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文化與民國文論（簡體書）

該叢書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研究重點項目階段性成果。這一課題所開創的文學史觀將刷新20年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為未來新的學術格局奠定基礎。

黃健，男，江西九江人。曾作為知青落戶農村，恢復高考后，首批考入大學，后考入山東大學讀研究生，獲文學碩士學位，畢業后到浙江大學任教至今。期間，在香港理工大學進修，并任中資駐港公司高級管理人員，同時在職獲文學博士學位。現任浙江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現當代文學與文化研究所副所長。主要研究方向為魯迅及中國現當代文學和文化研究，主要著作有《反省與選擇》等7部，論文200余篇。

緒論 ?民國文化視域中的文論建構與發展?民國文化的生成與發展，推動了中國文論的現代轉型。因為民國文化本質上就是中國新文化，它是既是晚清以來中國歷史、社會、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產物，也是現代中國經歷長期的物質、精神變革的必然結果。民國文論是在民國文化的語境中建構與發展的。從源頭上來說，民國文論的建設與發展，分別受到現代西方文化、文學理論思潮，及其明清以來中國文學發展的文藝變革思潮的雙重影響，在整個建設理念和體系構建上，確立了以“人的文學”為理論基點和價值原則的“大文論”格局。從民國文化維度審視民國文論的生成與發展，特別是通過對民國文論的范式、話語、路徑、策略、規則等方面的探討，人們不難發現，進入民國時期，隨著現代出版傳播業的迅速發展，新文化、新思想、新觀念得以廣泛傳播，一種新的文學形態和文論形態也隨之誕生。民國文論建設受新文化、新文學觀念的影響，也一改歷代文論那種重感悟和重點評的傳統，轉向注重新文學的理論建構，注重文論的邏輯體系建構，形成一種富有現代性價值內涵的“大文論”格局。民國文論通過現代轉型，建立起了一種以現代性價值為內涵和型的理論構架。在中國文學和文論發展歷程中，民國文論開辟了中國文論發展的新紀元，具有“劃時代”的里程碑的歷史地位個文化價值，對后世文論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一、民國文化變革與民國文論觀念演化?民國時期“大文論”格局的形成，有著其深厚的歷史傳承和時代發展的雙重因素。從歷史傳承上來說，明中葉以來的文藝變革思潮及對文學理論的影響，也一直延續到晚清和民國。周作人指出，新文學理論的興起及其創作實踐不外乎“兩重的因緣，一是外援，一是內應。外援即是西洋的科學哲學與文學上的新思想之影響，內應即是歷史的言志派文藝運動之復興。假如沒有歷史的基礎，這成功不會這樣容易。” href='#' name='_ftnref1'> 從中國文學發展進程來看，明中葉以來的文藝變革思潮為民國文論建設起到了強有力的支持作用。章培恒、駱玉明主編的《中國文學史》在論述明清文藝變革思潮對新文學的影響時指出：“從明中期開始，要求解放個性、積極表現自我的創造精神的文學思潮重新抬頭，至晚明達到高峰，并獲得豐富的成果。明末至清代前期，它再次受到封建正統文化的反撥和抑制。但這一次卻沒有達到明代前期的那種效果，晚明文學的種種特點在低潮狀態中得到頑強的延續。這表明中國文學中的變異因素已經廣泛而深入地浸染人心，不可能加以清除。如此延伸到清代中期，發展成一個新的文學高峰。……與此同時，清末民初的中國知識階層因為種種矛盾的困擾，開始更為積極地關注和更為深入地了解西方文化，元明以來在封建壓迫下爭取個性解放的歷史潮流，為西方具有相似內涵而在理論上更為完整和強烈的學說所激揚，遂由此催發了從文學革命開始的‘五四’新文化運動。” href='#' name='_ftnref2'>明中葉開始，受明代思想家王守仁的“心學”影響，李贄、徐渭、袁宏道等人提出的文學主張，表現出一種改弦更張的恢宏氣勢。李贄的“童心說”，提倡講真心話，反對一切虛偽、矯飾。他指出，“童心”亦是“真心”，這是一切文藝的源泉，“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茍童心常存，則道理不行，聞見不立，無時不文，無人不文，無一樣創制體格而非文者。” href='#' name='_ftnref3'>徐渭也強調創作應有“真我”、“真情”，崇尚個性。在《贈成翁序》中，他說：“夫真者，偽之反也”，為人、為文都必須反“偽”，“視必組繡，五色偽矣；聽必淫哇，五聲偽矣；食必脆膿，五味偽矣”。明公安派代表人物袁宏道則提倡“性靈”說，主張“獨抒性靈，不拘格套”，強調文學的時代性和個性化。在他看來，所謂“性靈”乃人之“本色”，亦“真性”也。在《敘小修詩》中，他說文學創作應“性之所安”，“率性而行”，“情至之語，自能感人，……情隨境變，字逐情生”。無疑，明中葉的文藝變革思潮對文學創作和理論建設的推動，提倡“本心”、“本性”、“本色”，摒棄一切外在束縛的思想，都對后世產生了重要影響。清代的龔自珍、黃遵憲、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等人繼承了這一傳統，相繼提出變革主張，像龔自珍的“尊情”、“宥情”說，主張以充分的抒寫情感和解放個性為創作的首要條件，提出以“受天下之瑰麗而泄天下之拗怒”為文學創作的高境界，要求文學能夠真實、集中地反映現實社會和表達民眾心聲。“詩界革命”倡導者之一的黃遵憲，更是提倡“我手寫我口”，倡導詩文口語化，指出語、文一致對文學發展，啟發民智和保種強國的重要意義。梁啟超的“欲新一國之民，必欲新一國之小說”的“小說界革命”主張，強調小說（文學）所具有的巨大社會功能，在強化文學的社會作用，追求藝術的完善、等方面，都對民國的新文學運動，民國文論建設，產生了直接的推動作用。辛亥革命的成功，新的共和制的民國建立，對文學的影響深遠而重大。特別是民國文化的建設與發展，對民國新文學形態的生成，構筑民國文學整體框架，起到了強有力的促進作用，為新文論建設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和支撐。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社會語境的開放，為形成適應新形勢發展的民國“大文論”格局，提供了時代話語環境和文化氛圍的支持。民國時期對民主、科學、平等、自由等現代價值理念的崇尚，構成了民國文化的時代之魂。如胡適所言：“舊階級的打倒，政體的推翻，法律之下人人平等的觀念的普遍，‘信仰，思想，言論，出版’幾大自由的保障的實行，普及教育的實施，婦女的解放，女權的運動，婦女參政的實現，……都是這個新宗教新道德的實際的表現”。 href='#' name='_ftnref4'> 正是這種新的文化精神，使民國文論建設在開放的社會語境中體現出現代文明的精神特質。二是外來文化、文學的影響，為民國文論建設提供了重要的參照系和價值理念的支持。陳獨秀曾指出：“歐洲輸入之文化，與吾華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質相反。數百年來，吾國擾攘不安之象，其由此兩種文化相觸接相沖突者，蓋十居八九。凡經一次沖突，國民即受一次覺悟。” href='#' name='_ftnref5'> 民國建立之后，外來文化、文學思潮在的傳播更加廣泛和深入，反映在文論建設方面也非常突出。西方自文藝復興以來的各種文學思潮，像啟蒙主義、古典主義、浪漫主義、現實主義、象征主義、印象主義、表現主義等，都被大量介紹進來，以其豐富、多樣和富于創造性的文學理想，沖擊沉悶而壓抑的中國文壇，賦予民國文學以全新的審美形態，也使文論建設一改傳統的重感覺認知、重心理感悟、重經驗傳達的發展路徑，轉向以西方文論為參照，走注重創新文學觀念、建構理論體系、設計邏輯框架的發展道路，從而開辟出中國文論新的發展歷程。歷史的現代化進程推動了民國文學的整體崛起，反映在文論建設方面，就是開始與傳統文論的認識觀念和結構模態拉開距離。一般來說，傳統文論比較注重個人閱讀和體悟的經驗性表述，往往是針對創作的具體問題，結合個人的認識體會來進行分析論述，具有較為鮮明的感悟、點撥和論道的特點，不是那種宏大性的、思辨性的、體系性的外顯邏輯結構，而是微觀性的、體驗性的、解讀性的內化邏輯結構，表意性特征比較鮮明，與文言的表意系統十分吻合，但也存在著不夠清晰，比較模糊、籠統的特點。進入民國后，受現代西方文化、文學的影響，則開始注重文學理論的體系建設，注重文學批評的理論建構，強調個人的認識和體悟，應在納入理論體系中予以表達，如蔡元培所說：“文學是傳導思想的工具”，文論建設必須納入新的文學理論整體建構之中。他指出，盡管“我國的復興，自五四運動以來不過十五年，新文學的成績，當然不敢自詡為成熟。其影響于科學精神民治思想及表現個性的藝術，均尚在進行中”，但是，“吾人自期的”文化建設、以及包括文論在內的新文學建設，都應“使吾人有以鑒既往而策將來”。 href='#' name='_ftnref6'> 在這種共識中，民國文論建設形成了“大文論”的恢宏氣度，強調在對整體、全面的歷史與時代的審視和把握當中，在社會轉型和文化重建當中，突出文論建設與整個民族文化復興，新文化建設與發展保持緊密聯系，兼容中西文論各自的特點，創建與現代文明發展相適應的文論體系。?二、民國文化開放與民國“大文論”格局?民國“大文論”格局的形成，指的不是文論內容與篇幅的大與小，而是指整個文論建設理念和體系構建，在順乎時代發展中所具有的新的理論基點和價值原則。早在民國誕生之前，王國維受近代西方文化、文學影響，就將文學定位為“游戲的事業”，以“情”和“景”作為文學的二原質，認為文學審美風格應“自然而簡約”，文學作品的優劣標準應由情感、語言的真實性、個性化和創造意義來認定，而文體的更替則體現了文學盛衰的規律，是文學發展的重要標志。 href='#' name='_ftnref7'> 胡適于民國六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從歷史進化論角度出發，提出了“今日之中國，當造今日之文學”的主張，指出應首先從語言轉換著手，創造中國的新文學。他認為，新舊文學不同在于：新文學能夠自由地表達人的思想和情感，而舊文學的主張只是“文以載道”。因此，新文學及其理論建構就應緊隨時代發展，用現代“活的語言”自由地表達現代人的思想情感。他表示：“吾惟愿今之文學家作費舒特（Fichte），作瑪志尼（Mazzini），而不愿其為賈生、王粲、屈原、謝皋羽也。其不能為賈生、王某、屈原、謝皋羽，而徒為婦人醇酒喪氣失意之詩文者，尤卑卑不足道矣！”顯然，這種對舊文學的批判，使他的文論主張不再停留在就事論事層面上，而是展現出一種以世界文學發展為參照，以革新中國文化、文學為己任的創造性訴求，展現出致力于民國新文化、新文學建設的全新理念。他提出的“八事主張”，涵蓋文學的思想與情感、內容與形式等各個方面。他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成為民國新文學運動的重要理論主張，引起了巨大的社會反響。新文化運動另一位主將陳獨秀則更是以激進的主張，提出要用先進的文化理念，推動倫理、道德和文學的革命。在《文學革命論》中，他提出的“三大主義”，即“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強調文學應具有充實的時代內容，能夠充分反映現實社會的真實狀況，重視國民的情感表達。他指出：“今欲革新政治，勢不得不革新盤踞于運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學，使吾人不張目以觀世界社會文學之趨勢，及時代之精神，日夜埋頭故紙堆中，所目注心營者，不越帝權貴、鬼怪神仙與夫個人之窮通利達，以此而求革新文學，革新政治，是縛手足而敵孟賁也”。 href='#' name='_ftnref8'> 民國文化強調“破舊立新”，對于建立一種富有“新質”的民國文學、文論來說，其功能特點是開闊了人的認識視野，創新了文論建設的理念，尤其是將價值建構的邏輯起點建立在現代文明的發展之上，就使民國文論建設呈現出一種創新性的理論特質。在這當中，周作人的“人的文學”主張成為民國文論建設的重要理論基點。他以歐洲文藝復興的“人道主義”思想為標準，分別對“人的文學”和“非人的文學”進行了理論區分，批評了中國傳統的“非人”文學及其文論主張。他指出：“中國文學中，人的文學，本來極少。從儒教道教出來的文章，幾乎都不合格。”對于如何建構新文學“人的文學”觀，他提出的價值原則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個體本位主義。他說：“我所說的人道主義，并非世間所謂的‘悲天憫人’或‘博施濟眾’的慈悲主義，乃是一種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二是“當以人的道德為本”，即文學反映“道德生活，應該以愛智信勇四事為基本道德，革除一切人道以下或人力以上的因襲的禮法，使人人能享受自由真實的幸福生活。”三是“人愛人類”，“使自己有人的資格，占得人的位置，”進而“改良人類的關系”。 href='#' name='_ftnref9'> 他堅持從“個性解放”的要求出發，充分肯定人道主義的思想作用，強調“利己而利他，利他即是利己”和“理想生活”的主張，提倡新文學及其文論建設應是以“人道主義為本”，“對于人生諸問題，加以記錄的文字”的文學，它不在于材料方法，而在于創作觀念和態度是否以合乎人性的“靈肉一致”生活為主導，反對一切違反人性的禮法制度和文學。他強調“人的文學”是一種具有現代文明價值原則的人道主義文學，新的文論建設必須堅持這種價值原則。“人的文學”理論基點和價值原則的確立，揭示出新文學和理論建構與人、與現實人生之間的密切關系，在中國文學史上次明確地把“人”作為文學建設的中心，從而指明了文論建設和發展的方向，為民國文論提供了廣闊的理論空間，也為建構與時代發展相一致的“大文論”體系和框架，形成“大文論”的格局和范式，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基于“人的文學”理論基點和價值原則，民國文論建設表現出由古典“和諧”類型，向現代“崇高”類型轉換的發展特征。所謂古典“和諧”類型，指的是古代文論強調主客體和諧統一，突出以感悟、點撥和求道為特征的文論形態。受中國傳統文化和美學的影響，古代文論強調理想與現實、感性與理性、現象與本質、再現與表現、內容與形式等要素的和諧統一，在認識上注重以直觀性和經驗性的方式認識和把握對象，注重精致性、抒情性的表現與傳達，不同于偏重于講究遵循客觀存在邏輯，注重理性分析、理論思辨和論述性的文論，而是在偏重于感悟、體驗當中，突出文論的重主觀，重心理，重感悟，重意會的境界構筑，強調主體對于客體的認識、感受、把握和體悟，如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所說，要做到“神用象通，情變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應”，即把形與神、情與景、主觀認知與客觀對象有機地統一起來，使整個文論在形態上具有一種簡約、形象、具體和寓意的表現特征。然而，時過境遷，古代文論追求精致、典雅、和諧的觀念，在遭遇現代性意識沖擊時，其價值與意義則愈加顯示出它的不合時宜、發展滯后的歷史局限性。特別是在與現代西方文化、文學的對照比較當中，古代文論缺少理論范疇的嚴密論證，大多是經驗之談，像“形”、“神”、“氣韻”、“妙悟”等一類學說，都沒有嚴格的邏輯內涵和外延，帶有較大的隨意性、多義性和模糊性，明顯地與現代文論講求規范性、系統性、結構性的要求格格不入，加上在長期演變中所表現出來的負面特征，使其難以再作為時代的主流文論而占據中心位置。進入民國之后，一種要求與時代發展相一致的文論建設，便出現在民國的思想文化和文學界，使晚清以來“我手寫我口”的“自由”理念，在民國時期有了根本性的發展，表現出一種對現代“崇高”類型的文論建設的價值訴求。不同于古典“和諧”類型的文論，所謂現代“崇高”類型，指的是現代文論強調主客體對立沖突，突出以邏輯思辨，分析論道為特征的文論形態。周來祥在論述“崇高”特性時指出：“崇高（包括崇高型的藝術）則是主體與客體，人與自然、個性與社會、必然與自由等元素處于不和諧、不均衡、不穩定、無序的狀態，是在它們尖銳的矛盾沖突中求平衡，在不不和諧中求和諧、不自由中趨向于自由的獲得。” href='#' name='_ftnref10'> 民國文論建設不回避現實人生矛盾，強調在直面人生中突出對沖突、對立、焦慮等不和諧要素的發掘。民國之初，陳獨秀、胡適、魯迅、周作人、郭沫若等人的文學主張都發出對現代“崇高”的呼吁，如陳獨秀就強調：“一切虛文空想之無裨于現實生活者”都應“吐棄殆盡”， href='#' name='_ftnref11'> 并指出：“自古以來的漢文的書籍，幾乎每本每頁每行，都帶著反對德賽先生的臭味”，故要將其“打倒”，“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 href='#' name='_ftnref12'> 胡適則以詩歌創作為例指出：“如果詩不表達人類痛苦遭遇的呼喊，而只以做美女圣賢的傳聲筒自滿，那么詩便忽略了其應負的神圣任務之一了。” href='#' name='_ftnref13'> 魯迅也是大聲疾呼：“世界日日改變，我們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誠地，深入地，大膽地看取人生并且寫出他的血和肉來的時候早到了；早就應該有一片嶄新的文場，早就應該有幾個兇猛的闖將！” href='#' name='_ftnref14'> 周作人在論述“人的文學”時明確指出：“全是妨礙人性的生長，破壞人類的平和的東西，統應該排斥”，同時還特別強調新文學和文論建設，應突出思想啟蒙的現代性價值內涵，要賦予新的文學、文論一種鮮明的目的性，一種建設“人的文學”的使命感，使民國文學能夠真正的成為現代中國的“人的文學”。如何打破古典的“和諧”，邁向現代的“崇高”，選擇、建構與之相適應的新價值標準，這是民國文論建設的中心指向。在這個維度上，民國文論建設繼承了晚清“學習西方”的傳統，如王國維就是較早自覺運用現代西方哲學來致力文論建設的先驅。他曾運用叔本華的悲劇哲學闡釋《紅樓夢》的內在精神和美學、倫理學價值，提出了不少精辟的新見解。民國文論建設以現代西方文化、文學為參照，選擇的多是浪漫主義、現實主義、現代主義的文論標準。一般來說，現代西方文論注重人與對象之間（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人與自我）的“崇高”類型的理論建構，強調對不和諧、不圓滿，對立、沖突的現代審美要素的發掘，表現以“對立”、“沖突”為特點的時活，反映人生的缺陷和內在矛盾，暴露和批判現實人生和社會的黑暗與丑惡，表現不可調和的人生悲劇，展現出對人的存在境況和前途命運的關注和思考。受現代西方文學思潮的影響，民國文論建設也表現出推崇“崇高”的“力之美”的形態建構，如魯迅就贊嘆荷馬史詩的“大文”，贊揚“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的“摩羅詩人”，力倡“剛健雄大”的“力之美”的審美理念和文論框架與理論形態的建構。當然，“崇高”類型的意識和形態并不意味著。歷史總是螺旋式的上升與發展的，向更高層次的“和諧”回歸，應是歷史螺旋式發展的規律和特征。從這個角度來說，民國文論建設“崇高”類型的意識和形態，是在“偏至”中發展過來的，本身也充滿悖論，充滿吊詭。打破“和諧”，崇尚“崇高”，表明其自身不可能是完成時，但它動態發展的態勢則展現出民國文論建設的多樣性和多元性的形態特征。無論是民國之初各種思潮的介紹引進，還是后來各種理論主張的眾說紛紜，都體現出民國文論建設和發展的豐富性和創造性的特點。?三、民國新文化興起與民國文論體系創建?民國文論建設具有一種創新性的價值品格。王國維在《文學小言》中說：“吾人謂戲曲小說家為專門之詩人，非謂其以文學為職業也”。實際上，民國已開始形成“以文學為職業”的知識階層。王國維說：“職業的文學家，以文學為生活；專門之文學家，為文學而生活。”如同馬克斯·韋伯在論述“學術作為一種職業”時所指出的那樣，既然選擇以一種對象為職業，那么就必須具有職業的精神，確立起“職業性”的擔當和責任。民國文學家在新文學建設中，表現出了這種“職業性”的歷史使命感和抱負感。像魯迅當年作出“棄醫從文”的決定，就是看到了“文藝是國民精神所發的火光，同時也是引導國民精神的前途的燈火”，因此，他決意做“沖破一切傳統思想和手法的闖將”，為建立中國“真的新文藝”盡自己的一份力。民國文論建設的創新性價值品格，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在人類發展的歷程中，戰爭總是影響著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它往往以一種和殘酷的方式，顛覆著人類的文明，把人類推向苦難的深淵，展示出人類生存中荒謬、慘暴、也是痛苦的人生一幕。從中國近現代歷史發展進程上來看，連年不斷的戰爭，給剛剛建立共和體制的民國，造成了社會秩序的混亂，社會發展的停滯，無辜的百姓被卷入戰爭，家園被毀，妻離子散，噩耗接踵而來，失蹤、死亡，流離失所，顛沛流離，四處漂泊、流浪……，有的負傷或被俘，被迫改變人生的命運，無數人的心靈上留下的是戰爭帶來的累累傷痕。戰爭給予現代中國人的是無盡的人生苦難。民國作家的戰爭書寫，無論是宏大性的敘述，還是精細性的描繪，都對戰爭進行了認真的審視，其中一個大的特點，就是多維度地展現戰爭對生命的摧殘，對人性的扭曲，對人生的重創，展示現代中國人對戰爭的省思和批判，對和平的企盼和追求。
一、對戰爭摧殘生命的傷感與正視?戰爭對生命的摧殘，不僅是對整體人類的沉重打擊，同時也是對個體人生的無情傷害。在人類的記憶中，戰爭是一道永難抹去的心理印痕。戰爭苦難的承受者是每一個鮮活的生命，無論是生命的毀滅，還是身體的傷殘，也無論帶來的是光輝的榮耀，還是無盡的傷痛，戰爭留給生命的，永遠都是揮之不去的身心苦痛。民國作家對戰爭進行書寫，首先是在對戰爭摧殘生命的傷感中，正視戰爭的無情和罪惡，旨在傳達出尊重生命，喚起人類生命尊嚴的意識。受周作人倡導“人的文學”創作理念影響，民國作家的戰爭書寫，多聚焦在戰爭對生命的摧殘上。在他們看來，正視戰爭對生命的摧殘，展開生命的關懷，乃是“人的文學”的重要內涵。盡管在宏觀層面上，民國作家的戰爭書寫也展示出反抗外來入侵、反思戰爭對民族生存與發展的思考，但對戰爭審視的重心，仍然是落在如何維護生命尊嚴的意識維度上，從中傳達出對和平安寧生活的企盼。李次九在《新青年》就曾撰文強調指出：“和平與兵不相容。” href='#' name='_ftnref1'>《小說月報》還曾專門出版過“非戰的文學”專號，其中的插畫寫有“紀念我戰死的兒子”的字樣，從中反映出民國作家對戰爭摧殘生命的憤怒和悲傷。葉伯和的《一個農夫的話》，以一個農夫的經歷，控訴軍閥部隊的士兵踐踏生命，違反人權，無視生命的尊嚴，還未滿月的產婦，記錄了戰爭的罪惡。善生的《完卵》寫一群士兵追趕年邁的母親，逼迫其跳河。徐玉諾的《一只破鞋》則寫自己的叔父被士兵打傷，在風雨中哭喊而死亡的悲慘事件。陶雪峰更是以《人間》為題，描繪出戰爭摧殘生命的罪惡：有一家的門口，——門是開著——橫著一個死尸，上半身埋在雪的底下，一雙腳擱在門限上，廚下卻有幾顆沒有肉的小兒頭骨。房里面有兩三具枯臘樣的男女尸骨，有的臥在床上，有的倒在地上。這無疑是一幅人間圖，也是一幅對戰爭摧殘生命的血淚控訴圖，把民國作家對戰爭摧殘生命的思考，提升到了維護生命尊嚴的高度，展現出民國戰爭文學追求生命權利高于一切的“人的文學”創作思想。對于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民國女作家蕭紅往往是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細致入微的生命體驗，展現出她對戰爭摧殘生命的深刻認識。在見證日本侵華戰爭給中國人，特別是給中國女人所帶來的雙重痛苦時，她說：“我一生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為我是個女人。” href='#' name='_ftnref2'> 相比男性而言，戰爭對女性生命的摧殘更為嚴重。蕭紅的創作更是注重從女性的認知視閾來展開對戰爭的審視，認識戰爭摧殘生命的罪惡。她深刻地感到戰爭對生命，尤其是對女性生命嚴重摧殘的殘酷性，小說《生死場》就表達了她的這種認識。在她的筆下，女性都是一群戰爭的受壓迫者，她們的生命如絲一般脆弱，也如絲一般被抽離，生死之間并沒有截然的界限，如同她所說的那樣，戰爭總是使“人和動物一起忙著生，忙著死。”在她的小說中，美麗、善良、勤勞的月英，生命下場是病得“下體腐爛生蛆”，臨死時甚至要喝一口水也得不到幫助。王婆，這個經受磨難而一直在為自己權利而抗爭的女性，戰爭給她的卻是無盡的痛苦，生命的尊嚴蕩然無存。還有金枝，那個情竇初開的少女，她勇敢地反抗命運的束縛，歷盡艱難困苦，而戰爭卻使她走上了一條生命毀滅之路。蕭紅非常關注在戰爭環境中人的生死狀態，更多的是描寫由戰爭而帶來的生命悲傷與痛苦，讓人感受到了戰爭的無情與殘酷，同時，她還結合對人生、人性、民族生存內涵和歷史精神等方面的深入探討，認真反思戰爭摧殘生命而帶來的一系列深層次的人生問題。另外一位民國女作家廬隱，在描寫“一·二八”淞滬戰爭的《火焰》小說中，也細致地描繪了侵華日本士兵占據上海之后摧殘生命的罪惡：（日本士兵）把許多老的少的婦女，連在一起，叫她們繞著院子跑三圈，然后停下來。把年輕的，略有動人姿色的，全選了出來，叫她們把衣服都脫光，然后穿上綠色的、紅色的運動衣，迫令她們做獅子打滾。在打滾的時候，周圍站了四個日本兵，那滾得面色發紅的年輕的婦女們，時常被她們領到草棚后面去，在那里發出一陣陣羞恥的憤怒的壓迫的慘叫。???????????? 廬隱控訴了日本士兵女性，踐踏女性生命的罪惡。她描寫道：在中國少女不從時，日本士兵更是用刺刀將少女的衣服刺破，“刺刀亮錚錚的在少女胸前一閃，流血的手無力的垂了下來。跟著雪白的胸前的一對，也蠕蠕然的掉在塵土上，血涌了出來，少女昏厥在地上。”而另一位不從的少女，則被日本士兵用“那長而鋒利的刺刀”，“刺了進去”下體，“一聲尖利的號哭，震動所有的人心。”廬隱憤怒地揭露了日本士兵的暴行，她認為，對生命的摧殘，特別是對女性生命的摧殘，所激發的不僅僅只是民族的仇恨，同時也更是表現對失去生命的悲痛，是在人類尊嚴的高意義上，體現對生命美好的理想追求。真實地揭露日本侵華戰爭所犯下的累累罪行，是民國作家戰爭書寫的重心。蕭軍在《八月的鄉村》中選擇了這樣一個戰爭片段，描繪出日本侵華戰爭摧殘中國人生命的慘景：松原在路上隨時可以看到倒下去的尸體，女人們被割掉了乳頭，褲子撕碎著，由下部灘流出來的血被日光蒸發，變成黑色。綠色的蒼蠅盤旋著飛……女人生前因為勞動變粗了的手指，深深地，深深地探入地面上。孩子被拋在溝下的石頭上。腦汁沁流在小溪旁邊，隨著流水流到什么地方去。如果說對外來侵略者發動的戰爭及其對生命的摧殘，一般都表現出強烈的民族主義情感，總體的書寫呈現出激發民眾愛國主義熱情的傾向，那么，在對內戰書寫方面，民國作家則更多地是揭示出戰爭摧殘生命的罪惡性，暴露社會的丑陋和黑暗，展現強烈的社會批判意識和深厚的人道主義精神。臺靜農、沙汀等作家的小說創作就體現了這種特點，如臺靜農的《新墳》、沙汀的《獸道》、《在祠堂里》等小說，就寫了內戰期間軍人掠奪百姓財物，女人的罪行。臺靜農的《新墳》展現這樣殘忍的一幕：四太太死了丈夫后，將的生活希望寄托在兒女身上，可是，軍閥混戰卻殺死了她兒子，奸殺了她女兒，從此她瘋了，成為一個瘋人婦，喪失了對生命權利的維護。沙汀的《獸道》也同樣是揭示出生命被戰爭摧殘的悲慘景象：魏老婆子的兒媳剛生完孩子，可大兵就闖入她家，她要求大兵不要碰兒媳，讓自己與大兵“來”（指發生男女關系），可是大兵嫌她“太老”，硬是了她的兒媳，兒媳不堪屈辱，上吊自殺，魏老婆子也因此而發瘋。可見，戰爭對生命的摧殘，是對生命尊嚴的極大漠視，暴露出社會和人性中黑暗的一面，丑陋的一幕，留給人們的是慘痛的記憶，長久的心靈悲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