廈大中文學報(第二輯)（簡體書）

《廈大中文學報（第2輯）》旨在弘揚中華文化，促進學術交流，特別關注與展示中國語言文學研究領域里的研究新成果，追求學術品位與研究價值。
《廈大中文學報（第2輯）》主要內容由五部分構成。部分漢語特征研究，第二部分為新媒體時代藝術研究，第三部分為中國現當代文學新探，第四部分為譯林擷英，第五部分為學術隨筆。本輯所收論文均切合學術前沿問題，質量上乘，原創性很高，值得參考和借鑒。

《廈大中文學報（第2輯）》：
文學作品的生命，在于其性、性。但是，前衛文學理論，對此視而不見。它們所關注的，其者實際上變成了哲學的附庸。在他們看來，與其把文學叫作文學不如叫作哲學：喬納森·卡勒說：“對某一哲學作品的真實的哲學讀解，應是把該作品當作文學，當作一種虛構的修辭學構造物，其成分和秩序是由種種本文的強制要求所決定的。反之，對文學作品的有力的和適宜的讀解，或許是把作品看成各種哲學姿態，從作品對待支持著它們的各種哲學對立的方式中抽取出涵意來。”①以哲學家自豪的傾向，不但在前衛文學理論如此，就是以追求文學藝術特殊性為務的符號學理論家中，也未能免俗。
從方法來說，他們幾乎不約而同地從概念（定義）出發，沉迷于從概念到概念的演繹，越是向抽象的高度、廣度升華，越是形而上，與文學文本距離越遠，越被認為有學術價值。對這樣的文學理論，根本就不該指望其具有文學文本解讀的功能。文學文本解讀追求對審美的感染力，文本的特殊性、性、不可重復性的闡釋。它所需要的與文學理論恰恰相反，越是具體、特殊，越是往形而下的特性方面還原，越是具有闡釋的有效性。
這只能說明，文學理論和文學解讀學，是兩路工夫，具有不盡相同的規律，不同的學問。文學理論與文學文本解讀學，應該在這里分化。文學理論與審美閱讀經驗為敵，成為千年的痼疾，歸根到底原因有兩個，，文學理論不但脫離了文本解讀學，而且脫離了文學創作論。蘇聯的季莫菲耶夫，美國的韋勒克、沃倫都把文學理論分為三個部分，是文學理論，第二是文學批評，第三是文學史，這當然不是沒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所有這三個部分的基礎應該是文學創作論。文學理論基礎只能是文學創作實踐。創作實踐不但是文學理論的來源，而且應該是檢驗文學理論的標準。創作實踐，尤其是經典文本的創作實踐是一個過程，藝術的深邃奧秘并不存在于經典顯性的表層，而是在反復提煉的過程中。過程決定結果，決定性質和功能，高于結果，一切事物的性質在結果中顯現的是很表面的，很片面的，而在其生成的過程中則是很深刻的，很全面的。終成果對其生成過程是一種遮蔽，正如水果對其從種子、枝芽、花朵生長過程具有遮蔽性一樣，這在自然、社會、思想、文學中是普遍規律。對于文學來說，文本生成以后，其生成機制，其藝術奧秘蛻化為隱性的、潛在的密碼。從隱秘的生成過程中去探尋藝術的奧秘，是進入有效解讀之門。如《三國演義》中的“草船借箭”，其原生素材在《三國志》里是孫權之船中箭，到《三國志平話》里是周瑜之船中箭，二者都是孤立地表現孫權和周瑜化險為夷的機智，從范疇上二者還屬于實用理性。到了《三國演義》中變成“孔明借箭”，并增加了三個要素：盟友周瑜對盟友孔明的多智的多妒；孔明算準三天以后有大霧；孔明拿準曹操多疑，不敢出戰，必以箭射住陣腳。這就構成了諸葛亮的多智，是被周瑜的多妒逼出來的，而諸葛亮本來有點冒險主義的多智，因為曹操的多疑，取得了的勝利，三者心理的循環錯位，把本來是理性的斗智，變成了情感爭勝的斗氣，于是多妒的更多妒，多智的更多智，多疑的更多疑，后多妒的認識到自己智不如人就不想活了，發出“既生瑜，何生亮”的悲鳴。情感三角的較量，被置于軍事三角上。實用價值由此升華為審美經典。這樣的經典，歷經一代又一代作者的不斷汰洗、提煉，耗費了不下千年的時間。這一切奧秘，全在于文本潛在的特殊性，無論用何種文藝理論的普遍性直接演繹，只能是緣木求魚。
文學理論的第二個實踐基礎，就是讀者的文本解讀。文學作品的價值和功能終只有在讀者閱讀過程中實現。文學解讀是以個案為前提的，它關注的生成的過程，不是類別的，而是個案的。由于文學作品的感性特征，在閱讀中，往往給讀者一望而知的感覺，但是，這常常是表層結構，其深層密碼，并不是一望而知的，而是一望無知，甚至再望也仍然無知的。因而是須要解讀的，解讀就是深層解析、解密。要把潛在的密碼由隱性變為顯性，化為有序的話語，是須要微觀的原創性的，這恰恰是文學文本解讀學的核心。這是一種相當艱深的專業，有時個人畢生的精力是不夠的，往往要一代又一代的讀者把自己的智慧奉獻上經典文本解讀的歷史祭壇。正是因為這樣，才有說不盡的莎士比亞，說不盡的《紅樓夢》，說不盡的普希金，說不盡的魯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