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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崛起與全球大宗商品定價(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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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本書聚焦于中國獨特的增長軌跡如何倚重自然資源的供給。

1969年,中國占全球經濟總量不到4%。25年之內,中國有可能成為全世界大的經濟體。如此龐大的體量會對全球經濟產生諸多影響。

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制造業聞名于世,城市化快馬加鞭,基礎設施日新月異——中國未來20年可能仍舊沿此路徑前進,由此密集消耗農業、礦產和能源商品。同時,技術、經濟和金融環境復雜交錯,這三類大宗商品的全球供給可能統統吃緊。大宗商品的相對價格長久以來的跌勢出現逆轉,將為相關資源出口國和專注相關領域的企業帶來巨大商機。

《中國崛起與全球大宗商品定價》采擷海量文獻,全面并系統地證明了各類大宗商品的價格趨勢,分析了催生中國大宗商品需求的動因,制約全球供給的因素,以及大宗商品金融化對大宗商品生產的抑制。本書也錄述了中國在全球大宗商品中日益重要的投資角色。所有這些趨勢匯織在一起,華為一張可供公私部門決策者實施戰略選擇的地圖。

書摘/試閱

章 重歸舞臺中央
設想有一群也許來自太陽系,甚至可能來源于另一個宇宙的外星人,高科技武裝的他們決定造訪地球,觀察棲居地球的一種特殊物種——智人。地球人的屬性林林總總,外星人決定側重觀察其數量分布、技術水平以及適應惡劣環境從而持續安康生活的能力。他們約于兩千年前次抵達地球,沿地球旋轉軌道環行,尋找人類活動跡象。他們先是向下觀察(如果外星人是這般模樣的話)北美大陸,卻發現人跡罕至,于是他們等地球繼續旋轉,直到歐洲進入視野的時候,他們的觸角突然就豎了起來,這里的人類無論是數量還是活躍程度都大大超過了美洲荒野呢。這群外星觀察員繼續耐心等待,隨后亞洲就出現了,這下他們興奮地吱嘎(因為吱嘎就是他們好的交流方式)了起來。

他們觀察到70%的地球人都居住在亞洲,人口尤為稠密的兩大聚居區如今被稱作為印度和中國。歐洲——那兒也會有規模相當可觀的聚居區——雖然人口數量也不少,但仍只占地球總人口十分之一略多(圖1.1)。我們的外星觀察員們換上了更高精尖的探測儀,但看來四散分布的人類雖然活躍,各區域之間卻無甚不同——他們似乎都生活在同一水平線上,同時各區域被外星人稱為“國內生產總值”的占比也同其人口占比基本一致,亦即各地球人聚居地每個人的產值(“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都差不多。

看來人類這個低端物種無足輕重,外星人們就在地球上安置了幾個基礎的探測儀,并約定如果探測儀捕捉到什么變化就時不時來瞅瞅這個陌生星球上的人類物種,然后他們就化作一道光束(這就是他們的交通出行方式)回星際老家去了。

外星日志上的下一條探訪記錄距上次不過短短1000年,第二次星際探險隨著又一道光束到訪地球。事實上,地球幾乎一切照舊,至少表面上如此。亞洲仍是人口聚居與經濟活動的主力區(圖1.2)。但是探測儀卻告訴他們這些表面看似相同的數據背后卻隱藏著重要的結構性變化。在兩次造訪期間,歐洲經濟的“組織中心”在羅馬塌陷,歐洲內部經濟、社會交流急劇下降,由此進入了我們外星人所謂的“黑暗時代”。野蠻人破壞了商貿活動,生活水平跌落,羅馬帝國的西部地區尤甚。相形之下,至少中國在技術和體制上雙雙出現了顯著進步的跡象。

中國人已經發展出一套龐大的國家官僚體系,自公元前2世紀起,早在外星人首次造訪一百多年前,中國已經建立了通過競爭性筆試選拔賢能為官的體制(公務人員競爭性考核直到1702年才引入歐洲,1883年才出現在美國)。中國的主要經濟活動區域開始從以種植麥、黍為主的北方,向更為暖熱的南方遷移,這里新生的灌溉技術被用來種植稻米,從而大大提高了土地的生產力。

8世紀到13世紀間,中國的農業生產力迅速提升,這其中相對組織完善、分布廣泛的國家官僚體系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例如,官方有意識地集中印刷農業勞動指南并制作成冊、普及推廣(這方面歐洲不得不等到1436年臺印刷機面世)。中國也是一系列技術創新的領頭羊,許多發明幾世紀后才被歐洲“發現”。這其中包括司南 、牽星板 和尾舵(均推動了長距離出行),時計、火藥與印刷術。4世紀起出現了各種鑄鐵(這一技術1000年后才為歐洲人掌握)的農業用具如鋤、犁、鎬和斧。類似的技術進步也出現在印度,因此該國的經濟影響力也不可小覷。而此時的歐洲卻深深困在黑暗時代之中,經貿專業化因為缺乏穩定的貿易路線而受阻。

外星觀察員們于1500年第三次到訪,因為探測儀此前報告說地球的變化步伐似乎加快了。中國的人口更為密集了,總產值也了印度。但這500年間進步顯著的區域當屬歐洲。西歐的全球產值占比已經從1000年的9%上升到1500年的18%。中國的占比也上升了(22%上升到25%),印度占比卻下降了(28%到24%)。

歐洲從黑暗時代中走出,逐步恢復了秩序,開始了復興。貿易路線不似以往那般險惡,整個區域間的經濟交流也萌動起來。這一切伴隨著農業剩余的增加推動了城市的發展,繼而催生了如威尼斯這樣的貿易中心(威尼斯是當時歐洲大的城市,當然其16萬的人口比起擁有600萬常住居民的杭州是小巫見大巫了)。財富的擴張和更為宜居的城市環境使得探索和求知在歐洲成長為專業性的活動, 1080年,世界上所大學在博洛尼亞誕生。因此1500年時,歐洲的收入已出現增長(圖1.3)。中、印兩大國的收入雖然也有所增長,增速卻較慢。幾個世紀前曾經書寫下相對輝煌的中央集權官僚制度此時卻拖累了中國的增長,高效農業的盈余打上了賦稅,農業剩余在歐洲很快將成為非農業投資的源泉,在中國卻絕大部分都消耗掉了。1500年時雖然歐洲無論是全球人口占比還是產值占比都小于中國和印度,但生活水平卻多少高于亞洲各國,更比北美翻了一番(圖1.3)。

1500年,中國的科技水平均領先于印度(亞洲另一支重要的經濟力量)和歐洲,北美基本上仍只是一片農業剛夠糊口的大陸。明朝(1368-1644)是當時中國版圖內主要的皇朝,但與后來歐洲各皇朝不同的是,中國的征戰只為國防不思圖利。中國兩次(1274年和1281年 )試圖入侵日本國(均以失敗告終)即是一證,次共派出900艘艦船,第二次則發兵達25萬人。15世紀時,中國曾派艦隊七下西洋,其船只比1492年哥倫布新世界之旅所用的船只大4倍還不止。七下西洋從非洲運回了長頸鹿和其他動物,中國艦隊甚至有可能早麥哲倫一個世紀就完成了環球航行。

探索世界的壯舉畫上句號的原因眾多。首先,維護這樣龐大的艦隊花銷甚高。第二,2300公里長的京杭大運河1415年竣工,16世紀初時中國已擁有28條國道和53條省道,再加上密集的運河與通航河流網絡,已經可以有效地連接大部分內陸地區。第三,明朝擔憂外國思潮將腐化本國,妨礙政府控制國家機器的能力。與此同時北方蒙古人虎視眈眈更添一分煩憂。在這樣的背景下, 16世紀初洪熙皇帝做出了一個重大決定,放火燒了艦隊。自此中國向世界關上了大門,即將席卷全歐的新科技浪潮也一并無緣。歐洲從中國吸收技術,反觀天朝的統治者卻全然無意了解新興技術中心的進展,愿意走出國門擴張經營的業主階層同樣缺失。

和閉關鎖國的中國形成對比的是跨入大規模蓬勃擴張時代的西歐。黑暗時代與中世紀的封閉退出舞臺,文藝復興對知識的探索取而代之。歐洲在許多領域引進中國技術,加以改良和改造以適應自身需求。農業開始引進新型動力(水力與風力);非農手工業部門出現了區域專業化如紡織;海事建筑及相關技術(如六分儀和羅盤)推動了航運;新冶煉技術(中國運用已久)的引入則應用于武器升級。日新月異的不僅僅是技術--創新的金融工具如復式簿記也推進了貿易和非農業投資,專業化的金融中心開始拓展,帶動商業與投資的系統性擴張。此外,社會規范的相關變化(如基督教的婚姻制度)開辟出了繼承制,孕育了創業者階層個人主義和追求財富的土壤。

基于這些信息,19世紀初外星人再次以一道光束降臨觀察站,這次他們決定著重考察歐洲而非中國和印度。如圖1.4所示,中國和印度的經濟效率均開始落后西歐--他們的全球產值占比已明顯低于其人口占比。相形之下,1820年歐洲的產值占比則幾乎是其人口占比的兩倍,北美此時也顯示出一定的經濟活力。

地緣平衡的迅速改變基于一系列事實。中國已經陷入相對停滯的增長軌跡,中央集權政府對高效的農業部門征稅,用于滿足自己和上層階級的需求,而非提振非農投資或著力海外擴展以賺取可觀貿易利潤。歐洲則爆發了理性探索的熱潮——“科學革命”。歐洲內部的經濟熱區則由南往北遷移。值得注意的是,歐洲成為了一個“經濟利益驅使”的帝國集團,和中國構成了鮮明對比。從葡萄牙開始,西班牙、荷蘭緊隨其后,接著是英國和法國,紛紛遠征和殖民美洲、亞洲和非洲。這些向外擴張與中國1500年前所進行的有著本質區別。中國本著國防目標尋求外部領土,歐洲卻是受資本主義萌芽驅使,奔著利益而去。結果歐洲從許多新殖民地中掠奪了財富,并用這些財富(馬克思謂之“原始資本積累”)為帝國的擴張提供資金支持,投入研發新技術,創立新產業,提升特權階級的生活品質。

圖1.5表現的正是這樣不同的增長路線。平均來說,19世紀初,中、印兩國的人均產值與過去18個世紀出入不多,1500年后更是基本無異。對比歐洲的情況,人均產值從中世紀的低谷之后一路躥升,1500年后尤呈爆發式增長。但也許北美的增長動量值得矚目,16世紀起歐洲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涌入,產出、效率及生活水準無一不日益快速攀升。新移民在北美大陸迅速追上了他們離開歐洲時所取得的生產力。

地球變化的步伐越來越快,外星人造訪的頻率也就越來越高了。1820年,全球人口已經比1600年翻了一番,首次跨越了10億大關(1950年將再次翻番到25億,隨后爆長到2000年的60億)。雖然如圖1.5所示,歐洲(及北美)的生產力已經走在了中國和印度前頭,人類經濟中心的決定性轉移發生在1820年以后。這個轉移綜合了一系列因素,無一不反映出16世紀后歐洲經濟益增的活力。19世紀由英格蘭領頭,以學科研究為基礎,將科學技術系統性地應用到生產之中,尤其是非農業的生產之中。工業革命創造了新產品,開發了新能源,日益高效的大規模生產工藝應運而生。但是,關鍵的一點是,原材料的投入,給養不斷增長的城市人口的低成本食物,還有異國新品如茶葉、絲綢和家具,這些需求都應運而生。有些需求涉及歐洲大規模移民前往新大陸,工業革命便由此傳播到了其他區域,美國即是顯著的例子。但是有一些原材料的需求(以及后來美國的需求)引領歐洲人去往亞洲、非洲和南美尋求新的水草豐美之地。他們為自己的產品開辟新的市場,從而摧毀了亞洲和其他殖民地的經濟競爭力。印度的殖民政府為英國的出口大開方便之門,因此受歐洲高效工業的沖擊尤甚。

這一時期的中國遭遇了雙重不利,影響了其19世紀和20世紀上半葉的增長。重很大程度上是內因導致的。中國長期以來以精英統治和龐大官僚為標志的社會秩序至此崩塌了,沖突全面蔓延。1851年到1864年的太平天國運動——農村農民起義——幾乎推翻了清朝政府,搭上了兩千萬條生命。迅速惡化的基礎設施阻礙了內部貿易(以及原來大市場所拉動的生產力),灌溉設施疏于維護導致洪災頻發。這一切不僅拖累了生產力,也削減了中國人口。第二重卻非內因而是外患,一樣重創中國經濟。先是重要沿海口岸受到控制,愈發向內陸蔓延,歐美貿易商和商行開始滲透中國經濟,動搖本土商業根基。英國亟需銀元來“潤滑”其大量的國際貿易,便用印度出產的鴉片換取中國的茶葉和其他制品,中國試圖封禁鴉片進口,斬斷日盛的毒癮的努力由此化成了泡影。1833年,鴉片占中國總進口的46%,社會進一步腐化,1860年,中國約1/10的人都染上了煙癮——鴉片在大英帝國卻是非法的。

1842年,英國得到了香港的主權。1858年至1860年間的數次入侵中,北平的圓明園付之一炬。但是眈于瓜分在華生產和貿易利益的不止是英國。來自歐洲列強、美國和日本的商人,依賴各自政府的軍事實力,都瞄準了中國經濟。中國大幅降低了保護性關稅,鴉片貿易合法,洋人在92個條約口岸享有特權,還割讓領土給緬甸和俄國。清政府眼睜睜看著這一切發生,然后自己在1911年被民國政府推翻,掀開了中國歷史上全新的共和篇章,卻未能力挽中國經濟衰退的狂瀾。軍閥四方割據,十面沖突,1930年代日本入侵滿洲里之后的那場戰爭損失慘重。當時中國近1/5的農業用地都用來種植鴉片。中國陷入了衰敗——經濟、政治、社會和軍事無一幸免。

所以當外星人1950年重返地球時,看到了一個與元年、1000年、1500年和1820年都完全不同的世界。中國和印度的生產力及生活水平暴跌,歐洲,尤其是美國(圖1.6)卻極速躥升。如果用1990年購買力來測算當時的人均收入,1820年(工業革命真正騰飛之始)到1950年,歐洲,尤其是北美的進步是驚人的。1950年北美的平均生活水平是9561美元,高出1820年八倍多。歐洲的生活水平也一樣從1820年平均1194美元急升到1950年的4569美元。相比之下,中國的平均生活水平卻從600美元下跌到448美元。1970年中國的全球人口和產值占比自然就和幾個世紀前迥然不同了(比較圖1.7和圖1.1、圖1.2、圖1.3、圖1.4)。

二戰結束后的25年間,的經濟擴張速度造就了“黃金時代”,北美、歐洲和日本的經濟實力凸顯。1950年至1973年西歐的人均產值從5018美元上升到11417美元,美國的增長幅度(從9561美元到16689美元)不止翻了一倍,大致相當(二戰重創歐洲產能,因此美國的生產力更高)。歐、美、日的爆發式增長進一步將中國推到了世界經濟舞臺的邊緣。所以1969年時,盡管中國占全球人口的20%,其產值占比不到4%,相比美國則是用不到5%的人口實現了超過27%的產出。歐洲的產出也和其人口成大幅反比(圖1.7)。

這時候外星觀察員內部爆發了綿延近20年的激烈爭論。一方認為繼續頻繁造訪地球已無必要,星際旅行不僅破壞環境,而且也沒什么新動向值得觀察的。西半球的經濟、社會和政治主力地位不可撼動,“歷史已經畫上句號”(奇妙地預告了九十年代美國政治科學家福山(Fukuyama)的論述)。此外,成就這一經濟和政治主力地位的社會組織形式(“市場經濟”),其政治和意識形態力量擁有一個強大的基礎,即創新活動壓倒性地集中在西半球。1980年據估計,98%的研發活動都發生在這些西方經濟體。

另一方則懇求繼續觀訪地球。探測儀開始捕捉到各地重大結構性調整的信號,尤其在(但不僅限于)亞洲。兩大調整尤其值得注意。一則基本發生在外星人所謂的“發展中世界”內部,特別是在亞洲范圍內。部分發展中國家正嘗試激發生產潛能。交通設施逐漸改善,機械動力愈發普及。農業部門的改革集中于拆分生產率低下的大地產,扶植有助于提高生產鋁的較小地產,從而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剩余,以投資基礎設施和工業產能的升級換代,更重要的是投資于教育和培訓,尤其是工程制造和專業技能培訓。“發展型政權”通過干預市場對資源的配置以推動企業發展,提高技術水平,效率日高,亞洲經濟體中的韓國、新加坡和臺灣是典型代表,中國和印度緊隨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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