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虹自選集（簡體書）

《魯虹自選集》是《中國當代藝術批評文庫》之一，《魯虹自選集》收集了作者歷年精選作品，從歷史的維度解讀或認識中國當代藝術。書中梳理介紹了大量的中國當代藝術創作現象，闡釋了中國當代藝術創作的中國文化符號特征，為世界當代藝術發展提供了鮮活動力。

001 歷史清理

003 “85 新潮”的形成與發展

029 對極端化行為藝術的反思

044 進入新世紀的中國當代藝術

065 當代油畫

067 中國當代油畫創作中的圖像修辭學轉向

075 虛構的敘事

——當代油畫創作中的一種現象研究

085 當代油畫創作與“公民意識”的呈現

——關于“第四屆廣東畫院學術提名展”

089 當代水墨

091 超越現代主義，直面現實生活

——關于實驗水墨畫創作現狀的思考

096 都市化進程與水墨畫變革

——關于“進入都市——當代水墨實驗展”

100 清理實驗水墨

111 新興水墨的發展

——從現代水墨到當代水墨

118 對“水墨當代性”問題的理解

122 水墨創作與“圖像轉向”

131 問題思考

133 對“情感批評”的批評

139 關于批評與市場

144 多一些使命感，少一些機會主義，如何？

——對中國當代藝術發展的一點看法

147 在文化的交融與碰撞中走向未來

——關于本土藝術在全球化時代如何發展的思考

155 空間就是權力

——關于公共藝術的思考

164 《中國當代藝術史1978—1999》序言

173 中國當代藝術中的“紅色記憶”

182 我們應該如何“再中國化”

——關于中國當代藝術如何連接傳統問題的思考

190 數字化美術館的社會作用

197 個案研究

199 水墨新曲

——吳冠中1997 年—2006 年水墨畫研究

215 開拓水墨畫發展的新空間

——周韶華的藝術探索及其意義

233 創造人物畫表現新程式

——略論楊之光先生的藝術探索

238 冰凍后的復蘇

246 劉淳、魯虹答問錄

257 后記

當代油畫創作與“公民意識”的呈現

--關于“第四屆廣東畫院學術提名展”

  看了“第四屆廣東畫院學術提名展”策展報告與相關作品的圖片后，感到主持人馮原對于展覽的主題把握是極其到位的。這顯然得益于他對西方歷史與中國歷史，還有中國現狀的深入研究。另外，從這樣一個文化主題出發進行策展也是與國際接軌的。其意義在于：一方面它很好地彌補了近些年來美術展覽對公民這一重大主題的忽視；另一方面也提示了藝術良心在當下的無比重要性。和西方于古希臘的雅典和古羅馬的城邦時期在民主政治的雛形上出現了“公民”概念并不一樣，中國是一個長期處于封建統治之下的國度，而處在底層的普通大眾一向是被歷代統治者所忽視的。與此相匹配的是，那些表現帝王與侍從的作品，總是會將前者畫得十分高大，將后者畫得十分矮小。雖然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有美術作品受西方一些作品的影響，表現了普通底層人的苦難生活，但在1949年以后，這一現象不僅被嚴格禁止，而且傳統的封建意識也變相地出現在了眾多美術作品中。事實上，后一種狀況在“文革”時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而一大批表現領袖視察的作品就是最好的證明。在這類繪畫中，領袖總是處于視覺中心，那些以“人民”名義出現的各方代表，如工農兵等則處于陪襯的地位。的確，從理論上看，當時的藝術管理機構一直強調要表現工農兵，可在所有美術作品中，他們卻總是按主流意識形態的需要登場。這意味著，當時美術作品中的工農兵總是以類型化、概念化的方式出現，而不是以獨一無二的個體出現；其次，他們從來也沒有出現在純粹的私人領域里，進而表現他們的真實的喜怒哀樂。到了新時期初期，曾出現了羅中立的《父親》和陳丹青的《西藏組畫》等表現普通底層人的優秀作品，但后來就難以為繼了。在市場上，人們看到的盡是大量粉飾太平的風情畫。而在官辦展覽中，則主要是以體現主旋律為主的作品。當然不能說，90年代以來就完全沒有表現普通人形象與生活的作品。但真正從民主政治的大背景下，以社會關懷的價值去表達公民的作品實在少之又少。所以，我們的藝術家面臨的緊迫問題是：如何用自己的作品惟妙惟肖地刻畫出從屬于法律概念的“公民”，而不是從屬于政治概念的“人民”。正如馮原先生所說： “描繪他們，就是去表達一種社會性的關懷；描繪他們，可以成為對社會創傷的撫慰；描繪他們，更可以凝聚社會認同，并指向一個更加公平而美好的未來。”

按我國憲法規定，任何公民都享有政治權利和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權利、社濟權利、教育、科學、文化權利和自由、特定人的權利和監督權利等。因此，美術作品對公民的表現內容其實是十分寬泛的。但決不能搞概念與主題先行，而應從藝術家的真實感受出發。從這樣的角度看問題，我認為“第四屆廣東畫院學術提名展”中的大部分作品都非常優秀，既具有極高的藝術水準，也比過去的同類作品有很大長進。特別是忻東旺與段正渠對農民的表現，徐唯辛對礦工的表現，龍虎對藏民的表現，宣新民對漁民的表現，給我留下了特別深刻的印象。在我看來，他們都以獨特的藝術風格、敏銳的觀察力、人文關懷的價值觀生動而有血有肉地表現了生活中具有生命個體內涵的“公民”。用策展人馮原的話說，他們是永不可重復的個人，并擁有自己的自由意志、愿望與想法。然而，這個展覽中體現出的兩個現象也很值得我們注意：第一，本來，藝術家完全有自己的創作自由，但眾多藝術家都熱衷于畫都市中的少男少女，而忽視與公民意識相關的更多生活領域和現象是令人很遺憾的；第二，個別藝術家基本上是以一種泛寫生的狀態來呈現普通人，而沒有更全面、更深入地表現出對象真實的生存狀態。于是，表現對象的愿望與想法就很少被涉及，更不用說站在公民的立場上去表達他們的心聲了。毫無疑問，這也正是“第四屆廣東畫院學術提名展”向我們提示的很有價值的問題。看來，策展人馮原提出的目標還有待進一步實現，即藝術家應將人文關懷的價值觀置入到公民的語境中，并以積極的姿態，介入到當下的社會生活之中。需要說明的是，展覽中的很多作品如果僅僅是放在比較純粹的肖像展與寫生展中無疑是很優秀的，但放在一個強調公民意識的展覽中，則顯現出了以上兩個問題。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際史學界有一個“向下看”的方法論轉型，這種取向更加注重基層經驗和生活細節的“小歷史”，并從細微事件和平常人物重構歷史，以使人們更加了解歷史基層的實際情況。很明顯，這一點對藝術界影響是很大的。比方說，文學界與攝影界都在近一階段不斷地推出了一批真實反映公民生存狀態的優秀作品，其微觀的角度與客觀的尺度不僅在國內外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也對相關問題的解決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相對而言，我們的藝術家在關于公民創作的方面則要比文學界與攝影界的同仁差得多。追其原因，關鍵還是因為我們的一些藝術家既缺乏“公民意識”與“底層關懷”的價值觀，也不太了解公民。因此在涉及公民與 “底層”人時總是習慣于站在表面觀察的角度上，自覺不自覺運用了常態寫生與過去的表述范式，這使得我們即使涉及了底層的人物與現象，也抓不住本質。弄得不好，還會顛覆事實本身，傳出了不是特別準確的信息。所以，我要借“第四屆廣東畫院學術提名展”舉辦的機會，呼吁所有關注公民題材的藝術家盡可能地“向下看”，進而利用“公民意識”與底層的元素來構造更有思想、更加純凈的關于公民的藝術。同時，我還想強調兩個重要的問題：第一，只要我們忠實于現實本身，我們必然會發現，作為公民，在一定程度上就會對于主流有所偏離，這與他們的實際狀態、需求、利益、自主性有關。不了解這一切，我們就難以找到一個恰當的切入角度。第二，與上一個問題密切相關的是，“公民”這個概念既然作為一個新的創作動因出現，就需要我們的藝術家運用新的創作方法論去創造與之相匹配的新藝術范式，以解決“公民如何被表述”的新藝術問題——這無疑包括創造新的藝術圖像與新藝術表現技巧。我相信，從此出發，我們的藝術家必將大有可為。在這里，還有一個現象是不能忽視的，即于宣傳中，公民盡管占有十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位置，可現實生活中，他們的權利常常被傷害。我認為，作為特殊知識分子的藝術家，應該重視這一社會文化現實，并用我們的作品來促使問題的良性轉化。反過來，如果我們“不作為”或處于失語狀態，就是我們的重大失職。柳東嫵先生曾經在一篇文章中說到：“這個世界只有兩種聲音：強勢群體的聲音和弱勢群體的聲音。前者強大洪亮，后者弱小低啞；前者齊整彰顯，后者參差不齊。”我們當然應該替處于失語狀態的公民講話，以便讓各方面全面了解公民真實存在的狀態。而這就需要我們努力了解公民，并消除對公民的隔膜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