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政治史：數千年未有之變局(上卷)（簡體書）

本書分為上、下兩卷。內容皆屬清政府或清統治集團方面，面對中國近代“數千年未有之變局”與“數千年未有之強敵”這一空前嚴重的國家、民族政治危機，所做出的抉擇與反應。本書將有助於史學愛好者，對中國近代史有一個較為完整而全面的理解。
上卷主要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詳盡揭示了這一特殊歷史時期清王朝吏治敗壞的原因與惡劣的社會影響，並分析了清廷整飭吏治的種種努力與失敗；第二部分著重分析了鴉片戰爭前後清政府的各種“制夷”思路和外交政策的僵硬性與隨意性，最終使得中國淪入半殖民地的深淵；第三部分主要闡述了晚清時期統治集團內部的派系矛盾與鬥爭。

王開璽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圓明園學會常務理事、副會長，專業學術委員會副主任。長期從事中國近現代史的教學和研究，出版學術專著多部，發表學術論文百餘篇。
代表作品《晚清南國》《晚清的四張面孔：晚清人物的思想與事功》等。

清王朝走向吏治敗壞的根本原因是什麼？
鴉片戰爭前後清政府對外攘夷的態度如何？
晚清統治集團內部的各種派系矛盾有哪些？
清政府又是如何看待中國面臨的數千年未有之變局的？

第一章封建社會末期的王朝吏治及其社會影響
第一節道光朝的吏治
一、貪贓受賄，枉法營私
二、貪酷虐民，冤獄重重
三、窮奢極欲，競尚侈靡
四、庸懦昏聵，懈惰公事
五、夤緣鑽刺，黨援互市
六、吸食鴉片
第二節最使道光帝憂懼憤懣的吏治官風——因循疲玩，懈怠公事
一、中央對地方政治控制力減弱，令不能行，禁不能止
二、中央對地方財政控制力減弱，地方每每藉故侵挪正雜錢糧
三、從地方到中央各級行政機構，辦事拖拉，毫無效率可言
四、各衙門之間互相推諉，消弭事端
五、官官相護，積習相沿
六、各級官僚碌碌中庸，遇事模棱取巧，敷衍圓滑，不負責任
七、黠書蠹吏舞文弄法，勒折需索，挾制官長
第三節清王朝整肅吏治的努力與失敗
一、“京察”“大計”和“軍政”，以激濁揚清
二、道光帝裁汰漕運陋規，整頓吏治的三把火
三、酌定章程，惡揚善
四、以官治吏，裁汰胥吏
五、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清廷腐敗吏治
第四節清道光朝吏治敗壞之原因
一、封建官僚政治藤蔓上的惡果
二、封建官僚政治制度的通病
三、封建專制制度的產物
四、八股科舉考試制度方面的原因
第五節道光朝吏治腐敗的社會影響
一、破壞社會生產力
二、激化了地主階級與貧苦農民的階級矛盾
三、各級官吏的貪卑苛斂，造成官逼民反
四、侵蝕清王朝的官僚集團，削弱了其統治力量
五、清王朝國家機器對外、對內兩種職能大大下降
第六節綜論
第二章鴉片戰爭前後清政府的對外態度及攘夷
第一節鴉片戰爭後清政府對中外關係的認識與對外交涉
一、清政府對中外關係及戰後局勢的認識
二、對外交涉的指導思想及應付局勢的最初措施
三、清政府對外交涉的實踐
第二節鴉片戰爭前後清政府的製夷思路
一、傳統思維模式的產物— 以商制夷
二、傳統制夷思想的應用——以夷制夷
三、傳統思維模式的複歸和製夷新思路的瞬息閃光點
四、傳統思維模式與嚴酷現實撞擊下的權宜之計——以民制夷
五、封建官員的馭夷“智術”——陰阻制夷
六、類似鴕鳥的製夷方略——以靜制夷
第三節清廷外交的僵硬性和隨意性
一、清廷外交的僵硬性
二、清廷外交的隨意性
第四節以民制夷法寶失靈
一、廣東地區“以民制夷”屢遭敗績
二、津京地區“以民制夷”徹底失敗
第五節簡短結論
第三章晚清統治集團內部的派系矛盾與政局
第一節關於主戰派與主和派的問題
一、主戰派與主和派概說
二、主戰派與主和派的不同立足點及其合理性
三、對外戰爭與議和中的“理”與“勢”
四、主戰派與主和派的局限性
五、主戰論者與主和論者的同一性和滲透性
六、評判主戰與主和是非的標準
第二節關於帝黨與後黨的問 題
一、帝黨何時形成
二、後黨何時形成
三、帝后黨爭
四、帝后黨爭的餘波
第三節放言高論，糾彈時政的清流派
一、清流派產生的社會歷史條件
二、清流派的成員構成與統系
三、清流派的政治態度與晚清政局

帝后黨爭

甲午中日戰爭以中國的失敗和簽訂辱國喪權的《馬關條約》而告結束，從此，中國陷入更為嚴重的民族危機之中。“自甲午、乙未兵敗地割，求和償款，皇上日夜憂憤，益明中國致敗之故，若不變法圖強，社稷難資保守”。社稷難以保守，清廷的政治統治當然也就失去了依託的基礎，所以光緒帝於甲午戰爭後，“銳欲革新庶政致富強”，“每以維新為宗旨”。在民族危機的刺激下，清統治集團內部的一些官員，也紛紛“競言自強之術”。
1895年6月，陝甘總督陶模上陳《培養人才疏》，向清廷提出“救弊補偏之計”十三條。接著，戶部侍郎胡燏棻又上《變法自強疏》，明確指出：“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蓋窮變通久，因時制宜之道不同也。”要求清廷“籌餉練兵”“敦勸工商”“廣興學校”等。其他一些親帝官員如禮部尚書李端葇、給事中高燮曾等也紛紛上疏，要求光緒帝變法圖強。
作為“兩朝師傅，十載樞臣”的翁同龢，原來在政治上基本上是反對洋務運動的頑固派。直到甲午戰前，他對變法維新的思想尚極不以為然。這從他對康有為的態度變化中可以得到證明。1895年春，康有為來到北京參加會試，事先曾拜請時任清廷總理衙門大臣、戶部侍郎的同鄉張蔭桓予以疏通，希望能夠拜見到翁同龢。但翁同龢自視貴為帝師、軍機大臣等，避而不見。甲午戰爭以後，翁同龢認識到“非變法難以圖存”，故不惜降尊紆貴，主動去康有為的住處拜訪。從此，開始了維新派與親帝勢力在相互利用基礎上的政治聯合，親帝勢力也在朝野強大變法思潮的激動下形成了一股帝黨勢力。光緒帝接近並利用維新派，力圖變法維新的政治舉措，引起了親後勢力的不滿與惶恐，與慈禧太后發生政見、權力衝突已經很難避免。
由於原來親後的直隸總督李鴻章與日本簽訂了屈辱的《馬關條約》，為清議所不容，清廷遂將其召入京內“入閣辦事”，失去了政治上的實力和地盤。光緒帝利用當時人們痛恨對外妥協議和的情緒，於1895年7月又將親後的孫毓汶、徐用儀等人罷值軍機處，意在翦除慈禧太后的中樞勢力。慈禧太后則命令撤去南書房，革去翁同龢的毓慶宮差使，不給光緒帝與翁同龢公開單獨會面交談的機會。同時，任命聽命於自己的王文韶出任直隸總督，並重用親信榮祿，很快就再次調整好自己的權力基礎與陣容。
吏部侍郎汪鳴鑾、戶部侍郎長麟，因不滿於慈禧太后雖名已歸政，但實際上仍對光緒帝多方掣肘的行為，曾於1894年乘光緒召見之機，不無鄙意地秘密進言說：“太后雖穆宗皇上之母，而實文宗皇上之妾。皇上（光緒）入繼大統，為文宗後。凡入嗣者，無以妾母為母之禮。故慈安皇太后者，乃皇上之嫡母也。若西太后，就穆宗朝言之，則謂之太后；就皇上言之，則先帝之遺妾耳，本非母子。皇上宜收攬大權。”1895年12月，慈禧太后對此有所耳聞，頗為震怒，遂翻出這一歷史舊賬，強令光緒帝以“上年屢次召對，信口妄言，跡近離間”的罪名，將這兩名親帝的官員予以革職，永不敘用。
如果說以上諸次帝、後的矛盾鬥爭，僅僅是帝、後黨爭的開端，尚未引起慈禧太后思想上的高度重視和警惕，那麼，1896年3月的“寇連材事件”，則使慈禧太后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使帝后黨爭更趨激烈公開化。
寇連材原是慈禧太后身邊的小太監，“太后深倚之”。慈禧太后將他作為自己的心腹耳目，以“伺候皇上”為名派到光緒帝那裡，“使之監督（光緒）行止，偵探近事”。但寇連材在目睹了光緒帝雖貴為天子，實則無權，及慈禧太后驕奢誤國等情后，竟不顧清廷內監不准妄言政事的祖制，於1896年3月23日清晨， “流涕長跪（慈禧）榻前”，要求慈禧太后以祖宗、天下為重。數日後，寇連材又違制上折論陳十條：“一請太后勿攬政權，歸政皇上；二請勿修圓明園，以幽皇上”，其餘各條，“大率皆人之不敢開口言者”。寇連材當時不過僅是一名閹豎太監，違反清廷祖制，妄言朝政，將其殺掉，本不足為慮。但是，使慈禧太后惴惴不安的是，“慈禧疑有指使”，懷疑寇連材背後是否有光緒帝或翁同龢等人的指使授意，因此，不但命內務府將其斬殺於菜市口，並藉機株連平日同情或接近於光緒帝的其他“內侍”多人。
稍後，慈禧便將打擊的對象轉向了帝黨的第二號人物文廷式。文廷式，江西萍鄉人，他既與翁同龢有交，又與瑾、珍二妃的胞兄志銳交好，且為瑾、珍二妃的早年老師，同時又為南清流派的一員，在當時的文人士大夫中有一定的影響，在思想感情上，對“德宗（光緒）每以不得行己之志為憾”。光緒帝對他也極其器重，很快將其從七品的翰林院編修擢升為四品的侍講學士。同年3月30日，慈禧太后又迫使光緒以“遇事生風，常於松雲庵廣集同類，互相標榜，議論時政，聯名執奏”等罪名，將文廷式“革職永不敘用，並驅逐回籍”。帝黨的勢力因此而大受損傷。
幾乎與此同時，慈禧太后還曾試圖廢掉光緒帝。有史料記載說，“乙未（即1895年）十月，西太后杖瑾、珍二妃，蓄志廢立。日逼德宗為樗蒲戲，又給鴉片煙具，勸德宗吸之。而別令太監李蓮英及內務府人員，在外廷肆其謠言，稱德宗之失德，以為廢立地步”。梁啟超也說，戊戌變法之前，慈禧太后確曾企圖廢掉光緒帝，另立某親王之孫為帝。因其為皇族之人，“皆知西後之凶殘，畏居帝位之苦累，不欲貪虛名以受實害”，因而“佯狂不願就”，更兼之以“恭親王亦力爭廢立，西後頗憚之，其謀遂止”。
1897年春，軍機大臣李鴻藻身染重病，慈禧太后乘機又將其親信孫毓汶安插到軍機處。慈禧太后雖身居頤和園內，但朝廷內外的大事都有其親信大臣隨時奏報。在帝、後黨爭日趨激烈的時候，西方列強紛紛在中國租借軍港，劃分勢力範圍，民族危機愈加嚴重，光緒帝與慈禧太后發生政見分歧與公開的權力衝突已經不可避免。
1898年春，光緒帝與慈禧太后公開攤牌：“乃謂慶親王曰：'太后若仍不給我以事權，我願退讓此位，不甘做亡國之君。'”慈禧太后一直認為，沒有她這一皇太后，光緒如何做得上皇帝，因此當她得知這一消息後，憤怒異常地說：“他不願坐此位，我早不願他坐之。”
儘管如此，慈禧太后還是不敢立即與光緒帝公開撕破臉面，直接從皇位上將光緒帝拉下來。這是因為，光緒帝自繼位以來，雖性格怯懦，政績平平，但並無明顯的失政失德行為，慈禧太后不得不對朝廷內外的輿論有所顧忌。同時，她也料定光緒帝處於無權無勇的地位，尚不至於對她構成實際的權力威脅，故而對光緒帝依靠並不掌握清廷實權的學士言官，以及康、梁維新派等進行的變法活動，暫時採取了姑息容忍的態度。她曾對其親信說：“由他（光緒）去辦，俟辦不出模樣再說。”同上。
光緒帝利用慈禧太后的這一“寬容”態度和機會，於1898年6月11日頒布了《明定國是詔》，宣布變法。6月15日，西太后“勒令上宣布”了三道諭旨和一個任命。其一，以“近來辦事，多未允協”，“每於召見時，諮詢事件，任意可否”，“漸露攬權狂悖情狀”等罪名，免去身為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的帝黨領袖翁同龢的一切職務，永不敘用，驅逐回原籍，交地方官嚴加管束；其二，規定嗣後凡授任二品以上新職的大臣，必須具折並到慈禧太后處謝恩；其三，當年秋天，光緒帝將恭奉慈禧太后到天津閱兵；其四，任命榮祿署直隸總督。從以上諭旨和任命中，我們不難看出，慈禧太后已經張開了數張大網，準備在必要的時候對帝黨及維新派採取斷然措施。
但對於光緒帝的第一道諭旨，人們不免感到大惑不解，光緒帝何以會在戊戌變法剛剛開始之際，就輕易同意將帝黨首領翁同龢罷斥呢？難道真的如有些人所說，完全是迫於慈禧壓力的迫不得已之舉嗎？據翁同龢的得意門生張謇之子張孝若說，翁同龢被罷黜的歷史原因是，“在太后那一方面，就要排斥翁公，使帝黨孤立；在帝這一方面，此時已經懷了變政的決心，覺得翁公過於持重，常常掣他的肘，心上也不願意。所以，太后要去翁公，他也無可無不可”。但是，使光緒帝萬萬沒有想到的是，翁同龢被罷斥以後，“太后防范進攻的計劃，愈加的周密”。
此時，雖有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御史宋伯魯等人積極支持光緒帝的變法維新，加入到帝黨的行列中來，但他們都是不掌實權的地位較低的文官，難以在帝、後黨爭中發揮重要作用。實際上，戊戌變法運動剛一開始，帝黨已經是潰不成“黨”了。
9月4日，光緒帝罷斥了唯慈禧太后之命是聽的禮部六堂官後，雖任命積極支持變法維新的李端棻為禮部尚書，徐致靖、闊普通武為禮部侍郎；9月5日又賞加譚嗣同、劉光第、楊銳、林旭四人四品卿銜，“在軍機上學習行走，參預新政事宜”，但帝黨的總體力量仍是遠遠不足以與後黨相抗衡。從帝、後兩黨的實力對比來看，帝黨在９月21日的戊戌政變中表現得毫無抵抗能力，也就無足為怪了。
由於帝、後兩黨的鬥爭在戊戌變法運動中表現得較為突出激烈，因此帝后黨爭難免被人們塗上變法維新與頑固守舊的政爭色彩。其實，自甲午戰爭以後，慈禧太后對當時興起的變法維新思潮是持審慎重視態度的。
1895年5月，康有為的上清帝第三書上達光緒帝之手。光緒帝閱後，大受啟示，命人謄抄三份，一份送慈禧太后，一份存於禦匣，一份存於乾清宮。慈禧太后“留覽十日……乃發下”。這說明慈禧太后並非自始即仇視變法維新。在戊戌維新之前，慈禧太后曾告訴光緒帝：“變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納曾國藩議，派弟子出洋留學，造船制械，凡以圖富強者也。若師日人之更衣冠、易正朔，則是得罪祖宗，斷不可行。”對於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一書，慈禧太后“亦稱其剴切，第戒帝毋操之過蹙而已”。這說明，慈禧太后支持有限度的變法，凡可以“圖富強者”，皆予以贊成，但有兩個條件。一是不可“更衣冠，易正朔”，即中國的政治制度、禮儀制度等立國的根本不可輕易改變，否則即是“得罪祖宗”，“乃亂法也，非變法也”。二是不可操之過急、操之過激，否則有可能引發朝野上下，乃至整個社會的驚恐和動盪不安。慈禧太后之所以發動戊戌政變，主要是對光緒帝驟裁京師閒散衙門，“連帶關係因之失職、失業者，將及萬人。朝野震駭，頗有民不聊生之戚”，引起朝野上下的不安與不滿。特別是光緒帝準備開設製度局總攬變法事宜，另立法律、度支、陸軍、海軍等十二局，以“分其事”的變法舉措，必將嚴重改變清政府的原有統治體制，必將觸動慈禧及其他官僚的既得利益。他們認為：“開制度局，是廢我軍機也”，開十二局是“盡廢內閣六部及督撫、藩臬司道”。
這年9月4日，光緒帝罷斥了禮部六堂官後，慈禧太后及其親信更真切地感受到變法給其既得利益帶來的危害，“方憎帝操切”。後來康有為、譚嗣同等人密謀兵圍頤和園，囚禁慈禧太后的消息洩露後，慈禧太后以生命、利害攸關，故此才發動了戊戌政變。
在戊戌變法運動中頗為活躍，並由其引起禮部六堂官被罷斥軒然大波的維新派王照事後曾說：“戊戌之變，外人或誤會為慈禧反對變法。其實，慈禧但知權利，絕無政見，純為家務之爭。故以餘個人之見，若奉之主張變法之名，使得公然出頭，則皇上之志可由屈得伸，久而頑固大臣皆無能為也。”時任順天府尹的陳夔龍也說：“光緒戊戌政變，言人人殊，實則孝欽並無仇視新法之意，徒以利害切身，一聞警告，即刻由淀園還京。”
客觀冷靜地分析，以上兩人的記述是可以令人信服的。除此之外，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在給英國外交大臣的信中也說：“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之間的衝突，並未涉及政見的不同”，那種認為“太后敵視變法”的說法，“是無根據的，或過甚其詞的”。“一言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