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公平：範例與經驗（簡體書）

全球背景下的教育迄今為止喜憂參半。從1948年的《世界人權宣言》到1989年的《兒童權利公約》，無數次國際會議都承諾過要實現普及的、公平的教育，而1990年世界全民教育大會確定的目標更是給教育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關注和動力。在過去的30年裡全世界不斷致力於確保所有兒童都能接受教育。各國的承諾起到了重要作用，讀小學的兒童數量明顯增加，男孩和女孩之間的教育差距也縮小了。
但是，各國在努力實現這些目標時仍然存在巨大差距，不僅全民教育和千年發展目標沒能如期實現，而且這些目標一開始力度就不夠大。不要說充分發揮孩子們的潛力，就是要真正能夠擺脫貧困，他們需要的也不僅僅是小學教育。數百萬兒童沒有獲得任何有意義的教育就離開了學校。

Jody Heymann是加拿大麥吉爾大學健康與社會政策研究院創始院長，世界著名健康與社會政策研究專家，出版190多部專著和編著。
譯者簡介：陳舒，華東師範大學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翻譯研究；翻譯出版過4部譯著

《教育公平： 範例與經驗》探討幾個緊迫的問題： 各國內部和國家之間差距有多大？是否有有效和負擔得起的方式可以縮短這些差距？本書指明了具體的道路： 我們可以走向這樣一個世界，所有的孩子都可以從優質教育中受益。各國政府和國際機構都把全民教育作為目標，許多例子表明政治意志與務實的大腦相結合可以取得顯著的進步。本書聚集了一些非凡的帶頭人，提出了廣泛而創新的方法，以確保所有的孩子，無論他們是什麼性別、什麼種族、收入如何、是否殘疾或學習能力有何差異，都能夠接受他們需要的優質教育。

消除教育排斥
Jody Haymann和Adèle Cassola


Alicia在中南洛杉磯長大，附近一派城市衰敗景象，沒有多少發展前景。到Alicia上學時，這裡已經改名為南洛杉磯，為的是抹去西班牙裔貧民聚居區的烙印，但這一地區的學校教育制度仍然遠遠落後于富人區。Alicia遭受著窮人聚居區初中學生普遍遭受的困擾，她需要從幫派橫行和校園暴力的肆虐中找到一條出路，克服教室擁擠破舊、日用物資奇缺、教材陳舊過時、教師不足且心灰意懶等困境。洛杉磯聯合學區與她境遇相同的拉美裔學生只有不到45%能夠從中學畢業。她的問題並不孤立，全美國只有55.5%的拉美裔學生能夠從中學畢業，但他們卻是這個國家增長速度最快的兒童群體。預計到2030年，美國30%的青年人將是拉美裔。
差距在美國根深蒂固。儘管美國擁有許多世界一流大學，但美國年輕人在大學教育方面卻落後了。2001年進入四年制本科教育的只有57%的人在入學6年後獲得學位，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的可比人群中卻平均有70%的人獲得學位。考慮到美國學生有許多從未受過高等教育或沒有完成高等教育，人們發現美國人中只有少數擁有大學學位。2008年，美國只有37%的大學年齡段的年輕人有希望從四年制本科專業畢業。而13個經合組織國家的畢業率則比美國高，其中芬蘭63%，冰島和斯洛伐克57%。
教育落後對於美國兒童和成人的生活乃至對整個國家所產生的後果日益嚴重。在過去的30年裡，隨著通訊、交通和經濟的迅速全球化，工作的變化越來越頻繁。

曾經讓只受過中學教育的人能過上體面生活的製造業工作是第一批逐漸從美國消失的工作之一。自2001年以來，製造業就業人數減少了33%，2001年1月至2010年1月減少了超過560萬個就業機會。那些只受過中學教育的人所能找到的工作，工資和福利已大幅下降。而對於整個國家而言，越來越明顯的是，要具備能夠維持生活質量的有效競爭力就必須保有一支能夠爭得高薪水的有技術有知識的勞動力大軍。
Mahmood出生在地球另一端的巴基斯坦，他們一家移居東倫敦。像數以百萬計的移民一樣，他們移居英國是渴望為孩子們尋找更好的機會。雖然Mahmood的父母要為他尋求機會，但英國的學校體制卻使他們望而卻步。與公立學校相比，所謂的“公共學校”(大多數國家都稱這樣的學校為私立學校，因為它們是收費學校)的學生達到頂尖大學錄取成績的可能性要高出40個百分點，被錄取的可能性高出6倍。與公立學校中有資格享受免費午餐的學生相比，公共學校的學生取得最高成績的可能性是其3.5倍，上頂尖大學的可能性則將近其22倍。即使Mahmood成為少數考試成績達標的學生，他也不太可能讀得起這樣的大學。2010年，在全球經濟衰退的情況下，英國政府宣佈到2012―2013年將根據實際和通脹因素調整削減30%的大學經費，此舉預計將導致學費急劇上漲。
Zitha與新南非誕生於同一年，在後種族隔離時代長大的她將能夠進入廢除種族隔離的學校讀書，而她的父母和祖父母們從來沒有這樣的機會。種族隔離時代的南非既沒有提供給她的父母任何教育，也沒有提供過任何能夠使他們擺脫貧困的工作。他們對Zitha未來的希望完全與他們所想像的南非的未來景象交織在一起，他們想像著到那時，機會不再由種族來決定。但是，到2008年Zitha讀高中的時候，只有56.6%的南非黑人讀完中學並通過畢業考試，只有12%的適齡學生進入大學。學校制度仍然非常不平等，在以前的“白人”和“黑人”學校之間，每個學生的(私立和公立)總開支存在巨大差異。就高中畢業考試通過率而言，四分之三的頂尖學校過去是所謂“白人”學校或“印度”學校，而那些過去的“黑人”學校的通過率占墊底的五分之三，84%的“黑人”學校中仍然是100%的純南非黑人學生。除了持續的教育問題，南非還面臨著一系列其他問題，經濟增長率落後於其他新興中等收入國家，高通脹，匯率不穩定，熟練勞動力短缺，而且南非是世界上收入不平等率最高的國家之一。南非的最低工資高於中國，只能寄希望於通過提供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力來吸引工作崗位。然而，南非只有15%的適齡人口接受高等教育，而中國有23%，25歲以上人口中不到1%的人讀完大學，而中國的同齡人群中是4%。這些情況使南非的失業率達到驚人的23%，非官方估計的失業率則更是高達40%。如同教育程度，失業率也不是均勻分佈的： 只有5%的白人失業，而黑人卻有29%，且集中於種族隔離造成的低技能勞動力。
《教育公平： 範例與經驗》探討幾個緊迫的問題： 各國內部和國家之間差距有多大？是否有有效和負擔得起的方式可以縮短這些差距？本書的讀者對象是教師、家長、校長、致力於改善本國教育的政策制定者和倡導者，以及那些擔心全球教育不公平問題並認識到解決教育不公平是關鍵所在的人士，本書的作者是世界各地重要的教育創新者。《教育公平： 範例與經驗》還報告了一系列獨特的全球案例研究，重點瞭解世界各地哪些教育項目在解決不公平問題和改善教育成果方面特別有效。

全球努力下的教育

全球背景下的教育迄今為止喜憂參半。令人欣喜的是，在過去的20年裡全世界不斷致力於確保所有兒童都能接受教育。1990年，國際社會聚集在泰國的宗滴恩，召開世界全民教育大會，確定全民教育六大目標，專注于提高從幼兒到成年的教育機會、教育質量和教育公平。十年後，164個政府和合作組織在塞內加爾的達喀爾重申了他們對這些目標的承諾，並搭建起一個確保到2015年能夠實現目標的體系。雖然從1948年的《世界人權宣言》到1989年的《兒童權利公約》，無數次國際會議都承諾過要實現普及的、公平的教育，但是全民教育的目標還是給教育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關注和動力。
世界各國領導人在2000年召開會議宣佈全球優先事項，教育仍是最重要的承諾之一。千年發展目標的第二個目標是要實現普及小學教育。此外，千年發展目標的第三個目標特別強調要取得更大的公平，消除男孩和女孩之間的差異。在國際和國內切實的承諾的支持下，目標的設定使讀小學的兒童數量明顯增加。較之於1999年，2008年就讀小學的兒童增加了5200萬。1999年至2008年，南亞和西亞未能接受小學教育的兒童數量降低一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的兒童入學率上升了三分之一。自從全民教育和千年發展目標實施以來，男孩和女孩之間的教育差距也縮小了。1999年到2008年間，失學女童的比例從58%下降到了53%，近年來小學裡每有100名男孩就有97名女孩。很顯然，國內和國際的承諾起到重要作用。這是可喜之處。
但是，各國在努力實現這些目標時仍然存在巨大差距： 2008年仍有6700萬兒童沒能進小學，最近入學率增長速度變緩進一步威脅到全民教育和千年發展目標所設定的到2015年實現普及小學教育的目標。在全球範圍內，低收入國家裡有超過30%的兒童沒有讀完小學。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有近四分之一的小學適齡兒童失學，估計每年有1000萬小學生輟學。在發展中國家估計有90%的殘疾兒童不上學，全球範圍內三分之一的失學兒童有殘疾。原計劃于2005年達到小學和中學教育的性別平等目標，但是在一些地區，失學兒童中男女比例仍然失衡，失學女孩入學的可能性比失學男孩更小。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和阿拉伯國家，每有100個男孩只有不到93個女孩進入小學；在阿富汗、中非共和國和乍得，這個數字下降到每有100個男孩只有不到75個女孩。在也門，僅有略超過20%的失學女孩有可能入學，相比之下，男孩的比例是64%；巴基斯坦也存在類似的差距，失學兒童中有38%的女孩有可能入學，而男孩的比例為73%。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有1200萬名女孩永遠也不會踏進教室，而這樣的男孩只有700萬。
嚴重的是，不僅全民教育和千年發展目標不能如期實現，而且這些目標一開始力度就不夠大。不要說充分發揮孩子們的潛力，就是要真正能夠擺脫貧困，他們需要的也不僅僅是小學教育。千年發展目標忽視了7400萬名未入學的中學適齡兒童和數百萬沒有獲得任何有意義的教育就離開了學校的兒童。在馬拉維、納米比亞和贊比亞只有30%的6年級學生獲得了基本的數學技能，在多米尼加共和國、厄瓜多爾和危地馬拉，只有不到50%的三年級學生能夠閱讀簡單課文並找出意義明確的信息，全球還有千百萬學生雖然讀到小學畢業卻沒有獲得基本的讀寫和算術技能，而在這種情況下教育質量問題仍然沒有被優先考慮。性別間不平等和社會經濟群體間的不平等一樣明顯。然而，至今沒有確立全球性的目標以確保所有的年輕人都能夠完成中等教育，收入或殘疾導致的差距能夠消失，

孩子們無論來自什麼種族或民族、信仰什麼宗教，或使用什麼語言都能夠獲得平等的機會。
因此，差距令人震驚。在全球範圍內，土著兒童和那些來自少數民族、種族和語言群體的兒童所受的教育機會就比其他人少。在美國，非洲裔美國人的失學率是白種人的兩倍。許多國家，包括危地馬拉、秘魯、柬埔寨和老撾，土著和非土著兒童的受教育程度差異很顯著，比如在危地馬拉，在家講土著凱克奇語的人成為所受教育年限最低的五分之一人口的可能性倍增。在玻利維亞，在家裡講土著語言的兒童比講西班牙語的同齡人所受教育要少2到4年。在經合組織國家的小學和中學，家庭語言與教學語言不同的移民兒童成績差于他們的同齡人。
在教育參與方面，殘疾兒童是最弱勢的群體之一，在許多國家他們與非殘疾同齡人之間的差距比人口數據其他方面的差距要大。在13個發展中國家，殘疾兒童與同齡人相比入學的可能性更低，即使考慮到個體、家庭和社區條件。玻利維亞、柬埔寨、哥倫比亞、印度尼西亞、牙買加、蒙古、南非和贊比亞的殘疾兒童入學率比非殘疾兒童要低20到50個百分點。摩爾多瓦和羅馬尼亞7至15歲的殘疾兒童入學率分別比非殘疾兒童低39和34個百分點。研究表明，在南非平均而言殘疾兒童接受的教育不超過4年。

各國有多投入？

如果世界各國領導人僅僅承諾普及小學教育，那就有理由問各國對於確保所有公民獲得小學以上教育到底有多投入。衡量這種投入程度的方法有很多種，但基本的方法是考察一個國家是否足夠重視受教育權而把它寫入憲法。我們研究了191個聯合國成員國憲法中有關受教育權的條款，其中121個國家的憲法保證所有公民享有受教育的權利。28個國家保證所有公民享有高等教育的權利，其中15個國家保證所有居民享有這項權利。另外有18個國家希望保護所有公民的高等教育權利。總之，雖然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希望達到向全民提供教育權的目標，但高等教育權的目標仍然非常落後。
而且，實際上，收入多少決定能否受教育使得各國內部和國家之間產生巨大的差距。德國兒童就讀中學的可能性是尼日爾兒童的10倍。這不是孤立的例子。11個高收入國家的兒童讀大學的概率比15個低收入國家的兒童讀完小學的概率更大。各國內部的差距也是同樣驚人的。比較來自高收入國家和低收入國家的貧困家庭的同齡孩子，來自富裕家庭的孩子接受教育的機會更大。在美國，17%的中學適齡低收入青年失學，相比之下，來自高收入家庭的失學青年只占5%。來自中東和北非最貧窮的五分之一人口的兒童與最富裕的五分之一人口的同齡兒童相比，其入學可能性要低4倍多；在玻利維亞、布基納法索、埃塞俄比亞、乍得、埃塞俄比亞、馬裡和尼日爾，最窮的孩子上學的可能性比那些來自富裕家庭的孩子低2到3倍。在22個低收入國家，最貧窮的五分之一人口比最富裕的五分之一人口平均少受5年教育。

可行性解決方案

《教育公平： 範例與經驗》是多年努力的成果，旨在研究國內和國際教育不公平是否有可行的解決方案。為了回答這一根本問題，我們聚集了世界各地的學者、教育工作者、運作項目的個人、在校內外進行教育工作的教師以及其他相關人士。他們共同努力，試圖找到解決從學齡前到研究生階段教育不公的最佳途徑。我們還實施過一項計劃，研究了世界各地區有可能會找到解決教育不公問題的創新方法的項目。我們向這些項目派出政策研究員，他們採訪相關教師、項目負責人、學生、政府官員和社區成員；觀察課堂互動、課外活動、教師培訓課程；分析政策文件；並檢查學生的學習成果。
無論是從專家會議，還是從深入的案例研究，都得到一個明確的答案： 解決教育不公的可行性方案是存在的。雖然毫無疑問各國面臨不同的制約因素，但是同樣明確的是，在一個國家行之有效的方法也可能適用於另一個國家。正如一些解決棘手醫療 問題的最好方法來自低收入國家且被應用于高收入國家一樣，非洲國家顯然也可以向歐洲國家傳授經驗，北美國家也可以向亞洲國家教授方法。
《教育公平： 範例與經驗》報告了研究的成果。第一部分探討提高大學階段不同群體的入學及教育質量的方法。我們從教育的最高階段開始，因為我們相信改變我們的所有願望是至關重要的。即使到了19世紀以後，並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有希望能接受小學教育。但毫無疑問，到了21世紀所有的年輕人都需要得到大學教育，如果他們真的希望在勞動大軍中獲得平等的機會。雖然我們從大學教育開始，既強調提高這一階段對教育公平的需求，又突出其成就，但是很顯然，只有在中等教育中有更公平的結果，大學教育的平等結果才會實現。本書接著探討如何提高中學階段的教育公平。同樣，中學教育的結果取決於小學，小學的結果取決於學前教育。本書以此順序分成幾部分逐一探討。
為了研究這些主題，本書聚集了來自學術界、國家和全球的研究機構以及國際組織的權威，包括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衛生組織健康問題社會決定因素委員會、經合組織、世界銀行和全民教育快車道倡議。他們具有在下列地區工作的經驗和專長： 南美、中美和北美洲，東南亞，西歐和東歐，北非，中東，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他們設計、領導、實施和監控各個項目，向政府、非政府組織和國際機構提出建議，與社區合作或在社區工作，以增加女孩、男孩、殘疾兒童、土著群體、少數語種和少數民族群體、貧困兒童以及其他邊緣化人群的教育機會。
他們的研究結果著重於如何進行全球教育變革。例如數據表明，無論是在高收入國家或是在低收入國家的大學，不同研究領域存在的性別隔離對性別平等都是一個共同的挑戰，對就業和收入公平具有重要影響。第3章詳細介紹了坦桑尼亞達雷斯薩拉姆大學的特別預科項目如何提高婦女在工程和技術專業的數量和表現。自2004年以來，該項目向由於中學成績原因未能直接進入工程技術院校的女生提供工程、數學、化學和通信等方面8周有補貼的輔助訓練。該計劃實施的第一年，女生就讀工程技術院校的數量就增加了一倍以上(從7.7%到15.5%)。到了該計劃的第四年，工程專業有近四分之一的學生是女性，特別預科項目學生的成績達到同齡男生和女生的水平，教師已無法區分特別預科項目學生和那些直接錄取的學生。



在相隔一個大陸的芬蘭，中學生在經合組織國家國際學生評估項目的學業成就測試中排名第二。該國占歐洲低水平小學生的比例最小，只有1.7%的學生在閱讀測試中表現最差，而經合組織的平均比例為5.7%。並且，芬蘭閱讀分數的變化量最小，學生的成績並沒有顯著地與他們的社會經濟地位或學校相關。第5章介紹了芬蘭的教育系統如何通過介入來解決多層次的困難，從而使學生獲得平等的機會。首先，教師或助教向在課堂上苦苦掙扎的學生提供個性化的幫助。如果有必要，會有特殊教育教師對學生進行一對一的輔導，以提供具體學科的支持。盡一切努力使遇到困難的學生不掉隊，和同班的同學和老師在一起。雖然20%的高中學生得到額外的幫助，但只有那些在學習上確實有複雜困難的學生，或者說不到2%的學生轉到了專門的學校。重要的是，對於因家庭原因而處於弱勢的兒童實施第四層次的干預。學校的專業人士與社會工作者、心理學家、住房和醫療保健方面的代表進行合作，以解決可能會影響這些學生取得好成績的問題。

雖然芬蘭依靠強大的支持網絡取得了最好的成果，但許多低收入國家仍在努力爭取向所有的孩子提供甚至是最基本的優質教育的機會。印度是世界上小學適齡人口最多的國家之一，大約有2億1千萬名年齡在6歲到14歲之間的兒童。雖然該國在小學入學率上取得了巨大進步，但為所有孩子提供優質教育仍然是一個挑戰。第8章介紹了非政府組織布拉罕如何與兩個邦政府以及成千上萬的社區成員進行合作，以邊緣化學生為對象實施優質教育計劃。2006年到2008年之間，布拉罕培訓了超過14萬名教師，動員了9萬7千多名社區志願者，涉及喜馬偕爾邦和北方邦55613所學校的250多萬名學生。布拉罕強調參與式學習並監測學生的進步，此舉產生了明顯的效果。北方邦是印度最貧窮的邦之一，識字率低於全國平均水平，納伊迪莎優質教育計劃幫助該邦學習程度最低的兒童提高了學習成績。在試點年份，參加計劃的學校中不能識別字母和基本單詞的一年級學生的百分比以及不能識別從1到20的數字的百分比均下降了近50個百分點。同樣在試點年，該項目使能夠閱讀簡單故事的二年級學生增加了將近20個百分點，
能夠在1到100數字範圍之內運算加減法的增加了將近30個百分點。
兒童接受平等教育的機會可能會因家庭語言、家庭收入、民族以及其他因素而減少，而這些因素在公平社會是不會影響機會的。第10章介紹了南美洲最貧窮的國家之一玻利維亞通過加強家庭語言學習來增加弱勢土著人口的教育機會。玻利維亞為期5年的跨文化雙語教育試點項目覆蓋30個學區，包括14個農村學區，涉及400名教師。在這個項目中，孩子們首先學習使用家庭語言進行閱讀和寫作，然後逐漸將西班牙語融入課程。1997年至2002年間，以土著居民為主的地區的入學率上升了13%，輟學率下降了4%。35%的參加跨文化雙語教育項目的土著學生在全國算術和讀寫評估中取得令人滿意的成績，而沒有參加該項目的學校只有19%的學生取得滿意的成績。根據這些結果，跨文化雙語教育項目學校的土著兒童被歸類為“有風險”的可能性比非跨文化雙語教育項目學校的同類兒童小一半。重要的是，跨文化雙語教育項目學生的西班牙語語法成績比西班牙語為教學語言的學校的學生要好。跨文化雙語教育項目還縮短了性別間的成績差距。該項目的成功促使政府在1994年將該項目採納為國家的官方政策，從原來的三種最大的土著語言擴展到其他較小的語言群體。到2002年為止，該項目覆蓋了2899所學校，涉及192238名學生，9028名教師。
在一年級學生中實施諸如布拉罕優質教育計劃和玻利維亞小學創新計劃等項目之前，入學準備上的差距已經顯現。因此，普及幼兒教育是整個學校生活及以後生活中實現平等的關鍵因素之一。第11章介紹古巴關注早期兒童教育，取得了名列世界前茅的兒童發展和健康成果，小學和中學的保留率較高，與其他拉美國家相比三年級和四年級學生的測驗分數高於平均水平。1983年到2003年之間，古巴的“教育你的孩子”網絡向80多萬個家庭提供了早期兒童保育和教育服務。即使在20世紀90年代初該國正處於經濟困難時期時，政府仍繼續投資這項影響深遠的項目。通過這個系統，兒童在2歲前就可以參加至少104次發展活動，3到5歲之間參加162到324次活動。該計劃的執行者包括52000名教師、醫生和其他專業人員，以及一支由116000名額外的工作人員、學生和志願者組成的支持團隊，地方政府也密切參與。參加項目的學生中只有13%入學時沒有足夠的活動技能、社會個人技能以及認知發展，比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的兒童的入學準備更充分。和世界上許多土著和少數民族一樣，加拿大土著人歷史上很少有機會獲得優質的學前教育，這影響了他們的學業。第13章表明，通過與大學和政府合作，立足于社區的項目增加了這一群體從早期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公平性。聯邦政府資助的“土著開端計劃”使土著人主辦機構得以在社區實行早期兒童教育計劃。主辦社區有較大的自主權確定項目的特點，大部分的工作人員是土著人，大多數項目使用土著語言，或部分使用某種土著語言。目前，140個土著開端項目已惠及城市中心和偏遠地區大型社區的4500名土著兒童。另外還有9100名居住在保護區的兒童參加了土著開端項目。參加土著開端項目至少1年的兒童上小學時不太可能留級，而更有可能在健康、識字、自尊和入學準備等方面得到提高。為了支持這些工作，維多利亞大學的“第一國家合作夥伴計劃”由大學教師和土著長老教授大學和社區編寫的課程內容，增強了土著人在早期兒童保育和教育方面的能力。該計劃已使土著學生修讀1年證書和2年文憑在全國達到最高的完成率。在這些教師培訓課程裡，151名學生獲得了早期兒童保育和教育證書；其中95%的學員回到了自己的社區；65%的學員發起了兒童項目；21%加入了現有的項目；超過11%的人繼續攻讀大學學位。
第7章描述低收入國家和中等收入國家的政府如何在全球激勵的背景下為最大的輟學群體殘疾兒童的進步作出努力。到2005年，向“全民教育快車道倡議”提交了“教育部門計劃”的國家中有50%已經開發或正在開發殘疾兒童教育戰略，而僅僅在4年前這樣的國家只有16%。這些國家能夠持續努力是因為“教育部門計劃”評估指南更加專注于殘疾兒童，包括要求提供他們的參與度和教育成就數據。柬埔寨已將殘疾兒童教育列為國家重點。該國的“教育部門計劃”提出了一個詳細的策略來提高小學入學率和教育質量，該計劃得到“全民教育快車道倡議”的批准和資助。萊索托致力於建設1000個具有殘疾和性別敏感基礎設施的新教室。政府將這一措施置於現有的促進公平措施的優先位置，現有措施還包括在2008年度向殘疾兒童和其他弱勢兒童頒發19200項獎學金。

收穫

如果我們能夠以這些以及其他成功範例為基礎，提高所有兒童和青少年的入學率和教育質量，對於想要完成更多的學校教育以及對於他們所居住的國家而言，收穫將是巨大的。這些巨大的收益將在就業、收入、健康和生活的其他方面產生深遠的影響。
在全球範圍內，達到中等或高等教育的人的失業率要比接受較少教育的同齡人低。經合組織國家完成中學教育的男性的失業率大約是教育水平較低的同齡人的一半，獲得高等教育的人比那些只完成高中教育的平均就業率高9個百分點。在巴西、馬來西亞、巴拉圭以及其他國家，完成較高程度的教育顯著增加了女性和男性就業的可能性。教育也是就業公平的重要因素。在經合組織國家中，那些沒有讀完中學的女性比沒有完成這一層次教育的男性就業率低23個百分點，而獲得高等教育的婦女只比獲得同等教育的男性就業率低10個百分點。在10個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中，平均而言受過小學或更低程度的教育的女性就業率比同等學歷的男性低40個百分點。隨著完成高中教育，這一差距下降到28個百分點；完成高等教育後，男性和女性之間的就業差距降低至15個百分點。
教育程度的提高與個人收入的增加密切相關。13個國家的一項研究發現，即使考慮到教育質量，每增加一年的教育，個人收入就會增加近5%；在菲律賓和智利，有數據表明教育年限對收入的影響甚至更大。即使同一對雙胞胎在同一個家庭長大，雙胞胎之一如果多接受一年教育，就會比另一個的工資增加9%到16%。重要的是，與完成高中相比，完成高等教育會對收入有很大的影響： 在印度尼西亞，完成高等教育的男性比高中學歷的人收入高82%；在巴拉圭，差距是近300%。印度尼西亞和巴西的婦女也有類似的結果。
教育的經濟效益在全國範圍內也得到收穫。跨國研究表明，全國較高的平均教育水平與較高的經濟總量增長有關。一項對50個國家的研究估計，平均受教育程度提高1年可能促使國內生產總值每年增長0.37%。根據經合組織2010年的一項研究，到2030年國際學生評估項目分數提高0.25標準差，經合組織國內生產總值的總量就可能每年提高1.4萬億美元。降低教育不平等也獲得了可觀的經濟效益。來自65個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以及轉型期國家的數據表明，在高中教育階段解決性別不平等問題可能會使國內生產總值每年增長920億美元。
隨著教育程度的提高，個體的總體健康狀況、心理健康狀況、記憶能力、健康預期壽命都得到了提高，死亡率降低。美國成年人的教育程度越高，其自評健康狀況就越高；一項對22個歐洲國家的研究發現，完成了高中或高等教育的男性和女性身體健康的可能性要比受教育程度較低的同齡人高2到3倍。在瑞士、英國 、奧地利 和韓國 ，教育年限的增加與男性和女性死亡風險的下降相關；在孟加拉國，教育程度的增加和婦女死亡率之間也存在著類似的關聯。
教育的健康效益以及缺乏教育的不利會代代呈現。接受更多教育的父母比受教育較少的同齡人更有可能是健康的，而且他們的孩子也是健康的。 父母教育程度的提高會降低嬰兒和5歲以下兒童的死亡率 ，提高免疫接種率 ，年齡與身高和體重的比例更加協調 ，營養不良的風險會降低 。母親完成中學或更高學歷似乎對孩子的健康和生存特別重要。
受教育年限較多的人具有較高的公民和政治參與度，包括更有可能參加投票。 在東亞 和北美洲 ，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可能參與各種形式的選舉。一個在加拿大完成了高等教育的30歲學生有66%的投票可能性，而一個沒有完成中學學業的人只有37%的投票可能性。 美國一項選民參與度的研究也有類似的結果。 在阿根廷、智利、墨西哥、秘魯 和印度 ，較高的教育率也會促使人們參加政治協會、公民組織、政黨和其他形式的公民活動。來自25個國家的數據表明，完成較高程度的教育也會增加個人參與非正式政治活動的可能性。
本書指明了具體的道路： 我們可以走向這樣一個世界，所有的孩子都可以獲得優質教育的好處。各國政府和國際機構都把全民教育作為目標，許多例子表明政治意志與務實的大腦相結合可以取得顯著的進步。但是，普及小學教育的目標沒有提到全球經濟所需要的教育質量和較高層次的教育程度，因而仍然顯得太低了。本書聚集起了一些非凡的帶頭人，提出了廣泛而創新的方法，以確保所有的孩子，無論他們是什麼性別、什麼種族、收入如何、是否殘疾或學習能力有何差異，都能夠接受他們需要的優質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