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化東漸史（簡體書）

商務印書館自1897年始創，以“昌明教育，開啟民智”為宗旨，于建館翌年便出版了《馬氏文通》，這部學術經典既是中國學術現代化的標志之一，也開啟了商務印書館百年學術出版的序幕。 其后，商務印書館一直與中華現代學術相伴而行，出版了大批具有鮮明原創精神並富于學術建樹的經典著作，諸多開山之著、奠基之作都是在本館首次問世。這些學術經典的出版，使本館得以**現代學術發展，激動社會思想潮流，參與民族新文化的構筑，也分享中國學界的歷史榮光。 1949年以后，本館雖以迻譯世界學術名著、編纂中外辭書為側重，但原創學術著作的出版從未止步。2009年起，我館陸續出版“中華現代學術名著叢書”，全面整理中華現代學術成果，深入探尋現代中國的百年學脈。 叢書收錄上白晚清下至1980年代末中國原創學術名著（包括外文著作），以人文社會科學為主，涵蓋文學、歷史學、哲學、法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教育學、地理學、心理學、科學史等眾多學科。意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收錄各學科學派的名家名作，展現傳統文化的新變，追溯現代文化的根基。叢書立足于精選、精編、精校，冀望無論多少年，皆能傲立于書架，更與“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共相輝映，昭示中華學術與世界學術于思想性和獨創性上皆可等量齊觀，為中國乃至東方學術在世界范圍內贏得應有的地位。 2017年2月I1日，商務印書館迎來了120歲的生日。為紀念本館與中華現代學術風雨同行的這段歷程，我們整體推出“中華現代學術名著叢書”120年紀念版（200種），既有益于文化積累，也便于研讀查考，同時向長期支持叢書出版的諸位學界通人致以感激和敬意。 “新故相推，日生不滯。”兩個甲子后的今天，商務印書館義站在了一個新的歷史節點上..傳承前輩的出版精神，迎接時代的新使命，且行且思，我們責無旁貸。

新故相推 日生不滯
全面整理中華現代學術成果
深入探尋現代中國的百年學脈
2009年起，我館陸續出版“中華現代學術名著叢書”，全面整理中華現代學術成果，深入探尋現代中國的百年學脈。
叢書收錄上自晚請下至1980年代末中國原創學術名著(包括外文著作)，以人文社會科學為主，涵蓋文學、歷史學、哲學、法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教育學、地理學、心理學、科學史等眾多學科。意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收錄各學科學派的名家名作，展現傳統文化的新變，追溯現代文化的根基。
2017年2月11日，商務印書館迎來了273歲的生日

第一章 歐化東傳之媒介
第一節 歐化界說
第二節 歐洲商賈、游客及軍政界人之東來
第三節 基督教傳道師之東來
第四節 中國人留學及游歷外國

第二章 有形歐化即歐洲物質文明之輸入
第一節 軍器事業
第二節 學術事業
第三節 財政事業
第四節 交通事業
第五節 文教事業

第三章 無形之歐化即歐洲思想文明之輸入
第一節 宗教思想
第二節 倫理思想
第三節 政治思想
第四節 學術上各種思想
第五節 藝術思想

附錄
三百年前菲律賓群島與中國
馬哥孛羅
泉州訪古記
中世紀泉州狀況
張星烺先生學術年表
博觀約取，厚積薄發
一一部中西交通史研究的拓荒之作

《歐化東漸史（120年紀念版）》： 羅明堅既卒，中國傳教事業，仍進行不已。1589年，在肇慶被逐。乃往韶州別立教堂。耶穌會人仍用其高深之算學、天文、機器學，以得中國士大夫之信仰。利瑪竇等初入中國，皆衣佛教僧人之服。一則使人不注意，二則使人知其為傳道師也。不久即知僧人在中國社會中地位不高，士人為全社會中最要之分子。因此更改原來僧服，而用中國士人之服。利瑪竇欲至北京，謀取朝廷之允可，俾傳教事業有法律上之認可。初次努力，僅得至南京。不久被人反對，南歸至江西省城南昌暫居。1598年（明萬歷二十六年），經二十年繼續不停之努力，耶穌會在澳門以外地方，僅有會士七人，教堂三所而已。會友死亡者甚多，而對中國所予之印象極微。在他人必已失望，但利瑪竇仍忍耐從事，絕不灰心。謀欲達北京。曾從某部尚書至北京。入城后，不久即被遣南歸至南京。得地方官允許久居，從事結交士大夫，頗得信徒。有徐光啟者，心襟尤寬，為明末學術界改革之先鋒。徐氏曾入相。從利氏游，改奉天主教。自是為教中柱石，忠于所宗。以其高位，文學謀略，對于宗教盡力輔助。光啟有女，教中人稱之為康狄達（Candida），亦崇奉耶穌。早年孀居，獻身傳教，其功尤偉。氏使閭巷說書人學習基督福音，再演之于下級社會，使眾周知。今代中國耶穌會教育之中心，在上海徐家匯徐氏故宅，蓋即紀念徐氏也。利瑪竇堅忍不拔，經多年困苦，遂于1601年，達其所希望之目的地北京。得政府允許，可久居其地。利瑪竇在北京所施用之方略，一如在他城所行而獲大效者，以其所知之歐洲科學交接士大夫。利氏並利用余暇，極力攻讀中國四書五經。宣彼教時，極力引用中國經典，以博中國土人信仰。因之中國達官顯宦，多與之游。為之請于朝廷，給祿賜第。利瑪竇及其徒在北京之優越地位，對于全中國有良好影響。自是各處皆開放門戶，歡迎天主教教士。多年所希望之結果，競如愿收獲矣。韶州教會亦進步甚速。附近城邑，增設教堂多所，收錄教徒日多。用莊嚴典禮，公開施洗，民眾亦不反對矣。教徒未入教之先，依教師言，懺悔前惡，或自制懺悔辭。在北京竟有達官顯宦、翰林學士，以及天潢貴胄，皆來受洗。1605年（萬歷三十三年）時，北京共有新教徒二百余人。耶穌會人來中國者日多。在澳門設立學校，專為訓練本地傳教師之用。1606年謠言紛起，謂葡萄牙人勾結耶穌會士謀叛。澳門貯藏軍火甚多。事成推教士郭居靜（Cataneo）為帝。澳門附近人心惶惶。地方官戒備。教士稍受虐待。北京亦覺不安。但不久即平。1610年（萬歷三十八年），由徐光啟之介紹，在上海立新會。此年利瑪竇卒于北京，賜葬阜成門外二里溝柵欄地方。喪禮及墳墓，皆依遺命，效法中國人風俗。利氏實為外交家。其在中國傳教成功甚大，留印象于中國人甚深。《杭州志》記其人“拳須碧眼，聲如洪鐘”云。深知欲基督教在中國普遍流行，必須其國文化制度改從西方，或教會必須改革向來教法習慣，以適合中國人生活情形。當彼時，欲求中國改革文化制度，以適合教會，為不可能之事。故彼取后法，改變教法，以應中國環境。此事引起以后禮節上大爭論，使耶穌會多年工作，受大打擊。而傳教事業，亦完全失敗，證明利氏所取之策略為是也。利氏臨終，耶穌會中友人就床榻前，問“君將死，留吾輩于何地”。利答以“吾留君于一門前。此門開后，有大功勛。但開時不無困難及危險”。此數語證明利氏所處之地位及精神也。利瑪竇輸入西學之功，亦可推為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