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下午的延伸（簡體書）

一個下午的延伸

到宣傳部上班的第一天,我遲到了。
是因為鞋子。
其實我七點半就來到了縣委大院,可是部裏還沒人。我就在辦公大樓後面那所破敗的花園裏慢慢地轉悠著,等著鐘點。園裏的花大多是易生易長的月季,蕭條地抽枝瘋長著,高高地擎著豔麗的花冠,仿佛柔弱得不堪一擊,又仿佛孤傲得卓絕人世。這些巨大的花叢,多數已不開花,它們膨脹著無用的枝條,肆無忌憚地佔據著花園的空間,倡狂得如人類某些難以節制卻又盲目至極的欲望……我感慨著,在青磚小路上踱著步,忽然發現自己再也邁不動左腳了。
低頭一瞧,原來是鞋跟深嵌在了磚縫裏。用力拔了兩拔,鞋拔出來了,可鞋跟從磚縫中脫穎而出的同時,也以一條漂亮而簡潔的弧線飛離了鞋底。
我束手無策。
透過冬青樹的枝葉往外望去,人們已經開始三三兩兩地上班了。但是沒有人發現我,沒有人從這條小路上走過。我張了張口,沒能出聲——我無法也不願向那些陌生的遠遠流動的面孔求助。
我焦灼而沮喪地站在那裏。過了一會兒,小路上終於走來一位中年男人。我遠遠地看著他,心裏猶豫著。他似乎發覺了我的神情,很注意地看了我一眼,這讓我鼓起了勇氣。他平靜地聽我講完,然後問道:“你的腳沒事吧?”
“沒事。”
他躬下身仔細察看了一下我的鞋子,說:“這得到外面鞋攤兒去修。你只好再委屈委屈,我去給你修一下。”
他從包裏取出一張報紙鋪到地上,讓我把左腳踏在上面。
那個星期一的早晨,我就這麼靜靜地站在那所破敗的花園裏,專心致志地等待著那個陌生的男人。焦灼和沮喪漸漸幻化成了一種恬淡的快慰。
他終於回來了。我穿上鞋子跟著他走出花園。從進辦公大樓,上樓梯、轉彎,直至將要走到宣傳部辦公室的門口,他都一直走在我的前面。在推開門的一刹那,他突然回頭問道:“你找誰?”
“辦公室主任。”
“有事嗎?”
“我今天報到上班。”
“那你遲到了。”他笑道。
“你也遲到了。”我也笑著跟著說。
“我們遲到的性質不一樣。”他說著迅即而自然地收斂了笑容,推開了門,把我向同事們做了一個簡單的介紹後,便帶我去常委辦公樓見部長。我這時才明白:他就是辦公室主任。
我們慢慢地走在開滿了紫桐花的林蔭道上,所到之處都會激起一陣如洗的鳥鳴。忽然,一朵紫桐花優雅地落到了他的身上。他把花拿在手裏,抬頭朝樹上看了看,笑道:“紫花才謝盡,綠葉又爭榮。看著你們一茬茬地趕上來,就覺得自己老了。”
那天我正好穿著一件淺紫色的裙子,便笑道:“你才是綠葉呢,我是紫花。”
他看了看我,笑起來:“今天你幹嗎要走那條小路?”
“你呢?你不是也走了嗎?”
“我是習慣了。”
“我是新鮮。”
他又笑起來。他笑的時候臉頰上有兩個很大的酒窩,使他看起來像個孩子。

後來我被分到了新聞科。我們接觸的機會很少,也很公式化,平日裏見面也只是點點頭,打個簡單的招呼。再後來他被提升為副部長,無形中便和一般的職員拉開了較大的距離。雖然他的言談舉止在我看來一如既往,但同事們背後議論起他來,總說他陰險。我卻覺得他陰險得十分有趣,便常常偷偷地觀察他。
有一次,我正在悄悄地看著他擦皮鞋,他忽然抬起頭,對我輕輕一笑,然後又低下頭擦他的鞋子。
原來他早就知道我在窺探他。我的臉紅了。
然後就是那天下午。
那天下午,他到我們科詢問“縣十大新聞人物評選活動”的進展情況。科長不在,我負責候選人材料的收存工作。他讓我拿出材料,大致看了一遍,特意把衛生口的材料選了出來。聽同事們說,他原來是個醫生,看來果然不假。
“這個人也當了候選人?”他笑道。
“材料上說,兩年中就破格提了主治醫師呢。”我說。
“主治醫師怎麼了?哪個醫生不能成為主治醫師?”
“那麼容易嗎?主治醫師相當於教授呢。”
“誰告訴你的?”他笑了,“那是主任醫師。”
“我不大懂。”我說。
他在我對面的桌前坐下,興致盎然地給我講起了醫院的工資、職稱、行政結構、人事關係等這些他曾經十分熟悉的內容。我發現他是一個極好的談手,非常有自己的角度和趣味。而這種角度和趣味又出乎意料地吻合我的心理習慣。於是我們一問一答,談興倍增,營造出的談話氣氛十分融洽、活潑和熱烈。
當談到醫生的人道主義精神時,我忽然想起一個故事,便對他說:“我讀過一篇叫《無影燈下》的小說,講的是一個醫生在給背叛他的女友做闌尾炎手術時,故意破壞了她的生殖系統,結果這個女人婚後多年不孕,事情敗露後醫生被送進了大牢。不知道這個醫生在做手術時是怎麼想的?”
“這沒什麼好奇怪的。醫生是醫生,可也是有七情六欲的人。人們所說的‘救死扶傷’‘妙手回春’之類的評定都是死的、硬的,可醫生這個人卻是活生生的。他是白衣天使,但也有魔鬼附身。當天使戰勝魔鬼時,他就是天使；當魔鬼戰勝天使時,他就是魔鬼。”他神態從容地說著,仿佛在遊刃有餘地進行著一個手術,“你說的那個醫生也是如此。他做闌尾炎手術時,他是天使。他破壞她的生殖系統時,他是魔鬼。其實這種事情再正常不過了。我們每個人都是天使與魔鬼的混合體,我們隨時隨地都只是這兩種東西在鬥爭。人們之所以會對某些事情感到困惑,只是因為他們沒有找到這些事情發生的內在因素罷了。”
“你對人性這麼有研究,是不是看了許多哲學書?”
“有人就行了,何必非得看書?哲學無處不在。”
“沒想到你悟性這麼好,我原以為……”
“我不過是一個狡猾的政客,不是嗎?”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卻又驀然一驚。我的笑等於默認了他的推測,這未免有點兒太危險了。
於是我試圖亡羊補牢,說道:“和你聊天我很放鬆,就像朋友一樣。可如果我說了什麼不恰當的話,你千萬不要介意。”
“你不應當有這種顧慮的。”他含笑道,“以我們相互信任的程度來說,我們所負擔的風險值是一樣大的。”
我覺得自己在他面前簡直是一覽無餘。好在一覽無餘和一無所知一樣,都可以讓人毫無顧忌,於是我索性笑道:“前些天我聽說了一件事,有個男人,和你年齡差不多,半個月前和一個女人私奔了。我覺得挺有意思。你們這一代人面臨的衝擊和誘惑似乎特別多,尤其是感情上的。”
“我說過,人們之所以會對某些事情感到困惑,只是因為他們沒有找到這些事情發生的內在因素罷了。這種事其實也很正常。我們這一代人一次次地建立信念、懷疑信念和摧毀信念,直至最後沒有信念,心靈所經歷的折磨也許是你們難以忍受的。”他點燃了一根煙,“他能夠私奔,我其實挺佩服他的。要知道,以這種方式拋棄過去的一切,是需要相當的勇氣的。”
“他好像有點兒不太理智。”
“尋求感情的先決條件之一,就是至少得喪失一半理智。”他笑道,“尤其是對我們這些理智細胞相當發達的人來說,為愛情做出些什麼已經是相當困難了。”
這是個週末的下午,辦公室裏很靜。一些同事早就偷偷地溜回了家,幾乎沒有什麼人來打擾我們的談話,除了電話鈴聲。每接一次電話我都會覺得害怕和尷尬,害怕的是他會突然走開,讓我們這次在機關裏很難出現的談話不了了之；尷尬的是我們重新開始接上話茬時往往有點兒不自然。雖然我們很像朋友,但畢竟不是朋友。他是我的上司,我是他的下屬,我們不能不互相設防。
但是他在我接了五個電話後依然沒有露出要走的意思,我自如了許多。我忽然明白,他在機關裏其實也很難找到合適的談手,他也需要鬆弛的傾訴。而我對他既沒有什麼實質性的危險,也能夠比較快地領悟他的話。所以,對於這次談話,他也珍視。
接下來他談到了他的家,他的妻子,他的孩子。他的孩子在他的描述中顯得非常聰明和可愛。
“有時候想想,我現在有房子住,有錢花,在社會上小有地位,家庭也算和睦美滿,我就挺滿足的。”他說。
“你是不是常常需要找一些讓自己滿足的理由?”我笑道。
他也笑了:“沒有你想像中的那種完美的生活,那不過是海市蜃樓而已。在現實生活中,能找到一些讓自己感覺滿足的理由,已經是一種幸福了。要知道,現在這個世界上疾呼痛苦的人已經越來越多了。”
“你的心理狀態似乎平衡得很好。”我笑道,“如果現在有一個非常讓你動心的女人在誘惑你,你還會這麼平衡嗎?”
“能讓我動心的女人非常少。既能讓我動心又很會誘惑我的女人更是少之又少——幾乎是沒有的。”他笑道。
“如果有呢?”
“我不知道。”他沉吟道,“我想像不出來。不過我知道,如果有這樣一個女人,如果她不向我要求婚姻,那她就決不是真愛我；如果她向我要求婚姻,我就決不會答應她。”
我們都笑了,都望著窗外的婆娑樹葉。如果,如果,怎麼會有那麼多的如果呢?如果我是那個女人,如果我向他要求婚姻,如果……一轉臉,和他的目光相遇,我們都迅速地避開了。他的眼神告訴我,他也想到了這個“如果”。
我們靜默了片刻。他站起身:“沒有別的事,我該走了。今天下午和你談了許多,收穫很大。”他迅速恢復了他一貫的語言表達方式,一瞬間便完成了角色轉換。我站起來,面對著他,居然不知道該說些什麼好。
走到門邊的時候,他又對我說:“以後你們科室的門不要在上班時間鎖著,虛掩著就行。不然誰進你們科都得大呼小叫,像什麼樣子!”
“知道了。”我說。其實我知道他並不是在說門,他是在告訴我,別以為這場談話有什麼特殊意義,談話過後,我還是我,你還是你,一如從前。
我不由得笑了。儘管如他所言,許多事情的發生都有它的內在因素,沒有什麼好奇怪的,可是我還是覺得新鮮,覺得有趣,覺得每一個人都實在很有意思。
也許和他相比,我還是太年輕,可是人一成熟往往就老了。和老相比,我還是寧願年輕。

“十大新聞人物”評選活動結束不久,部裏分到了一個去北京學習的名額,時間是半年,食宿和學習費用全部是公報,自然是個難得的好機會。部裏很多人都想去,我也想。可我知道憑自己的身份和資歷,很難爭到這個名額。我知道我也可以去找他,但這麼做無疑是在利用我們那次談話的資本。這對我來說,未免太可恥了。所以我一直沒有提出申請。不知為什麼,部裏也遲遲未定下去北京的人選。
一天早上,我們在上班的路上相遇,他忽然問我:“你看咱們部裏誰最適合去北京學習?”
“我。”我開玩笑道。
“你好像沒有提出申請。”他說。
“申請了又有什麼用?”
“有沒有用不敢說,但申請和不申請是不一樣的。”他說。
於是,來到辦公室我就寫了一份申請,交到了他的手中,他什麼也沒說,順手塞到了抽屜裏。
沒多久,去北京的人選定了下來,是我。
我當然很高興,可是又有點兒擔心別人的閒話——我知道我的入選肯定是他的策助。後來果然有人提了意見,他說:“這件事是部長決定的。有什麼意見可以向部長反映。”當然沒有人敢向部長反映,小小的風波便迅即無聲無息了。
有一天,我在走廊上碰到他,低低地向他道謝。他淡淡地笑道:“謝我幹什麼?你應當感謝組織。”然後就若無其事地走開了,好像我的事和他沒有一點兒關係。
是的,我們是沒有一點兒關係的,除了那次談話。而那次談話也已經成為歷史了。
可我還是要向他表示感謝。我給他和他的妻子各買了一雙優質的皮鞋,給他的兒子買了一身漂亮的兒童套裝。其實我知道我實際上大可不必這麼做,但我總是一廂情願地對自己強調:雖然那次談話只是一次談話,對他來說也許不過是過眼雲煙,對你來說卻很重要。它是一張純美的賀卡,不是一個實惠的存摺,你不可以去玷污它。他的心靈可以向你敞開,但他的權力只屬於他自己。你不要試圖利用他曾經向你敞開過心靈而去和他的權力發生千絲萬縷的聯繫。他的心靈和權力對你來說,根本就是兩碼事。
我不想欠他的人情。
送東西的時候,我認識了他的妻子。她有點兒胖,挺標緻的一副眉眼,衣著、言語中透出一種可愛的家常與平淡的親近。他的兒子果然異常聰明和靈慧。他常常長時間地注視著兒子,那種神態,簡直像一個熱烈的情人。
告辭的時候,他一家三口都送了出來。他邊走邊笑道:“你這個丫頭,我說過讓你感謝組織,你還是這麼不懂事。”
“組織就是抽象的你,你就是具體的組織。”我笑道。他愣了愣,也笑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