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漫長的封建社會
近代社會是從古代社會發展而來的。歷史的分期存在于歷史的延續之中,近代社會的變遷只有同古代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結構以及與此聯系的生活、風俗相對比,才能得到認識和說明。按照時下歷史研究和歷史教學的分類,“古代”一詞同時包括了上古和中古,但與近代直接榫接的,畢竟是中世紀封建社會。因此,為了勾勒近代社會嬗遞的脈絡,不能不對中國封建社會的輪廓作一種概略描述。
一、漫長的盤旋
中國的封建社會是漫長的。漫長,是與西方相比所得的結論。其含義可以歸結為兩點:
秦始皇像就時間跨度而言。西方的封建社會,從公元476年西羅馬滅亡起到1640年英國革命為止,前后一共1164年。在中國,這段歷史年限的計算要復雜一些。封建社會的起點,目前至少有三種不同的算法。一種,從春秋戰國之交即公元前476年算起;另一種,從商鞅輔助秦孝公變法即公元前365年算起;還有一種,從秦始皇統一中國即公元前221年算起。應當說,三者都是言之成理各有依據的。我更贊成第一種意見。因為春秋戰國時期,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的急劇變動最能說明社會形態的新舊交替。分別以這三個年份為起點,算到1840年,各自都在2000年以上,比西方多了一倍。如果按照西周封建說來計算,則還要向前推1000年,有3000年之久。
就歷史進程而言。在西方,1640年英國革命的勝利,標志著資本主義制度開始取代封建制度,由此,世界歷史進入了新的時期。當時的中國,正是明清之際。舊的封建王朝在農民戰爭的烈火中倒塌了,隨之,滿洲貴族的鐵騎橫掃南北,在兵燹的余燼中建立起新的封建王朝,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的交錯重疊留下了斑斑血跡。出自那一代人之手的《虎口余生紀》、《汴圍濕襟錄》、《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紀略》等等紀實文字,至今讀來,還會使人驚心動魄。但那多半是一種身世家國之變,歷史仍在舊圈子里徐徐地盤旋而行。
從1640年到1840年,在這200年中,西方已經進入了這樣一個時期:“自然力的征服,機器的采用,化學在工業和農業中的應用,輪船的行駛,鐵路的通行,電報的使用,整個整個大陸的開墾,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術從地下呼喚出來的大量人口,——過去哪一個世紀料想到在社會勞動里蘊藏有這樣的生產力呢?”《馬克思恩格斯選集》,2版,第1卷,27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與之相比,同一時間里的中國卻景物依舊:成千上萬胼手胝足、輾轉溝壑的小農背負著一代一代歌謳唐虞盛世,高談名物考據或性心理義的士人。一面是:
布谷屋檐喚早耕,農夫驚起多嘆聲。
瓶儲無粟誰負耒,征稅煎迫難逃生。
商賈握錢列市肆,舉債償息什加四。
且救眼前貪入手,半供縣官半胥吏。
耕場磷磷稻芒垂,共道年豐慰宿期。
那知獲罷未入屋,已被商賈催納速。
一面是:
長安富人多似昔,九陌三衢馬連跡。
不為大賈非行商,謁選銓曹新貴客。
往來氣概終粗豪,衣冠炫人僮仆驕。
那須幾日相馳逐,金水橋邊掣簽速。
名州太守大邑宰,腐儒小生敢相觸。
擔夫觀者馳擔驚,多金遂成仕宦名。張應昌編:《清詩鐸》,161、617頁,北京,中華書局,1960。
舊世界因成熟過度而在慢慢腐爛之中。即使在1840年之后,中國也并未進入資本主義,而是進入了一個變態的社會。這個時間表記錄了歷史的差距。沒有社會形態的質變,歷史只能在漫長的歲月中盤旋。
從20世紀30年代起,封建社會的長期延續就幾度成為吸引眾多中國人思考和論爭的題目。這個問題,固不妨見仁見智各有一得。但是,歸根結底,只有對社會構造既分析又綜合,才能說明社會的外觀。
二、土地的私有和買賣
在中國封建社會里,土地是最基本的生產資料和主要財富。它同勞動的結合是以不平等的分配為前提的:占人口少數的地主擁有最大部分土地;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只有少量土地。雖說不同的時期和不同的地域,土地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會有張有弛,但在一個王朝的休養生息之期過去之后,土地集中日漸月積地成為南北東西的普遍現象。《東華續錄》1786年(乾隆五十一年)記載了畢沅的一件奏折,其中說:“豫省連歲不登,凡有恒產之家,往往變賣糊口。近更有于青黃不接之時,將轉瞬成熟麥地賤價準賣。山西等處富戶,聞風赴豫,舉放利債,借此準折地畝。貧民已經失業,雖遇豐稔之年,亦無憑借。”《東華續錄》,卷40,乾隆五十一年,13頁。地主隔省占田,說明了他們在空間上的膨脹。在另一頭,則是“有恒產之家”失去土地的悲哀。這雖是一個例子,但它代表的趨向卻是封建社會的常態。這種分配驅使缺乏土地的清代地契農民同地主結成租佃關系;而后,佃農和自耕農一起,在零切碎割的土地上耕耘勞作,繁衍不息,組成了小農經濟的汪洋大海。土地提供了生存資料,但被割碎了的土地同時又限制著小農的視野、活動和發展。因此,小農經濟總是:以一家一戶的個體農民為基本的生產單位,這種生產單位同時又是自我消費單位;周而復始的簡單再生產;以家庭手工業附屬于農業。三者構成了自然經濟的內涵和本色,這就是支撐整個社會的基本經濟構造。顯然,它的穩定性就存在于它的保守性之中。
當然,處在自然經濟中的小農并非與商品全然不發生關系。《皇朝續文獻通考》說:“夫農民之常困于他途者,他途貧,謀口而止。而農民不但謀口而止,一畝之田,耒耜有費,籽種有費,罱斛有費,雇募有費,祈賽有費,牛力有費;約而有計,率需錢千。”《皇朝續文獻通考》,卷72,17頁。這里提到的種種“有費”正是各類買賣。但在很多場合,這些用途又常常被“糊口”節樽掉了。
同西歐封授世襲的莊園經濟、印度的農村公社相比,中國封建社會經濟構造的顯著特點就在于土地的私有和買賣。這種特點帶來的直接結果是:土地在不斷集中的同時又不斷地分散。集中,是指地主階級通過兼并握有越來越多的土地。這一點是易見而又為人熟知的。但是,對這個階級中的個人來說,土地的集中又是不穩定的。皇室、貴族、官僚、地主,都可以用經濟的或非經濟的手段造成巨量的土地集中。但是,王朝更替,宦海風波,都會在短時間內引起所有權的大規模轉移。顧炎武讀《舊唐書》,因此而感嘆說:“世變日新,人情彌險,有以富厚之名而反使其后人無立錐之地者,亦不可不慮也。”顧炎武:《日知錄》,卷13,田宅。
賣席圖更為常見的,則是因土地私有而發生的分家析產。漢代以后,中國在財產繼承方面長、幼、嫡、庶之別已趨淡化。《大清律例》中與此相關的條文說:“嫡庶子男,除有官蔭襲先盡嫡長子孫;其分析家財田產,不問妻、妾、婢生,止以子數均分。”《大清律例》,卷8,戶律,戶役,“卑幼私擅用財”。多產之家往往多妻妾多子孫,而再多的田產也經不起一析再析,幾代之后,集中的土地又會化整為零。這是和土地集中同時存在的另一種趨向。
與之相伴隨的是:在對立的經濟等級之間,其個別成員可以相互對流。即一部分人由貧轉富,另一部分人則由富變貧。東漢末年的劉備,“中山靖王之后也,少孤貧,與母以販履為業”司馬光:《資治通鑒》,卷60,漢紀52,獻帝初平二年,1926~1927頁,中華書局,1956。。他從天潢貴胄淪落而為販夫,如果要劃成分,恐怕已不能算是地主。還有富家子弟揮霍致貧的。《太平廣記》中提到過一個叫屈突仲任的人,“父卒時,家僮數十人,資數百萬,莊第甚眾,而仲任縱賞好色,荒飲博戲,賣易且盡,數年后,唯溫縣莊存焉,即貨易田疇,拆賣屋宇,又已盡矣”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卷100,668頁,北京,中華書局,1961。。相反的例子也有。曾國藩的四世高祖曾應貞,就以業農貧困之人,發家而積聚數千金的田地產業。歙縣《濟陽江氏族譜》卷六《明處士滽公傳》說:“滽公字本潔(明人),宗勝公次子也。家故貧窶,勤于操作,以赤手起家。寓淮西南圩頭,致資二十余萬,田地萬畝,牛羊犬馬稱是,家奴數十指,富甲一時。”卷九《明處士祥公傳》說:“祥公字德征,壽公孫,正祚公子也。家故貧乏,不憚勞苦,早夜經營,年五十,家業始起,累資二十余萬金,田連阡陌,富甲一方。”轉引自張海鵬等編:《明清徽商資料選編》,298頁,合肥,黃山書社,1985。后兩個例子中的主人公似乎比曾國藩的先人本領更大。因此,在中國封建社會里,往往是君子之澤,數世而斬。所謂“千年土地八百主”的諺語正是慣見人世滄桑之后的概括。除了曲阜衍圣公之外,很少有數百年不衰之家。這種財富占有權的非連續性,無疑提供了一種彈性,使封建社會能夠弛緩地延續下去。
如果從生產者的角度加以比較,那么,在中國封建社會里,勞動力同土地的結合是實現于個體小農的一家一戶之中的。一家一戶可以完成生產、消費、再生產的循環,因此,中國的小農具有自己獨立的經濟。相比之下,西歐的農奴只不過是莊園經濟的一個部分。固然,小農經濟是一種遭受剝削的經濟,有它悲慘的一面:
春耕夏耘,秋獲冬臧,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吊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班固:《漢書》,卷24上,食貨志第4上,1132頁,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62。
但是,作為一種獨立的經濟,它又把生產者的收益同自己的勞動聯系起來,可以寄托追求,這是另一面。由于這種兩面性的存在,遇到政治承平的年份,小農通過自己的勞動而達到豐衣足食并不是不可能的。《宋書》記載說:“自晉氏遷流,迄于太元之世,百許年中,無風塵之警,區域之內,晏如也。……自此以至大明之季,年逾六紀,民戶繁育,將曩時一矣。地廣野豐,民勤本業,一歲或稔,則數郡忘饑。”沈約:《宋書》,卷54,列傳第14,1540頁,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74。這些話當然是要打折扣的,然而透過作史者的諛詞,還是可以使人了解到:即使是動亂頻仍的南北朝時期,耕織圖江左稍得域內晏如,小農仍可以有一點田園之樂。至盛唐時期,孟浩然曾這樣描寫當時的農家:
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孟浩然:《過故人莊》,見蘅塘退士編:《唐詩三百首》,卷5,北京,中華書局,1959。
其中不僅有詩人的逸致,也有小農的事業感情和理想境界。個體經濟限制了農民,農民又執著地依戀自己的個體經濟。就連后來洪秀全建造人間天國的藍圖,也是按照小農經濟設計的。問題的這一方面,難道同封建社會的長期延續沒有關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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