喬治·華盛頓雖然認為宗教對於弘揚優秀道德品質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強烈呼籲世界各國效仿美國的製憲思想。“美國人民，”他寫道，“為人類樹立了一個更大民主權利和更多自由的政策典範，所以他們有理由為自己喝彩，這個政策值得其他國家學習效仿。全世界人民都應該享有這樣的自由思想。”

或許，美國第一任總統與居魯士大帝或奧蘭治·威廉最顯著、最清晰的區別在於，華盛頓認為宗教信仰自由是一種基本權利，而不是當權者給人民的一種恩賜。華盛頓說道：“現在，寬容政策不再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恩賜，不再是只有統治階級才能享有的與生俱來的權利，幸運的是，美國政府不再支持頑固保守的思想，不再支持宗教迫害，只是要求受它保護的人民不必壓抑自己。” [7]

當然，即使在1791年以後，很多美國人仍然不能享有完全的宗教自由。其一，憲法第一修正案最初僅僅適用於聯邦政府內部。很多自治州，主要是在新英格蘭地區，仍然以新教教會為自己的官方宗教；有些甚至強制人民參加新教的宗教活動。其二，大多數加入美國聯邦的州仍然規定只有基督徒才有投票權或者擔任政府公職的權利。要花上幾十年時間，這些推行官方宗教的殘餘勢力才會最終消失。

但是，美國宗教改革的本質是這樣的：從其誕生之日起，美國就借鑒了荷蘭和英國的宗教寬容的啟蒙原則，並將其進一步發展和延伸，以此作為自己的建國綱領。到18世紀末，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國家在宗教寬容政策方面比美國更進步、更開放。

然而，我們不能將宗教自由與種族寬容政策混為一談。除了少數幾個本身尚存爭議的事實以外，所有的開國元勳似乎都對他們所處時代的種族主義視而不見。或許，華盛頓和杰弗遜可能從來都不曾想過宗教自由可以進一步延伸到他們的黑人奴隸身上。直到1813年，據歷史資料記載，那些在南方各州種植園中出生的奴隸，原本使用的穆斯林姓名，例如，“法蒂瑪”“薩爾瑪”和“奧斯曼”，都被他們的主人改成了“尼普頓”“柏拉圖”和“哈姆雷特”。[8]在美國“開明的”憲法規定下，美國的土著印第安人和黑人奴隸幾乎沒有白人享有的任何權利。[9]

在人類歷史上，膚色和歧視經常被緊密地聯繫起來，個中原因我們可能永遠都不會完全理解。我們發現，英帝國對待非白人殖民地人民的態度就是如此，甚至今天西歐國家仍然存在著令人痛心的種族主義問題。從美國的發展史來看，種族歧視問題一直是移民運動和種族同化過程中的突出特色。美國最早的殖民地居民和開國元勳都是西歐或者北歐的後裔，所以，他們更容易接受那些外表和行為習慣與他們類似的新移民。

直到19世紀末，移入美國的絕大多數移民都是“白人”。當然，“白人”一直是美國著力吸引的目標。比如，我們以富蘭克林于1751年發表的文章《人類發展觀察史》（Observation Concerning the Increase of Mankind）為例，看看他對膚色問題做出了什麼樣的令人驚訝的論述：

世界上純正的白人數量非常少。所有的非洲人都是黑色或黃褐色的。亞洲人主要也是黃褐色的。整個美國也是如此（不考慮新移民）。在歐洲，西班牙人、意大利人、法國人、俄羅斯人和瑞典人一般都具有我們所說的黝黑膚色；如果將英格蘭人中的撒克遜人去掉，德國人和英格蘭人則構成了地球上白人的主體……也許，我對我們國家人民的膚色有些偏袒……但是，這樣的偏袒對於人類來說是很自然的事情。

這是富蘭克林在美國獨立前所持的觀點，當時他還是一個富有強烈英國民族情結的美國人。（然而，1754年，他自己將這段文字從文章中刪除了，之後才將剩餘部分出版。）不過，到了18世紀60年代末，富蘭克林的思想發生了重大變化。在一次訪問倫敦時，他受到了英國上流人士的輕慢，結果反而與蘇格蘭人和貴格派教徒建立了友好關係。他對英國報紙描述美國殖民地居民的內容深感氣憤：“北美殖民地居民都是一些烏合之眾，包括蘇格蘭人、愛爾蘭人和其他國家的流民、囚犯的後代、令人厭惡的暴亂分子，等等。”當富蘭克林回到費城以後，他的思想發生了徹底改變。他認識到北美殖民地已經和其宗主國分離了，具有了完全不同的身份，他還傾向於對美國公民身份採取包容的態度。到1783年，富蘭克林已經變成了一個開放移民政策的堅定支持者：“每一個來到美國，並在這片土地上定居下來的人，都對國家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10]

富蘭克林認識到，移民將成為美國成功的關鍵。接下來的200年證明他的觀點是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