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愛的骨頭（簡體書）

我叫蘇茜。十四歲那年，我被謀殺了。

我被困在完美的天堂里，眼睜睜看著家人在痛苦中迷失，又漸漸地開始忘記。我知道兇手是誰，卻無法傳達，只能任他逍遙法外。

我當然希望爸爸能徹夜守候，直到永遠；但我也希望他放手，讓我就此成為過去。

我死之后，他們所經歷的一切就像綿延伸展的可愛的骨頭，把大家緊密聯結在一起。我終于開始認清，沒有我，他們依然可以活得很好，猶如身體中的骨骼，盡管有時會有缺失，但在不可知的未來終將長出新的骨干，重新變得圓滿完美。

這是一場漫長的告別。等到說再見的那天，我將吹熄蠟燭，轉身離去……

艾麗斯·西伯德（Alice Sebold），美國作家。曾師從于小說家雷蒙德·卡佛、托拜厄斯?沃爾夫、詩人海登·卡魯斯等。一九九九年，在沃爾夫的啟發下，她將自己大學時代遭受強暴的傷痛經歷寫成《他們說，我是幸運的》一書出版。她的筆法節制、冷靜，充滿坦率的自我剖析和細致入微 的情感，引發讀者巨大的共鳴，也使得性暴力這一社會問題引發熱議。她因而被媒體譽為“具潛力的作家”。二〇〇二年初，她的長篇小說處女作《可愛的骨頭》出版，全球達到五百多萬冊，蟬聯《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榜首三十周之久，甚至成為一大文化現象，并于二〇〇九年被導演彼得·杰克遜改編為同名電影。

我姓萨蒙，念起来就像英文的“三文鱼”，名叫苏茜。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六日，我被谋杀，当时才十四岁。七十年代报上刊登的失踪女孩的照片，大部分看起来都和我一个模样：白种女孩、灰褐色头发。在那个年代，各种种族及不同性别的小孩照片，还没有出现在牛奶盒或是每天的邮递广告上；在那个年代，大家还不相信会发生小孩遭到谋杀之类的事情。

妹妹让我迷上了一个名叫胡安·拉蒙·希梅内斯的西班牙诗人，我在初中毕业纪念册上还特意引用了他的一句话：“如果有人给你一张画了格线的纸，你就偏不要按着格线书写。”这句话表达了我对四周中规中矩的一切，诸如教室之类的建筑物的轻蔑，而且我觉得选用一句诗人的话，而不是某个摇滚歌手说的蠢话，会显得自己比较有文化气息。我是象棋社和化学社的社员，可在黛敏尼柯太太的家政课上，不论我每次烧什么菜，都会把菜烧焦。我喜欢的老师是伯特先生，伯特先生教生物，他喜欢抓起我们将要解剖的青蛙、小虾，丢在打了蜡的铁盘里，看它们脚底打滑的样子就像是在跳舞。

顺带一提，凶手不是伯特先生。请你别把接下来每个即将出现的人当成嫌犯，因为这恰恰是问题所在：你永远料不到谁会出手杀人。伯特先生参加了我的葬礼，而且哭得很伤心。（请容我插一句：全校师生几乎都出席了葬礼，我在世的时候可从没这么风光过。）他的小孩病得很严重，我们都知道这件事。因此，每当他说了笑话，自己笑个不停时，即使这些笑话早在我们选修他的课之前就已过时，我们也依然跟着大笑。我们有时还强迫自己跟着笑，只为了让他高兴一点儿。他的女儿在我死后一年半也死了。她得了白血病，但我在我的天堂里从未见过她。

凶手是我家的邻居。妈妈喜欢他花坛里的花，爸爸有次还向他请教如何施肥。凶手先生认为蛋壳、咖啡渣等传统肥料比较有效，他说他妈妈都用这些传统方式施肥。爸爸回家之后笑个不停，他开玩笑说这人的花园或许很漂亮，但热浪一袭来，八成得臭气冲天。

但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六日那天可没有热浪，那天飘着雪，我从学校后面的玉米地抄近路回家。冬天天黑得早，当时天色已晚，我记得田里的玉米秆被人踩得乱七八糟，田间小径也变得更不好走，细雪有如一双双小手，轻飘飘地覆盖大地，我用鼻子呼吸，直到冷得不断流鼻涕才张嘴吸气。我停下来，伸出舌头尝尝雪花的味道。哈维先生就站在离我六英尺的地方。

“我没吓着你吧？”哈维先生说。

在灰暗的玉米地里，他当然吓了我一跳。离开人间之后，我想起当时空气中似乎飘来淡淡的古龙水气味，但我没有多加注意，或许那时我以为气味来自前面的房子。

“哈维先生。”我打了招呼。

“你是萨蒙家的大女儿，对不对？”

“是的。”

“你爸妈还好吗？”

虽然我身为长女，在机智问答中也时常占上风，但在大人面前我依然觉得不自在。

“他们很好。”我说。虽然觉得很冷，但他是个大人，在年龄上有天然的，再加上他是邻居，又和爸爸谈过肥料等事情，所以我还是站在原地没动。

“我在附近盖了个东西，”他说，“你要不要过来看看？”

“哈维先生，我觉得有点冷，”我说，“况且妈妈希望我能在天黑前回家。”

“现在已经天黑了，苏茜。”他说。

我当时若察觉出异样就好了。我从未告诉过他我叫什么名字，我想或许爸爸曾提过我。爸爸总喜欢跟大家说我们小时候的糗事，觉得说说无妨，他只想借此表达他多疼我们。有些爸爸喜欢把小孩三岁时光身子的照片放在楼下的客用卫生间里，我爸爸就是这样，感谢上天，他放的是妹妹琳茜小时候的照片，起码我躲过了这样丢脸的事。但他喜欢跟大家说我的另一件糗事—他说琳茜刚出生时，我非常忌妒这个小妹妹，有一天他在另一个房间打电话，从他站的地方正好看到我走到沙发旁边，爬到摇篮旁，试图在琳茜的头上撒尿。爸爸把这件糗事告诉我们教堂的牧师和邻居史泰德太太，史泰德太太是心理医生，爸爸想听听她的分析，而且还不只这样，每次只要有人说“苏茜很活泼嘛”，爸爸就重复这个故事，每次都让我觉得特别难为情。

“活泼？！”爸爸总回答说，“我告诉你这个小孩有多活泼。”说完他马上兴高采烈地又讲一遍“苏茜在琳茜头上撒尿”的故事。

事实上，爸爸从没向哈维先生提过我们，哈维先生也没听过“苏茜在琳茜头上撒尿”的故事。

事发之后，哈维先生在街上碰到妈妈时，他对妈妈这么说：“我听说了这个不幸的悲剧，真是太可怕了！您女儿叫什么来着？”

“她叫苏茜。”妈妈勉强打起精神回答，提到我的名字让她心情沉重，她天真地希望心头的重担总有一天能放下，殊不知在未来的日子里，这个阴影始终挥之不去，在她的一生中不断造成新的、各式各样的伤害。

哈维先生像大家一样对她说：“我希望他们早点捉到这个浑蛋，您痛失爱女，我真替您难过。”

他说这话时我已经在天堂，我气得四肢发抖，不敢相信他竟然如此厚颜无耻。“这人真不知羞耻。”我对弗兰妮说，弗兰妮是天堂指派给新成员的辅导老师。“没错。”弗兰妮回答，简简单单两个字就表达了她的观点。在我的天堂里，大家就是这么简单直接，没有人多说废话。

哈维先生说，过去看看花不了多少时间，所以我就跟着他走进玉米地深处。没有人从这里抄近路到学校，此处的玉米秆很少遭人践踏。我弟弟巴克利曾问为什么镇上的人都不吃田里的玉米，妈妈告诉小巴克利说田里的玉米吃不得，妈妈说：“玉米是给马吃的，人不吃玉米。”巴克利接着又问：“狗也不吃吗？”妈妈回答说：“不吃。”巴克利继续追问：“恐龙也不吃吗？”他们就这么一问一答，持续了好久。

“我盖了一个简单的地洞。”哈维先生说。

他停下来，转身盯着我。

“我什么也没看到。”我说，察觉到哈维先生看我的眼神非常奇怪，自从我长成少女、摆脱小时候胖嘟嘟的模样之后，一些年纪比较大的男人曾用同样的眼光看我，但当时我穿着宝蓝色的风雪大衣和黄色的喇叭裤，这副模样通常不会引起他们的兴趣。哈维先生戴着金边圆眼镜，此时，他正透过小小的镜框盯着我。

“你再仔细看看，苏茜。”他说。

我本该马上设法逃走，但我没有这么做。为什么没有呢？弗兰妮说这些问题都是白问：“当时你没逃，没有就是没有，别再多想了，想再多也没用。你已经死了，你必须接受这个事实。”

“再试试看。”哈维先生说，边说边蹲下来敲敲地面。

“那是什么？”我问道。

我耳朵都快冻僵了。妈妈在圣诞节帮我织了一顶杂色的帽子，上面还有一个绒球和一对铃铛，当时我没有戴，而是把帽子塞进了大衣口袋里。

我记得我走过去，踩了踩哈维先生旁边的田地，冬天天寒地冻，但我脚下的地面显得比冻土还要坚硬。

“你踩到的是木头，”哈维先生说，“搭上木头，入口处才不会崩塌。除了入口处之外，地洞里其他东西都是泥土做的。”

“都有什么东西？”我问道，那时的我已经感觉不到寒冷，也忘了他奇怪的眼神，我就像在上自然课一样，心中充满好奇。

“进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