橫觀東亞：從核心現場重思東亞歷史

白永瑞教授倡導東亞視角之必要性
這個視角超越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思考框架
《橫觀東亞》是白永瑞教授回顧多年來的東亞論述和連帶運動
在韓半島、台灣、沖繩等核心現場
摸索東亞共生社會之路的省察成果

白永瑞教授長期以來與韓國、中國、日本和台灣等地的知識分子建立連帶，引領東亞論述，這是他向華文世界推出的第二本史論集。
白永瑞教授所說的共生社會是朝向能更充分體現人性尊嚴的區域共生社會的「作為過程的東亞共同體」，並且從這個視角對當代中國思想界、中韓關係史及台灣人認同進行梳理。
這樣的工作突破既有的分科學術的界限，繼而探索新的學術理念和制度。白永瑞教授長久以來同時身兼研究者、教育者和編輯者，這三種角色形成的自我認同，讓他遊走於作為制度的學術和作為運動的學術之間，構思革新學術體系的學術論。並且試圖透過「社會人文學（Social humanitie）)」這個新思路對歷史學、韓國學和中國學進行重構。

作者簡介
白永瑞
1953年 韓國仁川出生，現任韓國延世大學校文科大史學科敎授，並擔任季刊《創作與批評》編輯，前任國學硏究院院長與中國近現代史學會(韓國)會長 。主要最近論著包括《回歸東亞: 探索中國的近代性》（首爾：創批社， 2000）、《〈東〉》（共編）（東京：作品社，2006）、《思想東亞：韓半島視覺的歷史與實踐》(台北：臺社，2009；北京：三聯書店，2011)、《見識台灣：韓國與台灣共尋新徑》（共編）(首爾：創批社，2012）、《 在核心現場重思東亞：共生社會之實踐課題》（ 首爾：創批社，2013）、《 社會人文學之路：作爲制度的學術，作爲運動的學術 》（ 首爾：創批社，2014）。目前硏究集中於東亞細亞論述比較硏究和20世紀東亞細亞思想史。

導論
1
2008年出版拙著『思想東亞：韓半島視角的歷史與實踐』之後，睽違七年，才又再度為華語圈的讀者出版另一本著作。將過去持續思索（在）東亞的十二篇文章修改編輯成書介紹給讀者，心中交織著期待與不安。
本書收錄的文章全都是在各種會議發表或應雜誌要求所寫成，這也表示身為歷史研究者的筆者是因應韓國國內外社會的要求而執筆。各個會議的主辦單位或雜誌編輯群反映當時的現實設計特定的主題，想要聆聽各方的意見。筆者以和該主題對話的心態來準備文章，想以自己方式，透過那個對話，和各種生活的現場產生密切的關連，分享新的視角。
也許有些讀者會認為像這樣重視現場性的書寫對歷史學者而言並不恰當。不過，筆者認為歷史並不僅只是過去和現在的對話，同時也是過去和未來的對話，因此，在現實中引發的問題意識是值得重視的。然而當然筆者也不是僅止於單純的時事解說或評論性的書寫，而是一直努力想要從中找出歷史性、思想性的課題。換句話說，就是將重點置於連結短期的課題和中、長期課題合而為一，並且始終一貫地進行實踐之上。
這樣的問題意識也與長期同時身兼研究者、教育者及編輯角色的自我認同有很深的關係。筆者個人如何開始關注東亞論述的經緯，已在上述拙著的序文和本書的第一部第四章中有所闡述，請讀者們參考。在此想要強調的是，筆者自身的東亞論並非只是單純的學術性成果，而是融合了在大學內外活動的經驗。也就是說，是由將社會議題轉換為學術議題來進行研究的實踐性態度所生產出來的。讀者們在這本書的許多地方，應該都可以感受到那些努力的痕跡。
環顧四周，現今東亞在政治安保領域上不同於相互依賴度深化的經濟領域，國家主義正強勢領頭。安保領域上近代勢力均衡的邏輯和經濟領域上後現代治理（governance）邏輯作用呈現不一致，即出現「亞洲悖論（Asian Paradox）」。同時在認同的領域上，集合性歷史記憶的遺產也重疊啟動，造成相當大的混亂。尤其由於這種混亂被東亞區域外的美國當作是一種均衡而被維持，因此東亞各國似乎認為這種東亞區域結構的現狀有利於各國的利益，而不想打破這種現象。在此情況下，尤其是有關歷史與領土的糾紛，還有相互的不信任，皆日漸擴大且加劇。
然而東亞論果真具有突破如此不安定的東亞現實的力量嗎？筆者自1990年代初起即主張超越以國民國家為單位的思考模式的東亞視角之必要性，並且回顧至今為止的東亞論述和連帶運動，在核心現場摸索東亞共生社會之路，目的即在於想要得到答案，同時也是對於自己在2008年拙著出版之後的工作的一種省察。因此，以「橫觀東亞：從核心現場重思東亞歷史」作為本書的標題。這裡的橫觀有兩種意義。一是跨境性思考，即意指橫貫像國境或分科學術等界限的視角。另一種是橫向性思考，即意指並非高思在雲，而是在生活現場奮鬥的主體們之中，重視對話和連帶的視角。我想要和讀者一起提問的是，對於具有此兩種意義的橫觀，筆者做到了多少。
在新書出版之際，讓我們來看看本書有哪些特徵。以下將透過主要關鍵詞來做說明。
2
首先最明顯的是對於延續之前的東亞區域概念的理解。區域概念並不是固定的地理概念，隨著思考該區域的認識主體的實踐課題，東亞被不同地建構。但也不是因此就意指東亞是單純的文化「創造物」，此區域被視為歷史性實體是有根據的。區域概念莫非就是共通的文化遺產，或是歷史上所持續而來的固定的區域性交流或共通的經驗世界重構的過程。因此，筆者過去在談及東亞時，對於其地理上的範圍是到何處為止的問題，總是一再地說明，首先若能就某種目標來設定課題，那麼就能隨之定出範圍。這時，其區域概念的具體性將順利呈現。在此將之前拙著中清楚呈現此觀點的段落移過來看。重要的是「它不把東亞看成一個固定性實體, 而看成在經常自我省察過程中流動著的某種東西」的思考和立足於此的實踐過程。由於東亞人「習慣了這種思考與實踐, 就可以逐漸形成能省察自我中的東亞和東亞中的自我的省察性主體」。（上述拙著，96-97頁）
所謂「東亞」的概念在廣義上是包括東北亞和東南亞，並且並非意指地理上固定的實體，而是「作為知性實驗的東亞」，此用語筆者於十六年前即1999年時首度提出。不過「知性實驗」動輒容易被誤會是知性遊戲，也可能因而使其實踐性層次上的動力被忽略，因此為了既維持之前的問題意識又能展現新意，在本書中，擬以「作為實踐性課題的東亞」（或作為專題計畫project的東亞）為關鍵詞。
另外一個關鍵詞是「雙重周邊的視角」。之前的拙著中曾對中國人提出對於周邊國家是否有「橫向性思考」的問題，事實上此問題也適用包括韓國人在內的全體亞洲人。而為了讓這個問題意識更具體化，筆者所提出的正是「雙重周邊的視角」，這個觀點也是2001年休假研究時在台北和名古屋各居住半年的經驗反映。具有既是中國的一部分又不是中國的複雜認同的台灣人，以及注視曾為殖民地的台灣的日本人，在接觸兩個社會錯綜的視角之時，筆者發現了同時需要在以西歐為中心的世界史發展上被迫踏上非主體化之路的東亞的周邊視角，以及東亞內部的位階秩序中被壓抑的周邊視角的問題意識。這個關鍵詞既是對於中心－周邊關係的認識，也意味著克服此種認識的實踐，同時也是將具體呈現「作為實踐性課題的東亞」的省察性主體的重要條件。而且，該主體不僅是許多國家，也包括在國民國家形成過程中被排除或被壓抑的各個集團。最近所謂「從周邊看中國」的觀點被提出，「周邊」的視角在華語圈受到關注，讀者們應該可以了解此與筆者觀點的差異。
「核心現場」是最能清楚呈現貫通本書的問題意識的關鍵詞。而核心現場正是既需要「雙重周邊的視角」的地方，同時也是最適用的合適對象。這也正是筆者除了中國大陸和日本本島之外，將關注焦點擴及台灣、香港、沖繩等地，並且直接去到當地，和當地的知識份子們對話而得到的收穫。當然在東亞也一定會有其他的地方有糾葛凝聚，發現那些地方並作為核心現場，這樣的工作將來也應該要正式展開。
在核心現場進行連帶活動的期間，自然也會領悟到東亞是連動的。尤其2010年5月日本政府表示將不會遵守將沖繩普天間美軍基地遷移至縣外的承諾，在當地居民舉行的反對示威現場，筆者痛切地感受到韓半島南北和解對東亞的意義。當時鳩山總理以維持對北韓和中國的嚇阻力作為背棄遷移承諾的名分，而在那之前韓半島發生的天安艦事件正是其根據。另外，眼看著2011年日本東北地方發生3.11大地震，還有不斷重複發生的領土糾紛，在首爾和沖繩（的那霸）舉行兩場東亞批判性雜誌會議期間，與會者們得以彼此確實了解到，居住在此地區的居民們的日常生活是連動的問題。事實上這個連動同時包含了否定性的意義和肯定性的意義。問題是要如何將東亞帶往和平與繁榮的良性循環，而非紛爭與糾葛的惡性循環。正因如此，所謂「連動的東亞」這個關鍵詞不僅是說明東亞的過去和現在的工具，同時讓我們領悟到，這也是規劃並實踐東亞共生社會的未來之實踐課題。
分斷的韓半島是可以讓東亞進入惡性循環或使之進入良性循環的、連動的東亞的核心現場之一。另外，這個地方也是筆者生活的現場。因此，在本書中韓半島的視角是清晰可見的。事實上，東亞論述，尤其是論及東亞共同體時的弱點之一，就是忽略了北韓。東亞論述怎麼會被批評說像是正中間有個大洞的甜甜圈呢？這時那個大洞就是北韓問題。筆者雖然未在本書收錄的文章中直接討論北韓問題，但擬藉由堅持韓半島的視角，將北韓問題包括在內。「複合國家」是將東亞論述（所謂分斷的韓半島）貼近現實並包含克服意志的關鍵詞。
2008年的拙著中，提出了為了超越國民國家而遊走於「國民國家的內與外」的視角，並且在二十世紀國民國家所履行的「解放和壓抑的雙重角色」上關注了東亞，這次的書中則集中在「複合國家」的討論，使這個問題意識更加具體化。這個視角重新說明了以韓半島為首的東亞諸國的歷史，並且在展望未來上，也可望能發揮效用。
當然，這個關鍵詞是非常具有現場性的構想，在韓半島的南北雙方對於統一有更具創意性的思考和實踐的過程中將會顯露其面貌。因此，無法簡單地適用各自以不同路線邁向國民國家的東亞諸國。不過，複合國家是韓半島的居民們彼此承認國家主權，同時以漸進方式再統合，更進一步地想要建設非單一型國家，而是可實現人性尊嚴生活的新國家的意志表現，當我們在構思並實踐這樣的複合國家時，我們看國民國家角色的視野，一定會更加開闊。
在東亞將國民國家乃至國家間體制（inter-state system）相對化的後現代論述具主導性地位，但另一方面，也發生了像台灣獨立論或沖繩獨立論這種國民國家（乃至民族主義）即具近代指向不容小覷的矛盾狀況。為了穩健地因應如此複雜的現實，「近代的雙重課題」論，即需要同時推動將適應近代和克服近代作為雙重單一課題的遠大眼光。複合國家論既是國家之間的結合樣貌，同時也展現國民國家自我轉換的樣貌，並且展現其「雙重課題」是具有現實適合性的。實際上從韓半島發出訊息的複合國家論，也已經和居民們在不同核心現場進行的自治運動產生了互相參照的關係。
更進一步地來說，複合國家論也將可提供我們在重新了解大國化的中國的過去和未來上更多的線索。最近流行的所謂「作為帝國的中國」的中華帝國論和複合國家的對照，不也可以從本書所嘗試的課題中一窺其可能性嗎？再者，作為追求另類的普遍性所提出的（新）天下主義論在中國抬頭，和（新）天下主義論進行的對話，也是相同的脈絡。那是從韓半島的視角對於為了符合普遍性所必須具備的必要條件所做的討論。
韓國人如何看待中國是筆者從一開始決定要攻讀中國史以來就一直關注的研究主題。在這次的書中也同樣有論及這個課題，筆者以連動的東亞的視角來看韓國和中國對彼此的認識和彼此的關係，不過將焦點置於兩者的非對稱性則是新的特徵。現在「何為中國」儼然已成為流行性的討論主題。而為了顧及中國的成員的主體性，「何為台灣」絕對是無法迴避的問題。筆者對韓國人如何認識台灣進行歷史性的探討，可說是相同脈絡下的產物。了解台灣對韓國人而言是何種存在，對於台灣人省察自身及思考中國是什麼，將可望有所助益。
3
若想要好好進行上述這些有關東亞討論，就不能受限於既有的分科學術的限制。而既然具有這種問題意識，也自然一定會注意到新的學術理念和制度。筆者從2001年開始認真思索有關「作為制度的學術，作為運動的學術」的問題。那一年在任職的大學申請了休假研究，前半年（從3月到8月）待在台灣，跳脫行程繁忙的日常，同時也享受單純地生活及深刻反省自我的悠閒時光。那時學生運動圈出身的筆者成為制度圈內的教授，除了省思身為研究者且長期參與出版和雜誌編輯企劃的自我認同之外，同時也苦思未來的研究方向，所得到的結論就是從作為制度和作為運動的學術的觀點來整理東亞歷史學的歷史性課題。在1970-80年代的劇變期，身為一個青年學子，筆者開始對於作為韓國借鏡的中國的歷史和現實產生興趣，遊走於大學內和外的知識場域中學習相關知識（相關之詳細論述請參考第三部第四章）。在那種知識的生產和傳播的過程中，讓筆者對於曾經和支配權力對抗的自己的存在基礎產生質疑，這種經驗也擴大到東亞現代史的脈絡，促成筆者開始進行研究。首先其部分的構思在「『東洋史學』的誕生和衰退」（韓文版最初於2004年發表，中文版收錄於2008年的拙著中）一文中首度披露，至今已經過了十年。那麼所謂作為制度和作為運動的學術究竟是在說什麼呢？
所謂「作為制度的學術」內含兩種意義。一種是對於學術的制度性接近（作為研究方法的接近），另一種是指制度圈學術。筆者在說「作為制度的學術」時，相較於對於學術的制度性接近，主要是將重點放在制度圈的學術。即，所謂作為制度的學術主要是指在大學、學會或是學術期刊的制度內所進行的知識生產和傳播。
相較之下，所謂「作為運動的學術」則意指對作為制度的學術的理念、慣行、制度，還有（支撐這個的）支配性社會現實的閉鎖性進行批判，同時基於生活世界擬向多數民眾開放學術的面向。然而若更細心來看，作為運動的學術至少也有兩種意義重疊。廣義來看，不論是制度圈內或外，制度圈的主流學術論述和想要改變制度的脫制度潮流，全都可包括在作為運動的學術之內。而狹義方面，則有作為社會運動的一個領域的學術運動。
如此重疊著兩種意義的是作為運動的學術。因此，在非制度圈中所進行的所有知識活動當然也就不是作為運動的學術。即使被稱為在制度之外進行的知識活動，若不具有批判既有主流學術理念、慣行、制度和作為其基礎的社會現實的功能，那麼就不能成為作為運動的學術。例如，為商業主義支配的知識生產和流通，也許有可能是制度外的學術活動，但也不會是作為運動的學術。總而言之，筆者並不將作為制度的學術和作為運動的學術視為對立，而是想要從整合的角度來看。筆者的基本意旨就是以從運動中看制度、從制度中看運動的型態，用動態的方式來探討制度和運動的關係。換句話說，制度的內外算是雙重戰略的空間，如此作為制度的學術和作為運動的學術互相衝撞，同時也互相合作的動態領域，此可簡化稱為「學術的運動化，運動的學術化」。
不過，受到具全球壓倒性影響力的新自由主義的影響，環顧今日的大學現況，看來所謂「學術的運動化，運動的學術化」這種動態的領域可以存立的空間是很小的。一種所謂知識經濟（knowledge economy）論述的意識型態正壓迫著大學對其進行的研究和教育成果的說明責任（accountability）。要求大學對國家或社會負起說明責任本身並不成問題，但因為大學的說明責任被視為像會計（account）一般，才會引起爭論。大學不僅被要求要在短時間之內呈現出研究和教育的成果，並且還要將對於成果的評價進行量化。其基礎就是「優越性（excellence）」，尤其是依國家競爭力或國家和資本所需，意義已被扭曲的優越性。
現在全球的所有大學都出現這樣的情況。在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時代，大學正逐漸變成依照資本主義市場理論經營的全球化官僚制度化的經營體。我們處於連大學的理想性價值和使命都遭到否定的轉換期，現在不得不在這裡重新提出何謂大學的根本性問題。然而我們若回顧大學的歷史可以知道，大學的本質就是「脫制度的制度」。這種觀點與最近流行的德里達（Jacques Derrida）的看法也有相通之處。德里達強調，不斷地將所謂制度的概念當作問題的制度性實踐的解體，即脫制度的制度正是大學的本質，並且要構思另類的大學。那並不是否認所謂制度的存在本身，而是補足既有的各種制度的缺失，以創意性的方式，創造出另一種另類制度的創意。我們也應該像這個構想一樣，批判現在的大學，並且激發想像力，思考如何創造另類（alternative）的大學。
這也正是筆者提出社會人文學的緣由。那麼，何謂社會人文學呢？社會人文學就是同時追求「人文學的社會化和社會的人文化」的批判性學術活動。首先，我要鄭重釐清的是，社會人文學並不是社會科學和人文學單純的結合。社會人文學的英文是「social humanities」，「social」被誤會為「社會科學」，而「humanities」則是人文學，因此很容易會被認為是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的結合。但是社會人文學並不單純只是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的結合，而是進行整合性學術，想要同時展現人文學的社會性和社會的人文性，具價值取向的專題計畫。
筆者在此想強調的是，即使接受整合學術的構想來進行研究，在現實上，在課題設定要求且容許的範圍內追求所選擇的分科學術間的結合，仍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最重要的就是要用什麼來當作研究課題。社會人文學之所以特別重視每個研究者基於各自所處的現場性，重視將社會議題轉換為學術議題來進行研究的實踐性姿態，其原因即在於此。
因此，運動的學術化就是將實踐經驗語言化，並且創造出基於日常生活的經驗理論，這樣的認識有必要充分加以強調。正是由於這種特徵，將社會議題轉換成學術議題，具體的情勢的判斷，加上宏觀的視野，即結合歷史的、思想的課題，激發出我們對於生活各種可能性的某種洞察力，並且想要按照洞察力加以實踐，這就是社會人文學。（筆者在此方向上展開東亞論述的成果，文章收錄在本書的第一部和第二部。）
在所謂社會人文學的旨趣上，根據進行研究和教育的每個個人的經驗和力量，從自己腳下所踩的領域開始履行社會人文學是當然的，如此才能獲得持續進行的穩定動力。所以，筆者嘗試與對自己最迫切的問題即所謂歷史學、韓國學及中國學的重構這個具體的課題進行角力。如此謀求社會人文學轉換的努力，並不僅止於歷史學或韓國學、中國學，在其他的分科領域上，由許多人實踐而產生上升作用，同時對既有的學術體系進行改組時，希望社會人文學的體現能同樣更往前邁進。
首先要倡議的是筆者的專攻領域即歷史學實現社會人文學轉換而成的公共性的歷史學。公共性的歷史學並不僅止於以專門性為基礎而將重點置於和大眾邂逅的公眾歷史學（public history），其重視的是符合所謂公共性（publicness，或「公共的事物」the public）基準的歷史知識的生產過程。
從其他的角度將這個公共性的歷史學構想再稍微具體化就是共感和批評的歷史。共感和批評的歷史就是具備對生活在過去的人們的共感和由此形成的批判能力－歷史批評的強化是公共性的歷史學的五種條件之一－的一般人和歷史研究者成為共同主體，所一起進行的新歷史學專題計畫。歷史乃至歷史教育的「共感的重構（empathetic reconstruction）既是感受他人的經驗，同時也是在證據和歷史學家之間形成的想像的和分析的相互作用。因此，「共感的歷史學」應該結合「作為批評的歷史學」，如此對東亞人的歷史和解作出貢獻的新歷史是有可能出現的。
從全球本土學的視角重構韓國學的構想也收錄在本書中。筆者將globalism和 localism的合成語glocalism變形所創造的新造語就是glocalogy。glocalogy以漢語可譯成全球本土學，這是將地方性（local）的事物、區域性（regional）的事物和全球性（global）的事物放在同一層次加以探討的視角和方法，同時也成為對研究領域的規範。韓國學若能以全球本土學加以重構，期待可以一方面批評以西歐為中心的普遍主義，另一方面在重視所謂韓國的空間性的同時，又不會被其特殊性所埋沒，敞開一條追求普遍性的學術之路。不過這樣的構想不僅只適用在韓國學的重構上，在東亞其他地方的區域研究－例如作為全球本土學的中國學、台灣學、日本學等－也是可以適用的。
最後，筆者站在所謂作為制度╱運動的學術觀點，追蹤了從朝鮮後期開始到今日如此長的時間裡韓國的中國學系譜。這個研究工作的進行是為了確認在韓國中國學的軌跡中綿延而來的批判性中國研究的潮流，並且確立未來的發展方向。這時批判性中國研究的指標是跨學科研究、克服古典中國和現實中國的二分法、對於當代的中國現實和主流思想體系的批判性姿態，還有中國中心主義的解體等。滿足這些指標的批判性中國研究是一條朝向讓包括韓國人和中國人等所有人的生活更有人性尊嚴的人文學本質的理念之路。這也正是社會人文學的樣貌，就不需再贅述了。
在書寫和發表上述以關鍵詞為中心說明的文章時，筆者總是同時意識到使用韓語、日語和漢語的讀者。一面考慮各個語言圈的聽眾或讀者所處的脈絡，同時將自己以韓語為母語的思維相對化，並且在那過程中體驗自我轉換，這對筆者來說是非常珍貴的機會。在那過程中，筆者得到許多人的協助，在此尤其要特別感謝協助將韓文翻譯成中文的每一位。謝秀梅、宋文志、崔金瑛、王元周、李珠海和梁台根諸位，每當翻譯初稿完成時，總是一再重複和筆者討論修改的無聊工作，
而這種工作不正是橫觀東亞鮮活的例子嗎？
同時也要對建議在台灣出版本書的陳芳明教授和對譯稿進行最後校稿的崔末順教授致上最深的謝意。陳教授是將社會人文學的理念在台灣加以實踐的典型人物，崔教授則致力於韓國和台灣的文化交流，是跨境學術活動的模範。另外，還要感謝出版本書的聯經出版社的各位工作人員。領導台灣知名出版社的林載爵先生是歷史學者，同時也長期參與雜誌與出版工作，從這點來看，他和筆者有著類似的自我認同。本書的出版彷彿是一種連帶的表示，更讓人感到喜悅。
2016年是筆者參與超過三十年的創批與批評季刊創刊五十週年。在五十週年紀念之前出版本書，更是意義非凡。筆者的文章中融合了白樂晴、崔元植先生等創批同仁的思維，與他們共渡的歲月，讓我感到有些自豪。
期待筆者在書寫本書收錄文章的過程中的所做的努力，能稍微減輕同樣走在跨境之路的人們的勞苦，所以果敢出版本書。

導論
第一輯 韓國的東亞論
第一章 從「核心現場」探索東亞共生之路（謝秀梅）
第二章 連動的東亞，問題的朝鮮半島（宋文志、崔金瑛）
第三章 東亞中產階層的成長與民間社會的形成（王元周）
第四章 複合國家與「近代的雙重課題」：重審東亞二十世紀歷史（缺）
第二輯 韓國的中台論
第一章 中華帝國論在東亞的意義：探索批判性的中國研究（崔金瑛）
第二章 變與不變：韓中關係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宋文志、崔金瑛）
第三章 對韓國人而言台灣為何：重看韓台關係（謝秀梅）
第四章 從核心現場重思「新的普遍」：評論「新天下主義」 （崔金瑛）
第三輯 社會人文學與批判性學術運動
第一章 開啟社會人文學的新地平：從「公共性歷史學」談起（謝秀梅）
第二章 作為全球地域學的「韓國學」（不）可能性：走向普遍論述的建構（崔金瑛）
第三章 共感與批評的歷史學：為東亞歷史和解的建議（缺）
第四章 中國學的軌跡和批判性中國研究：以韓國為例（李珠海、謝秀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