盜火者：中國教育革命靜悄悄（簡體書）

本書主創鄧康延先生及其團隊的幾位編導，在紀錄片《盜火者》拍攝之后，用文字的形式沉淀充實了這一話題，編寫了這部書稿。本書直面中國教育的困境和希望，對紀錄片中未能盡現的故事情節、嘉賓訪談及制作者的親歷感受拾漏補遺，使本書兼具文字的厚重和影像的生動。
書中重點涉及教材改革、在家上學、鄉村職業教育、華德福教育、課堂改革、公民教育、大學改革等社會極度關切的教育話題。不僅給出真實現況的描述與專家學者的洞見，更關注那些敢為天下先的教育改革“盜火者”，試圖讓讀者了解那些奮斗在教育改革第一線的民間組織和個人的理念與實踐、掙扎與困惑。

鄧康延，生長于西安，后到深圳，曾任職《深圳青年》策劃總監、香港《鳳凰周刊》主編，曾出版《常常感動》、《老照片 新觀察》、《一杯江河》等著作。50歲相遇民國老課本，出版《老課本，新閱讀》一書，并主編《民國老課本經典誦讀》。去年出版《先生》一書，重現民國大先生們的絕代風采。近期又拍攝有《選擇》、《民間》等紀錄片。

在中國，提起教育，每個人都有一段痛苦的經歷。從幼兒園到大學，每個在上學路上摸爬滾打過來的成年人，都清楚中國教育的一系列痼疾，教育流水線上的任何一個環節都能引發無盡的爭執與批判。然而，更迫切的現實是：為了讓教育變成孩子當下的幸福，每一個普普通通的家長、教師、專家，能為中國教育的變革做些什么？
有念于此，真實記錄當下中國教育現狀的《盜火者》一書應運而生。本書作者團隊歷時兩年時間，走訪了中國30多所大中小學，采訪了50多位一線教師，訪問了近20名教育學者。這些中國教育的革新者們，自嘲是一幫教育的難民，繼承的文化資源如此之少，卻為了救贖孩子和自己，硬著頭皮搞新教育。當每個人說起中國教育都搖頭時，教育界內部正悄然發生著自下而上的變革。這種來自民間新教育的沖擊持續而堅定，傳統教育模式的幾乎每一個方面都在被重新建構，沒人能預測坍塌的時間，我們能做的，是為改變做好準備，思考在一個新世界中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
本書只是當下教育的多元解讀之一種，難免偏頗與失誤，但它確是一把火。不論點燃了什么，火就是態度。

目 錄

序一 教育改革的“精神火種” 楊東平
序二 教育與國運 陳丹青
序三 與災難賽跑的教育 冉云飛
序四 火就是態度 鄧康延



上輯 觀火


01 重回人的語文 目 錄

序一 教育改革的“精神火種” 楊東平
序二 教育與國運 陳丹青
序三 與災難賽跑的教育 冉云飛
序四 火就是態度 鄧康延



上輯 觀火


01 重回人的語文
“我們的教材里經常灌輸一些‘隱蔽課程’。表面上跟你講一個故事，但其實是想傳遞一些觀點。比如，你問一個六年級的、受了十二冊人教版語文教材熏陶的小學生，你最佩服的人是誰。他的答案多半是毛主席。如果問他，你最討厭的人是誰？他的回答經常是日本人。”郭初陽擔心，語文課本隱藏的政治傾向、刻板思維和道德說教，會讓學生的精神變成終生殘疾。


02 呵護童年
華德福教育本身具有一種加速度的特征。最初很慢、很簡單，然后越來越快，越來越廣，到了高中，其深度和廣度將大大超越主流教育的同級水平。然而，對于這一點，很多習慣了走傳統應試教育之路的中國家長并不放心。


03 課堂風暴
歷史教師魏勇希望他的學生既能應付考試，又能獨立思考。“就是兩頭都得占著，如果你忽略了考試，那你就太傻了，因為這是一個現實的利益選擇，畢竟這些學生都是要考大學的。但如果你全部都是為了應試而教學，那你很可能會把學生弄成白癡，他將來會恨你的。他會覺得在你的課堂上，除了考試什么都沒有。”


04 尋找活著的馬小平
馬小平執教生涯的最后一個學期，一次家長會后，作為班主任的他被二十多名家長團團圍住，質問他為什么不教課本上的內容。學生說，馬老師“顯得很疲憊，甚至有些束手無策”。后來回到辦公室，有學生跟了過去，看見馬老師在辦公室里泣不成聲。


05 李慶明和他的公民教育
我不管是悼念亡人還是為災難祈福，都是一種以友善待人的公民品質。這是一種高于尊重的公民素養，與人為善、愛己憐人、服務社會，在合理利己的前提下向陌生的“他者”付出一份關愛，盡管它并沒有美德倫理和圣德倫理的神圣高度，卻不麻木、不自私、不冷漠，這正是公民社會必不可少的公民品質。


06 學在民間
對趙明而言，菜園的工作不僅可以維生，還可以教育兒子小宇對自然的認識。“給他講這叫露水，講天空為什么是藍的，講為什么會下雨。你得有這個閑心，這很重要。我一直認可一個理念：孩子需要家長的時間，而不是錢。”


07 斷裂的天梯
在留守兒童董仁發的小木屋里，所有的亮光，都來自那些破敗的木頭的縫隙。他每天點蠟燭做作業，自己撿柴火做飯，晚餐大多是加鹽的白米飯或白粥，飲用水要走20分鐘的山路到一口荒井去打。一個11歲的孩子，每天躺在那個伸手不見五指的木屋里，他是想著什么、念著什么又盼著什么入睡的呢？


08 鄉村職業教育
當年的鄉村建設運動，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遺產。今天，關心鄉村教育的人們，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向鄉村孩子伸出援手，不約而同地延續著陶行知、晏陽初們的信條：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眼下，他們能夠改變的，或許只是一個孩子、一所學校、一個村莊，但是，他們不約而同地相信：欲撕破黑暗，必先擦亮一顆火柴。


09 大學大學
30年后，當王小妮以一名大學教師的身份走上講臺，用詩人的眼睛打量新世紀的大學生時，她在那些年輕的面孔上讀到的是困惑、迷茫、貧乏和冷漠。12年的應試教育把他們壓成了扁平狀，他們精明、現實、患得患失、缺乏常識，他們自私、偏狹、對周圍世界漠不關心，日益嚴峻的就業前景讓他們壓抑了夢想，無法“站立”，更談不上“四面張望”??


10 在路上
當下中國缺乏一個“高等學校法人財政制度”，學校為吸引人才需要房產，卻不能向市場購買，只能等政府分房，甚至購置一臺電腦都要等上三個月，人、財、物完全由政府控制。一名校長曾公開說：“某種程度上，中國只有一所大學，就是教育部大學，我們都是分院。”


下輯 醒言


楊東平：好的教育不與學生為敵
我的基本態度是，不要對每一個局部的改革過于苛求，希望它一步到位完成所有的使命，這個不現實。我現在特別主張自下而上的改革，它就發生在無數個學校、教師、課堂、個人身上，這種微改變和自主變革，我稱之為“靜悄悄的革命”。


孫云曉：這是一個讓兒童特別恐慌的時代
在孩子的童年恐慌背后正是父母的恐慌、教師的恐慌。而父母、教師的恐慌、焦慮，反過來又加重了孩子的恐慌。83.6% 的中學生父母，要求孩子考進前15 名；54.7% 的父母，希望孩子將來讀到博士學位。這些高期望，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實現。這樣的期望和壓力到了孩子身上必然變成恐慌。


錢理群：所有教育問題的答案都在教育之外
2008 年，我跟我的學生說：從此, 世界和中國進入了一個災難不斷、突發事件不斷的時代。現在證明我的判斷是對的。我們的年輕人，我們培養的孩子，應該是能應對人類災難的新一代人。馬小平曾感嘆一個中學教師到底能走多遠，他說他一輩子都在追求追求不到的東西。


陳丹青：教育是一件去做的事情
所有人在這幾十年里都活明白了一個道理，那就是趕緊多撈，不要管這個社會，因為你根本救不過來。你到下面走走，就發現，完全是一個赤裸裸的叢林社會。這個時候，居然還有這樣一群傻子，愿意反方向地從城里往鄉下走，去從事各種公益事業。我敬佩他們，但我不知道他們能走多久。


朱學勤：四海變秋季，一師難為春
今天的大學,第一階段是人搶錢，大學教師都去搶課題；第二階段是錢搶人，因為就那么多課題，大學教師都被裹挾而去。幾乎每一個人，哪怕是一個三流教師，手里都握有課題，但這些課題做出來的都是罌粟。多少年后回頭看，我們這個最有錢的大學時代，恐怕是最令人羞恥的一個時代。


余世存：真誠的喪失是最可怕的
晏陽初他們那會兒，中國的教育體制跟西方是貫通的，在晏陽初身上是沒有障礙的。那個年代有一種混亂的自由，能施展他的理想，而我們當下的這些人都不行。我們這一代人，在做人上面都是成問題的，我們連自己都沒有找到立身處世的那種很踏實、很堅固的感覺，所以也很難給孩子提供安全感。


周孝正：校長首先得是教育家，不能是政客
原來我們說高考改變命運，現在你把這條路給堵死了，政治家的孩子還是政治家，窮人家的孩子還是窮人。社會的長治久安要有一個制度性的安排，就是讓全國的精英，都能通過制度化的渠道上去。如果頂層的人永遠是官二代富二代，那他們只能是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了。


張鳴：教育只有開放才有希望
我們說民國的教育辦得好，為什么？因為它是開放的，他有教會學校和民辦教育兩個東西撐著。如果國立大學辦不好的話，學生就不來了。教育必須開放，才可能辦好，如果像我們這樣封閉，設立各種制度門檻確保國立教育的優勢，那當然是辦不好的。教育改革應該是一個全民的改革，不可能是一個部門的改革，一個部門的改革注定是要失敗的。

熊丙奇：教育改革需要更多自下而上的力量
世界一流大學，基本上都是自主辦學、教授治校、學生自治，我們中國哪一所學校能夠做到這些?加州大學有一次漲學費，學生全部起來反對，學校里貼滿了標語，說我們以學校為恥，要校長下臺。如果這種事發生在國內的大學，你覺得會怎樣？

附錄一 課堂實錄：鴉片戰爭的影響 魏勇
附錄二 課堂實錄：如何給《南方周末》評論版投稿 郭初陽
附錄三 如何跟孩子談戰爭 蔡朝陽
附錄四 沙粒的態度 張良


后記一 想象一個孩子的未來 況冶
后記二 讓改變悄悄發生 梁羅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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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教育改革的“精神火種”
楊東平

紀錄片《盜火者：中國教育改革調查》自2013年9月在鳳凰衛視中文臺《鳳凰大視野》首播之后，產生了巨大影響。時至今日，它在優酷等視頻網站和21世紀教育研究院的教育思想網上仍有很高的點擊率。
作為直面現實、深刻反思中國教育問題的紀錄片，《盜火者》獲得強烈的社會關注是意料之中的，因為中國教育已經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領域，更因為人們對一場實質性的教育變革的期待。作為一種文化現象，《盜火者》已然超越了單純的記錄，而成為一種積極的社會參與，一種重要的社會動員，傳遞著知識分子對教育弊病的揭示與批判，以及對以人為本的教育理想的闡述抒發。
與以往同類的影像記錄有所不同，《盜火者》不僅揭示了在政治化和市場化過程中人文精神的流失和學校教育的異化，揭示了不斷拉大的城鄉差距使社會公平的教育“天梯”發出斷裂的聲響，而且揭示了另一個嶄新的教育圖景：中國的知識分子起而行動！針對語文教材的異化，葉開發動眾人挑錯，自己編寫教材。深圳的中學教師馬小平為了幫助學生找回人的尊嚴，開展人文教育實驗而鞠躬盡瘁，樹立了新的教師典范。深圳的另一名中學校長李慶明開展的公民教育探索雖戛然終止，卻余緒不絕。山東一所薄弱的農村學校——杜郎口中學發動的課堂革命，在中國遍地開花。從武漢大學的劉道玉、南方科技大學的朱清時到“洋大學”，高等教育的改革者前赴后繼。對應試教育的逃離和自救，形成在家上學的嶄新實踐。在陶行知的故鄉，德勝魯班木工學校延續著前輩教育家的追求??
超越單純的聲討和批判，如同《盜火者》的片名，我們看到的是行動、是改變、是喚醒、是點燃、是播火，是新教育生動活潑的民間生長，從而觸到了當代教育真正敏感的脈動。眾多先行者自下而上開展的局部的、零星的微改變，正營造著體制之外溫潤新鮮的新教育園地，凝聚著一場實質性教育變革所需的文化和能量。
與《盜火者》的旨意相似，幾年前，比爾?蓋茨投拍了一部反映美國教育的紀錄片《等待超人》，反映的是華盛頓特區一場基礎教育的變革。蓋茨認為美國現行的公辦學校系統，是一百多年前大工業時代的產物，已經完全不能適應知識經濟的需要，必須進行全新的變革。但是，誰能推動這一變革，“超人”在哪里？事實上，片中那位銳意改革的韓裔官員，在拍攝后不久就黯然退場。比較而言，中國改革對“超人”的期待更為強烈，更期盼一場從天而降、改天換地、幡然一新的革命。這種老百姓難以祈求的整體解決的思維，卻有實際的效用：解除每一個人的公民責任，造就大量的看客和罵客。其實，專家對世界多國的研究已經發現，由政府強力推行的自上而下的教育變革，前景并不美妙，在轟轟烈烈開展之后往往無疾而終。改革結果是不確定的，這一事實本身具有某種確定性，啟發我們去探討有效的教育改革的動力機制。
有一首歌頌盜火者普羅米修斯的贊歌唱道：

沉重的鐵鏈只能鎖住你的身軀，
卻怎能鎖住那顆坦蕩無私的心！
難道僅僅是物質的火種嗎？
不，你給予我們的
是生生不息的精神火種！

這就是我們盜得的“精神火種”：由學習型個人、學習型組織組成的學習型社會，才是推動復雜變革的真正動力；源于教育內部的這種自下而上的生長，這種“靜悄悄的革命”，才是教育變革的真正機制。
《盜火者》中所記錄的多項民間教育改革，都在繼續深化之中。若干年后，當我們重新審視這一進程，對《盜火者》一書的價值當會有更加深入的領悟。



序二
教育與國運
陳丹青


當今教育的大荒謬、大荒敗，罄竹難書而書之不絕，眼前這部《盜火者》，又是一例。荒謬的證據，是這類議論與著作從不奏效，也休想奏效。寫給誰看？給學生看，無用；給教師看，無用。給教育當局看？當然更無用。
除了權力，今日的大學還有什么？你批評教育，你在什么位置？歷年來，有權有位的教育長官、大學校長，尚且無能稍稍革除積弊于萬一，你無權無位，寫這些做甚？
是故近年總有人讀到這類議論而來要我再說幾句，誠不知說什么，什么也不想說——以下勉強可說者，不著邊際，是一點抄來的閑話。
近時讀王鼎鈞先生長篇回憶錄，其中寫到民國教育的大量細節。王先生祖居魯南小鎮蘭陵，30年代正當學齡，抗戰爆發了。逃難中、淪陷時，孩子不曾輟學，因各地鄉紳辦學，有的是好老師。教他唐詩的是位前清舉人之后，人稱“瘋爺”，學生16歲離開家鄉時，成七律詩一首，感謝乃師：

一代書香共酒香，人間劫后留芬芳。
祖宗基業千金鼎，亂世文章九轉腸。
盞底風波問醒醉，夢中歌哭動陰陽。
無知童子有情樹，回首凝望柳幾行。

日后，王鼎鈞奔赴安徽阜陽，進入戰時流亡學校“成城中學”，創校者，是山東籍將領李仙洲。李將軍為家鄉淪陷區子弟免受欺辱，以軍人身份在部隊駐防區辦學，征戰之余，兼任校長。為長久計，乃向重慶上峰申請改流亡中學為國立，俾便經費與師資有所保障。蔣稱，學生應上前線。于是，王先生據史料描述如下：

老校長大驚失色，連忙進言：招兵是招兵，招生是招生，如果山東父老以為他用招生的名義招兵，對政府失去信心，他對不起蔣主席。蔣氏要老校長去找陳立夫。陳主管青年政策，長期擔任教育部長。成城中學改制，陳立夫愿意促成，山東籍黨國要人丁淮芬、空軍名將王叔銘也很幫忙，但是管錢的人有異議——從會計觀點看，流亡學生是個無底洞，必須截止。老校長著了急，連聲質問：“你們懂不懂？青年是麥苗谷種，春種一粒粟，秋收萬石谷！”

戰時中國，各省有不少類似的流亡學校，成城中學是改制成功的學校之一，設為國立第二十二中學。據臺灣國史館資料記載，戰后,該校畢業的學生共1717人。五十多年后，陳立夫在回憶錄中詳細陳述了教育往事，他“不顧當時行政院政務處和財政部內部人員反對”，批準了淪陷區青年方案，由國庫支給貸金，供千萬名流亡學生完成學業。“這一筆龐大的費用，在國家財務支出上僅次于軍費。”
艱難困苦的抗戰時期，貧窮紛亂的民國年間，顛沛流離的戰時教育，最終潰敗的國民政府??這一切，看看今日，中國教育的國運，簡直天堂，提這早先的地獄作甚？七十多年前的舊事與今日相同而相通者，只一項：教育者必須熱愛青年，懂得教育，尤其是，必須有權。
今日上上下下的教育長官，愛不愛青年？難說（除了他們自家的孩子）。懂不懂教育？更難說（除了將自家孩子送去國外讀書）。昭昭可見、鑿鑿有據者，是今日的教育官員既有權，又有錢——30年來，全國上下的教育給弄成書中所描述的這付德性、這般田地，沒有權力，沒有錢，萬萬不可能。
有權，有錢，絕不是壞事。能否變成好事呢？須看人，看會不會用權。昔年李將軍有權而缺錢，敢在蔣中正面前陳言，蔣聽罷，請出陳立夫；昔年陳立夫有權有錢，但要說服“行政院政務處財務部”種種官員的種種異見，才能行使他的權，用對國家的錢——那是怎樣的血錢啊，僅次于軍費！
以當年蔣某人、陳某人和李將軍的危局，倘若得知今日的國勢，真要羨煞；抗戰期間中國所能支度的那點錢，在今日國庫的充盈面前，更要羞煞。可是，當今教育，問題如麻，單是《盜火者》中說及的荒唐事，就讀了起栗，我這里還提這些陳年舊事作甚？所以，此刻也如《盜火者》的作者及無數教育批評者一樣，不過是譫妄之人。念及這一層，不如擱筆，請憂心教育而又無可奈何的閑人，來讀這無用的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