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的意義之源：“意圖”與“闡釋”的討論（簡體書）

《文本的意義之源：“意圖”與“闡釋”的討論》分別從理論概念溯源及建構、中西文論史梳理、中西文學創作與接受實踐、中國文學理論建設實踐、新媒體技術時代意圖與闡釋的新變化等角度展開深入討論和研究。原點性問題的討論沒有終點，但在不同的時代語境下具有重要意義。希望《文本的意義之源：“意圖”與“闡釋”的討論》能喚起學界正視作者意圖的在場及其對闡釋的基礎性作用，匡正當下闡釋實踐中盛行的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作者意圖”或顯或隱，皆生成性地存在於文本及其創作的全過程，對文本意義具有先在決定性，約束文本闡釋，但不限製文本意義的衍生與闡釋活動的創造力。闡釋作為人類公共性的理性行為，應在歷史的框架之內，具體的語境之中，以作者意圖、文本內容為依據，對文本的意義給予正確的理解與判斷，展開符合理性的、可被公度的創造與昇華，從而推進人類知識譜系和意義世界的建構。

邵漢明，1959年生，安徽績溪人。1982年畢業于安徽大學哲學系。1985年獲吉林大學哲學碩士學位。其後一直在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工作。曾任科研處副處長，哲學與文化研究所所長。2002年7月至2009年4月任《社會科學戰線》主編。2007年任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現任院長、黨組書記。1997年破格晉升為研究員。2011年評聘為二級研究員。 長期研究中國哲學與文化。出版《邵漢明文集》《儒道人生哲學》《中國哲學與養生》《道家哲學智慧》《儒家哲學智慧》《中國文化精神》《中國文化研究三十年》等24部著作，在《哲學研究》《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報刊發表學術論文百餘篇，若干文章被《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轉載。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2項、吉林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5項。獲吉林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一等獎3項、二等獎5項。

2016年9月至2017年12月，《社會科學戰線》雜誌開設專欄，就“意圖”與“闡釋”問題組織開展學術討論，得到5個國家、21位學者的積極響應和參與。現在呈現於大家面前的，就是該專欄刊發文章之合集。將已刊發文章彙編成冊公開出版，既是為了相對集中地呈現一個時段學術討論的總體鏡像，也是為了對一個時段的學術爭鳴作一個小結，當然更重要的是期待以此為新的起點，推動關於“意圖”和“闡釋”等闡釋學基本理論問題的討論日益走向深入，為當代闡釋學包括當代中國闡釋學的構建奠定良好基礎。
近年來，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發生新的複雜變化，中國的國際地位和作用實現新的重要轉換。人們越來越清醒地認識到，在人類發展的重要關節點上，亟待各國學者從全球視野，對既往歷史和當今現實進行理論的總結與昇華，將實踐的經驗上升為理性的智慧。唯有如此，才能真正以符合本民族文化心理與傳統的理論去指導實踐，解決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精神文化層面的問題，同時將這些珍貴的實踐經驗轉化為知識，進人人類知識寶庫，繼續傳承下去。在全球化時代，中國學者更是擔負著為世界文化寶庫貢獻中國智慧的特殊責任。就哲學社會科學領域而言，就是要有屬於自己的，與中國經驗、中國實踐相匹配的原創性理論與研究方法。
從傳統到現代，從西學東漸到中國特色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建設的高度自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已經伴隨著時代的變遷走過曲折與輝煌的漫長歲月。當今時代的中國，無論是實踐之翻天覆地的變化，還是理論自身發展的需求與規律，都要求我們對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歷程作出回顧與梳理，對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進行探索和創新。基於此，《社會科學戰線》雜誌於2016年9月至2017年12月組織了以“文本的意義之源”為主旨導向，以“'意圖'與'闡釋'的討論”為欄目名稱的專題討論。
“意義”是哲學社會科學所有學科追求的終極目標，“闡釋”則是通往這一目標的基本方法與途徑。“文本的意義之源”涉及三個關鍵詞：文本、意義和闡釋。根據對“文本”的不同理解，“文本”可以指向哲學社會科學的任何一個學科，保證了該論題的宏觀性、全面性和跨學科性；“意義”是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終極追求，保證了論題的指向性；“闡釋”是具體的研究方法，確保了“創新、建設有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目標的可實現性，而這個“可實現性”正是本論題的重點。德國哲學家威廉·狄爾泰將闡釋學作為“人類科學”（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的一般研究方法，以使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區分，奠定了闡釋學的基礎性地位。在中國，“六經註我”與“我註六經”始終是意義生產和知識傳承的主要方式。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闡釋學的創新就是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創新。重視和加強闡釋學研究，在國際闡釋學領域發出中國的聲音，進而創立當代闡釋學的中國學派，其實質在於構建與中國文化傳統和社會現實對接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和理論體系，對於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具有重要意義。
中國社會科學院張江教授近年來相繼提出以“強制闡釋”和“公共闡釋”為重要標識性概念的原創理論，以中國學者的立場和視角，對20世紀以來西方文論存在的主要問題進行了批判性反思，指出一個相當長時期內受20世紀西方文論影響的中國文學批評實踐存在的主要問題，提倡回到中國的文學實踐，深入細緻地檢索中國闡釋學的精神淵源、古典傳統、當代實踐，進而構建以“公共闡釋”為核心的中國闡釋學。張江教授的學術擔當意識、理論魄力與構想、豐碩精深的學術成果為我們策劃該選題提供了靈感和重要理論支撐，《“意圖”在不在場》正是張江教授貢獻給本欄目的開篇文章。該文具有極強的問題意識，對西方闡釋學中存在的典型問題——對作者意圖的漠視、忽視以至無視進行了偏僻入裡的分析，以“意圖謬誤”“有意味的形式”和“紙上的生命”為直接批判對象，指出“否定意圖的闡釋學意義，對文本作符合論者目的的強制闡釋，推動當代闡釋學研究走上了相對主義、虛無主義的道路”。這其實已經成為西方當代闡釋學的痼疾，也影響了中國的闡釋實踐。同時張江教授對於欄目的策劃、文章的組織以及學術會議的召開等也給予了莫大支持。
文本的意義源自何處？究竟什麼對作品的意義起決定性作用？怎樣的闡釋才能符合意義正當的生產方式？進而，作者的意圖是不是作品意義的源泉？何為“意圖”？“意圖在不在場”？“意圖”對“闡釋”有怎樣的意義？這些都是闡釋學的根本問題，在不同的歷史語境下，觀點不一，需要認真的清理和辨識。本書分別從理論概念溯源及建構、中西文論史梳理、中西文學創作與接受實踐、中國文學理論建設實踐、新媒體技術時代意圖與闡釋的新變化等角度展開深入討論和研究。
原點性問題的討論沒有終點，但在不同的時代語境下具有重要意義。希望本書能喚起學界正視作者意圖的在場及其對闡釋的基礎性作用，匡正當下闡釋實踐中盛行的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作者意圖”或顯或隱，皆生成性地存在於文本及其創作的全過程，對文本意義具有先在決定性，約束文本闡釋，但不限製文本意義的衍生與闡釋活動的創造力。闡釋作為人類公共性的理性行為，應在歷史的框架之內，具體的語境之中，以作者意圖、文本內容為依據，對文本的意義給予正確的理解與判斷，展開符合理性的、可被公度的創造與昇華，從而推進人類知識譜系和意義世界的建構。

“意圖”在不在場
歷史事物中的主觀意圖及其客觀闡釋
作者、讀者與闡釋的邊界
意圖論與作者建構
文本闡釋與作者意圖
試論作者意圖與闡釋標準
詩學和文學理論中的意義和範例性
“意圖”之殤與作者之“向死而生
作者意圖和文學作品
“意圖”怎樣存在
高保真、低保真、無保真與無線保真闡釋
——與張江教授關於文本意圖問題的討論
過度想像與意義的困頓
作者意圖與文本意義的眾聲喧嘩
再論文學作品意義的形成及演變
文學文本的意義之源：作者創作、讀者閱讀與
評者評論
意圖與闡釋：作者意圖回歸的挑戰及其理論可能
法語非洲文學中文本意圖的來源
文本意義的“多源共生”
作者的意圖投注與讀者的文本解讀
作者意圖與私密日記
小說文本與文化現實
——關於中國當代小說的一種考察
後記

再者，社會個體對其社會歷史境遇的感知，不一定會上升到理性的、可以言說的層面，作家個體也不例外，但這可能並不會影響其創作。弗洛伊德對文學的理解雖然因其泛力比多化而廣受質疑，但他的潛意識理論到後來的榮格的集體無意識理論，再到拉康的結構主義心理學理論，讓我們至少認識到了文學創作活動在理性層面之外的另一維度。喬伊斯和伍爾芙兩位作家可能對後來哲學家所關注的現代工業社會的“現代性”缺乏一個完整的、抽象的、理性層面的概括，但不能據此否認他們對其當代生活狀況的感知，也不能阻止他們的作品呈現出現代性意味。誠如張江先生所言，喬伊斯確實對其筆下的人物以何種形態呈現可以有清晰的謀劃，但他未必就完全對莫莉這個人物身上所折射的現代社會的特性有完整的理性層面的把握。推而廣之，某一社會歷史時期各種力量的交鋒不一定以理性的、可言說的形態呈現在一個作家的意識中，但這並不會阻止它們以各種經過折射的、感性的，甚至是隱性的形態進入其視野，催生出創作的動機。這些創作動機具有歷史必然性，不完全在作者的掌控之中。然後，在表達過程中，一個作家也處於文學藝術發展的某一特定時期，可供其選擇用於表達的手段和技巧也是有限的。即使我們肯定作者在表達方式上的原創性，但這個創造性也是有限度的，一是受之前文學實踐的製約，二是受其歷史社會境遇的製約。比如意識流的表達技巧就不大可能出現在彌爾頓或莎士比亞的時代。由此可見，作者對創作的理性把控其實是有限的。
張江先生對作者“意圖”傳統理性主義式的界定，導致了他批評結構主義對“意圖”所謂的消解的說服力略顯欠缺。結構主義所說的語言、符號系統或是“話語”對言語主體的限制恰恰大多發生在主體的意識之外。結構主義並不在經驗層面否認作者與其作品的聯繫。誠如張江先生所言，“作品或者文本是一個確定的存在，簽署作者的名字而流傳於世”①，比如我們不能否認《哈姆萊特》是莎士比亞的作品，這顯而易見，連結構主義者也不能否認這點。但後面張江先生又談道：“符號可以有自組織的規則，但絕對沒有自組織的功能，符號的無序堆砌沒有意義，唯有書寫者根據或依照符號規則的要求，有意識地自覺組織排列無意義的符碼，才使符碼成為有意義的符碼，而且這個意義是書寫者需要的意義。”②我們恰好可以從這裡的“書寫者根據或依照符號規則的要求”人手。第一，單從語言系統來講，其對言語主體的約束大多發生在主體意識之外。一個簡單的例子就是一個從來沒有系統地學習語法的言語主體卻可以自然從容地使用語言。其言語行為看似隨心所欲，但卻必然符合語言規則，因而實際上受其約束。第二，即使言語主體有意識的表述行為，也要受語言系統暗含的認知概念系統制約。我們可以設想，如果在某一語言中的顏色概念系統只包含明暗兩種區分，那處於該語言系統中的言語主體就不能像有七種或更多顏色區分的語言系統的言語主體那樣，輕鬆自如地談論某種顏色。第三，寫作過程不僅僅涉及語言系統，還涉及其他認知、倫理、表達相關的符號概念系統，它們不僅共同製約著主體的行為，甚至就是主體構建自身的基礎。這方面的論證至少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美國社會心理學大師米德關於象徵、語言符號的習得與主體社會身份形成關係的研究。米德的研究表明無論是從人類學的角度，還是從個體發育的角度，人對自身身份的構建都是隨著語言符號系統的發展和習得而形成的。由此可見，結構主義所強調的系統對個體的製約並不是依靠主體的主觀“意向”就能輕易破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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