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信誰?：關於資訊模式與機制的社會科學探索（簡體書）

“我們信誰？”這一問題不僅關乎百姓人家的日常行為抉擇，而且是近年來社會科學界關注的熱點。通過本書，我們既可以看到中西方學者于不同田野發現之間的碰撞；也可以在品味社會學最新理論探索及經驗研究的同時，汲取來自心理學、管理學、政治學和經濟學視角的頗具啟示的洞見；還可以在共同的信任模式探討下，觸及信任與政府、信任與市場、信任與職業群體、信任與社會結構、信任與文化等諸多題旨。

周怡，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社會學系教授、博導。1993年南京大學畢業并獲碩士學位，2004年獲香港中文大學獲博士學位，2004—2005年在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攻讀博士后，2007—2008年在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進行學術訪問。

導　言【周　怡】
　一　信任：理性抑或道德
　二　關于一般信任的類型辨說
　三　西方學者關于信任的若干研究
第一部分
　信任模式與市場經濟秩序——制度抑或文化的解釋路徑【周　怡】
一　概念辨析：信任、信任模式和市場經濟秩序
二　信任基礎的解釋：理性抑或社會鑲嵌
三　現狀反思：中國信任缺失的形成與調整機制
　信任的基礎：一種理性的解釋【王紹光　劉　欣】
一　對信任的興趣
二　信任誰？何為信任?
三　關于信任的理論：如何解釋信任?
四　實證發現：誰信任？為什么信任?
五　結語 導　言【周　怡】
　一　信任：理性抑或道德
　二　關于一般信任的類型辨說
　三　西方學者關于信任的若干研究
第一部分
　信任模式與市場經濟秩序——制度抑或文化的解釋路徑【周　怡】
一　概念辨析：信任、信任模式和市場經濟秩序
二　信任基礎的解釋：理性抑或社會鑲嵌
三　現狀反思：中國信任缺失的形成與調整機制
　信任的基礎：一種理性的解釋【王紹光　劉　欣】
一　對信任的興趣
二　信任誰？何為信任?
三　關于信任的理論：如何解釋信任?
四　實證發現：誰信任？為什么信任?
五　結語
　“自己人”：信任建構過程的個案研究【楊宜音】
一　研究方法與背景資料
二　研究結果
三　討論
　特殊信任與普遍信任——中國人信任的結構與特征【李偉民　梁玉成】
一　理論分析與假設提出
二　研究方法與操作過程
三　結果與分析
四　討論和總結
　城市居民信任的構成及影響因素【胡　榮　李靜雅】
一　理論背景與問題的提出
二　人際信任的基本結構
三　社團參與以及其他因素對信任的影響
四　討論與思考
　社會流動與關系信任——也論關系強度與農民工的求職策【翟學偉】
一　問題與假設
二　個案訪談與描述
三　信任強度的分析
四　結論:關系信任——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的結合點
　高等教育與社會信任——基于中英調查數據的研究【黃　健　鄧燕華】
一　引言
二　假設、數據與模型
三　實證分析
四　結論
　差序格局下的宗教信仰和信任
——來自中國十個城市的經驗數據【阮榮平　王　兵】
一　引言
二　文獻回顧
三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四　數據和研究設計
五　模型分析
六　主要結論
第二部分
　信任的概念與解釋【Russell Hardin 著　王　兵 譯】
一　含混的概念
二　作為取決于受信者特征的信任
三　作為物品的信任
四　信任的發展解釋
五　信任的功能解釋
六　結語
　信任：一種社會現實【 J.David Lewis　Andrew Weigert 著　楊　帆 譯】
一　社會學的信任概念
二　社會科學中信任的實證研究
三　社會學的信任研究舉例
四　結論
　我們如何學會信任？——對一般信任來源的驗證性四分差分析
【Jennifer L.Glanville　Pamela Paxton 著　薛立勇 譯】
一　有關信任的理論
二　數據和分析
三　結果
四　結論
　信任與市場【Jens Beckert 著　鄭雅君 譯】
一　市場交換中的信任
二　受托者的角色
三　可信賴的印象
四　信任和擬劇行動
五　市場的表意性建構
六　市場關系中自我呈現的策略
七　結論
　職業流動與信任——重新審視流動效應【Jim Faught 著　郭宇婷 譯】
一　流動效應何在？
二　流動類型
三　信任
四　研究方法
五　結果分析
六　結論
　價格、權威與信任——從理想型到多重形式
【Jeffrey L.Bradach　Robert G.Eccles 著　孫瑞英 譯】
一　引言
二　市場和等級管理
三　價格和權威
四　信任
五　信任、價格與權威
六　多重形式
七　結論
　信任的半徑——宗教、社會嵌入與陌生人信任
【Michael R.Welch　David Sikkink　Matthew T.Loveland 著　仇　璐 譯】
一　下降的信任水平和社區的微型化
二　信仰、堂會嵌入和信任
三　信任半徑的估量：能夠延伸到多遠？
四　研究方法
五　數據分析
六　討論
　西歐的社會信任模式及其起源【Gerry Mackie 著　王　兵 譯】
一　西歐的信任模式
二　類似研究
三　解釋西歐的社會信任模式
四　討論
五　結論
　信任的社會結構——以英國與德國供貨商關系為例
【Christel Lan　Reinhard Bachmann 著　張大成 譯】
一　引言
二　若干理論思考：信任作為一種降低風險的機制
三　商業關系的制度環境
四　供應商關系的實證分析
五　結論
后　記

導 言
信任抑或猜疑，不僅在人格意義上反映不同性格的兩種人，也在共同體意義上建構出不同特質的兩類社會：信任對應一種“你贏，我也贏”的“共贏”的和諧社會；猜疑則同“你贏，我就輸”的“贏輸不共”的不合作社會相聯系。但任何社會、任何國家都不會有100%的信任或猜疑，唯有信任與猜疑的共存以及由相互包含的程度不同、模式差異所引發的高信任度與低信任度、特殊信任與一般信任的國別、階層、群體及個體之分（Fukuyama，1995；Delhey and Newton，2003，2005）。其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影響因素和機制，便是本書各篇文章力圖呈現的重要方面。
以“我們信誰”為題，這部由17篇中外學術研究作品匯編而成的文集，囊括了社會科學領域有關信任研究的最新理論及經驗研究。概念、理論和經驗研究的交融及多學科視角的綜合構成本文集頗具裙裾的風景。全書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為國內學者的著述，第二部分是西方學者的研究。看似分列的兩部分在研究議題上卻有一一對應的比較，包括市場與信任、信任模式、信仰與信任、信任的理性基礎、社會流動與信任等基本相同議題的中西方比較研究。同樣，盡管每一篇文稿涉及不同的研究對象、出自不同的田野調查，但在由微觀心理到宏觀的組織、制度和文化因素的因果分析中，讀者依然可以看到某些帶有規律性的又不失一致性的基本解釋。這些解釋被包括在信任概念及其類型歸納中，也盡顯在有關信任基礎抑或信任模式的界說中。
一　信任：理性抑或道德
什么是信任？本文集除第二部分第一篇哈丁（Russell Hardin）直接論述“信任的概念與解釋”之外，其他各篇都只是間接提及。信任作為一種人類普遍的價值觀念（Uslaner，2002），一種積極的態度（Jones，1996；Miller，2000），一種利益攸關的關系（Hardin，2001，2002，2003），一種決策（Bohnet and Zeckhauser，2004；Herreros，2004），一種行動（Sztompka，1998），抑或作為一種社會資本（Sztompka，1999）的不同定義曾經充斥社會科學界的各個領域。將這些汗牛充棟的信任著述進行歸納時，我們發現，最粗線條的劃分遵循兩個維度。第一個維度區分為理性選擇的解釋與非理性的道德解釋（Kramer，2006；周怡，2013）。循制度主義背景的理性解釋，關注信任現象的結果邏輯；道德解釋視信任服從于擁有邏輯。第二個維度是一般信任（generalized trust）與特殊信任（particularized trust）的區分。相對于人們對親人、朋友和熟人的特殊信任來說，一般信任強調對社會一般他人即陌生人的信任（Delhey and Newton，2003，2005）。
作為理性選擇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哈丁是在對信任與值得信任（trustworthiness）的區分中，也是在對值得信任（Hardin，2002）的強調中凸顯信任意涵的。如果信任指的是對某人或某機構寄予期望的信心，那么“值得信任”則是哈丁賦予信任雙方的一種極為現實而樂觀的判斷。因為在他看來，“值得信任”取決于彼此間的潛藏利益（encapsulated-interest），這就是：“我信任你，是因為我的利益中含有你的利益，因而你會為追求你的利益而履行我托付給你的事”；從受托人角度說，“如果你知道利益會推動我不辜負你的期待，那么你的信任中一定潛藏我的利益”（Hardin，1992：189）。哈丁將這種雙方利益的嵌套視作“值得信任”的當然基礎，并認為由值得信任激發的信任關系，本質上隸屬于利益關系；正是潛藏利益賦予互動雙方值得信任的激勵，才使得市場中的一樁樁交換互動得以有條不紊地持續（Hardin，2001）。人們相信存在持續關系的那些人，因為持續關系越豐富，利益關聯度越高，就越有可能樂于信人并為人所信（Hardin，2002）。秉承哈丁的觀點，Levi和Stoker （2000： 476）認為，信任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扮演激勵彼此利益和能力的正功能角色；Herreros（2004：8）視信任為“一種對他人寄予積極肯定的期待行為”；Delhey和Newton（2005：311）將信任定義為一種信仰，即信任是“確信他人不傷害我們并可能顧及我們利益的一種信仰”；Yamagishi（2001，2003）在區分保險和信任之后指出，保險是基于潛藏利益的，社會信任卻基于各種技能或“社會知識”（social intelligence），即“社會互動過程中人們洞察風險的各種能力”。因此，Yamagishi提出的信任，更多取決于被信任者的特征以及互動的過程要素。顯然，無論是持潛藏利益論的學者還是持社會知識論的學者都在贊同理性選擇的同時，看到了信任與值得信任之間的關聯。不過在因果鏈上哈丁強調了值得信任，他認為正是值得信任而不是信任構成了社會合作與和諧的基礎；Yamagishi則相反，他認為是信任首先創造并激發了值得信任，而后才有雙方的合作。
尤斯拉納（Eric M.Uslaner）通過對美國社會的實證研究提出了與上述理性策略論完全相悖的道德信任概念。在他看來，信任既不取決于個人經驗、信息，也不取決于具體交往過程對是否值得信任的種種理性判斷，而是一種樂觀主義的價值，一種關于人類本性的普遍價值觀（Uslaner，2002：17）。樂觀主義價值具體表現為一種人們“不僅相信世界是美好的”也“堅持認為能用自己的行動使未來變得更好”的基本態度（Seligman，1997；Uslaner，2000）。其中，認為“未來會更好”反映人對事物的基本判斷：事物處于正確軌道上，并能持續改善；而“用自己的行動使未來變得更好”所表達的“對前景的控制感”則認定：之所以明天比今天好，是因為自己能夠使它變得更好。
那么，這樣一種樂觀主義價值抑或世界觀如何習得？尤斯拉納將其歸結為童年時期父母賦予孩子的社會化過程及其道德內容。這就是說，人們在生命的早期就確立了信任與不信任的基本道德傾向（Erikson，1968：103）。而在特殊信任到一般信任的連續統上，尤斯拉納提示：假如把一般信任理解為大多數（陌生）人都屬于你的道德共同體的話，那么一般信任的基礎是道德信任。但一般信任又不完全等同于道德信任，因為一般信任作為“共同體范圍的一個測度指標，它的基礎既是道德的又是集體經驗的”（Uslaner，2002：31）。即便支持一般信任的樂觀主義態度基本穩定，但隨“集體經驗”的不同，一般信任也會發生浮動。可是，道德信任在時間維度上卻能保持永久的穩定，因為支撐道德信任的樂觀向上的核心價值和人生態度不可能輕易改變（Uslaner，2002：70-82）。
“我們信誰”至此有了兩種答案：一是依賴理性的對結果的判斷；二是依賴幾乎與生俱來的道德。顯然，當我們真正置身于某一市場抑或社會情境而發生實際互動時，后者相比前者會給互動雙方帶來更為輕松愉悅的感受及效率。不僅如此，道德信任較之理性計算的信任在理論上亦顯得具有理想美的崇高境界。然而，盡管現實生活中我們常遇到天生樂觀的與凡事悲觀的兩撥不同人群，但在眾多學者的信任研究中道德信任的研究卻極為鮮見。如這部文集中的17篇論文就清一色地偏向了對理性信任的關注，沒有一篇提及道德、道德信任的內容。這種缺憾或研究偏好的存在其實不無道理，因為現實中盡管人們可能持有樂觀主義的價值，還是會“把最高的信任給予與我們有密切接觸的人、與我們最相近的家人、朋友抑或熟人”（Uslaner，2002：35），其次是信任受尊敬的陌生人或有制度保障（第三方保障）的陌生人。而這兩類信任無疑同理性經驗聯系在一起，也分屬于當前學者們熱衷討論的特殊信任和一般信任的類型。
二　關于一般信任的類型辨說
在各種信任類型中，一般信任是一個頗受追捧的學術概念。早在1956年，羅森堡（Morris Rosenberg）就提出了計量一般信任的標準問題。這就是，“一般來說，你認為大多數人是可以信任的嗎？或者說你與他人打交道時，是否要格外小心？”半個世紀過去，這個標準題器一直被用于信任、信任水平、信任半徑等的測量，產生過諸多有關國別差異、社會發展差異、階層差異等極富影響力的研究成果（Delhey and Newton，2005；Fukuyama，1995；Putnam，2000；Uslaner，2002；Yamagishi，2001；胡安寧、周怡，2013；Zhou and Hu，2013-2014）。這一標準題器中的“信任大多數人”，意味著信任陌生人、信任社會上的一般他人。多數研究把它稱作一般信任（如：Delhey and Newton，2005；Glanville and Paxton，2007；Welch，Sikkink，and Loveland，2007；Yamagishi，2001），也有學者翻譯成普遍信任（如：胡榮、李靜雅，2006；李偉民、梁玉成，2002；Uslaner，2002），還有的將其歸納到社會信任（social trust）的范疇（如：王紹光、劉欣，2002；黃建、鄧燕華，2012；Mackie，2001）。相應地，如果我們只信任我們認識的人，這就構成所謂的特殊信任（particularized trust）（如李偉民、梁玉成，2002），有學者翻譯為個別信任（如Uslaner，2002）。
顯然，特殊信任與一般信任的區別說到底涉及信任半徑，或者說“道德共同體的包容程度”（Uslaner，2002：31）：從熟人到陌生人，從內群體到外群體，從“自己人”到“外人”（楊宜音，1999），從親人、朋友、熟人到社會（王紹光、劉欣，2002），從差序內群體復制的強關系信任到外群體的弱關系信任（翟學偉，2003），以及從宗教組內的個體化到組外的社會化信任（阮榮平、王兵，2011），等等。而在社會資本和關系網絡語境中，這種區分類似普特南（Putnam，2000）對內聚型社會資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和外聯型社會資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所作的劃分。與朋友、同類人、內群體之間的關系屬于內聚型社會資本，與他人或外群體之間的關系則被視作起橋梁作用的外聯型社會資本（Welch，Sikkink，and Loveland，2007）。特殊取向的與家人、朋友相聯系的關系基于深度信任，換句話說，深度信任的基礎是格蘭諾維特（Granovetter，1973）筆下的強關系（strong tie），即我們信任我們充分了解的人。一般信任與淺薄信任相聯系，是基于弱關系（weak tie）的，即我們可以在偶爾接觸的人甚至陌生人中發生信任。總之，從特殊信任到一般信任，是信任半徑擴展、道德共同體的包容程度加大的過程，表征社會的開放、進步乃至文明。因而，不僅許多經典論述認為，一般信任是社會發展、社會和諧的基礎（Coleman，1988；Parsons，1937；Simmel，1950［1906］）；而且在今天的有關合作（Cook，2005）、政府管理（Paxton，2002；Putnam，2000）和經濟發展（Fukuyama，1995）的討論中，一般信任亦是其中的重要指標。
以往的發展研究大多支持這樣的觀點：經濟發展促進一般信任水平的提高。比如，班菲爾德（Edward C.Banfield）的意大利村莊研究揭示過貧困與不信任、不合作的非道德家庭倫理所具有的內在聯系；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比較研究指出，同儒家倫理相聯系的欠發達國家屬于低度信任的社會，而與基督教文化相聯系的發達國家則屬于高度信任的社會（Fukuyama，1995）。但近期研究顯示，美國社會的一般信任呈現下降的跡象（Paxton，1999；Putnam，2000；Robinson and Jackson，2001；Wilkes，2011）。這一發現挑戰了既有的“發展與高度信任、不發展與低度信任”的簡單相關，促使學者們尋找其他視角去重新解釋信任與發展的關系。
在重新闡釋的過程中，中國學者將主要的論辯點放在西方學者對一般信任水平作測量時所采用的“大多數人”的含義上。有學者認為，中國人對標準題器“你認為大多數人是可以信任的嗎”作回答時，“大多數人”往往包含與之相接觸、相交往的熟人，而非西方意義上的完全陌生之人（Zhou and Hu，2013-2014）。因而，用該標準題器去測量一般信任水平或程度多少有偏頗，需要有適合中國特征的信任程度的測量。在這部文集中，我們看到：楊宜音提出的“自己人”概念反映出中國人是將他人包容進自己的自我邊界之內而形成信任邊界的（楊宜音，1999）。她強調：①中國社會的一般信任是通過擬親化親緣關系和個體間心理情感的親密認同這兩個將“外人”變為“自己人”的過程來實現的；②“自己人”身份的獲得是“外人”（陌生人）獲取信任的一個前提條件。其中，當作者將心理情感認同視作“自己人”身份獲得的首要因素時，其意涵在說明：中國人既不可能把所有熟人都看成是“自己人”，也不可能將社會上所有陌生人納入“外人”；因為中國人可以因“愛”或“需要”將“外人”納為“自己人”，也可能因“恨”或“排斥”將親人、熟人貶為“外人”。李偉民和梁玉成（2002）用經驗數據基本支持了楊宜音的“自己人”假設。他們的研究發現，盡管表面上中國人對他人的信任屬于“關系本位”取向的特殊信任，但實質上起主導作用的不是關系本身，而是關系中所包含的互動雙方心理情感上的親密認同。中國人的人際信任呈現的是“情感差序”，而非客觀存在的社會“關系差序”。顯然，用這套情感層面上頗具中國特征的“自己人”概念去侃談的信任，同既有的一般信任概念的測量確有差距。
翟學偉（2003）的有關中國農民工的個案研究，就中國人的人情觀同格蘭諾維特的弱關系信息橋的假設做了很好的對話。他認為人情概念在中國既有強關系也有弱關系的意思，二者只是交往方式不同，強關系是義務性方式，弱關系表現為“送禮”“拉關系”等方式。因而，討論中國人的信任交往不宜套用強關系和弱關系這對概念，即在中國不能將一般信任簡單對應于弱關系信任。翟學偉提出的研究立論是：中國人關系的建立首先靠的是天然的血緣和地緣關系，然后再復制或延伸出其他關系。通過對農民工外出打工的信息源分析，他看到：原先沒有任何交往的兩個中國人，只要存在天然的血緣和地緣關系，就可能建立并維持彼此間的親密和信任關系。因而“關系信任”構成中國社會信任的重要特征，這里的“關系”既有熟人也有延伸的陌生人，并非單指特殊取向的熟人關系。胡榮和李靜雅（2006）關于城市居民的信任研究亦證實：中國人信任的對象雖然以具有血緣關系的親屬為主，但同時也包含不具有血緣關系或親密交往關系的人群，并且調查數據未表現城市居民對陌生人的普遍不信任和極度不信任。
在信任誰的問題上，王紹光和劉欣（2002）最初選擇了從家庭成員、直系親屬、其他親屬、密友、一般朋友到陌生人等10個置信對象去考察信任程度。接著對10個置信對象作主成分因子分析后，歸納為親人、朋友、熟人和陌生人的四分類型，并以此代替了國際慣用的熟人與陌生人（特殊信任與一般信任）的二分類型。理由是，中國環境下的“熟人圈”往往存在明顯的親疏遠近，如家人、朋友和一般熟人。阮榮平和王兵（2011）在論及宗教信仰與信任的關系時贊同王紹光和劉欣的分類。他們除單列陌生人信任外，將特殊取向的熟人圈信任拆分為血緣信任、地緣信任、業緣信任和趣緣信任。顯然，無論是四分還是五分類型，他們在挑戰既有的特殊信任與一般信任的二分測量的同時，也暗示了用“大多數人”這一含混概念去測量中國人的信任程度，可能既包含熟人也包含了陌生人，而不單單指陌生人。為撇清含混，王紹光和阮榮平的研究都特意將陌生人單列為一種類型，以此考察中國人的信任與資源要素、宗教信仰的關系就顯得頗具本土說服力了。
總之，這些國內學者看到了中國式的信任首先是血緣和地緣關系的特殊信任。這一點其實對世界各國人都是通則，因為如前所述，每個人都會“把最高的信任給予與我們有密切接觸的人、與我們最親近的家人、朋友抑或熟人”（Uslaner，2002：35）。區別在于，中國人對陌生人的信任（一般信任）更多地被建立在擬親緣情感的“關系信任”之上，而非基于具有普遍意義的制度抑或道德（楊宜音，1999；翟學偉，2003；李偉民、梁玉成，2002；胡榮、李靜雅，2006）。周怡（2013）的《信任模式與市場經濟秩序——制度主義的解釋路徑》一文，在討論中國轉型期信任危機的本質時重申過這點。她認為，中國當下信任危機的實質不是中國社會的整體信任模式的缺位，而是普遍主義取向的制度信任模式的缺失。根本原因在于，傳統特殊取向的家本位—關系信任模式，作為一種強勁的本土文化結構力量，抵制或擠壓了順應市場經濟發展的、基于制度或道德的一般信任模式。
即使如此，我們在重視本土特征的同時，并沒有排斥既有的可用作國際比較分析的一般信任概念的標準測量。相反，在這部文集的收錄過程中，我們有意識地選擇了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2012年第11期由黃健和鄧燕華合作撰寫的《高等教育與社會信任：基于中英調查數據的研究》一文，該文是運用一般信任的標準題器做中英比較分析的尚好例證。我一直認為，我們可以用中國本土的自創的概念體系、概念分類乃至理論做自己的學術研究。但是，我們不可以不了解已然存在的與之相關的國際前沿研究及其理論觀點。站在巨人的肩上，才有可能看得更高、行得更遠，才有可能在全球化時代參與國際對話、登上國際大舞臺，才有可能給出屬于自己本土的競爭性觀點，也才有可能存在具體的國際性的比較研究。否則，無異于街頭的“自拉自唱”者僅僅引來過路者微薄的施舍。
三　西方學者關于信任的若干研究
立足于全球化學術溝通的態度，本文集的第二部分，我們選編了9篇西方學者的最新力作。2011年年底，當我獲得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現代社會信任模式與機制研究”時，我并沒有足夠的信心去涉及該研究領域。之后的兩三年里，我利用暑假、寒假的短期訪問時間，在哈佛、杜克和北卡大學用“泡圖書館”的方式，漸漸喜歡上也確實走入了這個研究領域。每一次遠行，歸來的行囊都厚重許多，英文書籍充滿了我的行李箱，SCANER幫忙做好的PDF文件填進我的移動硬盤。收集頗豐的文獻讓我有了翻譯的沖動。2000年以來，美國羅素?塞奇基金會（Russell Sage Foundation）贊助出版的一系列叢書，便是匯聚當代信任研究菁華的一本本佳作。本文集中的2篇文章出自這套叢書。一篇是哈丁的《信任的概念與解釋》，另一篇是Gerry Mackie的《西歐的社會信任模式及其起源》。這兩篇文章基本側重在信任理論概念、信任模式淵源的呈現和詮釋。
哈丁（Hardin，2001）撰文提出了作為“潛藏利益”的信任，其基本含義已在前述做過交代。后來，他又提到有關信任潛藏利益的兩種替代觀點：一種觀點認為信任是一種傾向（如社會認同的信任）；另一種觀點認為信任根植于受信者的道德承諾。哈丁提出的三種不同觀點本質上都取樂觀主義的理想傾向：信任或值得信任可能自然發生在潛藏利益中、社會認同中和道德承諾中。但他亦意識到：“也許人人都承認，信任有時根植于潛藏利益中，有時根植于對受信者的道德承諾的信念中，有時根植于彼此的認同。但許多人不認為完全的一般信任會經常明顯地出現。”（Hardin，2001：36）
Mackie（2001）在《西歐的社會信任模式及其起源》中的行文手法相當獨特。首先，他以標準的一般信任題器描繪了西歐12個國家的信任梯度（西北部呈現高度信任，東南部則為低度信任），并認為在樂于信任和值得信任上這種信任梯度是相當穩定的。接著，他提問：什么可以解釋這樣的社會信任梯度?Mackie的研究給出的答案是：傳統家庭結構與社會一般信任存在巧合的梯度。他的實證資料表明：在西歐傳統的西北部國家，新婚夫婦建立自己的家庭、女性結婚晚、年輕人在外打工屬常規現象；但在東南部，新婚夫婦搬到新郎家居住、女性結婚早、年輕人在家庭外工作屬于丟臉面之事。這些微觀層面的被他稱為婚姻策略的假設，即單居制、晚婚及生命周期服務有可能產生額外的信任，進而支持宏觀的西歐社會信任模式所呈現的差異性。
在哈丁等學者將自己的信任研究僅表述為理論層面上構想的解釋性分析時，David Lewis等人（1985）卻相信信任是一種社會現實。他們通過對日常的說謊、家庭互惠、貨幣態度以及訴訟等內容的研究去說明，信任是一種包含人類情感和認知維度的、具有維持社會秩序功能的現實。而當哈丁等學者擔憂現實的人們不可能具有完全明確的一般信任而質疑一般信任的概念操作化時，Jennifer L.Glanville等人（2007）以《我們如何學會信任》（How Do We Learn to Trust?）為題，用驗證性四分差分析技術對一般信任的來源做了探索性判斷。這篇文章在展示這一統計技術的優勢——能夠區分出潛變量的原因指標和效應指標——的基礎上發現：個體是在與不同領域、不同群體的人的互動經驗基礎上形成一般信任的。
本文集中的3篇直接與經濟交易行為、市場組織行為相關的文章同樣為“我們信誰”加注了新解。Jens Beckert（2006）的《信任與市場》一文，圍繞受托者的表意性行動，對市場關系中的信任提出了一種新的理解。與大多數信任研究著重對受托者進行理性計算和控制不同，這篇文章更注重受托者自身在其行動中可能遭遇的不可避免的市場不確定性，因為市場固有的信息不對稱、不確定性根本無法消除。研究者認為，信任意愿更應該被理解為表意性行為引發的一種時宜性或應景性結果，并不一定與受托者的真實意圖、真實特征相關。也就是說，信任都只是當時情景的產物。Bradach和Eccles（1989）合作的文章主要聚焦于經濟交易中的價格、權威和信任這三種治理機制。傳統研究路徑認為，市場和等級的權威管理是相互排斥的治理機制；但他們的研究認為，價格、權威與信任彼此獨立又經常能夠以各種方式聯結起來發揮作用。例如：在公司內部，價格與權威、信任可能相互競爭；而在公司之間，價格卻和權威、信任纏結在一起控制著交易。因而作者提出，在組織中確立一種多重形式同時運作不同的治理機制十分重要。Lane和Bachmann（1996）合作撰寫的《信任的社會結構》則以英國和德國的買方—供貨商關系為例，強調作為一個獨立變量的信任，乃是降低和規避產業上下垂直關系不確定性與風險的重要工具。他們的理論和實證的比較研究顯示，買方與供貨商以信任為基礎的關系被高度建立在穩定的法律、政治、社會制度和組織規范之上，而非建立在交易個體的人際層面。
接下去介紹的2篇文章分別以《職業流動與信任——對于流動效應的反思》和《信任的半徑——宗教、社會嵌入與陌生人信任》為題。顯然，將它們編入本文集的意義在于以下兩個方面。①作為規范的社會學論文，兩項實證研究都采用了我們前面已經提及的關于一般信任的標準題器。用這個標準題器，Jim Faught（2007）將職業流動和不流動的等級類型作為變量，檢驗流動效應是否影響信任水平；Michael R.Welch等人（2007）探討了宗教傾向、社會網絡嵌入和一般信任這三者之間的關系。②兩項實證研究關注了社會學領域的主流熱門話語：一為社會流動；二為（宗教）社會網絡。通過大規模的問卷調查的數據分析，兩項研究獲得了若干有價值的實證發現。Faught的研究采用1972～1994年的美國綜合社會調查（GSS）數據，根據人口普查職業分類設立職業流動的虛擬變量，從而建立一個用以解釋受訪者一般信任的模型。基本的研究發現是：職業流動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對信任水平有顯著影響，但90年代的影響并不顯著。行業范圍之內的流動效應會明顯影響信任水平。而Welch等人的研究結果表明：與主流新教徒相比，天主教徒和非基督教派的信徒對陌生人的信任度較低；而老人以及對熟人信任度較高的受訪者更為信任他人。控制某些重要影響變量之后，個人信仰與社會活動參與并沒有對信任產生統計意義上的顯著影響，但社會網絡對信任產生了明顯影響。
至此，通過導言的閱讀，讀者已經能夠在字里行間熟悉這部文集的結構輪廓和內容提要了。希望這本書的面世能帶給學界一縷清新的學術之風，“我們信誰？”社會科學界早已有不同的聲音。這些聲音出自不同田野，出自不同數據，也出自不同學科及其理論，因而豐實又不失基礎。這個基礎在現實世界里、在現實的轉型中國的種種改革實踐中，信任和值得信任會是社會成員實現中國夢的必經階梯。中國人能否從“關系信任”走向“道德信任”，我們拭目以待。
周　怡
2014年10月5日于上海美蘭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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