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斯庇爾與法國大革命（簡體書）

《羅伯斯庇爾與法國大革命》主要介紹了，從文雅柔弱的知識青年成長為血雨腥風的革命領袖終於在36歲時走上斷頭臺——馬克西米利安羅伯斯庇爾的一生令人感慨，令人恐懼，更令人反省。他是盧梭最堅定的信徒，一個熱衷改造人類社會的理想主義者。他按照一種原理去設計一個理想天國，不遺餘力不擇手段去實現它，甚至不惜瘋狂殺戮。他口才出眾，風度翩翩，萬人傾慕；他無比真誠高尚，是不可收買的革命者；他崇高偉大，具備難以企及的美德。但，他手上沾滿鮮血，除了演說煽動，斷頭臺就是他最得心應手的實現理想的工具。一個羞澀的年輕律師如何變成了暴力恐怖的化身？
理想、自負、盲從、狂熱不會實現純粹的理想國，最終只能是白骨累累。

露絲•斯科爾（Ruth Scurr），1971年生，曾在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求學，獲劍橋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現在劍橋大學講授政治學和歷史學課程。她還是一位出色的文化批評家，是《紐約書評》《泰晤士報文學副刊》撰稿人。本書一經出版即得到知識界關注，引起熱烈反響。

露絲•斯科爾筆下的羅伯斯庇爾和法國大革命，正如同昆汀•貝爾筆下的佛吉尼亞．伍爾夫和布魯姆斯伯裏：她對羅伯斯庇爾的一生及其時代都有透徹的瞭解。本書是一部帶有學術性的政治文學作品，是關於一個彌漫著野心和驕傲、充斥著激進的幻想和恐怖的變化，摧枯拉朽同時推崇英雄主義的時代的傳記。——柯瑞•羅賓，著有《我們心底的怕：一種政治觀念史》
謹慎、穩重，在各方面都做得極好。這將是你讀到的最平和、情緒化文字最少的法國大革命史。——希拉蕊•曼特爾，《倫敦書評》
這是露絲•斯科爾首次嘗試寫作的一本傳記，她做到了“既無偏袒奉承，也無誇張的敵意”，很出色地揭示了傳主及其時代的複雜性。——《出版者週刊》

親愛的克羅克
我希望你能夠嚴肅思考一下那段恐怖統治時期的歷史。我並非指一段浮誇的哲學歷史，而是一段混合了人物生平、社會史實甚至閑言蜚語的篇章，一部最貼合那些演員人生軌跡的日誌。……
你永久的朋友
羅伯特•皮爾（1835）收到這封來自相識多年的好友、曾經的保守黨首相羅伯特•皮爾先生的來信之後，約翰•威爾森•克羅克便立刻收拾起行囊。此次去海邊工作，這位元著名文人和政治記者竟是撇下了今日在大英圖書館裏享受著無上榮光的法國大革命典藏，而只帶了一份恐怖統治。時期被判死刑者的名單。伴著海浪在岸邊敲擊的韻律，他的眼睛掠過那行行冷硬的文字。
22名貧困婦女，很多是寡婦，犯有傳播“狂熱分子、貴族、牧師及其他英國密探之想法”罪，被送上斷頭臺。
9名列兵，犯有“採取用別針刺傷自己雙眼的怯懦伎倆而無法攜帶武器”罪，被送上斷頭臺。
讓•巴蒂斯特•亨利，18歲，高級裁縫，犯有“砍倒自由之樹”罪，被送上斷頭臺。
亨麗埃塔•弗蘭西絲•德•馬博福，55歲，犯有“期待奧地利和普魯士軍隊入侵巴黎及為其囤糧”罪，被送上斷頭臺。
詹姆斯•杜申，60歲．曾經為僕，後為中間商；約翰•索瓦，34歲，工坊工人；弗蘭西絲•魯瓦茲利爾，47歲，女帽工；梅蘭妮•坎諾斯，21歲，女帽工；瑪麗•瑪德琳•薇洛勒，25歲，美髮師，皆犯有非法寫作罪，被送上斷頭臺。
吉納維芙•古梵，77歲，女裁縫，犯有“自革命伊始策劃各種陰謀”罪，被送上斷頭臺。
弗蘭西斯•伯特蘭，37歲，犯有“生產毒害公民健康的腐臭葡萄酒”罪，被送上斷頭臺。
瑪麗•安吉麗卡•布萊桑，另一名裁縫，犯有宣稱“于國無益”罪，被送上斷頭臺。
度假期間，克羅克潛心閱讀了那份包含了自1793年3月10日起至1794年7月27日馬克西米利安•羅伯斯庇爾倒臺這段時間內幾千名受害者的名單，以及巴黎革命法庭扣在他們頭頂上的可疑罪名。他得到了一組冰冷懾人的統計數字：羅伯斯庇爾生命的最後5個月內，也就是他奮力捍衛自己對法國及大革命的無上權威的那段時間裏，有2217名公民在巴黎被送上了斷頭臺；可是，在他恐怖統治時期的前11個月內，也僅有399名公民被判處死刑。根據這一統計，克羅克得出了以下結論：死刑的執行數量是隨著羅伯斯庇爾本人影響力的擴大而增長的。在他最終成功地消滅掉對手之後，死刑的比例便出現了極大幅度的提升。克羅克驚駭地回憶道：“這樣的事情就發生在我們生活的時代——成千上萬曾經目睹其全過程的人至今依然健在，可這一切卻還是那樣不可置信，60名受害者分批（法語應該叫做fournees——多麼熟悉的詞語啊）於同一個清晨在同一法庭受審，然後再在同一日下午走上同一座絞刑架。”
雖然皮爾期盼他的朋友能為法國大革命寫一本簡明易懂的暢銷書，克羅克卻未遂其願。1835年度假歸來後，他在《季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敍述了自己在海邊的沉思。在文章中，他拋出了羅伯斯庇爾遺留給後世傳記作家們的巨大難題：“包裹他人生末年的血色迷霧放大了他的形骸，卻遮蔽了他的特徵。”如阿拉伯神話中的神怪，仿佛出於無處，卻突然膨脹為巨大的力量，又轉瞬間消逝於無形，留下的唯有無盡的恐怖。

羅伯斯庇爾的故事始于法國北部阿圖瓦省一個叫做阿臘斯的小城。幾個世紀以來，這個介於法國和荷蘭之間的城市曾幾度易手，最終在1659年確定歸屬于法蘭西王朝。之後，阿臘斯城牆高築，成為了阿圖瓦省宗教及司法的中心，開始了一段頗為平靜的歷史。阿臘斯有“百頂之城”的稱號，因為無數來自周邊曠野或是碎石馬路的參觀者遠遠地便可看到這裏高聳的哥特式鐘樓、天主教堂、僧院、11個教區教堂、20多個男修道院及女修道院，無數收容所、禮拜堂以及慈善機構。保守的虔誠氛圍伴著熏香的味道彌漫在窄窄的鵝卵石街道上空，兩萬多男女老少日復一日地恪守著自己的職責，表達內心的忠誠與敬仰。
羅伯斯庇爾生於1758年，剛好是阿臘斯經濟騰飛的時候：人們開始著手連通克蘭松河兩岸，以促進東西城的交通往來。有人雄心勃勃地提出規劃：清理河水——那已經成了疾病的傳染源，然後在河水流人的地方或是建起水壩，或是築起橋樑。另外還有人提議重建那座建於西元687年的天主堂，同時修整一直以來名高權重且收入豐厚的聖一瓦斯特教堂，以激發法國貴族的年輕後裔擔任阿臘斯主教的興趣。富有的投資者在那些嶄新的公共建築周邊建起了住宅樓，以滿足日益增長的居住需求。地價日益攀升。每週三和週六，城裏人會格外多。大家都想在每週兩次的集市上買些當地的特產：麻、亞麻、羊毛、肥皂、蕾絲、瓷器——當然，最重要的還是穀物。
穀物交易是當時經濟繁榮的主要原因。很久以前，阿臘斯的財富源自美麗的掛毯和歐洲中世紀的古堡。不過那些掛毯雖因哈姆雷特一劍刺向毯子後面的奸佞小人而留名後世，卻也再不是18世紀阿臘斯經濟的支柱。當地的地主——其中一大部分都是貴族——因為出租耕地而財源滾滾。他們的新房子外掛著成捆的玉米，以顯示其財富的源頭。這些收入豐厚的地主也為阿臘斯帶來了樂觀的氛圍和美好的市容。此外，那時阿臘斯與巴黎之間的通信也只需要一天的時間。
然而，隱藏在這一切繁榮背後的是一個繁雜的特權體系：上層階級的生活倚靠整個區域的支援；將最繁重的稅賦負擔加於最無力承受的人身上；為製造業與商業制定守舊的規條加以限制；封建主義制度沉重地壓迫著農民。與阿臘斯的經濟發展並生的是犯罪率的突飛猛進。城市的三座監獄人滿為患，街道上乞丐成群，四處可見守衛軍押解歹徒與妓女出城到里爾的勞改所去。
德•羅伯斯庇爾家族在阿圖瓦省至少已生活了三個世紀之久，廣受尊重，卻非貴族。。他們沒有耕地，所以也未能從阿臘斯繁榮的經濟中分一杯羹。羅氏家族獲得過紋章（可見於1462年的文件），可其家族姓氏中“德”字也只能證明他們不是手工勞動者。有較早記錄曾提及羅伯特•德•羅伯斯庇爾於15世紀中期在貝休恩擔任過司法人員。16世紀時，另一位同樣生活在貝休恩的羅伯特•德•羅伯斯庇爾則是一名售貨員和菜販子。他的重孫在卡爾萬斯做過書記員和律師，此後羅氏家族的主要成員便一直生活在那裏，直至第一位馬克西米利安•德•羅伯斯庇爾（我們這位革命家的祖父）移居阿臘斯做律師。為了自我的發展，他精明地選擇了一位旅館主的女兒做太太，並通過她得到了城裏的房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