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簡體書）

本書在闡述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相關理論的同時，結合英國、美國、德國、日本、韓國等發達經濟體如何較早實現崛起與跨越的案例，從歷史角度分析經濟社會發展和“中等收入陷阱”的關系，考察這些國家如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同時，以拉美地區和“亞洲四小虎”為例，分析闡述了發展中國家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過程中遇到的問題、挑戰和需要解決的困難。

作者強調，“中等收入陷阱”也是我國現代化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地遭遇到的一道坎。結合當前我國經濟轉型遇到的問題和面對新常態的復雜情況，本書具體分析了“悲觀派”“樂觀派”和“謹慎派”的不同觀點，論述了我國應怎樣借鑒成功國家的經驗，吸取失敗國家的教訓，在復雜的國際國內背景下力求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這道坎，特別是結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探索從供給側發力，攻堅克難，守正出奇，實現國家富強、民族復興，走出一條從追趕到超越的“跨越”之路。

賈康簡介

現任全國政協委員、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中國財政學會顧問，中國財政學會PPP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成本研究會副會長，北京市、上海市人民政府特聘專家，福建省、安徽省、甘肅省人民政府顧問，西藏自治區和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咨詢委員，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國家行政學院、南開大學、武漢大學、廈門大學、安徽大學、天津財經大學、江西財經大學、西南財經大學、西南交通大學、廣東商學院、首都經貿大學、中國政法大學等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赴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多次參加國家經濟政策制訂的研究工作和主持或參加國內外多項課題，撰寫和出版多部專著和數百篇論文、數千篇財經文稿。多次受朱镕基、溫家寶、胡錦濤和李克強等中央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 “財稅體制改革”專題的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秘書長）并積極推動“PPP研究院”等交流活動，致力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智庫和跨界、跨部門學術交流平臺。2015年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與蘇京春博士合作）；2016年出版《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與蘇京春博士合作）、《供給側改革十講》。

蘇京春

經濟學博士，現為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宏觀經濟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中關村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特邀成員。著有《避陷阱、求坦途：中等收入階段的福利趕超與經濟趕超》，合著有《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新供給經濟學》、《全面深化財稅體制改革之路》、《新供給經濟學：理論創新與建言》等，參與譯校《聯邦制全球對話（第4卷）：踐行財政“聯邦制”》并參編多部學術論著。曾參加多項國內外課題研究，公開發表學術論文五十余篇，多篇論文曾被中國人民大學《財政與稅務》（復印報刊資料）、《新華文摘》《經濟要參》《改革內參》等收錄轉載。2012年榮獲“鄧子基財稅學術論文獎”一等獎；2013年榮獲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2012年度財政工作優秀論文一等獎；2014年榮獲“鄧子基財稅學術論文獎”二等獎。

賈康簡介

現任全國政協委員、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中國財政學會顧問，中國財政學會PPP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成本研究會副會長，北京市、上海市人民政府特聘專家，福建省、安徽省、甘肅省人民政府顧問，西藏自治區和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咨詢委員，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國家行政學院、南開大學、武漢大學、廈門大學、安徽大學、天津財經大學、江西財經大學、西南財經大學、西南交通大學、廣東商學院、首都經貿大學、中國政法大學等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赴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多次參加國家經濟政策制訂的研究工作和主持或參加國內外多項課題，撰寫和出版多部專著和數百篇論文、數千篇財經文稿。多次受朱镕基、溫家寶、胡錦濤和李克強等中央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 “財稅體制改革”專題的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秘書長）并積極推動“PPP研究院”等交流活動，致力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智庫和跨界、跨部門學術交流平臺。2015年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與蘇京春博士合作）；2016年出版《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與蘇京春博士合作）、《供給側改革十講》。

蘇京春

經濟學博士，現為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宏觀經濟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中關村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特邀成員。著有《避陷阱、求坦途：中等收入階段的福利趕超與經濟趕超》，合著有《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新供給經濟學》、《全面深化財稅體制改革之路》、《新供給經濟學：理論創新與建言》等，參與譯校《聯邦制全球對話（第4卷）：踐行財政“聯邦制”》并參編多部學術論著。曾參加多項國內外課題研究，公開發表學術論文五十余篇，多篇論文曾被中國人民大學《財政與稅務》（復印報刊資料）、《新華文摘》《經濟要參》《改革內參》等收錄轉載。2012年榮獲“鄧子基財稅學術論文獎”一等獎；2013年榮獲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2012年度財政工作優秀論文一等獎；2014年榮獲“鄧子基財稅學術論文獎”二等獎。

賈康簡介

現任全國政協委員、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中國財政學會顧問，中國財政學會PPP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成本研究會副會長，北京市、上海市人民政府特聘專家，福建省、安徽省、甘肅省人民政府顧問，西藏自治區和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咨詢委員，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國家行政學院、南開大學、武漢大學、廈門大學、安徽大學、天津財經大學、江西財經大學、西南財經大學、西南交通大學、廣東商學院、首都經貿大學、中國政法大學等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赴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多次參加國家經濟政策制訂的研究工作和主持或參加國內外多項課題，撰寫和出版多部專著和數百篇論文、數千篇財經文稿。多次受朱镕基、溫家寶、胡錦濤和李克強等中央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 “財稅體制改革”專題的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秘書長）并積極推動“PPP研究院”等交流活動，致力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智庫和跨界、跨部門學術交流平臺。2015年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與蘇京春博士合作）；2016年出版《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與蘇京春博士合作）、《供給側改革十講》。

蘇京春

經濟學博士，現為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宏觀經濟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中關村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特邀成員。著有《避陷阱、求坦途：中等收入階段的福利趕超與經濟趕超》，合著有《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新供給經濟學》、《全面深化財稅體制改革之路》、《新供給經濟學：理論創新與建言》等，參與譯校《聯邦制全球對話（第4卷）：踐行財政“聯邦制”》并參編多部學術論著。曾參加多項國內外課題研究，公開發表學術論文五十余篇，多篇論文曾被中國人民大學《財政與稅務》（復印報刊資料）、《新華文摘》《經濟要參》《改革內參》等收錄轉載。2012年榮獲“鄧子基財稅學術論文獎”一等獎；2013年榮獲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2012年度財政工作優秀論文一等獎；2014年榮獲“鄧子基財稅學術論文獎”二等獎。

賈康簡介

現任全國政協委員、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中國財政學會顧問，中國財政學會PPP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成本研究會副會長，北京市、上海市人民政府特聘專家，福建省、安徽省、甘肅省人民政府顧問，西藏自治區和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咨詢委員，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國家行政學院、南開大學、武漢大學、廈門大學、安徽大學、天津財經大學、江西財經大學、西南財經大學、西南交通大學、廣東商學院、首都經貿大學、中國政法大學等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赴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多次參加國家經濟政策制訂的研究工作和主持或參加國內外多項課題，撰寫和出版多部專著和數百篇論文、數千篇財經文稿。多次受朱镕基、溫家寶、胡錦濤和李克強等中央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 “財稅體制改革”專題的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秘書長）并積極推動“PPP研究院”等交流活動，致力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智庫和跨界、跨部門學術交流平臺。2015年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與蘇京春博士合作）；2016年出版《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與蘇京春博士合作）、《供給側改革十講》。

蘇京春

經濟學博士，現為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宏觀經濟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中關村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特邀成員。著有《避陷阱、求坦途：中等收入階段的福利趕超與經濟趕超》，合著有《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新供給經濟學》、《全面深化財稅體制改革之路》、《新供給經濟學：理論創新與建言》等，參與譯校《聯邦制全球對話（第4卷）：踐行財政“聯邦制”》并參編多部學術論著。曾參加多項國內外課題研究，公開發表學術論文五十余篇，多篇論文曾被中國人民大學《財政與稅務》（復印報刊資料）、《新華文摘》《經濟要參》《改革內參》等收錄轉載。2012年榮獲“鄧子基財稅學術論文獎”一等獎；2013年榮獲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2012年度財政工作優秀論文一等獎；2014年榮獲“鄧子基財稅學術論文獎”二等獎。

緒言“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國夢”必須面對的頂級真問題

第1章如何看待“中等收入陷阱”

11我們的生活水平與經濟發展階段息息相關

從挪威、巴西到布隆迪

描述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

經濟發展階段的劃分并不是靜態的

非常特殊的中等收入發展階段

12長期處于中等收入階段被視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銀行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

近五十年來僅13國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成功者跨越陷阱用了多長時間

前工業社會和工業社會的領先者都是成功者

13中國為什么亟需關注“中等收入陷阱”

全球經濟發展總是不均衡的

不同經濟體的發展先后有別

讓經濟保持持續較高速增長才有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經濟學理論正視增長所具有的曲折性和不確定性

14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聯通“中國夢”的頂級真問題

第2章那些成功跨越“陷阱”的經濟體

21工業革命成功者的代表——英國

英國為何能成為第一次工業革命的發源地

“瓦特”出現在英國不是“黑天鵝”

第一次工業革命后英國稱霸全球

22第一輪經濟趕超的實現——德國與美國的異軍突起

繼英國后陸續完成工業革命的經濟體

以制造業企業的技術發明引領全球

美國崛起：“夢想照進現實”的經濟增長版

23第二輪經濟趕超的實現：美國中心的形成

科技改變世界，美國改變科技

不得不談的戰爭

他國一般學不來的制度

促進中小企業創新發展的政策體系

24近現代成功者之路

興盛一時的日本

智慧國度以色列

實現短期躍升的亞洲四小龍

第3章落入陷阱者的前車之鑒

31“陷阱”的兩層：上中等收入陷阱與下中等收入陷阱

當下全球正處于中等收入階段的經濟體

已經在“上中等收入陷阱”里掙扎了多久

這些經濟體經濟增長經歷的演變

跨越陷阱并非一勞永逸

32拉美地區落入“陷阱”的原因

多重原因并存

拉美在中等收入發展階段經歷民粹主義綁架

從福利趕超到中等收入陷阱

33亞洲四小虎的崛起和衰落

興盛一時的亞洲四小虎

亞洲金融危機的重創

從崛起到衰落的內因分析

第4章中國已站在“陷阱”邊緣

41中國經濟發展與拉美地區有十分相似之處

都曾經歷30年黃金增長期

都面臨飛速發展后的疑難雜癥

都具有多個民族與多元文化

都面臨民粹主義情愫的膨脹

42中國正面臨“上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驗

已經成功跨越“下中等收入陷阱”

成功者攻堅階段大都已具備高城鎮化水平

中國城鎮化水平遠遠不夠

43“行百里者半九十”，全球化背景下先進者對后進者的制約影響

先進技術與行業發展規模的不匹配

難以應對的公共福利追趕傾向

制度模仿壁壘

榜樣效應與要素稟賦制約

快速發展下的政策協同羈絆

44矛盾積累隱患疊加

“兩個輪子的自行車”

一系列“兩難”、“多難”

“兩只老虎的賽跑”

第5章推向邊緣之力：嚴峻的時代元素與基本國情

51中國“三步走”現代化趕超戰略

我們正在走怎樣的路：“三步走”現代化戰略的從追趕到趕超

趕超戰略是后發國家現代化進程的必由之路

如何看待經濟趕超戰略與比較優勢戰略

“后發劣勢”所指的詛咒在制度層面

52經濟增長的“新常態”及矛盾凸顯的嚴峻挑戰

“新常態”與“三期疊加”

“三期”加“一期”：全面改革攻堅克難推進期

矛盾凸顯期要啃“硬骨頭”

53產業革命加速與技術戰略儲備帶來的壓力

產業革命后經濟格局總會隨之變化

產業革命的爆發周期在縮短

發達經濟體普遍注重技術儲備而中國尚未形成

54炙熱難爭的“第二把交椅”

炙熱難爭的原因

中國已經坐上“第二把交椅”

55能源資源與生態環境制約

能源是經濟發展的“硬杠杠”

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能源結構及其耗用特點迥異

我們到底使用了多少煤

“三重疊加”有多難

形成的發展制約

56人口基數與結構的挑戰

人口總量：老生常談卻不得不談

必須直面“未富先老”

機會公平：教育、經濟增長、階層流動、社會穩定

57“軟實力”不足

中式文化制約

生產關系、體制機制制約

58趨于消失的后發優勢與制度變革探索的成敗

制度和制度的滯后性、能動性

制度決定技術發源、推動技術趕超

59難以避免的“理性預期失靈”：結合股市震蕩的觀察

一些貼近經濟生活的觀察面

“理性預期失靈”和制度缺失導致股市震蕩

股市震蕩直接影響經濟增長

510財政分配面臨突出制約嚴峻考驗

財政分配“三元悖論”在中等收入階段表現得更突出

財政分配“三元悖論”反映的制約關系通常更強烈地與民意取向相抵觸

“經濟問題政治化”壓力上升與“緩沖”社會矛盾的彈性空間收窄

中等收入陷阱與“修昔底德陷阱”、“福利陷阱”、“塔西佗陷阱”等的關聯

第6章引領“新常態”和跨越“陷阱”之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61關于需求側認識的得失判斷

需求側經濟增長動力回顧

消費不是一個靜態項

投資并非一個主觀項

出口亦非一個恒定項

62增長新動力需在供給側實現

需求側的增長動因在供給側

供給側針對結構性問題

重新思考“創新驅動”

制度供給的突破：“改革是最大的紅利”

63攻堅克難的制度變革總綱

現代國家治理

現代市場體系

現代財政制度

現代政治文明

現代發展理念

64制度供給的偉大創新：混合所有制與PPP模式

亟待澄清的混合所有制基本認識

把握股份制這一核心

釋放經濟增長活力的制度

PPP模式天然是混合所有制

65轉型升級與技術創新

以經濟手段為主推動節能降耗和產業升級

大力完善環境稅收體系

積極合理提供政策性金融服務

在全面改革中破解過度壟斷

重視科技金融力量的發揮

“互聯網 ”等升級創新應在規范中發展

66放松中等收入階段供給側要素約束

建立土地流轉制度

培育人力資本

解除“金融抑制”

激發微觀經濟活力

建立健全配套制度

67和平發展全球戰略

“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與最基本戰略判斷

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作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依托框架

以“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作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起跳器

“一帶一路”戰略和自貿區助推對外貿易與全球戰略均衡新格局的形成

68回歸政府與市場關系基本問題的反思：守正出奇、創新中的包容性發展

“深水區”的動力與阻力

財政助推包容性發展

跋如何看待“中國模式”問

“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國夢”必須面對的頂級真問題

“中等收入陷阱”這一概念，最早是世界銀行于2006年在《東亞經濟發展報告》中提出的，放在整個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來看，呈現出一道形象的“坎兒”，“跨過去”和“跨不過去”意義截然不同。迄今為止，相關討論已有許多，并在中國近期的眾說紛紜、思想碰撞中成為一大熱點，引發軒然大波。雖然這一概念的表述在其形式及量化邊界上還帶有某種彈性與模糊性，但“中等收入陷阱”決非一個有的論者所稱并不存在的“偽問題”。

中國經濟發展正處于國際比較參照系而言之下的中等收入發展階段，同時也處于推進全面改革與全面法治化的“攻堅克難”時期。有關“中等收入陷阱”到底是否存在、如何解讀與應對的討論一度異常激烈，且持續不斷。有“否定派”，其否定的形式，可以是如某些頗有影響學者所說的“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更可以是有網上激烈觀點直接表述的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本身就是一個“偽問題”和認識上的“概念陷阱”。

另有“樂觀派”，在肯定“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前提下，從數據分析對比上認定中國將較快從上中等收入國家進入高收入國家，中國已不可能落入拉美式“中等收入陷阱”，有學者預計中國會在2022—2024年成為高收入社會。當然還有“謹慎派”，認為向前看中國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可能是“一半對一半”，必須經歷這一嚴峻的考驗，切不可掉以輕心。我們絕不認同“否定派”的觀點。根據對多樣本的進入中等收入發展階段經濟體的實證情況和相關問題的追蹤，我們認為必須強調“中等收入陷阱”顯然是世界范圍內一種可歸納、需注重的統計現象，反映著現實生活中無可回避的真問題。這一概念如何細化、變化、精確化，當然應該討論，但直接予以否定決非科學態度。而且，應進一步強調：立足于當下，放眼于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對于艱難轉軌、力求在“和平發展”中崛起的中國來說，這是一個關乎其現代化“中國夢”命運的、必須嚴肅面對的頂級真問題。

我們亦不太贊成“樂觀派”的表述。直觀的數據對比工作顯然有不可替代的意義，但以未來七年中國以年均GDP（國內生產總值）6%的增速即可達到高收入經濟體指標為依據，引出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指日可待的“忽悠”氛圍，卻會模糊乃至掩蓋了這一歷史考驗的綜合性、嚴峻性。

我們的基本觀點更傾向于“謹慎派”，認為要直面“中等收入陷阱”這一全球發展大格局中基于統計現象昭示我們的“中國的坎”，并最充分地重視它、最努力地爭取避免它、跨越它。這是我們在歷史考驗面前應有的“居安思危、防患未然”的戰略思維，是在黨中央十八屆五中全會指出的“矛盾累積隱患疊加”的潛在威脅之下，必須做出的前瞻安排。充分謹慎、全力以赴地化解矛盾、防控風險，寧肯把困難變得更復雜、更嚴重，正是看清了大樣本中那么多的前車之鑒而使中國避免重蹈覆輒的明智自省、積極防范。

因此，針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聯通“中國夢”的這一頂級真問題，本書試為讀者全面解析有關中等收入發展階段的相關概念，力求通過翔實的數據分析，展示經濟發展階段判斷標準基礎上的全球經濟演進格局，并以長期發展視野為背景來篩選、認定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體，描述其中具有代表性國家的發展軌跡以及跨越陷阱的一些相關指標，從而為中國直面這一真問題而尋求經濟學視角的底線標準和可借鑒經驗。在認識成功者的同時，我們還應注意已經落入陷阱的為數更多的經濟體的前車之鑒。本書基于世界銀行數據，同口徑描述了全球中等收入組的概貌，進而認識中國在中等收入組的位置和特征，而落入陷阱者的經濟發展軌跡，則是我們特別關注的另一方面。

值得再次強調，對于經歷“黃金發展期”又于近年遭遇“矛盾凸顯期”且經濟發展態勢正在進入“速度下臺階”的“新常態”的中國，討論“中等收入陷阱”如何避免這一問題，現實意義顯而易見：不要以為前面三十幾年發展得總體還不錯，國內生產總值（GDP）年均增長近兩位數，總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今后只要照原樣一路發展下去，就可以銜接高收入階段的到來和實現“現代化偉大民族復興中國夢”了。如不能有效化解矛盾、攻堅克難實現升級換代式的發展，有大量“中等收入陷阱”的案例作為前車之鑒，正等著看我們是否重演！要做到“高瞻遠矚”“老成謀國”，保持戰略思維的應有水準，當前階段已特別需要“居安思危、防患未然”、見事快、預警清晰，對防范措施作充分討論與必要部署。

在已有的發展經濟學相關研究當中，拉美和加勒比地區是公認的落入陷阱者的代表，其國內盛行的民粹主義情愫和福利趕超路徑選擇，實際上是導致其落入陷阱的重要原因，中國與拉美地區有種種的不同，但考慮到在中國經濟社會潰變中某些基本社會壓力與矛盾積累的特征、軌跡和發展背景與拉美地區的相似性，特別值得警示我們應對拉美教訓加以研究和引以為鑒。

本書認為，可以將已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者代表分成兩類：一類是通過引領產業革命而主要靠技術硬實力和制度軟環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英國和美國，另一類則是通過后發“追趕—趕超”綜合升級而度過中等收入發展階段的日本和韓國。成功者之所以能夠成功，可以說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在制度環境支撐下無論通過技術研發還是技術擴散或模仿，最終都達成了全球范圍內的技術領先水平，這一方面使本國經濟騰飛，另一方面也不斷從供給側改變著國人的生活方式。同時，我們需特別注意的一種現實情況，是經歷“追趕—趕超”而成功的案例中罕有大國。這些又引發了我們對制度和技術兩大成功支撐基點的相互關系的思考。通過考察和描述經濟增長實踐模型的演變，我們能夠看出經濟增長研究中對制度因素和技術因素的應有重視，實際上兩者關系的“黑箱”遠未充分打開。“制度”作為一項人們在不斷嘗試卻尚未成功地作出全方位描述的因素，其與技術并非簡單的“雞生蛋”或“蛋生雞”的關系，而是在不同階段表現出不同的特點：就成功者的經驗看，在經濟的后發追趕階段，技術受到外溢性影響而水平不斷提升，倒逼制度生成和發展，而在趕超實現的階段上，往往是制度紅利得到更大發揮并扮演更為關鍵的角色，從而刺激技術自主研發進而實現引領。

本書研究表明，“中等收入陷阱”還可細分為“下中等”和“上中等”兩個階段，中國已經成功跨越“下中等收入陷阱”，但結合全球格局，從經濟社會發展現狀來看，正面臨“上中等收入陷阱”的嚴峻考驗。這一點，從城鎮化水平線索下的研究也能夠得到印證。除了全球和總量視角以外，中國經濟發展還存在一些十分關鍵的時代元素與基本國情，致使“中等收入陷阱”這一問題更加無可回避和必須高度重視。

中國正在踐行的“三步走”現代化戰略，實際上可清晰勾畫出“和平發展”中的“追趕—趕超”路線。時至今日，經濟增長已然步入“新常態”，上下行因素對沖中要追求中國經濟“升級版”增長平臺的打造，置身于國際合作與競爭中的“五位一體”與“四個全面”的大背景下。產業革命加速更迭，為中國經濟帶來“緊迫壓力”，技術戰略儲備亟待未雨綢繆；中國經濟已然在全球經濟發展格局鉗制下坐上了炙熱的“第二把交椅”，增長中面臨著“胡煥庸線”格局下的能源、資源和生態環境制約，世界最大基數的人口規模與老齡化等結構性問題，使“矛盾凸顯”與制約仍在不斷加劇；悠久歷史下形成的傳統文化與科學技術飛速發展的現代文化形成對沖力量，在一定程度上產生“軟實力”不足的負面影響；制度變革正處于改革深水區攻堅克難的狀態；發展中難逃民粹主義思潮等的慣性軌跡，諸多因素的綜合作用下，中國直面“中等收入陷阱”而力求作出跨越的問題，更加嚴峻和形成更強烈的緊迫感。

中國經濟發展已經走到現代化過程的關鍵性歷史時期。直面“中等收入陷阱”這一真問題、大問題，應當秉承從追趕到趕超的戰略發展大計，尋求在超常規發展中突破“天花板”的路徑與方略。全球格局下中國當然不能僅僅依靠“比較優勢”，而是必須頂住經濟發展先行者對后來者的壓力，力求通過經濟追趕真正達到趕超。在追趕過程中，中國基本已經逐步走過技術模仿的階段，趕超階段制度紅利的發揮及其對技術創新激發作用的重要性愈發凸顯，而中國的制度變革必須完成攻堅克難取得決定性成果。因此，我們必須強調：制度供給是中國經濟社會現代化最可選擇的“關鍵一招”和“后來居上”的龍頭支撐因素，而具有公共品性質的“制度”，需要政府發揮強有力的作用來加強其有效供給，達到有效市場和有為、有限政府的良性結合。制度與行為聯通機制的優化再造，經濟發展中整個動力體系的轉型升級，決定著我國國家治理的現代化與潛力、活力釋放。在優化制度供給的過程中，應當特別注意在和平發展、全球“命運共同體”式尋求共贏、摒棄“你輸我贏”舊思維的哲理與合作競爭框架下，通過攻堅克難制度變革的成功，來保障科學技術“第一生產力”的潛力釋放、實體經濟“升級版”的實現，從而真正以“追趕—趕超”進程，跨越橫亙于前的“中等收入陷阱”這道坎兒！

“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國夢”必須面對的頂級真問題

“中等收入陷阱”這一概念，最早是世界銀行于2006年在《東亞經濟發展報告》中提出的，放在整個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來看，呈現出一道形象的“坎兒”，“跨過去”和“跨不過去”意義截然不同。迄今為止，相關討論已有許多，并在中國近期的眾說紛紜、思想碰撞中成為一大熱點，引發軒然大波。雖然這一概念的表述在其形式及量化邊界上還帶有某種彈性與模糊性，但“中等收入陷阱”決非一個有的論者所稱并不存在的“偽問題”。

中國經濟發展正處于國際比較參照系而言之下的中等收入發展階段，同時也處于推進全面改革與全面法治化的“攻堅克難”時期。有關“中等收入陷阱”到底是否存在、如何解讀與應對的討論一度異常激烈，且持續不斷。有“否定派”，其否定的形式，可以是如某些頗有影響學者所說的“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更可以是有網上激烈觀點直接表述的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本身就是一個“偽問題”和認識上的“概念陷阱”。

另有“樂觀派”，在肯定“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前提下，從數據分析對比上認定中國將較快從上中等收入國家進入高收入國家，中國已不可能落入拉美式“中等收入陷阱”，有學者預計中國會在2022—2024年成為高收入社會。當然還有“謹慎派”，認為向前看中國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可能是“一半對一半”，必須經歷這一嚴峻的考驗，切不可掉以輕心。我們絕不認同“否定派”的觀點。根據對多樣本的進入中等收入發展階段經濟體的實證情況和相關問題的追蹤，我們認為必須強調“中等收入陷阱”顯然是世界范圍內一種可歸納、需注重的統計現象，反映著現實生活中無可回避的真問題。這一概念如何細化、變化、精確化，當然應該討論，但直接予以否定決非科學態度。而且，應進一步強調：立足于當下，放眼于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對于艱難轉軌、力求在“和平發展”中崛起的中國來說，這是一個關乎其現代化“中國夢”命運的、必須嚴肅面對的頂級真問題。

我們亦不太贊成“樂觀派”的表述。直觀的數據對比工作顯然有不可替代的意義，但以未來七年中國以年均GDP（國內生產總值）6%的增速即可達到高收入經濟體指標為依據，引出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指日可待的“忽悠”氛圍，卻會模糊乃至掩蓋了這一歷史考驗的綜合性、嚴峻性。

我們的基本觀點更傾向于“謹慎派”，認為要直面“中等收入陷阱”這一全球發展大格局中基于統計現象昭示我們的“中國的坎”，并最充分地重視它、最努力地爭取避免它、跨越它。這是我們在歷史考驗面前應有的“居安思危、防患未然”的戰略思維，是在黨中央十八屆五中全會指出的“矛盾累積隱患疊加”的潛在威脅之下，必須做出的前瞻安排。充分謹慎、全力以赴地化解矛盾、防控風險，寧肯把困難變得更復雜、更嚴重，正是看清了大樣本中那么多的前車之鑒而使中國避免重蹈覆輒的明智自省、積極防范。

因此，針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聯通“中國夢”的這一頂級真問題，本書試為讀者全面解析有關中等收入發展階段的相關概念，力求通過翔實的數據分析，展示經濟發展階段判斷標準基礎上的全球經濟演進格局，并以長期發展視野為背景來篩選、認定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體，描述其中具有代表性國家的發展軌跡以及跨越陷阱的一些相關指標，從而為中國直面這一真問題而尋求經濟學視角的底線標準和可借鑒經驗。在認識成功者的同時，我們還應注意已經落入陷阱的為數更多的經濟體的前車之鑒。本書基于世界銀行數據，同口徑描述了全球中等收入組的概貌，進而認識中國在中等收入組的位置和特征，而落入陷阱者的經濟發展軌跡，則是我們特別關注的另一方面。

值得再次強調，對于經歷“黃金發展期”又于近年遭遇“矛盾凸顯期”且經濟發展態勢正在進入“速度下臺階”的“新常態”的中國，討論“中等收入陷阱”如何避免這一問題，現實意義顯而易見：不要以為前面三十幾年發展得總體還不錯，國內生產總值（GDP）年均增長近兩位數，總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今后只要照原樣一路發展下去，就可以銜接高收入階段的到來和實現“現代化偉大民族復興中國夢”了。如不能有效化解矛盾、攻堅克難實現升級換代式的發展，有大量“中等收入陷阱”的案例作為前車之鑒，正等著看我們是否重演！要做到“高瞻遠矚”“老成謀國”，保持戰略思維的應有水準，當前階段已特別需要“居安思危、防患未然”、見事快、預警清晰，對防范措施作充分討論與必要部署。

在已有的發展經濟學相關研究當中，拉美和加勒比地區是公認的落入陷阱者的代表，其國內盛行的民粹主義情愫和福利趕超路徑選擇，實際上是導致其落入陷阱的重要原因，中國與拉美地區有種種的不同，但考慮到在中國經濟社會潰變中某些基本社會壓力與矛盾積累的特征、軌跡和發展背景與拉美地區的相似性，特別值得警示我們應對拉美教訓加以研究和引以為鑒。

本書認為，可以將已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者代表分成兩類：一類是通過引領產業革命而主要靠技術硬實力和制度軟環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英國和美國，另一類則是通過后發“追趕—趕超”綜合升級而度過中等收入發展階段的日本和韓國。成功者之所以能夠成功，可以說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在制度環境支撐下無論通過技術研發還是技術擴散或模仿，最終都達成了全球范圍內的技術領先水平，這一方面使本國經濟騰飛，另一方面也不斷從供給側改變著國人的生活方式。同時，我們需特別注意的一種現實情況，是經歷“追趕—趕超”而成功的案例中罕有大國。這些又引發了我們對制度和技術兩大成功支撐基點的相互關系的思考。通過考察和描述經濟增長實踐模型的演變，我們能夠看出經濟增長研究中對制度因素和技術因素的應有重視，實際上兩者關系的“黑箱”遠未充分打開。“制度”作為一項人們在不斷嘗試卻尚未成功地作出全方位描述的因素，其與技術并非簡單的“雞生蛋”或“蛋生雞”的關系，而是在不同階段表現出不同的特點：就成功者的經驗看，在經濟的后發追趕階段，技術受到外溢性影響而水平不斷提升，倒逼制度生成和發展，而在趕超實現的階段上，往往是制度紅利得到更大發揮并扮演更為關鍵的角色，從而刺激技術自主研發進而實現引領。

本書研究表明，“中等收入陷阱”還可細分為“下中等”和“上中等”兩個階段，中國已經成功跨越“下中等收入陷阱”，但結合全球格局，從經濟社會發展現狀來看，正面臨“上中等收入陷阱”的嚴峻考驗。這一點，從城鎮化水平線索下的研究也能夠得到印證。除了全球和總量視角以外，中國經濟發展還存在一些十分關鍵的時代元素與基本國情，致使“中等收入陷阱”這一問題更加無可回避和必須高度重視。

中國正在踐行的“三步走”現代化戰略，實際上可清晰勾畫出“和平發展”中的“追趕—趕超”路線。時至今日，經濟增長已然步入“新常態”，上下行因素對沖中要追求中國經濟“升級版”增長平臺的打造，置身于國際合作與競爭中的“五位一體”與“四個全面”的大背景下。產業革命加速更迭，為中國經濟帶來“緊迫壓力”，技術戰略儲備亟待未雨綢繆；中國經濟已然在全球經濟發展格局鉗制下坐上了炙熱的“第二把交椅”，增長中面臨著“胡煥庸線”格局下的能源、資源和生態環境制約，世界最大基數的人口規模與老齡化等結構性問題，使“矛盾凸顯”與制約仍在不斷加劇；悠久歷史下形成的傳統文化與科學技術飛速發展的現代文化形成對沖力量，在一定程度上產生“軟實力”不足的負面影響；制度變革正處于改革深水區攻堅克難的狀態；發展中難逃民粹主義思潮等的慣性軌跡，諸多因素的綜合作用下，中國直面“中等收入陷阱”而力求作出跨越的問題，更加嚴峻和形成更強烈的緊迫感。

中國經濟發展已經走到現代化過程的關鍵性歷史時期。直面“中等收入陷阱”這一真問題、大問題，應當秉承從追趕到趕超的戰略發展大計，尋求在超常規發展中突破“天花板”的路徑與方略。全球格局下中國當然不能僅僅依靠“比較優勢”，而是必須頂住經濟發展先行者對后來者的壓力，力求通過經濟追趕真正達到趕超。在追趕過程中，中國基本已經逐步走過技術模仿的階段，趕超階段制度紅利的發揮及其對技術創新激發作用的重要性愈發凸顯，而中國的制度變革必須完成攻堅克難取得決定性成果。因此，我們必須強調：制度供給是中國經濟社會現代化最可選擇的“關鍵一招”和“后來居上”的龍頭支撐因素，而具有公共品性質的“制度”，需要政府發揮強有力的作用來加強其有效供給，達到有效市場和有為、有限政府的良性結合。制度與行為聯通機制的優化再造，經濟發展中整個動力體系的轉型升級，決定著我國國家治理的現代化與潛力、活力釋放。在優化制度供給的過程中，應當特別注意在和平發展、全球“命運共同體”式尋求共贏、摒棄“你輸我贏”舊思維的哲理與合作競爭框架下，通過攻堅克難制度變革的成功，來保障科學技術“第一生產力”的潛力釋放、實體經濟“升級版”的實現，從而真正以“追趕—趕超”進程，跨越橫亙于前的“中等收入陷阱”這道坎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