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名家講堂：瀛涯文譚（簡體書）

《瀛涯文譚》是《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名家講堂》20卷叢書之一。作者希望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礎上，能從東方各國戲劇藝術相互交流影響接受的現象中去發現東方各國文化文學交流的普遍性規律，并用比較文學影響接受的研究方法，努力理順中國和周邊東方國家之間文學交流的歷史軌跡，探索其間的規律性。同時作者對敘事學、東方戲劇，以及兩者之間的聯系也進行了大量的梳理與分析，尤其是在敘事性及其特點的論述方面頗費思考。

孟昭毅，北京市人。天津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曾任天津師范大學中文系主任、文學院院長。現任天津師范大學東方文學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東方文學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委員、研究員。全國東方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比較文學教學研究會副會長。教育部本科教學工作水平評估專家、《外國文學史》國家級精品課程負責人。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已出版東方文學與比較文學專著《東方戲劇美學》《東方文學交流史》《比較文學通論》《阿拉伯波斯與中國文化》《比較文學與東方文學》等20余部。在《文學評論》《外國文學評論》《文藝研究》《外國文學研究》《文化譯叢》等刊物上，發表論文、譯文150余篇。曾多次受到省部級獎勵。

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名家講堂》前言王向遠
自序

總體文學篇
東方文學研究方法論芻議
傳承與超越
——以東方話語研究東方
東方面具文化與戲劇美學
東方文學學科史的新開拓
《中國東方文學翻譯史》緒論
《中國的外國文學研究?亞非諸國文學卷》導論
東方戲劇美學——陌生的世界
《東方文學交流史》導言
東方戲劇敘事的研究方略
東方比較文學研究芻議 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名家講堂》前言王向遠
自序

總體文學篇
東方文學研究方法論芻議
傳承與超越
——以東方話語研究東方
東方面具文化與戲劇美學
東方文學學科史的新開拓
《中國東方文學翻譯史》緒論
《中國的外國文學研究?亞非諸國文學卷》導論
東方戲劇美學——陌生的世界
《東方文學交流史》導言
東方戲劇敘事的研究方略
東方比較文學研究芻議
東方比較文學研究之我見

文學交流篇
中蒙文化文學關系述略
禪與朝鮮——韓國漢詩
朝鮮戲劇藝術與中國文化
黎薩爾與20世紀中國文壇
中越神話比較談
文化傳播中的中越詩緣
鄧臺梅與中國文學
中阿跨文化接觸的足音
《一千零一夜》與中國文學的共鳴
“杜蘭鐸”的影響與接受
中伊文學交流史斷想
中國土耳其文學交流史一瞥

作家作品篇
普拉姆?迪亞作品的反殖民主義傾向
伊克巴爾文學與伊斯蘭精神
近現代阿拉伯文論概貌
《列王紀》父子相殘主題探得
從文本到藝術——印象圖蘭朵
瑪卡梅：從藝術到文學
真實與荒誕的變奏曲
——赫達亞特小說的美學意蘊
旅美派作家流散寫作的美學特征

后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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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文學篇
東方文學研究方法論芻議
東方文學研究方法論實質上是將“文學研究方法論”加上了區域化的限制詞“東方”，只不過文學研究方法結合東方文學的特點而已。在眾多的研究方法中，我們擇其重要的進行深入探討，其中既有思維方面的、心理方面的，亦即認識論方面的；也有方法論方面的。既有理論方面的探討，也有實踐方面的應用。這些探討有不少是一孔之見、一家之言，但努力爭取做到有的放矢，實事求是，切實可行。這種探討也是儒家傳統的“經世致用”思想和家國情懷在東方文學研究中的具體運用和體現。
一、東方文學研究的學理立場
我們進行文學研究，重要是要有問題意識。問題意識不是憑空產生的，它是在實踐中產生的，所謂的實踐，對于文學研究者而言，一種是文本閱讀實踐，一種是越界閱讀實踐。有了這方兩種閱讀實踐，問題意識油然而生。
文本閱讀實踐源于文本的意義，因為就文學研究而言，“歷史文化存在于文本之中”，即是說解讀文本很重要，尤其是解讀經典文本。讀了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語》，就會對日本平安時期的攝關政治與訪妻制等社會風習有了深刻的了解。讀了奧爾罕?帕慕克的代表作《我的名字叫紅》就會對西方透視畫以及中國細密畫影響下的波斯細密畫有更深刻的了解。而讀了泰戈爾的代表作《戈拉》就會了解印度教的信仰對于印度近現代社會轉型期的進步知識分子的思想有多大的束縛。因為眾多的歷史文化現象都存在于這些經典文本之中。它們的作者以自己獨特的眼光，或積極的生活方式介入到與他人共同生活的世界中去，使讀者如同身臨其境一般發現了那些歷史文化現象存在的現實意義。這種“介入”強調的是一種“對話”與“溝通”，一種作家、作品、讀者平等的相互理解。
越界閱讀實踐則源于文本知識的局限。就文學研究而言只看文本是不夠，還要有越界的知識，即源于社會實踐的知識，和越界的理解，即對實踐知識的深度理解。人們常說讀萬卷書，即文本閱讀，行萬里路，即越界閱讀，二者相結合，才能產生真知，才能發現真理。例如去過朝鮮半島才會體會古代朝鮮人格外喜歡陶淵明的那種情懷，因為那里的自然風光和陶淵明的詩歌描寫是那樣的接近。《春香傳》中的廣寒樓只有兩層高，很低矮，鳥鵲橋也沒有高高的橋拱，只有幾孔涵洞而已，但是都對男女主人公的相識和情感發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親歷過土耳其的特洛伊遺址，才可能聯想到大木馬是從城門中進去的，還是破墻而入的。沒有越界閱讀的實踐，研究文學就缺少一種底氣。
文本閱讀實踐增加了人們審美的感受性和愉悅性，而越界閱讀實踐則彌補了文本知識的不足與片面性。在此基礎上產生的問題意識才有鮮活性和生命力。才能使人產生一種對問題進行深入開掘的沖動和激情，將文學研究視為一種精神享受，而不是一種思想負擔。這樣的文學研究會有一種新氣象，一種走出書齋融入社會的大情懷。即使研究的是小問題，可是讓人感到的都是關注社會人生的深度思考。
有了問題意識之后，就要有一個學理立場的確立。學理立場就是在東方文學研究過程中要確立的中國立場、東方立場與國際視野。這三者對應的其實就是比較文學研究的三個領域，即民族或國家文學，區域性或總體文學，以及世界文學三個層面或學術研究的思維范式。
所謂中國立場即是說要從中國學者的視角出發解讀東方文學的各種文學現象；要以中國學者的立場對已發現的問題進行審視和解決。學術興衰存亡關系到國家的興衰存亡，沒有學術研究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學術的榮耀是國家的榮耀，因為它體現了民族精神的存在方式，體現了學者追求真理、服務社會的擔當意識，堅守學術傳統、充滿人文情懷的精神境界。中國的文學研究者就要站在中國文化傳統和中國價值觀的立場上發出中國人的最強音。從這一點講，“絕對中立”、“純客觀”的哲學社會科學學術研究是難以生存在現代的國家或民族意識之上。因為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任何發達的國家都會謀求自己文化和價值觀的表達，以便在世界事物中有更大的話語權。
所謂東方立場即是說研究東方文學要用東方話語，即要用東方話語研究東方，要建構東方文學研究的理論體系，不能只用西方的理論話語評價東方文學，引領東方文學的發展，不能在東方文學研究的領域里出現“失語”狀態。即在東方文學研究時不能讓西方中心主義思想泛濫，不搞民族虛無主義，言必稱希臘，當然也不要搞東方主義、沙文主義。東方立場努力將東方文學視為一個有具體歷史內涵的、相互聯系的有機整體，對其進行宏觀描述和系統闡釋。在建立自己的東方話語體系或批評標準時，某一階段的矯枉過正的態度甚至是需要的，但是那顯然不是我們愿意在東方文學研究中長期秉持的正確的學術態度，而是權宜之計。真正的東方立場應該是東西方平等，追求一種生態批評意義上的平衡發展，長期共存，相輔相成。
國際視野下的東方文學研究，指的是在世界文學的場域中考量東方作家作品或文體思潮的具體審美價值和文化意義，這樣才能和世界接軌，才能使東方文學研究走向世界，成為世界學術的一部分。學術研究是“天下之公器”，不是民族或區域性的“私器”，因此，任何學術研究都有學術史的意義，都是承前啟后的一環，而不可能是全部。學術研究成果的優劣，不在于它暫時意義上的對與錯的價值判斷，而在于它自身長期處于世界學術史上繞不過去的“存在”意義，即這項研究在學術史上不可視而不見，你只有正視它、修正它，甚至批判它才能前進。只有這樣，這項文學研究無論選題大小，是否是熱點問題，才真正具有了學術研究的意義。
東方文學研究的學理立場從根本上說是東方文學的學理基礎，是文學研究從自信走向自覺的一個必然。這不僅僅是一種治學方法，而是學者的精神人格，是研究者自身的一種風范。文學研究的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這種精神人格。大氣的精神人格，就會有高的精神境界，就會有相應的開闊的學術視野，就能將文學研究做大、做強，也會有利于社會進步和人類發展。反之精神人格較低，就不會有高的精神境界，最好的也只能做到“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的感性層面，難以進入“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的理性層面。到頭來只能是為個人小家庭的幸福“增一塊磚，添一塊瓦”而已，難有大作為，學術成果也難以成為承載時代精神的經典之作。
二、東方文學研究的創新意識
西方中心主義思潮長期統治著東方學的各個學科，尤其東方文學研究格外需要創新。但是，不是所有人想創新都可以隨時隨地創新的，只有具備創新意識的那一部分人才有可能創新。當前世界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急需創新人才，于是有創新意識的一群先知先覺者就成為社會上一個新的階層，他們是有某種強烈功利目的需求的人形成的一個新的群體。這個群體主要有社會上的科技機構成員、智庫中的智囊成員和大學的教學科研人員等。東方文學研究中的這部分具有創新意識的人才，需要具備主客觀兩個方面的條件，才有可能創新。
首先，創新者客觀方面的條件是長期的、有意識的積累活動。這種積累以往是通過閱讀文本得到的，現在往往更重視電腦網絡帶給人的信息。這兩種積累的根本不同點在于，文本閱讀有記憶和背誦的過程和功能，而電腦網絡給人的是碎片式的、新鮮感的信息，如果不進行有意識地記憶、背誦，那些信息是成不了知識的。無論是在書本上，還是電腦屏幕上看到一個英文單詞，不念不背是記不住的，它不可能自動轉化成知識。那么經過積累的信息變成了知識，就算有了文化嗎?也不是，因為從知識到文化也需要積累，這種積累是通過思考對已有的知識進行分析總結、判斷分析后轉化而成的，此時的知識才可能變成文化。但是這種思考是一種淺層次的、勾連性的。比如“文化”的定義有數百種之多，學界一般有共識的定義，認為：文化是人類社會實踐過程中所創造的所有物質文明(產品)和精神文明(產品)的總和，這是廣義的文化定義。經過聯想以后，我們想到比這一定義還狹小的界定，即狹義的文化可以指涉“文學藝術”。其實，現今還有那么比共識性界定還寬泛的“文化”的內涵，即文化還應該包括人類行為本身，如茶文化、酒文化、食文化、性文化等。現代“文化”的定義是從日本舶來的，日本1868年明治維新以后，將西方“文化”一詞的涵義傳到中國。“文”字是中國的漢字，但也失去原意，因為“文”是同“武”相對應，所謂“文武之功，一張一弛”即是。但在“文化”一詞中，“文”已失去與“武”對應的涵義，“文”成為了一個文字符號。所以文化是通過知識積累思考而來的，即古人云：“操千曲而后曉聲”。它具有感受性，是被感覺出來的、被發現的，而不是通過學習得到的。能學到的是文化知識，而不是文化本身。
當我們有意識地想培養自己的文化感受力時，思想就開始要出現了。從文化到思想不是簡單的積累可以產生的，它需要有深度的哲理思考和信仰的追求。從能夠感受文化的張力，學到文化知識，再升華為思想，這是一個質的變化，一個更高層次的認識結晶。人們通過閱讀和實地考察了解到的文化，比如東方各國的文化，只有通過認真思考，才能發現它的規律，即文化思潮和文化思想史中表現出來的特征。思想日積月累，再經過總結就成為了智慧。人的經歷越豐富，思考的越多，智慧越多。普通人認為的真理，許多都是智慧的結晶，如“出頭的椽子先爛”，文學語言即“木秀于林，風必摧之”。當我們經過數度的積累，幾次的升華將原來的各種信息總結成智慧以后，我們的客觀積累活動基本結束，創新意識產生所需要的個體已有的知識積累也已基本完備。如此這般，人們在文學研究中是否可以創新了呢，還不行，因為這是客觀條件，還缺乏必要的主觀條件，即創新思維。
其次，創新者主觀方面的條件是長期培養的思維模式。這種思維具有逆向性、超前性的特點。思維的逆向性是一種與平常人的順向性思維不同的相反方向的思維，但它也是一種科學性思維、一種理性思維。它的明顯特征是表現出對事物認知的叛逆性和顛覆性。它不隨便茍同于別人，包括自己的父母、老師、領導的意見，而是要經過自己的獨立思考，做出理性的價值判斷。例如，在比較文學界，曾有著名學者提出，在影響研究中要注意接受者的變異現象，甚至提出變異學的觀點，即接受影響者對域外的信息無意識誤讀或有意曲解的現象，這確實是很值研究的一種普遍現象。但是如果逆向的思考的話，也會發現同時也存在著一種相反的現象，即接受者對有些“影響”很不以為然，即根本就沒想到要接受。例如在包括越南在內的東南亞漢文化圈的國家中很早就表現出對中國《三國演義》的譯介和研究熱潮，有各種各樣的翻版和變種的《三國演義》出現在各國的文壇上，這就是變異現象，但是同是中國四大古典名著《紅樓夢》的譯本則相對出現得要晚，有的國家甚至很晚才接受，表現出某種排異現象，這就是逆向思考的結果。
逆向思維的另一個顛覆性往往體現在那些學養深厚、具有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學術傳統的睿智者的思想里。季羨林曾對自己的得意門生趙國華撰寫《生殖崇拜文化論》，“最初有些不大理解”，因為在他前面有太多的中外大家都在這一領域有驚人的發現。在讀完全書后，季先生有了新的認識：“然而他都并沒有躺在這些人身上，亦步亦趨，不敢越雷池一步；而是以他們為基礎，同時又糾正了他們的錯誤或者不足之處，獨辟蹊徑，大膽創新，利用自己廣博的學識，貫穿古今，揮灑自如，為生殖崇拜文化這一門學問開辟了一個新天地。”季先生列舉了“他反駁幾乎已成定論的‘圖騰說’”、“他又反駁了外國一些學者主張的‘中國文化西來說’”、“他還駁斥了德國學者格羅塞的藝術起源于生產勞動的理論”等。
逆向思維的叛逆性和顛覆性使創新成果或真理往往掌握在了少數人手里。因為在沒有經過科學論證和實踐檢驗之前，這些創新成果要經過相當長的時間后才能被證明是否正確，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不能輕易否定逆向思維的成果。
超前性的思維模式即是人們常論及的超前意識。這個概念是20世紀80年代初在學界被提出來的。其中的哲理思辨很少有人論及，但是應用倒是很常見的事。這種意識提倡人要有遠見，有預見性，要有開拓精神，不可隨遇而安。人的意識不能被簡單地視為現實的直接反應，它還可以根據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和事物發展的必然性、慣性來預見未來，昭示愿景，表現出未卜先知的前瞻性。超前意識不僅是未來學科存在的依據，即不僅未來發展的大趨勢可以被預示出來，而且對不利因素的預測可以對當下起到預警作用。逆向思維的成果是創新見解，雖然它的前沿性、先進性反映了精神文化的價值，但是對于創新見解的前途卻存在著諸多的未知數。有的創新見解開始被視為奇談怪論，甚至被嗤之以鼻，但是繼后漸漸被發現是真知灼見而成為顯學。有些創新見解隨著時間的消磨，由開始的反傳統到最終被納入傳統的軌道。而有些創新見解，由于無法進行檢驗，至今還不為現實所承認。但無論如何，這三種創新見解的結果，在初始時，都啟迪了人們的觀念，開闊了人們的思路，具有了在學術史上不能視而不見的存在意義，它們永遠值得人們記憶。
在東方文學研究中只有具備了客觀上的長期的學識積累和主觀上的逆向思維，具有超前思維的那一部分先知先覺者，才具有創新的可能性，并能像趙國華一樣寫出受到學界好評的創新成果。我們拋開這些創新者的深層心理學機制不談，只論及他創新意識、創造性思維的一個關鍵認知環節，就是在積累大量材料后的一種“悟”。無論是漸悟，還是頓悟，都是在發現問題的基礎上，解決問題的過程。雖然由于“悟”的突發性和轉瞬即逝的特點，人們尚未解決其心理機制和腦機制的問題，但是“悟”的“新穎性”、“創造性”卻是可以被認知的。猶如宋詩名句中：“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的那種茅塞頓開、豁然開朗的開悟，也有“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那種曲徑通幽、峰回路轉的領悟。其實，日本俳句中也有不少表現“悟”的名句：“古池塘，青蛙入水發清響”(松尾芭蕉)，“浮生已與朝露同，君行何復苦匆匆”(小林一茶)。“悟”是在已有知識的可利用性被激活時的一種瞬間感受，是創新意識突變為創新見解時最關鍵的一環。有的人被評價為悟性高或悟性低，實際上是說其人的理解、判斷和推理能力的高低，它直接影響著創新見解的出現或成效。“悟”含有突破語言、物象、判斷和推理等思維定勢束縛的種種奇思妙想，是一種聯想性思維，它和創新思維有異曲同工之妙。
三、東方文學研究的文獻整理
東方文學研究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對所研究對象的文獻資料進行全面的收集和整理。主要包括作家生平創作情況，作品翻譯出版、譯介情況，評論家評論綜述等。在批評地繼承中國傳統的樸學治學方法的基礎上，從類似的中國傳統目錄學、文獻學研究得到啟發，從發生學的角度追根溯源，注重中國語境中的東方文學研究的原典性文獻的搜集整理和評述，創建東方文學研究的新歷史主義的研究方法。具體的操作方式，即以真實為基礎，以假設為先行，以考證為依據，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言必有據，每個觀點都要建立在大量的材料和客觀旁證的基礎上，要令人可信。在具體研究中要緊密聯系文本外部的時代、環境、影響、接受等因素，緊緊抓住文本文學性的審美品位和藝術性的敏銳感受力，形成文學研究中的新實證主義的智性和靈性的有機結合與統一，營造出文學批評的新氣象。由于這種注重歷史上的文獻整理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在對歷史材料的重新思考的基礎上的，因此可以說，這種模式的東方文學研究從本質上說已具有了文化研究的性質。
重視文獻文本整理在東方文學研究中的作用，只是解決了“知其然”的問題，認識論的深層還要解決“知其所以然”的問題，這就需要對文獻文本進行有特殊意義的認識與分析。這一解讀文本的過程實際上是一種將歷史的、文化的、哲學的、美學的、心理的、道德的諸多因素相融合的復雜思維過程，它需要先激活自己的創造性思維，再啟發別人的靈性，最后達到建構某種新穎、智性話語的最終目的。這一解讀文本的過程還是一個將自己的研究對象置于廣闊、多元的文化背景中，對其進行嚴謹而有序的歷史向度和審美向度的透視，用鋒利的理論之刃解剖文本的文學性，努力通過本學科與相關學科的科際整合，發現和闡釋文學現象中的諸多問題。比如著名的南亞作家伊克巴爾，從創作時間斷代和國別區域劃分，他應屬印度現代作家，但是如果考慮到他是巴基斯坦建國理論的堅定倡導者，以及在他作品中越來越清晰、越來越強烈地表現出的伊斯蘭精神的話，將他歸為當代巴基斯坦作家更合適。只有將思想家的冷靜思考、藝術家的感悟激情，以及解剖家的科學精細，完美地結合在一種文本的閱讀中，并且在用理性篩選自己的閱讀行為以后，才可能形成、轉化為一種形而上的思辨與實事求是的表述。
解決文獻整理與文本閱讀要“知其所以然”，還有一個問題必須闡發清楚，即文學本質問題，換句話說就是文本與讀者的關系問題。在本文涉及的對象中，讀者即研究者。在閱讀文本的過程中，讀者的角色與文本同樣重要。讀者(研究者)對所關注的文學現象，不僅要作高屋建瓴式的評判，還要將重心放在話語建構上，要破字當頭，立在其中。讀者(研究者)閱讀研究東方文學的文本，除卻虔誠地學習、研究其中的觀點、道理、詞采華章、人物形象以外，還有一項重要工作即要和文本展開密切的、多渠道的對話、交流。無論是表面的，還是潛在的對話，雙方都應處于平等的地位和平和的心態，同時要保持適當的審美距離和情感距離，以自如而又清醒的目光審視閱讀對象，在讀者與文本之間形成一條水到渠成式的心靈通道，相互自然流動。
在讀者(研究者)與文本密切對話中，讀者會不斷地“發現”一些自己關注的問題，并且會“生發”出許多自己新的想法，文本尤其是經典之所以會有如此歷久彌新的藝術魅力，就是因為它會源源不斷地提供給對話者思想探索與思維創新的豐富資源和不竭動力。在這一過程中讀者，尤其是研究者要注意兩個重要的問題：一個是客觀文本的未盡意之處，一個是讀者主觀的態度。
首先，所謂文本未盡意之處，按接受美學的說法，即文本敘事的盲區或未盡人意之處，需要讀者補充的或者深化的部分，即隱含敘事的那部分內容。其實作為研究者的讀者，在遵循現存文本敘事之后，還要有接著敘事的才能，即補充敘事，然后對這種敘事空白要有理論分析，要有創造性的延伸，求得“一得之見”。比如研究2006年獲得諾貝爾獎的土耳其作家奧爾罕?帕慕克，至今中國學界研究者不多，除語言文化有隔閡以外，另一個重要原因，即他在作品《我的名字叫紅》中設立了眾多的學術“空白”，需要研究者去填充。小說分為59章，其中有20個角色分別來敘述故事，但沒有一個角色連續出場。59章里進行了58次視角轉換，即敘事角的轉換。每個角色出場都帶有他獨特的敘事特點，向人們展示了他的“透視區域”。不同的“透視區域”構成一個廣闊的視域。讀者或研究者不僅可以洞察，而且可以完善不同人物的心理活動和行為軌跡，起到接著敘事的補充作用，為讀者的閱讀和研究者的思考留下很大的空白。
其次，是讀者或研究者的主觀立場和態度。作為審美主體、批評主體要克服任何形式的倦怠心理，審美疲勞、閱讀倦怠、研究乏力，都是不可取的。應時刻保持一種積極的態度、一種持續的熱情、一種探索新事物的新鮮感，即使文本內容已經時過境遷，在不炒冷飯 、不販前人舊說的基礎上，深入歷史脈絡，重新讀文獻文本，深入了解作者為什么這樣寫。設身處地了解文本的表面和潛在的內涵，這正是磨礪自己學養的機會。正如日本的山本玄絳禪師在龍澤寺講經時所說：“一切諸經，皆不過是敲門磚，是要敲開門，喚出其中的人來，此人即是你自己。”
這段話的禪意即是說，無論是寫經、講經、讀經，關鍵是你自己的立場和態度。例如在講授、研究泰戈爾作品時，傳統的做法是先講他的一般創作，然后再講代表作。在講小說代表作《戈拉》時，我盡量將研究《戈拉》的文獻材料都找到，經過思考后，提出了“泰戈爾文學”的概念，指出“泰戈爾文學”在形成過程中，其核心是“世界主義”的觀點。《戈拉》是泰戈爾獲得諾貝爾獎之后思想轉變的作品。他深知西方文化的種種弊端，所以他站在維護印度文化傳統的基礎上，反對接受西方文化中不適合印度發展的成分。將《戈拉》中的同名主人公與世界主義思想聯系在一起，理論分析增強，思想深度加深。閱讀分析作品之后就達到了敲開了門，“喚出其中的人來，此人即是你自己”的研究效果。
東方文學研究方法是多樣化的，除上述而外，還可以將比較文學研究中的“同中之異、異中之同”研究進一步理論化，即探討同一性與差異性時可形成主題學、題材學的研究實踐。利用理性思考與感悟體會結合時的范式，進行類型學、文類學的研究等。這些都不失為東方文學研究的另一途徑。但是從根本上說，東方文學研究和其他文學研究一樣，首先是要解決研究目的問題，即學術研究要盡量剔除功利性目的，尤其是個人名利等功利性目的。不進行科學研究的大學教師肯定不是一個好教師，因為教學內容必有前沿性、學術性，沒有理論深度和哲理思考，猶如白開水。學術研究的目的，決定了研究者的態度，在研究過程中，要始終保持學者型的求真求實的、老老實實的態度，不嘩眾取寵，不搞五花八門的“流行色”，不通過任何手段使用第二手材料。學術研究不能憑靈感，不要在學術研究中加入主觀臆測，要以科學的實證性說明觀點，言必有據。形成扎實、守正、自覺的學術風氣。在東方文學研究中不斷地闡幽探微、鉤深致遠，不斷發現與運用新的文獻材料，發前人之未發，以達到理論創新的目的。東方文學研究必然會取得更多、更大、更新的學術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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