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道（簡體書）

★ 餘世存成名作，碎片化讀史開山之作

從暢銷到長銷，一版再版，奇書成經典

★ 去現場感受歷史的熱血

用第—手材料，讓我們回到歷史第—現場，傾聽當事人的聲音

★ 語錄體

每一段就是一篇，好讀好玩，適合碎片化閱讀

★ 去臉譜化

對近代以來歷史人物進行去臉譜化，看到他們鮮為人知的一面

★ 主題化

風格化的分類，涉及每一代人都要面對的問題，讓讀者看到大人物的成敗、困惑，從而獲得啟迪

《非常道》以風格化的條目分類、直擊歷史現場的短文形式，記錄了中國近代以來戲劇性、關鍵性時刻的趣聞軼事和精彩話語。

書中呈現的畫面，有宏大敘事的特寫、側影和背面，也有從鮮為人知的歷史角落髮出的幽暗亮光。那些我們熟悉或不熟悉的各色人等，在歷史洪流中的片言只語，原來如此生動豐富。

這些話語的碎片，就是大歷史的絕佳註腳。

余世存

詩人、學者，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

湖北隨州人，現居北京。做過中學教師、報社編輯、公務員、志願者。曾任《戰略與管理》執行主編，《科學時報》助理總編輯。主持過十年之久的“當代漢語貢獻獎”。當代zui重要的思想者之一，被稱為“當代中國zui富有思想衝擊力、zui ju有歷史使命感和知識分子氣質的思想者之一”。已出版的主要作品：《時間之書》《立人三部曲》《老子傳》《人間世》《大時間》等。

新版序：《非常道》與時代變遷

一

時間過得真快，《非常道》問世已經十年了。十年之前，漢語世界還沒有微博體，少有段子手，更沒有APP、微信、朋友圈、微信公眾號。十年之前，中國經濟體僅僅度過短缺不久，經濟總量剛剛超過意大利，隨後這些年先後超過英國、德國、日本等國，今天成為世界第二大單一經濟體。十年之前，漢語世界還只是傳統的四民社會結構，或上下二元結構，今天的漢語世界已經有一個規模巨大的小康或社會中間階層。

十年之前，我編寫《非常道》時根本沒有想到開了某種先河，更沒想到文明社會的介質很快就轉移到移動互聯上來。儘管及時的、周圍的世界仍有不如意處，但從長時間、“大時間”來看，世界仍在呈現它的善意，它的美和真實不虛。

《非常道》問世時遭受過一些人的質疑，那時的漢語世界還相當確定，官學、主流知識或學院知識等等還有相當的影響，《非常道》的野氣、粗放等個性不免冒犯傳統的讀者。幸而它在社會大眾那裡得到了承認。而網絡一旦引入中土，它演進催生的“歷史推手”：網友們，就會在網際爭戰或對話中強化自己的社會責任和公民人格，其組成者如白領、小資、文青、成功人士等社會中間階層就會日漸獲得本階層的意識，並對通識讀物、公共知識產品有日新又新的要求。這也是《非常道》在內的眾多歷史寫作為大眾青睞的時代社會原因。

二

十年之前，曾國藩、慈禧、李鴻章、康有為、梁啟超、袁世凱、孫中山、蔣介石等近現代中國的巨頭們在人們眼裡還是臉譜化的，或需要仰視，或必須俯視，今天他們已經任由人們接識、平視。十年之前，現代中國革命、西方文明資源、現代性資源在官民之間，在廟堂江湖中還有著絕對的價值；今天，傳統中國文化、軸心時代以來各大文明等等，都在加持我們中國人的生活，都成為包括中國人在內的現代人寶貴的財富和遺產。十年之前，傳統圖書閱讀還佔據著霸權地位，客廳、桌面、圖書館等等還是閱讀的重要平台，今天的掌上閱讀、穿戴式閱讀則成為了潮流。

更為重要的，“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一切神聖的東西都被褻瀆了”。網絡等新文明元素把我們的生活帶入到“不確定性”中來。人們從未有如此新鮮不斷的日常經驗，古人所說的“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從未像今天這樣真切。人們曾經篤定的“太陽底下無新事”，曾經以為的真理乃表象的確定性，曾經信仰的絕對時空，絕對真理等等，都不免坍塌了。人們信仰的底線、防線，想像力的高標等等，一再被超越；沒有最壞，只有更壞；沒有最優，只有更優。

在新元素來臨之前，知識的演進其實已經接近了“不確定性”的邊緣。物理學（相對論和量子力學）、數學（哥德爾定理）、社會學（韋伯悖論）、經濟學（阿羅不可能定理）、藝術（後現代派）、政治學（孔多塞選舉悖論）等等，都證實了絕對真理的脆弱。

三

移動互聯時代的來臨，迅速將文明個體推送到一個極度不確定的世界中去。這是一個萬花筒般的“人工世界”，用波普爾等人的語言，是人類經歷的物理世界和心理世界之後的“第三世界”。這個新世界裡的一切，全部人類知識總量、天文數字般的文字、海量的信息、圖像和音像，乃至人類生活的軟件和硬件，智能機器人，3D和多維時空，都是建立在0和1兩個簡單的數字之上，建立在二進位制的數學法則之上。一如德國哲人萊布尼茨當年預言的，“只有0和1的二進位制不但具有簡潔的形式，更可以表示宇宙間所有的量。所有的數通過1和0的方式表達，是何等美妙！”這個世界如此簡單，每個人都能夠參與、發揮自身的潛能。

網絡時代使每個人都開啟了通天徹地的歷史，使人回到先天自然狀態，恢復了自身的直覺和靈性。人人都可以獨立地探索、參贊天地自然，可以自成世界、可以鏈接文明世界並回報文明巨量的思想資源和物質資源。我們在這個時代，不僅看到了獨裁者、金融寡頭、政客、學霸、壟斷者、制服者們的顢頇、愚蠢，也看到了他們跟網友的人生社會演化背道而馳的保守、落後和反動。我們在這個時代，也看到了一切圈子生存、一切固步自封者、畫地自獄者們的狹隘、自私。

在這樣的時代，“互聯網思維”成為熱詞。究其實，互聯網思維跟傳統文明中的終極關懷並無二致。如我中華文明曾經以易道陰陽來理解世界，這跟網絡思維同根同源，網絡的0和1二進位制，跟易經的陰陽二進位制異曲同工。網絡世界的確定性、不確定性和二進位簡易，跟易經的陰陽簡易、變易和不易，可謂相映生輝。文明個體在易經中安頓自身，跟今天人們在網絡上安頓自身殊途同歸。我們由此可知，人類知識在今天面臨的機遇：沒有人能夠壟斷網絡承載的世界知識，也沒有人能夠壟斷對世界的解釋。人人可以從0起步，探索天地自然裡的一切知識，並抵達1，成為不可替代的1。

四

在這樣的時代，包括中國知識在內的人類知識演進正經受挑戰，中國知識共同體在管制和異化中無能自覺，對中國歷史的整理總結、對文明世界的解釋，仍缺少可觀的成果。以《非常道》關涉的歷史階段而言，漢語世界的這一歷史敘事仍在意識形態本位、革命本位、故事本位、段子本位等等泥潭里掙扎，尚未回歸或致意由孔子、司馬遷等開創的個人寫史傳統，更少有立足現代文明珍視的個體本位。

儘管民國有過“黃金十年”的奇蹟，大清王朝有過洋務運動、變法圖存等“改革開放”令世界矚目的歷史成果，儘管歷史學家也稱道過漢唐、羲皇上人時代、羅馬帝國、雅典等等歷史時段的繁榮、富庶，但中國歷史和人類文明從未有過今天這樣的福祉。文明個體從未有過如今天這樣的福報，人身難得，人生難得，今天的人身人生也許最為難得，每個人都與聞天地或歷史之奧，都可以登堂入室。農耕時代的辛勞、漁獵時代的飢餓、天災、人禍、戰爭和動亂等等，在今天都日漸成為個案，成為特殊，成為偶然。文明累積的財富，使得今天個體的享用，遠勝過傳統文化中的皇帝、君主、王公大人、巨富、聖賢……

但在今天，“佛法難聞”、“福音難聞”，更難的是社會演進的不確定性和個體之惑使人難以見素抱朴，難以聞思修行。當代知識，尚無足夠的力量羅致並教化、加持這些身在福中的文明個體。大自然的平衡之道因此以悲喜劇形式呈現奇觀，這些享用遠勝於先人的今人，也得到了空前的報應，水土流失，霧霾，心理變異，個體身心、生存的物理和心理世界等雙重的污染，我們可以理解大家進入“人工世界”的輕浮、往而不返、玩物喪志。

跟文明福祉前夕的冷戰、兩次世界大戰相當，現代中國也經歷了一言難盡的災難，今天的人類似乎永遠告別了那種生存的短缺、世界的敵意、戰亂……但今人尚未把自己和先人的生活進行有效的“鏈接”，尚未理解歷史目的或人的目的。儘管碎片化是網絡時代的本質，但當代知識乃至文明個體有責任建設一個萬物互聯的世界，既有責任建設無處不可鏈接的“人工世界”，也有責任以此迴向文明生存棲息的物理世界和心理世界。我們相信，這個碎片化的當代生存，是簡潔的，也是全息的。

五

在我們人類的經驗和研究中，時間是不均勻的，也是有累積之效應的。中國的先民經過千百年的意識演化，到西周後期，才有人悟出，“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類似的精神成果在《易經》裡的表述是，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這種累積之時間效應，在民諺中也有體現，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

時空意識的浮現和調整是文明社會的大事。它意味著文明個體日漸擺脫生存的偶然、僥倖，而進入到人生社會演進的必然進程中去，並在這一生命規範中功行圓滿，獲大自在。這就是今人的福報，可以憑藉前人和全部的人類經驗，超越命運的偶然或必然，超越命運的僥倖或宿命，而進入到創造的自由世界。人們說，長線是金。的確，小小的悲歡檢驗了我們，但大尺度時空鑄造的黃金之善之美之真更等待我們去發現、挖掘。

以時空尺度測度，我們今人之所以有此福祉，乃是文明的精神和物質演進，進入到秋天階段，進入到中年階段，故文明積累足夠今人享用。短缺時代的“青黃不接”、“春荒夏荒”、“飢歉斷炊”，在豐饒的秋冬季節獲得了解決。但我們今人切莫以為自己生來撞上了好時代，須知生於權貴之門、長在秋冬養膘，並非只是一種福祉，也是一種義務或使命。何況，這種僥倖或好命尚只是時空的一個維度，只是世界的一種邊界，尚未能領受全部時空。一個人、一個社會應該在對春夏秋冬等全部時空的經驗中去職盡天命。

對我們中國人來說，《非常道》涉及的歷史正是一個可觀的世界或時空系統。這個系統裡有冬天，清國的衰敗既有自身的墮落，更與傳統中國文化的冬天相關聯；這個系統裡更有春天，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都是報春的先聲，1919年的春天更是喚醒了現代中國和國民的生機。我們今天對革命的認知，對傳統的認知，對西方的理解，多半來自這個春天的栽培。

儘管民國范兒、民國人物在很多方面都是今人無法相比的，有論者認為我們在智力和道德上都難以望民國人物項背，但我們仍有民國人物難以想像的福利。站在大時間的維度上，我們知道自己的文明財多半來自於民國先輩，我們更要知道，先人在我們的生命之中，自己所能做的，是完善自身，慎終追遠。外人所謂，現代國民有責任教育好自己，進而影響周圍。或謂，在個人追尋幸福的過程，當顧及意義或人類的價值，如學習、安全、信任、公益。這是我們現代人超越前人之處，也是我們可報答前人之處。

六

民國何在？民國何如之？

今天我們可以看到，民國是一個文明鳳凰涅槃的時刻，是一個民族回歸人類文明主流的歷史。我們今天要做的，不僅是要認識前人，要理解人性、中國國民性在民國的光榮和罪苦，而且要把集體意識或民族精神推進到世界文明層面，要把個體精神推進到網絡時代。

一如前述，人類經歷了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目前正經歷著第三世界的悲喜劇。農耕文明開發了第一世界即物理世界的地表資源；工業文明發明了蒸汽機、電動機，開發了地下資源、天空資源和太空資源；文藝復興、啟蒙運動、現代性大潮等等開發了第二世界即心理世界……今天，移動互聯網、基因工程等等，正在開發第三世界，即人工世界，這是一個嶄新的智能世界。

儘管科學尚未在智能的本質面前達成共識，但智能本身是利用已知解決未知，利用精神意識抵達多維或高維時空。傳統人類社會解決未知之道只是等待時間的展開，等待聖王、英雄、仁人誌士和群眾互動的歷史，今天的文明則是以智能抵達完整的時空，任何個體的生命智能都可完成蝴蝶效應。而智能的特徵即在於依靠又不依托知識，它藉助想像、精神，借助虛一，借助最簡單的0和1。它對未來的預測是以自己製造出未來為前提的，智能即是把美好的未來還給自己和周圍世界，智能即是正義。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我們由此樂觀地預言文明，將從血緣的不對稱、知識信息的不對稱躍進到智力的不對稱時代；文明所努力的，是示範並消除智力的不對稱，以實現全體人的自由和功能圓滿。

民國是我們中國人從第一世界走向第二世界的歷史階段，是我中國國民從“活著”、“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物理存在、到明心見性的心理存在的慘烈而光榮的時刻。我們看到的，民國人的優秀處和高尚處，使得他們中的一些人既是第一世界即行動的主體；又是心理世界即認知的主體，他們是知行合一的一代人。但囿於時間、空間的限制，他們尚不能稱得上是真正的主宰。他們跟傳統文化中的仁者聖者一樣，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即使學貫中西，學究天人，但他們在有限的、局部的世界生存；而今人，借助於後來人之心眼，更借助於當代的福祉，既能告慰他們人生的正當美好，又能夠照亮他們的某種無明式生存。

前人的努力使我們更多人分享到智能生存的真諦和美善。儘管今天仍有不少人生活在生存的飄忽不安、生存的罪苦和泥濘中，但我中國國民的財富足以支撐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權利分享和表達，足以支撐國民獲得平易的物理和健康的心理；我中國國民經濟的產能足以使多數人、使年輕一代人進入到智能生存階段，超越並實現物理世界、心理世界和人工世界的和諧。

對一切生命個體來說，生命和智能是其最美好的兩類追求，就是說，不僅要活著，而且要克服人身人心的瓶頸，克服“吾之大患在我有身”的悲慨。當代中國人有可能跟外人一道實現這兩大追求。這對還在身心的水深火熱中深受飢餓、匱乏、肥胖、三高、變異等折磨的人來說也許難以想像，對在政治權力、經濟權利和文化權益還處在絕對貧困或相對貧困中的人來說難以想像，因為困於第一世界的人只是以食色權力財富為人生人身存在的標準，困於第二世界的人以認知、安頓、開悟、愉悅為標準，而進入第三世界的人則以身心的正義、圓滿完善為標準，今天的人類正在超越生存的有限時空，進入到智能性的多維或高維時空中。在這方面，當代中國社會的先行者們，有責任在自度、自覺中實現生命的智能，迴向周圍，把自己的生命展開跟同胞的福祉做鏈接。

七

民國至今，已經過了十個十年。

人類對時間的觀察細緻入微。我們中國人曾說，五年一小變，十年一大變，三十年一世，等等。我們對那些時間中的弄潮兒或獨裁者如是認知：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他們頂多有三十年左右的風光。我們曾說，即使那些偉大的智者、才人、聖者，其影響也是有限的，因為江山、時空中的演進，代有才人，各領風騷。無論是各領風騷三五年，還是六十年甲子輪流轉，中國人對時空的把握、對人生社會的認知是變易的。

從民國以來，中國人信奉過三民主義、無政府主義、法西斯主義、市場主義、全能主義、人道主義、自由主義、保守主義、互聯網主義，等等，幾乎每十年都會有一個思想、集體精神的變化。每一次的相信，都以為自己和民族開啟了新生的契機，是以我們一直在這種生生之德性或易變中。每一次“新生”，人們以為自己或民族穿上了新衣，忙於撫摸、讚美、感恩。

按照歷史學家唐德剛等人的論述，這是中國歷史的轉型階段，中國人不得不承受這些變易，才能獲得歸宿和認同。這個大轉型的落腳點，今天借助智能時代，我們更能夠理解，它將是回歸主流文明，回歸健全的人性和人類精神。借助中國文化的語言，大轉型是對變異生存和身心病理的救贖，其救贖之道在於正其義，把握時機：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八

十年前，有論者認為《非常道》開創了一個民間價值系統，今天看其價值，遠不如網絡本身對價值的夯建。十年前，《非常道》採花釀蜜，重構了歷史；但今天它的一些敘事已經被新出版、新發現的史料校正。歷史只有走過非常道路，才能回歸其常態或常道。而歷史，一如時間的演進，每一段都是非常的，只有在大尺度中，才能理解它的常與非常，變易不易。《非常道》的意義在於，它是特殊時期的個人寫作，是當時一個青年人的歷史正義行為，是對史料、先輩言行的編碼組裝或三復斯意，故在今天的網絡時代仍是一個可觀的參考讀物。

我們今天的閱讀學習，因介質發生變化而遇到了挑戰。按腦科學的研究，人類的閱讀能力是六七千年前才獲得的一種能力，此前大腦中的神經迴路的功能在於採集和狩獵，流動的文明後來為農耕文明代替，大腦中的採集和狩獵功能區變進化成為閱讀功能，成為“專門而精緻的閱讀神經迴路”。同時，人類數千年來的文明介質：甲骨、羊皮書、竹帛、紙張等等建立在實物之上的恆定性圖像文字，為虛擬數碼之上的即時性圖像文字取代，兩千年左右的圖書（紙書）霸權地位坍塌了，傳統的文獻或文本式的知識載體及其傳承方式遇到了挑戰。沉思、身心的深度對話式閱讀為網絡解構，移動互聯正將人的閱讀帶入到新的“採集和狩獵”時代。

今天的閱讀，已經實現了數字化、動態化、即時化和鏈接化。這是“自由人的自由聯合”，是“萬物相互鏈接”。在閱讀中，人們能夠直取無上正法，明心見性，當下開悟。今天，絕大多數的人類知識都在互聯網上能夠查閱，只有少量的知識才需要專家。這在某種程度上意味著，專家不再是權威，自高身價的權威專家跟騙子無異，大行其道的專家跟走江湖者並無兩樣；如果他們以為自己與時俱進，穿上了新衣，空前絕後；但他們的狀態可能更類同於穿上新衣的那個皇帝。而我們從紙書裡、從學校裡學得的知識都將成為常識，生命智能應使自己隨時知道或獲得這些有史以來的全部“常識”，傳統的圖書或學問必須實現某種便捷，以適應當代閱讀的智能化需要，消費、開放、即用即讀、即讀即悟的需要。

《非常道》可算是移動互聯閱讀史前夕的“採集和狩獵”，我很高興它在今天仍能入讀者的法眼。在不確定中尋找到確定，既是人的本能，也是自覺。多維高維世界需要明點奇點，需要確定真實不虛的瞬間。現代史的人物言行，就是這一可供開悟的瞬間，如詩人所說，是“岩石，在我們的不肯定中肯定的島嶼”，人們在這裡可以憩息，可以歌哭，可以起舞。

在《非常道》十週年版出版前夕，跟讀者做如上分享。

是為序。

新版序： 《非常道》與時代變遷

史景第一001

政事第二021

文林第三035

武運第四055

革命第五069

問世第六083

人論第七091

英風第八109

意誌第九123

性情第十137

骨氣第十一155

狂狷第十二165

識見第十三177

立言第十四193

代言第十五207

修辭第十六213

世道第十七227

敬畏第十八237

信念第十九245

自覺第二十257

教化第二十一271

命運第二十二285

變異第二十三299

神傷第二十四311

限定第二十五325

虛榮第二十六335

無情第二十七345

心智第二十八353

廉恥第二十九363

依附第三十373

隔膜第三十一383

荒誕第三十二395

意誌第九

胡林翼多次說：“天下糜爛，特吾輩二三人撐持。吾輩不低首求人才以自助，可乎？”他給曾國藩寫信說：“克己以待人，屈我以伸人，唯林翼當為其忍，為其難，非如此則事必不濟。”

魏源得到儒家經典《大學》的古文，一見之下，欣喜若狂，連夜苦讀。湯金釗前去探望時，只見魏蓬頭垢面，髮辮不整，亂草般的髮絲根根旁逸斜出，身穿一領破舊的長袍，不著馬褂，上面亦是污跡斑斑，腳上隨便穿一雙舊得發白的黑色便鞋，未穿布襪。往日沈穩嚴謹的清貧才子無跡可尋，渾然一個浪跡街頭的乞丐，湯大奇：“默深何以如此？”魏源揖道：“晚生自尋到一冊古本《大學》，甚是喜歡，抄錄全篇，又將之與今文《大學》相校相勘，不知已過瞭如許時日。”

曾國藩弱冠之年，給自己改號“滌生”，以求改過自新。十年後，他反躬自省，以為過失滌除未盡，且越來越多。是故舉意勇猛改過。貪睡戀床，不能黎明即起，他罵自己“一無所為，可恥”；喜吟詩作賦，尋章摘句，未將精力用於經史等有用之學，他以為病症在好名，“可恥”；給地方官吏寫信，親切一些，則是“意欲餌他饋問”，“鄙極醜極”，應重寫一函，“作疏闊語”；喜清談，爭口頭便宜，那是妄語，若再犯，“明神殛之”；跟人說性事，“聞色而心艷羨”，是“真禽獸”。曾國藩於此“日三省吾身”，十年有成。

胡林翼自己要求去貴州當差，他說：“此邦貧瘠，或可以保清白之風，而不敢負良友厚意。”他到任後，“遍謁光榮，誓不取官中一錢自肥，以貽前人羞。”

李鴻章20歲言志：“蹉跎往事付東流，彈指光陰二十秋。青眼時邀名士賞，赤心聊為故人酬。胸中自命真千古，世外浮沉只一漚，久愧蓬萊仙島客，簪花多在少年頭。”其入都詩說：“丈夫隻手把吳鉤，意氣高於百尺樓。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里外覓封侯。”

丁日昌回鄉後，病體沉重，又對政事心灰意冷，故表示要一心鑽研古文，不再問人間事。李鴻章指責他，他這樣做，不是不可以成為一大名家，將作品藏之名山，傳之無窮，但從漢朝到現在，不患無文人學人，察其究竟，仍不過是文學而已， “於當時奚益？於後世奚裨？人生如朝露，倘及時得手，作成一件兩件濟世安民頂天立地事業，不更愈於空言耶”？受此激勵，丁日昌再次扶病出山。

譚嗣同以嫡出，不得父歡。12歲時，二姊、生母及長兄因染時疫，前後五日內相繼病歿，譚也被傳染，昏死三日，自此有“復生”之字。復生由是輕其生命，深念高望，私懷墨子摩頂放踵之志。他說：“為度一切眾生故，無不活畏，無惡名畏，無死畏，無地獄惡道畏，乃至無大眾威德畏，蓋仁之至矣。”

孫中山曾對蔡元培說：“我不善處成功，而善處失敗；愈失敗，我的精神愈煥發。”

黃興自幼接受了“夷夏之辨”的思想，尤其是明末王夫之反滿的民族主義思想，他曾說：“丈夫處蠻夷猾夏之秋，當有事於大者遠者。”

鄒容少時即對科舉制度十分不滿，他向熱衷於科舉功名的父親說：“臭八股兒不願學，滿場兒不愛入。”他問父親：“衰世科名，得之又有何用？”

秋瑾住在北京，值義和團運動失敗之後，她感慨地說：“人生處世，當匡濟艱危，以吐抱負，寧能米鹽瑣屑終其身乎？”後來，她對王時澤說：“吾自庚子以來，已置吾生命於不顧，即不獲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

1904年，陶成章自日本歸國後，積極奔走於浙江各地，聯絡會黨，策劃革命。他經常日行八九十里，用麻繩束腰，穿著芒鞋，蓬首垢面，慘淡經營，四過杭州，而沒有回家。一次將近除夕，人們勸他回家過年，他說：“幸老父猶健，家計無憂，一至故鄉，恐被人情牽累，不能複出矣！”“既以身為國奔走，豈尚能以家繫念耶！”

1905年，徐錫麟游歷浙江各地，交結了他稱為“奇才力士”的會黨成員，他對人說：“涉歷四縣，得俊民數十，知中國可為也。”

吳樾幼年進私塾讀書，12歲起，年年參加童子試，均落第。19歲後不再學習八股，愛讀古文辭，特別喜好歷史。“每讀明史，朗誦長吟，感嘆唏噓不能置。”

武訓立誓乞討辦學後，從破廟中出來，滿街跳躍歡呼，若瘋若狂。並且高唱道：“扛活受人欺，不如討飯隨自己；別看我討飯，早晚修個義學院。”

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反對偽立憲的吳樾暗殺五大臣，自己被炸，重傷身死。吳樾致未婚妻遺書上說：“願子為羅蘭夫人”，“欲子他年與吾並立銅像”。

朱執信參加革命後，仍留著辮髮，身穿父親留下的長袍大袖的舊式衣服，即如他說：“衣服襤褸，辮子盤有頭頭。”一般人見了，指為怪僻，看不出他是堅定的革命黨人。革命黨人見之，笑他“頑固”，他則付之一笑，依然故我。好心同伴勸他剪掉，甚至武力強迫，他拔出小刀，嚴肅地說：“誰要再要我剪辮子，我就和誰拼命。”此舉後來反而保護了朱執信。

民初，陳獨秀說：“我辦報十年，中國局面全改觀。”

民初，蔡元培做北大校長，事務冗繁。有一次，北大學生因為不肯交講義費，幾百人聚集要求免費。蔡堅持校紀，不肯通融以至秩序大亂。於是這位身材短小、瘦巴巴的文人，站​​在紅樓門口，揮拳作勢，怒目大聲喊道：“我跟你們決鬥！”包圍他的學生只好紛紛後退。

胡適在美留學時，初與同鄉梅光迪關係很好，以兄弟相稱。但當胡適提出“要須作詩如作文”之後，立即受到梅的批評，關係越來越僵。胡適的態度，特別是後來陳獨秀以及錢玄同等人加入戰團，以徹底否定中國文化為己任時，引起哈佛的中國留學生們的憤怒。張鑫海憤慨地說：“羽翼未成，不可輕飛，他年學問成，同志集，定必與若輩鏖戰一番！”直到1922年才有《學衡》雜誌的創刊，這意味著“鏖戰”的開始。梅光迪曾引春秋人申包胥對伍子胥說的話自況：“子能覆楚，我必復之。”

1918年，27歲的胡適到北大任教時，已成了全國知名的文學革命的提倡者。林語堂以清華教員身份迎接他。兩人見面時，林“猶如觸電”。胡博士引用15世紀人文主義者伊拉斯漠從意大利返回祖國荷蘭時的豪語說：“我們回來了。一切都會不同了。”

趙元任年輕時，求知欲極強，愛做物理實驗，酷愛體育運動，從初中開始堅持記日記。在南京求學期間，一度染上惡習：抽煙、嗜酒、手淫。一旦他意識到這些危害時，以堅強毅力強制自己根除了。他常以父命名寓意告誡自己：“元任，任重道遠。”後果然博學多才，被尊為“漢語言學之父”。

蔣百里29歲時任保定軍校校長，他到校視事的第一天，向學生們訓話，較為簡潔：“今天方震到校，有兩件事向同學們一談：一點關於精神方面，一點關於教育方面……方震如不稱職，當自殺以明責任。”半年後蔣自殺，震動全國，幸而得救。

民初，蔣介石在政治上嶄露頭角，但仍不脫上海灘“小混混”色彩，其時日記中充滿了荒唐放蕩與自責克制的矛盾。如1919年10月初他下決心：“以後禁入花街為狎邪之行。其能乎，請試之！”“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世人可以醒悟矣！”但10月15日又記道：“下午，出外冶遊數次，甚矣，惡習之難改也。”1920年夏，他痛感自己為人所鄙，再下決心，8月7日的日記中說：“世間最下流而恥垢者，唯好色一事。”9日說：“吾人為狎邪行，是自入火坑也，焉得不燔死！”以後的仍有大量的“理”“欲”交戰的記錄，但已基本是只有“邪念”而無“邪行”了。他寫道：“我之好名貪色，以一澹字藥之。”“盪心不絕，何以養身？何以抱國？”

張伯苓多次說他辦教育的理由：“我在北洋水師學校，親見旅順大連為日本割去，青島為德國人所奪走。當我到濟公島的時候，看見兩個人，一個是英國兵，另一個是中國兵，英國兵身體魁梧，穿戴莊嚴，但中國兵則大不然，他穿的是一件灰色而破舊的軍衣，胸前有一個'勇'字，面色憔悴，兩肩齊聳，這兩個兵相比較，實有天地之別，我當時感到羞恥和痛心。我自此受極大刺激，直至現在，還在我的腦海中迴盪，我當時立志要改造我們中國人，但是我並非要訓練陸軍、海軍，同外國周旋。我以為改造國民的方法，就是辦教育。”

1920年10月，在梁啟超等人的支持下，瞿秋白、俞頌華、李仲武等由北京《晨報》和上海《時事新報》合派到蘇俄採訪。瞿秋白在途中商量調查方法，因為他們並無新聞記者的經驗。俞頌華說：“我們此行，本是無牛則賴犬耕，盡我們自己的力量罷了。”

弘一法師當年執意出家，出家後竟後悔了，因為發現佛門原非淨土，故想還俗。馬一浮等朋友勸他說：“原先不贊成你出家，既已跨出了此步，就不要回頭了。”弘一聽勸，打消還俗的念頭，終成一代高僧。

許春草對人說：“我信仰基督教，不是吃教，更不是信洋人，我是降漢不降曹，我是投降基督耶穌，不是和那些洋人妥協。”自從皈依基督，到86歲終年，無論大事小事，許都以耶穌的真理為指南，他的所有活動，貫串著一條十字架的紅線。他喜歡把自己名字中的“草”字比作自己的一生。他說：“我天天背負三個十字架，一個是國家的、一個是教會的、另一個是家庭的十字架。”在這三個十字架的重壓下，他有時有如耶穌基督走上各各他那樣，心力交瘁；有時像以利亞在亞哈王追捕下，灰心失望。但他屢蹶屢起，終成圓滿。

徐志摩與其原配夫人離異而與陸小曼結合，徐之友好，多貽書勸阻。其師梁任公亦以千言書致徐，力勸其懸崖勒馬，免為世詬。梁啟超在書中說：“嗚呼，志摩！世間豈有圓滿之宇宙？”徐意堅決，復書亦說：“嗚呼，吾師！吾唯有於茫茫人海中求之，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李宗吾曾在四川任中學校長及省監學等職。有一年，省府派李為主試委員，李宗吾認真主持，學生多恨之。一天晚上，學生多人，手持木棒啞鈴，把李宗吾拖出，痛打一頓，臨走罵道：“你這狗東西，還主不主張嚴格考試？”李被人扶起，大聲說： “只要打不死，依然要考。”後裹傷上堂，繼續考試，學生不敢再抗，一律就試。

1930年初夏，冼星海在巴黎打工。他常常在巴黎音樂院大門口徘徊，傾聽院牆內的弦歌琴音。一天傍晚，老闆開恩准他提前下班，冼星海直奔馬德里大街的音樂院。照例在大門盤桓時，冼星海忽然看見一個中國青年從裡面走出來，他就走上前，不管對方聽不聽，做了一番自我介紹。此人正好是馬思聰，馬對這位“南國簫手”也早有耳聞，但沒想到冼星海如此窮困潦倒。馬思聰答應引冼星海見他的導師奧別多菲爾，冼自此如願以償音樂夢。

塞克孤僻怪異，而做事認真。他首次登台，在《父歸》中飾演主角，而觀眾除本校學生外，只有一個廚子買票入場，大家都說只有一個觀眾，停演算了，塞克說：“演，就是為這一個觀眾演。”演出竟一舉成功，廚師拿著被淚水浸濕的手帕離開劇場，完全被感動了。

史沫特萊問楊虎城：“您認為中國有強大實力抗擊日本嗎？”楊說：“誰能從理論上解答這個問題？我認為中國的力量不在飛機和坦克，日本擁有更多的飛機和坦克。我們的力量就在於我們懂得我們必須抗日。這不是單純的物質力量問題，它需要我們面對現實，有堅強意志，只要我們有堅定的意志，我們就有力量抗戰。”

盧作孚聰明絕頂。抗戰期間，因為要跟美國商人打交道，他跟晏陽初的妻子雅麗讀英文，晚上有空時讀一點兒。半年之後，盧就能看英文報紙了。武漢失守後，大量後撤入川的人員物資滯留宜昌，盧作孚親自指揮民生公司船隻，在日本飛機狂轟濫炸下，經過40多天奮戰，終於將全部人員的物資設備搶運進川，該壯舉被稱為“中國實業界的敦刻爾克”。

抗戰期間，政府財政困難，物價高漲，公務人員的生活很困苦，情緒低落。嚴家淦時任福建建設廳廳長，有一次他去一朋友家中，見客廳有一幀奇怪的照片：一個人坐在椅子上，另一人跪在他面前。仔細一看，跪的和坐的是同一個人，就是朋友本人。嚴百思不得其解，問朋友。朋友答曰，這叫求人不如求己。

王芸生等人所辦《大公報》的社訓為“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王芸生認為，新聞記者要敢於說真話，不怕殺頭。他曾對年輕人說：“抓到刑場，揪住小辮兒，鋼刀一舉，咔嚓一聲的時候，小子，你要一聲不吭，咬緊牙關頂得住，才算得一條好漢，一個好記者。 ”

成舍我辦報多經磨難，軍閥、黨國領袖、上海灘流氓等等，都刁難過他，甚至欲置他於死地，他經歷了一個時代報人的“不幸”和“幸”。張宗昌殺人不眨眼，沒過幾年，成舍我在中山公園，常見張悶坐來今雨軒，搔首無聊，屢想跟他攀談，他只是報以微笑。成舍我得罪汪精衛時，朋友勸他妥協，他拒絕了。“日寇投降，我到南京，最近一個月以前，當我在南京掛出了《民生報》招牌的那一天，我從中山陵回來，經過所謂梅花山'汪墓'，只見許多人在他墓前排隊撒尿。”

抗戰勝利後，殷海光在南京中央日報社任主筆，與在中央圖書館任職的傅樂成交往甚篤。當時“異常放蕩怠惰”（傅自語）的傅樂成結識了一位漂亮姑娘，對她極盡愛慕之能事，卻難擷芳心。有一天，殷海光在傅的宿舍裡聊天，正好這位姑娘也在場。殷口若懸河，姑娘在一旁聽得出神。殷海光走後，姑娘對傅樂成說：“假如你有殷先生那樣好的學問，我一定嫁給你！”傅樂成受不了這番“刺激”，決心翻譯一部英文的西洋史以示自己的進取之心。若干年後，從美國耶魯學成歸來的傅樂成寫出扛鼎之作《中國通史》，成了一位“不可忽視的史學家”。

段錫朋律己甚嚴，近於苦行主義，臨終時說：“我已經算好的了，我還沒有欠人錢。”

抗美援朝時期，常香玉總希望自己能為國家做點兒貢獻。有一天，她跟陳憲章說：“咱們為國家捐架飛機，你看中不中。”陳問她：“你知道大砲多少錢，坦克多少錢嗎？飛機，這可不是常人能捐的呀！”陳憲章為此改編了一部戲《花木蘭》，常香玉在全國跑了兩年，義演籌到人民幣15億元，捐獻了一架名為“香玉劇社號”的米格15戰鬥機。

陳果夫臨死前，總結一生，認為自己主要做到了以下幾點：住繁華都市多年，未曾入妓院、舞場、賭場之類，為無聊之消遣；管錢終始不將錢作為私有，或為金錢所管，反之，愈不愛錢；讀書未曾為書本所囿，或自以為知足；管人事不捉弄人，不私於人，更不自用私人；做官未曾作威作福，營私或運用政客，作固位之想及幸進之圖，始終保持平民本色；接近商業工作，自己做到不做生意，不與人談私利；辦黨務不作植黨之想，辦教育亦然；生病能擺脫煩惱，始終抱樂觀與進取之心。

於右任有“草聖”之稱，他說：“餘中年學草，每日僅記一字（即每日一個字寫無數次），兩三年間，可以執筆。此非妄言，實含至理；有志竟成，功在不捨，後之學人，當更易易……”

雷鋒做了好事從來不對人講。有次他抱病在工地運磚，人們再三向他表示感謝時，他卻說：“這是我應該干的。”在瀋陽車站給一位山東大嫂買了車票，她問雷鋒在哪個部隊、叫什麼名字時，雷鋒說：“叫解放軍，住在中國。”雷鋒寫了《雷鋒日記》，他的事蹟由此傳開。

何炳棣初在北美謀生不順，教書之餘刻苦做學問。他曾一連幾個夏天利用學校假期到美國東部的圖書館蒐集資料，他說，只有堅信卓絕必出自艱苦，才不會對做學問的辛楚與寂寥覺得艱苦。事實上，每當閉館後吸進第一口清新夜氣，仰望著白玉般晶瑩雄瑰的國會建築群的分秒之間，他的內心不禁在獅吼：“看誰的著作真配藏之名山！”

60年代初，中共最高決策層決心發展核武器，蘇聯嘲笑中國無能：中國人民連褲子都不夠穿，竟妄想製造核武器。為此，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在北京對日本記者團發表了著名的“核褲論”，回擊了蘇聯的嘲弄，並鄭重聲明，不管中國有多窮，“我當了褲子也要造核子”！

“文革”中，馮友蘭被造反派拉到高台上“批鬥”。群情激昂，馮在心中默念：“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戴乃迭是英籍女翻譯家，將一生獻給中國。“文革”中，她因“特務”罪名被捕，單獨監禁四年。戴極愛清潔，用牙刷將監牢牆壁刷得乾乾淨淨，每日靠背誦中英文詩歌消磨時光。身陷囹圄，她依然保持做人的尊嚴與禮節。女畫家郁風記得，監獄開飯時，每當看守把飯送到戴乃迭的監房窗口，總能聽到她帶洋腔的漢語：“謝謝。”

路遙寫作刻苦。為寫一個中篇，他曾連續伏案七天七夜，最後暈倒在廁所裡。他常常通宵工作，直到第二天早晨6點才上床休息，中午12點起床後又開始工作。他有文章《早晨從中午開始》，記自己的創作甘苦，他對人說：“我很累，累得要命。”“搞創作這是傻瓜乾的事，精明人是不會幹這種事的。”

李政道好學，吳大猷回憶說，李政道的求知心切到了奇怪的程度。“有時我有風濕痛，他替我搥背，他幫我做任何家裡的瑣事。我無論給他什麼難的書和題目，他很快地做完了，又來索更多的。我由他做問題的步驟，很容易發現他的思想敏捷，大異尋常。”

黃燦然曾訪問哈金的寫作狀態，哈稱自己是“孤零零地寫作”，他說：“用英語寫作，我得面對我提到的大師。這是一個偉大的傳統，要求你有條不紊地工作，我想通過英語寫作，使自己與大陸的文學機器分隔開來。換句話說，我獲得一種自由。至於取悅大師們，我寫作，一直就是為了取悅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