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刑事司法的語境與特色：以檢查起訴為例（簡體書）

《刑事司法與證據法譯叢：日本刑事司法的語境與特色 以檢察起訴為例》采用比較法社會學研究方法，通過與美國檢察官的實踐情境進行對比，全面、實證地呈現了日本檢察官的角色與定位，也深度展示了日本刑事司法的語境與特色。在內容上，《刑事司法與證據法譯叢：日本刑事司法的語境與特色 以檢察起訴為例》既涉及日本檢察官的宏觀司法語境，包括檢察文化、檢察組織以及與其他刑事司法主體的關系，也涉及了日本檢察官在具體刑事司法（如保證起訴一致性、致力于罪犯改造、追求定罪率和罪犯自白等）中的特色和復雜態度。

林喜芬，法學博士，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曾任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研究室副主任（掛職）。在哥倫比亞大學、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加州大學哈斯汀法學院、臺灣“中央”研究院做訪問學者。現兼任高檢院檢察理論研究所特聘研究員，上海市法社會學會秘書長等。研究領域為刑事訴訟法、證據法、司法制度、法社會學。曾在《法學研究》、《中國法學》等中英文刊物發表八十余篇論文，出版《轉型語境的刑事司法錯誤》、《金融檢察與金融刑法》等著作。獲高檢院檢察理論成果一等獎、上海市哲社成果二等獎、上海交通大學*受學生歡迎教師獎等榮譽，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等多項課題。

導論
節 為什么研究日本檢察官？
第二節 研究方法
第三節 刑事程序概覽
第四節 本書概要

編 日本刑事司法的語境
章 檢察官的天堂
節 極少的犯罪數量
第二節 較輕的案件負擔
第三節 平和的政治環境
第四節 較能動性的法律
第五節 無陪審團的審判
第六節 小結
第二章 檢察官與刑事法庭共同體
節 檢察官和警察
第二節 檢察官和法官
第三節 檢察官和辯護律師
第四節 小結
第三章 檢察官文化
節 檢察官是誰？
第二節 檢察官想要什么？
第三節 暫緩起訴和裁量權行使
第四節 小結
第四章 檢察組織
節 結構
第二節 角色與任務
第三節 金丸案：支持衰減之日
第四節 小結

第二編 日本刑事司法的內容
第五章 統一性
節 國內外的場景
第二節 美國檢察機關中“統一性”的有限性
第三節 日本檢察機關中“統一性”的可能性
第四節 對一致性的解釋
第五節 小結
第六章 罪犯之改造
節 關于“改造”
第二節 可改造性之判斷
第三節 改造的機制
第四節 日本的兩種體系
第五節 對受害人的改造
第六節 小結
第七章 定罪
節 計算定罪率
第二節 對無罪判決率差距的解釋
第三節 審判充分性政策的起源
第四節 無罪判決率的長時間衰減
第五節 保守公訴政策的后果
第八章 自白
節 辯訴交易
第二節 檢察官的散文
第三節 檢察官施暴與刑訊
第四節 溫順的媒體
第五節 精密司法與天堂中的問題
第六節 抉擇

結論
附錄
索引
譯后記

《刑事司法與證據法譯叢：日本刑事司法的語境與特色 以檢察起訴為例》：
但是，檢察官和法官有時也會步調不一致。當出現這種情況時，私人恩怨可能會轉化為公共問題，它揭示了這表面平靜關系之下的緊張。“刑罰問題”中就涉及這一情況，檢察官和法官公開表示不同意見，這引發了公眾的注意并且揭示出很少有事件表現出來的刑事法庭共同體中存在的緊張關系。
1986年3月26日，60歲的東京人、東京大學畢業生、大阪高等檢察廳檢事長和日本檢察系統中排名第三的檢察官石原一彥（Ishihara Kazuhiko）舉行新聞發布會，對象是來自大阪地區報道刑事司法的記者。新聞發布會本身很平常，因為石原每月定期與記者會面介紹新案情況。作為大阪轄區的高長官，他不僅要監督向大阪高等裁判所提出的上訴，還要監督整個關西地區的情況，該地區有6個地方檢察廳，擁有大約300名檢察官和助理檢察官，人口大約2000萬。然而，在這一天的新聞發布會上，石原作了一個特別的聲明。他引用數據嚴厲指責大阪法官的量刑過輕，比東京法官的量刑要輕太多。
檢察官一直知道關西的法官比其他地方的法官更加寬松。解釋這一現象的理論在辦公室里流傳很廣而且永遠是各類聚會的主題。但是，在石原（Ishihara）之前，沒有記錄有檢察官公開談論過“刑罰問題”。許多檢察官出于對司法獨立的尊重而保持沉默，而且擔心直接的批評只會讓形勢變得糟糕。其他潛在的批評者也保持克制，因為作為大阪或者周邊關西地區的本地人，他們感覺要對本地區保持忠誠，而且更為關鍵的是，由于批評法庭將傷害到他們離開檢察機構后在關西私人執業時的法律業務。作為東京本地人，石原既無需對該地區表示忠誠，也無須擔心他檢察官之后的職業生涯。在初一次聲明前，石原與其轄區內6個地方檢察官廳的檢事長（chief prosecutors）進行了磋商，取得了每個人的全力支持。但是，他決定不與高檢察廳磋商，因為擔心這一爭議可能讓他的上級“有麻煩”，甚至更壞的情況，即招致反對或否決。然而，在多個場合他以更加詳盡的形式反復作出聲明之后，石原確實收到了來自（高檢察廳）檢察總長伊藤茂樹（Itoh Shigeki）的來信，對他的行動表示贊許。
石原（Ishihara）的核心怨言是關西的法庭判處刑罰過輕，特別是與東京的法庭相比。在其個新聞發布會后，主管檢察官們（executive prosecutors）在法務省司法研修所建立了一個特別的研究小組，目的是更加準確地記錄這些差別。在1986年Il月宣布其詳細的發現之前，研究小組發布了數份中期報告。差別是明顯的，而且在某些案件中，比批評者所猜想的還要嚴重。例如，法庭暫緩執行監禁刑的，東京只有50.4%，全國是55.8%，而神戶（屬于關西地區）達到了58.5%，大阪達到61%。不僅如此，同樣是作出暫緩執行監禁刑的判決，大阪的法官將被告人處以緩刑的可能性要比東京的法官低50%（8.0%對11.9%），而神戶和大阪的法官給予被告人暫緩刑罰的可能性比東京的法官高出兩倍還多（各為5.3%、2.4%和1.3%）。
研究小組還研究了謀殺案中司法量刑和檢察官量刑請求的契合程度。它將量刑和量刑請求分為7個等級，差別分別定為三年、五年、七年、十年、十二年、十五年和二十年監禁。在1979年到1984年的5年間，東京地方裁判所審判的全部謀殺案中，90%與檢察官請求保持一致，或判處的刑罰僅低一個等級；而大阪地方裁判所的相應數據為68.6%。大阪地方裁判所判刑罰比檢察官量刑請求低兩到三個等級的情況，要比東京地方裁判所多三倍以上（31.4%比10%）。此外，在1978年到1985年間，大阪高等裁判所判處已定罪謀殺犯死刑的可能性要比東京高等裁判所低四倍：大阪每1680件謀殺定罪中有2例死刑（0.12%），相對于東京將近10倍的每2295件謀殺定罪中有10例死刑（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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