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事件的閱讀（簡體書）

未知的他者之間初次相見，彼此交談，實際上是一場關係到雙方語言系統整體規範的激烈爭奪戰。在閱讀的過程中，讀者的自我意識開始介入文本的那一刻，便是表述者與讀者相遇、同時在場的開始。表述者曾經寫出的語句，進入了讀者的意識空間，由此生成意義；同時曾經存在于讀者意識中的語句，被投企到了表述者所組織的文本場域當中，這個原本完整的時空連續體場域，由此出現了瞬間的扭曲與突起----這裡發生的就是事件。所謂閱讀，往往就是表述者與讀者各自的語言系統及規則之間一連串充滿矛盾的格鬥事件。
但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跟各種文本接觸時，卻往往意識不到閱讀的這種生動的事件性。讀報的時候，面對那些新聞報導，要是仔細考慮處於他者立場的表述者，思考他們與被報導事件現場之間的複雜關係，那麼僅此便已疲憊不堪，根本無暇顧及報導的具體內容和意義。可以說，閱讀的事件性一直處於被遮蔽的狀態。然而，夏目漱石的小說《礦工》，卻是一個自始至終都在召喚閱讀的事件性的十分稀有的文本。
該小說於1908年1月1日至4月6日連載於《朝日新聞》，講述一位對生活失去興趣、想要尋死的19歲的東京優等生，偶然被“棉襖”（代指一位穿著棉襖的男子）搭訕。“棉襖”以“反正得幹活的是吧”為開端，反復誘導主人公“自己”同行，“自己”在逐漸被“棉襖”的價值系統異化的過程中，放棄“死”的念頭以及業已建立的價值評判系統，明白並接受“自己”是要去當礦工的事實。
日本著名文學批評家、左翼學者小森陽一對《礦工》的文本和文體（“寫生文”）進行了具體、細緻的分析。通過分析閱讀過程中被當作不言自明的“主體”的形成與他者、欲望的生成與自我、意識的連續與轉換，展現了閱讀《礦工》過程中生動的事件性。
而小森閱讀《礦工》的行為整體是一個撼動、摧毀總體話語系統的過程，該系統是以同時代的話語體系和新聞傳媒為中心逐步形成的，統治著所有的印刷媒體。這其中蘊含著深刻的思想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