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死海古卷（簡體書）

本書作者盡量涵蓋最主要的領域，並且引入最新的信息。目前而言，第一批古卷被發現至今已經有六十多年了。在古卷的內容全部出版之後，我們才能從更寬廣的視野談論當初發生的事，並且概述當今的古卷研究處於什麼樣的階段。本書是對考古發現的古代經典文本做精細研究、考證的力作，有助於此研究領域的當今學者明辨死海古卷研究的種種問題。

范德凱（James C. VanderKam）是美國著名學者，於哈佛大學近東語言與文明系獲得博士學位，現任教於聖母大學，學術領域為早期猶太教和希伯來聖經，從事死海古卷研究二十餘年。已出版多部學術專著。
譯者柳博贇，於北京大學英語系獲得博士學位，貝勒大學宗教系訪問學者，現任教於北京語言大學高級翻譯學院，資深同聲傳譯譯員。參與翻譯過道格拉斯、俄里根等著名學者的經典名著。

名人推薦
這本書對死海古卷的發現、意義、研究現狀做出了清楚、細緻、精彩的描述。若是有人對這些感興趣，就應當一讀。它不僅結構嚴謹，而且可讀性強。
——Commonweal
引人入勝、簡明易懂，還有很多珍貴照片。范德凱對死海古卷做出了深入、周密和公允的解讀，而這正是我們非常需要的。
——Hebrew Studies
供會眾使用的圖書館都應當購進此書，幫助讀者理解死海古卷這一半個世紀前的重大發現意味著什麼。
——Church & Synagogue Libraries
關於死海古卷的書籍有很多，唯有這本可以被視為最好的大眾參考讀物，它詳盡地描述了考古遺址、文本和學術研究的歷史。
——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

《今日死海古卷》導讀
柳博贇

“死海古卷”，這是一個非常具有神秘色彩的名詞，自帶一種古老而異域的風情，似乎其中隱藏著很多不為人知的宗教奧秘。事實上，多年以來，圍繞著死海古卷的解讀、爭議，甚至陰謀論的猜測確實一直未曾止息。因此，國際學術界也最終達成了共識，死海古卷的真實內容和歷史背景，不應只是少數通曉古典語言和宗教的學者的專利，而是應當全面公開。而當初參與解讀並編輯出版死海古卷文本的研究者，就成為了對這一主題進行科普介紹的最佳人選。
《今日死海古卷》的作者范德凱（James C. VanderKam）是美國聖母大學神學系希伯來聖經方向的榮休教授，其專業研究領域為早期猶太教與聖經。他從事死海古卷及相關文獻研究長達30多年，對死海古卷文本的保存和解讀有第一手信息。他著述頗豐，其中就包括我們眼前這本《今日死海古卷》。
若是有讀者對死海古卷、第二聖殿時期猶太教、早期基督教等話題感興趣，那麼這本書是不二之選。它非常系統地介紹了死海古卷的發現、發掘、年代勘定、其中的聖經文本、外典和偽典文本、特有的宗派文本、死海古卷群體的身份和神學立場、死海古卷和舊約新約的關係、關於死海古卷的爭議等話題。讓我們來簡述一下相關內容。
死海古卷的發現可謂極富戲劇性，也正逢巴勒斯坦地區時局動盪的年代。與古卷相關的那些人，他們個人的經歷與國家的命運都交織在了一起。在1946年底或1947年初的某一天，貝都因牧人向死海附近昆蘭平原西邊山崖的一個洞穴扔石子，偶然發現了洞穴1，其中有7份用希伯來語和阿拉米語書寫的卷子。隨後有學者確定它們屬￿愛色尼人，一個古老的猶太教派。在幾經易手之後，猶太學者獲得了這些卷子，並在以色列建了“聖書之龕”保存古卷。
1948年，以色列建國，第一次中東戰爭打響，巴勒斯坦人的“劫難”開始了。發現古卷的貝都因牧人之一穆罕默德·阿赫邁德·哈邁德（Muhammad Ahmed el-Hamed）最後死在了約旦的難民營裡。促進古卷鑒定的敘利亞正教教士布特魯斯·索米（Butrus Sowmi）死於以色列對聖馬可修道院的轟炸。曾經出資購買古卷的敘利亞正教都主教撒母耳（Athanasius Yeshua Samuel）和協助出資的教友安東·基拉茲（Anton Kiraz）流亡海外，在美國去世。這些跟古卷有關係的巴勒斯坦人，最後都沒能善終在自己的家鄉。
洞穴1的第一批發現已經非常曲折，而隨後考古學家和貝都因牧人更是展開了發掘競賽，目前已經在12個洞穴中發現了古卷和其他文物，其中洞穴4、洞穴11也收穫頗豐。好幾位著名考古學家對遺址進行了考察和斷代。其中影響較大的是法國學者羅蘭·德·沃爾（Roland de Vaux）的觀點。他將昆蘭遺址分為兩個主要定居時期，其中第二個時間段又可以劃分為三期：第一期始於公元前140年，終於公元前31年的地震。第二期始於公元前4年希律王駕崩，終於公元68年羅馬鎮壓這一地區的猶太人起義。第三期始於羅馬在此處駐軍，終於公元二世紀巴·考克巴（Bar Kokhba）起義。這與古卷文本的年代勘定也有彼此對應的關係。
近年爭論的“死海古卷真偽”問題，也涉及年代勘定的問題。其實，作者在本書中早已做出了詳細的回答。在古卷出土之後，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定年的手段也更加多樣，準確度也更高。書中介紹了三種傳統及現代的定年法：古文字學、加速器質譜儀、文本內證，並給出了文本列表及定年對照表。結論是，在昆蘭出土的死海古卷確實年代久遠，是近兩千年前的文物，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
那麼，寫下這些古卷的人是誰呢？按照學界的普遍共識，這一群體就是古代猶太教派“愛色尼人”。歷史學家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和約瑟夫（Josephus）都曾經提到過這一教派。按照老普林尼的記載，愛色尼人住在死海西岸，離群索居，不婚不育。約瑟夫則著重強調了他們偏“預定論”的神學立場。而這些也與昆蘭遺址和古卷文獻有較高的契合度，成為了死海古卷出土之後，學者們判定“昆蘭群體就是愛色尼人”的依據之一。
在很多人的想像中，這個遠離塵世的教派書寫的“死海古卷”中一定有神秘的文本，不為世人所知。實際上，死海古卷的很大一部分就是我們現在稱之為“希伯來聖經”（基督教也稱之為“舊約”）的經卷，與存世的經卷沒有太大的差異。其中摩西五經抄本總體數量最多，其他經卷也有抄本，只有《以斯帖記》除外。當然，在公元前一世紀到公元一世紀的這個時間段中，猶太教“正典”尚未成型，所以我們只能討論某一文獻對愛色尼人的意義是什麼，而不能從“正典”和“非正典”的角度去判斷他們是否“正統”。
熟悉聖經文本的讀者都知道，天主教聖經包含了“次經”或曰“外典”，新教聖經則沒有將其收錄。這些“外典”文獻的抄本，也出現在了死海古卷裡，比如《多比傳》《便西拉智訓》《耶利米書信》。而埃塞俄比亞正教教會視為正典的《以諾書》，其更古老的版本也出現在死海古卷中，與存世文獻有所區別。此外，死海古卷中還有《五十禧年書》《十二先祖遺訓》兩卷“偽典”，它們是對五經中記載的祖先歷史的補充和詮釋。值得注意的是，《五十禧年書》在昆蘭地區大量出土，這可能表明第二聖殿時期的愛色尼人非常看重這一文本。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宗派色彩很強的文獻，比如“社團規章”，它規定了新人如何加入，成員如何召開會議，若是違反規章應如何懲戒。還有“聖殿卷子”，以摩西的口氣描述了一幅未來新聖殿的藍圖，並指明要按照太陽曆守節期和律法。“戰爭卷子”則是預言末世之戰，己方“光明之子”大戰敵方“黑暗之子”，兩方都有天使助陣，一邊是正義天使，一邊是墮落天使。這一宗派將自己視為人類歷史上的重要一環，於是還寫下了《哈巴穀書》《那鴻書》《詩篇》等詮釋文本，指出神聖經文所預言的就是自己。這些文本也讓我們能夠得知當時的一些時事和爭端，從而進一步瞭解愛色尼人和第二聖殿時期猶太教其他宗派。
如果說死海古卷中有比較神秘的文本，那應該算是現收藏於約旦考古博物館的“銅制卷子”了。其他卷子都是皮紙和紙草質地，所以銅制卷子就顯得格外與眾不同。而且，其中提到的是金銀器等大量珍貴寶藏的埋藏地點。有人猜想這是聖殿財寶，甚至真的去按圖索驥進行挖掘，但都失望而歸。即使真的曾經有財寶，也早已被人取走了。
坊間還常有傳聞，說死海古卷顛覆了存世聖經。但其實死海古卷與存世希伯來聖經文本差別不大，反而是對希伯來聖經校勘學的一個有益補充，可以和瑪索拉文本、七十子譯本、撒瑪利亞五經進行比較研究，建立一個抄本譜系。不過，死海古卷也有獨特的貢獻。比如，在《撒母耳記上》第10章結尾處，死海古卷比存世文本多出一段，使敘事更加完整。存世文本很可能因為謄抄錯誤漏掉了這一段，而一些聖經譯本也已經把這個重要的孤證補回了經文之中。
至於死海古卷與新約有什麼關係，簡單的回答就是沒什麼關係，因為昆蘭愛色尼人群體的滅絕要早于新約成書。不過，既然基督教和愛色尼派都衍生自公元一世紀猶太教的大背景，那麼死海古卷仍然能夠為我們提供一些當時的資料信息。比如，死海古卷中的一些希伯來語字詞可能與一些新約希臘語字詞相對應，從而幫助我們理解新約文本。還有，根據“社團規章”文本，昆蘭群體也在期待彌賽亞，但他們期待的不是一位彌賽亞，而是兩位。在末世的時候，會有一位世俗領袖“以色列的彌賽亞”，還有一位祭司領袖“亞倫的彌賽亞”。這與基督教中的彌賽亞主義可以兩相對比。此外，昆蘭建築群裡有很多蓄水池，以供定期進行儀式化沐浴，因此有人猜測或許施洗約翰與昆蘭群體有關，但這也只是猜測，並沒有實質性證據。
在書的最後一章，作者范德凱簡述了與死海古卷的編輯和出版相關的爭議。死海古卷從發現到出版經歷了很長時間，其間幾經波折，涉及古卷的合法歸屬、文本公開權限、編輯者的立場等諸多問題。1989年，範德凱加入了死海古卷核心研究小組團隊。在被視為“死海古卷官方文本”的《猶太沙漠中的發現》系列裡，有13卷是他負責編輯的。他為我們提供了內部視角，讓我們能夠知道為什麼出版工作一度如此緩慢。不過，如今死海古卷的文本已經全部公開了。對死海古卷研究有興趣的讀者，都可以通過他這本《今日死海古卷》進行瞭解。在每一章末尾，還有“書目短注”可供延伸閱讀。
最後的最後，回憶起我第一次打開The Dead Sea Scrolls Today，已經是十年前的事了。當時，我在北京大學讀博期間的老師楊克勤（K. K. Yeo）邀請我來翻譯這本書，在此對他的信任再次表示感謝。翻譯這本書帶給我很多樂趣，希望對死海古卷感興趣的讀者也能享受閱讀的樂趣，一窺古代世界和古代文本的真貌。

第二版前言
第一版前言
第一章考古發現
一、簡介
二、在昆蘭的發現
(一)第一個洞穴
(二)其他的洞穴
(三)昆蘭遺址
(四)勘定文物年代的方法
第二章對手抄本的考察
一、《聖經》文本
(一)《聖經》卷子
(二)塔爾袞
(三)小書捲和金句紙
二、外典和偽典
(一)外典
(二)偽典
三、其他文本
(一)《聖經》文獻註釋
(二)經文改述
(三)律法文本
(四)敬拜規程
(五)末世論著作
(六)智慧書文本
(七)銅製卷子( 3Q15)
(八)記錄文件
第三章確認昆蘭群體的身份
一、愛色尼人假說
(一)老普林尼的佐證
(二)昆蘭文本內容和愛色尼人的信仰和實踐
二、 “愛色尼人假說”的問題
(一)入會程序
(二)婚姻
(三)“愛色尼人”這一稱呼
三、其他理論
(一)撒都該人
(二)耶路撒冷起源說
第四章昆蘭的愛色尼人
一、昆蘭群體歷 簡述
(一)前昆蘭時期
(二)昆蘭時期
二、昆蘭群體思想和實踐簡述
(一)預定論
(二)兩條道路
(三)“新約”群體
(四)《聖經》詮釋
(五)敬拜
(六)終末及彌賽亞們
三、昆蘭的愛色尼人及其在猶太教中的地位
第五章死海古捲和《舊約》
一、《希伯來聖經》/《舊約》文本
(一)《希伯來聖經》/《舊約》時期
(二)昆蘭之前的文本佐證
(三)昆蘭的獨特貢獻
二、關於某些文本歷史的最新信息
(一)《詩篇》
(二)《但以理書》第4章
三、《聖經》正典
(一)昆蘭之外的證據
(二)在昆蘭發現的證據
第六章死海古捲和《新約》
一、簡介
二、死海古捲和《新約》的相似之處
(一)語言和文本
(二)人物
(三)實踐
(四)末世論
三、結論
第七章關於死海古卷的爭議
一、編輯與出版
二、1989年之後的事件
後記
索引

最早發現的七份古卷

約翰·特萊沃(John Trever, 1915-2006)是最初看到死海古卷的學者之一。1948年，有人把古卷的文本帶給他，他隨即拍照，[4]並寫了一部考察詳盡、記錄完整的歷史，來講述最初在昆蘭發現的古卷。他所寫的報告大部分是基於自己的經驗和記錄。根據他的記載，1947年冬天或春天(可能是1946年底，因為貝都因人自己是這樣講的)，三個貝都因牧羊人走到了死海的西北邊叫作“昆蘭”的地方。當時這裡還在巴勒斯坦的英國託管當局的管轄範圍內。這些牧羊人彼此是親戚，都屬￿塔阿米萊(Ta’amireh)部落。當時他們正在放牧羊群。其中一個人名叫朱瑪·穆罕默德·卡裡爾(Jum’a Muhammad Khalil)，生平最喜歡洞穴探險。他閑來無事，為了消遣，就向昆蘭平原西邊山崖的一個洞穴扔石頭。一塊石頭飛入了洞口，裡面傳出打碎東西的聲音。當時他們三個人並沒有進去看看是什麼碎裂了。兩天后，其中一個叫穆罕默德·艾德-吉蔔(Muhammad ed-Dhib，真名是穆罕默德·阿赫邁德·艾爾-哈邁德Muhammad Ahmed el-Hamed)的牧羊人在同伴醒來之前就早早起床，找到洞穴並費力鑽了進去。他在裡面發現了十個罐子，每個大概兩英尺高。讓他很懊惱的是，十個罐子裡面有八個是空的，只有兩個罐子裡有東西。一個裝滿了泥土，另一個裝了三份卷子。其中兩份卷子纏著麻布。後來這些書卷被確定為《聖經》的《以賽亞書》手抄本、“規訓手冊”(Manual of Dicipline，它為社團定下規章，後來就被稱為“社團規章”)以及對《哈巴穀書》預言的詮釋。後來，這個貝都因人又發現了四份卷子：“詩篇”或曰“聖詩集錄”(被稱為“感恩聖詩”或“聖詩卷子”，希伯來語Hodayot)、另一份不全的《以賽亞書》抄本、“戰爭卷子”或曰“戰爭規章”(這是一份末世論文本，描述“光明之子”與“黑暗之子”的決戰)和《創世記》外典(即《創世記》衍生出來的故事)。
1947年3月，這些卷子被帶給一位名叫堪多(Kando)的古董商人，他的真名是卡裡爾·伊斯坎達爾·沙欣(Khalil Iskandar Shahin，約1910-1993)。堪多是敘利亞正教教會的教友。他聯繫了另外一位名叫喬治·以賽亞(George Isaiah)的教友。然後，喬治·以賽亞跟耶路撒冷的聖·馬可修道院的都主教(大主教)阿塔那修·耶書亞·撒母耳(Athanasius Yeshua Samuel, 1907-1995)談及此事。我們應當注意，在這個時候，沒有人知道新近發現的這些古卷的內容是什麼，也不知道古卷使用的是何種語言，更不知道其身價幾何。有人認為古卷上的文字可能是敘利亞文，所以古卷才被拿到了敘利亞教會的教友那裡。他們之間顯然達成了交易，不論堪多和喬治·以賽亞把這些書卷賣了多少錢，都要把其中的三分之二付給那位貝都因牧羊人。1947年的夏天，都主教撒母耳與貝都因人安排了一場會面。這個故事後來流傳甚廣：有一個修道士並不知道這一安排，所以當貝都因人來到聖·馬可修道院敲門的時候，他竟然把這個穿著寒磣的人拒之門外，差一點錯失了獲得珍貴寶藏的機會。誤會最終被消解，而都主教花了24英鎊從堪多那裡買了四份古卷，那時24英鎊相當於大約100美元。都主教買下的古卷是大《以賽亞書》卷子、“規訓手冊”(“社團規章”)、《哈巴穀書》注釋和《創世記》外典。
都主教詢問了不同的專家，以獲得新近買下的這些古卷的信息。其中一位專家是以利亞撒·蘇克尼克教授(Eleazar Sukenik, 1889-1953)，他是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的考古學家。當時巴勒斯坦並不安全，英國託管當局的統治搖搖欲墜，暴力事件層出不窮，而聯合國正在激烈討論以巴分治。在這種情況下，長途旅行非常艱難，並且充滿危險。儘管如此，當蘇克尼克得知在伯利恒有一位古董商人正在賣古代的卷子，他還是冒險於1947年11月29日秘密來到伯利恒。就在當天，聯合國通過了以巴分治的決議，使以色列得以建國。蘇克尼克很清楚這一機遇意味著什麼。他見到了都主教沒有買下的那三份卷子。當他確定這些卷子確實年代久遠之後，就將其買了下來。11月29日他買了兩份，是“聖詩卷子”和“戰爭卷子”。12月他買了第三份，是第二張《以賽亞書》卷子。到了1月份，有一個名叫安東·基拉茲(Anton Kiraz)的熟人給他看了屬￿都主教的那四份古卷，還允許他暫且保管。他並不知道，這些卷子和他剛剛買到的卷子是出自同一個地方。他自然想全部買下來。但是，都主教撒母耳決定暫時先不賣。因此，在洞穴1發現的七份卷子就流落到兩個地方，而卷子的內容也會由不同的人出版。
[8]在這個時候，已經有好幾撥人認出了都主教撒母耳手裡的大《以賽亞書》卷子。但是，蘇克尼克似乎是第一個認定羊皮紙確實年代久遠的人。不僅如此，他認為這些卷子很可能與古代文獻中提到的愛色尼人有關。蘇克尼克給出的理由是：羅馬地理學家普林尼(Pliny 公元23-79年)曾經記載過一群愛色尼人，他們居住在死海岸邊，與隱-基底(En-gedi)不遠。而發現古卷的洞穴應該就在這一地區。我會在第三章分析普林尼著作的相關段落。

這時距離穆罕默德·艾德-吉卜發現古卷已經過了一年。很少有人知道古卷的存在，而即使是那些知道古卷的人，也不清楚它們究竟是什麼。而且，只有那些與貝都因人單線聯繫的人，才知道發現古卷的洞穴具體在哪裡。1948年2月，與蘇克尼克打過交道之後，都主教主動聯繫了耶路撒冷的美國學院(American School in Jerusalem)。當時，威廉·布朗利(William Brownlee，1917-1983)和約翰·特萊沃正在那裡值班。他們剛剛獲得博士學位，還從美國東方研究學院總聯(American Schools of Oriental Research)拿到了年度資助。特萊沃不僅是學者，也是攝影師。他做了一番安排，把這些卷子拿到美國學院拍照。當時條件很糟糕，例如膠捲質量較差，供電常常中斷，等等。但是，他還是成功拍攝了都主教拿來的文獻。這是最早的文獻照片，其中包括大《以賽亞書》卷子、“規訓手冊”(“社團規章”)和《哈巴穀書》注釋。照片的效果好得出人意料，直到今日還是一個無價的珍貴記錄，讓我們能夠看到古卷1948年2月的樣子。很遺憾，現在這些羊皮紙已經變質了。當時美國學院的院長是耶魯大學的米拉爾·巴羅斯教授(Millar Burrows, 1889-1980)，當古卷第一次被拿到學院的時候，他還在巴格達。學院的學者和巴羅斯院長花了很長時間研究特萊沃拍攝的文本。其中有一份讓巴羅斯想起了循道宗的一種“規訓”，於是這一文本第一次得了一個現代的名字：“規訓手冊”。2月份的時候，特萊沃寫了一封信給威廉·福克斯威爾·奧爾布萊特教授(William Foxwell Albright, 1891-1971)。奧爾布萊特教授任教于巴爾的摩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是最權威的猶太古文字專家。他在看到寄來的樣品之後，馬上認定這些卷子確實年代久遠，並且回復說：“衷心祝賀你們，這是當代最了不起的手抄本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