腹地的構建：華北內地的國家、社會和經濟1853-1937（簡體書）

《腹地的構建》是一部對中國現代史上某些重大問題進行全新評價的著作，探索了清末民初華北內地的社會、經濟和生態變遷。彭慕蘭採用了大量的新資料，認為一些地區的發展造成了其他地區系統的不發展。他闡述了當地的金融、農作、交通、稅收情況和農民的反抗鬥爭，並分析了不同階級、地區和性別的因果關係。彭慕蘭認為，腹地是被創造的，而不是被發現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當地群體與外部力量的方略所造成的。

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 , 1958—)
著名歷史學家，曾任美國歷史學會會長（2013—2014），“加州學派”代表人物。1980年於康奈爾大學獲學士學位，1988年於耶魯大學獲博士學位，師從史景遷。現任美國芝加哥大學歷史系教授。主要著作有：《腹地的構建：華北內地的國家、社會和經濟（1853—1937）》（榮獲1994年費正清獎）、《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榮獲2000年費正清獎、2001年世界歷史協會年度圖書獎）、《貿易打造的世界：1400年至今的社會、文化與世界經濟》（與史蒂文·托皮克合著）等。

譯者簡介
馬俊亞
1966年生，江蘇冰陽人。現為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著作有：《規模經濟與區域發展——近代江南地區企業經營現代化研究》《被犧牲的“局部”：淮北社會生態變遷研究（1680—1949）》等。

本書原是我的博士學位論文：這項研究始於1985年，論文完成於1988年。那時中國史研究中存在著一些根本的變化，儘管其意義還不甚明了。
從長遠角度而言，最值得一提的是具有中國背景和外國背景的中國史研究者們在大約三十年的基本隔絕後，重新進行了交流。儘管相關人士顯然均受其益，但開始階段總是別彆扭扭，因為太平洋兩岸的學者們要竭盡全力來弄懂對方所提出的問題類型。當我1985年抵達山東，並說明我的研究範圍是20世紀該省西部的一個特定地區時，大多數人認為我不是對義和團起義、就是對抗日戰爭發生了興趣。當我說明我主要對這兩個事件之間所發生的事感興趣時，這意味著不足為道。從20世紀中國正統的歷史敘述的角度來看，這個看法不無道理：對五四運動、北伐戰爭或這個時期其他一些重大事件來說，這並非關鍵所在。但從我受訓練的社會史的角度來看，這恰好是這個地區突發重大事件產生了相對重要的影響，在這一階段中，更為細緻的考察成為可能，並且能使我最感興趣的事能夠以研究實現；我感興趣的事是：曾被視為舉足輕重的“京師咽喉”的大運河，在沿海輪船和南北鐵路的網絡中，地位一落千丈，人們對他們生於茲的地區被邊緣化做出怎樣的反應。我的一個相關的興趣—試圖解釋施堅雅所用的中國史的地理依據的分析方法，較多地關注人類對地貌（如運河和鐵路）的改變、修正—在中國根本就行不通：當施堅雅的著作在美國背景的中國學領域風行之時，它在中國卻沒有引發人們太大的興趣。
其時，在西方學者中間，出現了兩種明顯的趨向。第1種趨向是從社會史、經濟史和政治史轉向了文化史和心態史。這受到了來自文學和人類學中被稱為“批評理論”和“文化史”（儘管這兩者並非一回事）的新方法的推動。那些希望從社會科學中藉來方法以提供有助於更好地解釋歷史中的因果關係的史學家們，經常發現實際情況比其預想的要更複雜，而與其定義相比，總有太多的例外：這種情形特別適用於非西方世界的史學家們，他們的模型是源於馬克思、韋伯所描述的歐洲經驗，其追隨者們似乎很少能滿意地加以應用。新文化—心態史反對重視對模型的研究，尤其反對重視對事件之間因果聯繫的研究。相反，它主張考察單獨的事件或文獻，來理解它們對與其相關的事物的可能的意義。這牽涉再造那些曾用來解釋其世界的類型，而不是引進我們的類型，即便某些類型（如階級）對我們如何分析這個世界極為關鍵。同時，新史學強調我們不能為所有有所關聯的事件提供一個單一的解釋：當我們可能揭示某些已成共識的假設時，我們幾乎總能發現不同的人以極不相同的方法經歷著同樣的事件，並提醒我們在判定這些觀點中的任何一個具有優勢時，要持非常謹慎的態度。當價值珍貴的著述已大量出版、並將繼續出版時，它們還引導著我們離開那些尚未解決的基本的歷史問題：關於不同類型的政府是如何出現和垮台，為什麼富裕和貧窮像現在這樣分佈，為什麼在某些時空中產生了大量的抗議運動而其他時空中則沒有。本書從另一個方面仍然著重研究這些問題。
第二種趨向具體說來與中國史研究具有更多的關係。沒有人能對世界上最大的農民革命背景的中國提出異議，這場革命曾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社會。也沒有人能否認現代中國（以別於20世紀後期的其他國家）的許多鮮明之處主要是由一個具有農民背景的政黨的政策所造成的。結果，從20世紀50至80年代，許多研究中國的外國著述，其目的在於解釋這場革命是如何發生的；在50和60年代集中研究舊士紳如何失去對社會的控制之後，20世紀60年代後期至80年代中期，集中研究農民自身的社會史日漸增多（在這個階段的許多時間裡，美國與越南以及其他地方具有農民背景的革命運動的開戰，無疑加劇了這種研究的強度）。這些研究源於那時歷史編纂學的傳統。
但到我著手這項研究之時，這種傳統已成明日黃花。已現端倪的文化史轉向意味著對農民學的冷落。不是人們不歡迎農民學對事件的解釋（實際上，研究印度農村的學者們的成果，作為底層運動研究的一部分，曾極其令人振奮），而是我們發現，讓這種方法變得實用的記錄實在太少。其間，在中國本土所發生的研究趨向似乎也偏離了農民學。結束了“文化大革命”對“紅”的強調後，致力於四個現代化建設和對“專”的培育，導致了對群眾運動（不論是農村的還是城市的）中心地位的重新評價。20世紀70年代末期對太平天國的重新評價，與以往相比，較多地強調了其作為農民運動的局限性，並對作為這場運動中潛在的現代化人物洪仁玕表現出了較大的興趣，這是這種變化的一個早期跡象。地方史和回憶錄（如《文史資料》叢刊）的大量湧現，也使學者們越來越認識到當地革命活動中哪些人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們既不是農民，也不是由中共從外部派來的組織者，而是進步的學校教師和青年等。
這種偏離農民運動的變化作為歷史的主要原動力很快也在西方漢家們中間體現出來。並且，由於20世紀80和90年代在中國沿海城市開始出現新的發展面貌，此前許多19世紀後期和20世紀初期出現的、很像是歷史死結的現象—廣告和商業文化、中產階級的市民團體、西方訓練或西方影響的工程技術人員的興起等等—似乎再次影響中國的現在與未來。伴隨著向文化史和心態史的轉向，這些趨勢導致了像我這一代受西方訓練的大多數中國史學家更加註重中國的都市。卷帙浩繁的重要著作湧現了出來，但也付出了代價。這種新的著述通過提醒我們都市的事件和角色，把某些不平衡的現象進行了重新梳理，但有時卻走入了另一個極端，並忽略了中國歷史中農村無可替代的中心地位。
儘管本書著重研究中國農村相對貧窮的地區，但當其出版時卻備受好評（獲得了那一年美國歷史學會現代東亞研究最佳著作獎），它並不能與20世紀90年代關於中國近代史的研究中至為關鍵的大部分爭論—那些關於性別角色的變化、市民社會的出現、文化上的激進主義和大眾文化的出現的討論—一一吻合。但近年來學界的發展大概使本書在歷史編纂學方面比其首次出版時意義更大。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不論是在中國還是在西方，一個重要的發展是對中國環境史的興趣越來越大。由於這項研究主要與治水—既包括黃河，也包括大運河—密切相關，本研究與這種類型極為吻合，並且，這項研究成了更大的西方漢學家研究群體（包括羅伯特•馬克斯［ Robert Marks］、埃多德•弗美爾［Eduard Vermeer］等人）的構成部分。他們運用法國年鑑學派史學家們所倡導的方法，試圖把一個特定地區在長時段裡的環境史、社會史和經濟史結合起來。而當我對這個地區進行更細緻的考察時，我開始認識到這個地區的其他環境問題—特別是與砍樵伐木和燃料供給有關的—與普通百姓息息相關。總之，儘管通常游離於標準經濟學（如，柴禾很少通過市場獲得，並因此被人均年收入的估計所忽略）之外，這個生態方面的變化的影響之大足以徹底改變經濟發展趨勢，這僅是在我觀察具有巨大市場的商品（小麥、棉花等）時所獲得的。今天，人們對當代的生態問題和歷史上環境的重要意義有了更多的了解。
本書所關注的另一個與目前似乎特別相關的重要問題是經濟財富方面的地區性分化。當然，與任何規模龐大的社會一樣，中國歷來就存在著較富和較窮的地區，人們也一直在爭論自然資源、政府的政策或特定地區的文化特性在多大程度上導致了這些差異。不過，近年來，中國某些地區（主要是沿海）經濟的快速成功已經造成了更大的地區性經濟差異，並增加了人們解釋這些差異的興趣。
在這樣的背景下，本書強調華北沿海和內地之間日益增大的鴻溝，也可能是開啟了一項新的有意義的研究。基於一百年前的條件與今天的條件明顯大相徑庭，本書所研究的主要問題之一似乎與此密切相關：加入到國際經濟中的沿海，與並非全因地理因素形成的內地之間存在著越來越大的經濟差距嗎？或者說，用來支持經濟增長或保護其免受帝國主義侵害的政策加劇了內地的困難嗎？在這個階段的華北實例中，本書證明了政府的政策確實使得這個地區變得更加貧窮—沿運地區一度被政府特別關注的事實，說明這樣的一種變化極為痛苦（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今天會發生同樣的事。正如本書所強調的造成這樣的結果原因之一是清末和民國時期支持沿海、
損害內地的政治經濟戰略是對外國威脅中國主權的一種反應—今天的情形與那時已不可同日而語）。從那時起，在其他研究中（既包括拙著《大分流：中國、歐洲和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也包括研究更晚近些的中國和世界經濟關係的系列論文），我越來越認識到：帝國主義對正在發展著的、重新形塑的中國地區之間關係的干預，對某些地區有推動作用，但這極大加劇了其他地區的困境，並短暫地把中國某些最肥沃的地區與這個國家的其他地區分隔開來（而把這些地區與新的海外貿易夥伴聯在一起）。這些扭曲了的地區性的變化，反過來極大地束縛了中國政府維持基本秩序的能力，極少能提供推動現代發展所必需的服務。就這個意義而言，我們現在可以把本書中的事件視為較大模型的構成部分，這個模型把中國不同地區的成功與失敗聯繫在一起，並有助於我們解釋腹地與晚清和民國政權相疏離的原因。
更為普遍的是，對當代全球化的爭論，既激發了對這種通常被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的後現代史學家們所迴避的大規模變遷敘述的興趣；並且還激發了對研究帝國主義的新興趣，部分原因是由於19世紀後期的“自由貿易帝國主義”似乎特別預演了當代全球化的某些方面。按照這種趨勢—包括某些我認為膚淺地把帝國主義與市場融合的利益聯繫在一起而無視其代價的新著作—我認為本書的分析，特別是對在帝國主義壓迫下所做出的政治決策造成的經濟影響進行了縝密的思考，相比其初撰時，與今天的關係更為密切。
同時，本書對一種特定變化進行了關注—20世紀20和30年代機器棉紡廠贊助的新棉種的推廣—這顯示了當地的社會結構決定了哪個地區可以在新機遇中獲得優勢。另外，它還證明了影響全部社會經濟現象—對新棉種的接受、農村社區與都市信貸市場的關係、對治水危機的反應—的社會結構的同樣特徵，本地區對不同的社會和政治運動（從義和團運動—正如周錫瑞所描述的那樣—到這個地區早期共產黨的活動）形成了不同的地區性反應的特徵。在嘗試把環境、日常社會類型和特定群體的物質利益與社會運動的類型聯繫起來考察時，本書大量地利用了20世紀70年代的社會史資料。當這些著作較多地註重研究中共主要根據地的地區的形成、因而當試圖解釋當地對革命的參與時，本研究則考察了一個採取更為迂迴的路線才轉向革命的地區。相比於那些形成了根據地的區域，對於這個地區的闡釋將更少使用政治變遷這一維度。如果這個地區沒有成為中共的重要資產，它肯定會成為且仍然是國民黨的一個負擔，部分原因是由於水災、匪患及這個地區的其他問題無法在當地得以控制；而持久的混亂（與成功的革命動員相比，其英雄氣魄要少得多）也是中國20世紀早期政治史的重要構成部分。
由於新的著述使我們更加了解國民黨可以在某些地區進行相當成功的建設，那麼，為什麼其他地區卻顯示出直到解放戰爭後才能夠被治理就變得更加有趣。我想，至少問題的部分答案將把根源歸結為帝國晚期和近代中國地區性推力的變化，而某些地區的“現代化”進程則加劇了其他地區的“衰落化”—特別是中國領導人在那時不得不時常擔憂極為脆弱的國家處在被威脅的環境中。我希望本書對揭示這些推力聊盡綿薄之力，而從這些方面來看，不少仍與今天的狀況息息相關，這絲毫不值得欣喜。

彭慕蘭
2004年8月31日

譯者序
中文版序言
鳴謝
導言
區域
時段
國家、市場及其在黃運的融合
政治經濟與中國的發展
治水與國家的構建：理論透析
第1章地方利率的故事：
信貸和貨幣市場中的政治勢力和區域模式
山東的地區性信貸市場
地方經濟差異的持久性
信用市場及其他地方經濟邊界
區域性的貨幣市場
經濟地理中的政治：當地的公共財政
經濟地理中的政治：超地方的權威和政治自衛
經濟地理中的政治：私人收益
割裂的市場及其分配：強大的勢力
割裂的市場及其分配：普通百姓
割裂的市場和區域經濟形式
結語：割裂的市場與國家構建
第二章社區、強制和棉花：農業改良和社會分層
新的農作物品種
拾荒與生存
看青活動與“棉業公會”
區域變化與當地領袖
滲透性、開放性和社會經濟的變遷
第三章生態危機和“自強”邏輯
市場、國家和生態
封閉 燃料短缺和伐木砍樵
燃料短缺與“自強”邏輯
當地的努力：植樹造林及其不滿
生態、交通和邊緣化
第四章任其自便？
中央政府的退出
中央政府的退出：新的優先、新的緊縮與錯失的機會
輕視的加劇：地方癱瘓的社會和政治基礎
秸稈與石頭：落後技術的循環
黃運的黃河治理
水患的重新分佈
第五章災害應對
水利失修的經濟成本
士紳與外國人
國家的分裂與水利治理：軍閥時代
官府、鄉村豪紳與地方反抗
工程師與士兵
結論黃運、中國與世界
附錄
人名譯名對照表
參考文獻
譯後記

黃運、中國與世界

黃運的故事需要並提供了一種把我們對清末和民國時期國家的兩個相反的印象合到一起的新方法。首先，我們有著關於19世紀及20世紀初中華帝國衰落的熟悉畫面。這種衰落在中央政府對農村控制的缺失及履行基本職能（維持秩序、防治自然災害和抵抗外人入侵以保衛中國主權）的糟糕表現中反映了出來。在黃運所發生的事件，為這種趨向及某些估算這些趨向對普通民眾影響的基本途徑提供了充足的文獻記載。無論如何，更近期的文獻已經為我們提供了一幅20世紀初中國國家構建的圖畫，把清末和民國時期的發展與1949年後出現的最強大的國家聯繫在了一起。這種學術研究注意到了社會發展—特別是在大都市—的互補性及現代國家的需要，並指出了與歐洲和其他地區相並行的國家構建。
上述兩種趨向都是實際存在的。總的說來，它們要求我們越出單純直線論或是單純的循環論的模式，這兩種模式認為政治和經濟的變量論在什麼時期全都按同一個方向移動，並在整個國家（或至少在一個宏觀區域）中是這樣的。我們還需要使用新的模式來理解這種地方性的現象，諸如村莊為外來者提供的可滲透性，以及村民們在更廣闊的網絡中尋求機遇的意願。這些現象通常被認為一起發生了變化，並被認為要么沿著直線型（沃爾夫）、要么沿著循環型（施堅雅）宏觀層面的變化模式在發展。然而，在這種情況下，只有在這些變化通過社會結構中的地方性差異折射出來的時候，可滲透性和開放性才變得格外分明，並且反映了更廣闊世界發展趨向。
有人可能會指出，那個時期中國四分五裂的特殊性並不符合適用的共性，從而試圖調和兩種均有充分的文獻根據但卻截然相反的故事的存在；有人甚至可能會說，在那一時期的中國歷史並不具備使用“國家”這一稱謂的條件。然而，這樣的一種思路並不能令人滿意。它沒有為我們的發現提供組織的框架；它還忽略了在其廣闊的國土上確實具有巨大影響力的北京和南京政府的存在、在一些重要事務方面（如治水）省際合作的持續，以及為了完成這些任務所作的跨越清與民國分野的民眾和資源動員手段的延續性。總之，它忽略了各自統治著比歐洲大多數國家的人口要多的同樣廣闊的省政權的存在，這些政權在調度基層社會時，有時顯示出驚人的能力。
這項研究一直試圖系統地分析與國家構建同時發生的國家放任，以彌補對這個時期的中國國家進行的放棄歸納。我認為，我們所發現的每一個趨向中的一些規律都指向了這些趨勢之間的聯繫，這些趨勢反過來顯示出了可以理解的歷史邏輯。一個首要的區別，存在於國家作為資源的榨取者與作為服務的提供者（並因此是資源的分配者）的能力之間。毫無疑問，正如那些觀察國家構建進程的人所強調的那樣，在19世紀後期和20世紀初期，中國政府盤剝的能力極大地提高了。就像杜贊奇和其他人所指出的那樣，儘管這種榨取的效率極為低下，從農民們那裡榨取來的許多東西依然被地方上的徵收者所操控，但國家和各省所得的收入也增長很快。即便我們對北京和南京中央政府的“國家”稱號持保留態度，我們仍將發現其收入有了很大的增加。無論如何，受到削弱的那些人，是國家稅課徵收中具有獨占性的人物，如縣級以下的官員、土匪、省裡的官僚、秘密社會、軍閥和其他也從百姓那裡榨取更多資源的人。
與不對等的榨取者們增加相聯繫的，是資源分配中驚人的低效；並且，主要是作為一個有效公共秩序、治水等事務提供者的國家，其低效與由此造成的失敗吸引了認為這個階段里中國國家已崩潰了的學者們的關注。與之相匹敵的軍閥們的盤剝，提供了在沒有改善服務的情況下，農民負擔上漲的最清晰案例，儘管這些掠奪僅覆蓋了我們所研究的這個階段的部分時期。但即使在黃運的重要戰鬥結束之後，我們發現當地的掌權者們仍在進行苛重的榨取，而在其使用時幾乎沒有進行協調；在黃運南部，縣級以下的掌權者們所掌控的大規模實物徵納，比過去更廉價的體系提供了更少的治水服務，這裡的治水活動成為一種持久的日常例證。把盤剝與提供服務區分開來，還使得我們把國家構建和國家崩潰的混沌狀態進行地理上的分解；然而，對這個階段進行研究的主要著述極大地忽略了這種地區性的差異。戰略意義較大和商業化程度較高的地區（長江三角洲、京津地區等），國家加倍擴大了其影響力，而不讓其他的競爭者來控制正在創辦的機器工業。另外，這些地區強大的商業經濟，不但使得可以在本地徵收稅收，而且使得這些收入能更容易地流通和分配。結果，人們看到了蕭邦奇、裴易理、斯泰芬•麥金龍等人所指出的，在核心地區國家和社會的同時強化。人們還發現在這些地區中，國家既變成了一個更加成功的捐獻者，也是一個更加成功的榨取者—儘管警察、公共衛生和其他關鍵服務看起來確實得到了改善。因此，對這個地區的研究所見到的國家構建過程中，在地方層面上，看上去與現代歐洲早期階段沒有太大的區別，這就很好理解了。並不是這些地區缺乏孔飛力、杜贊奇等人所強調的縣級以下的貪員婪吏，而是這些地區的民間士紳和越來越積極的國家對他們的行為進行了約束。儘管如此，正如本書在敘述交通、治水和植樹時所強調的那樣，晚清和民國時期，國家為取得在沿海地區所顯示的活力付出了極大的代價。部分代價是國家從其過去極為重視的地區退了出來，而此時這些地區既不能提供充足的財富、也沒有足夠的外國威脅來留住負擔沉重的政權的興致。同治中興（1862—1874
過於狹隘地強調財富對沿海地區的影響，這可能意味著我們所研究的這個階段的中國政府成了這些地區富裕階級的俘虜。當這些群體明顯地強大，並值得國家像對待江南這樣的地區予以某些關注時，有足夠的證據證明中國的國家仍然極大地獨立於任何特定的階級。另外，財富並不能單純地解釋我們所觀察到的黃河資金方面的變化，讓我來僅舉一個例子。許多靠近黃河河口的縣—利津、濱縣等—與山東黃河上段各縣一樣的貧窮。資金從上段大量移入下段，與國家在威脅最大的沿海地區保衛其主權的自身利益的影響極大，遠大於受沿海各縣任何特定階層的影響。這種從地理上對中國國家變化的分析，轉而導向了本書所試圖強調的另外一個方面。儘管近年來，我們對盛清時期的中國國家情況了解得非常多，但對1850 年以後的國家所做的研究，幾乎沒有看到這種重新評價的含義。有人認為，我們所描繪的18 世紀極富成效的國家的圖畫，正凸顯了這個國家後來的衰落；無論如何，我們遠遠沒有做到對傳統的明清國家欲做之事進行不斷深入的理解。即使是討論20 世紀早期中國新型國家構建的著作，也往往趨向於20 世紀早期中國政府“自覺進行現代化”導向的缺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