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0-1783海權論：海權對歷史的影響（簡體書）

★ “海權之父”馬漢劃時代杰作，闡述海權的第一經典、大國海權的濫觴之作。
★ 各國軍事院校的必修課，當代海軍指揮軍官、海軍研究人員以及西方史研究者必讀之書。
★ 精譯、精校 、精注、精裝，精心打造當前最權威中文譯本。
★一般人既不是懦夫，也不是天生的勇士，只在于他是否擁有在關鍵時刻本能地把握住關鍵步驟的能力。——馬漢

撰寫本書的目的很明確，是為了研究歐洲和美洲通史，特別是海權對歐美歷史發展的影響。歷史學家通常對海上的情況知之甚少，對此既缺乏特別的興趣，也不具備相關專業知識，因此海權對于重大問題深刻而具有決定意義的影響，往往會被忽視。而他們對特定時期海權的重要性，比海權的總體發展趨勢還要缺乏認識。通常，我們很容易指出，使用和控制海洋，在過去和現在，都已成為世界歷史發展的一種重要因素；可是，要找出并且證明海權對一段特定時期的確切意義，卻比較困難。然而，除非能做到這一點，否則只泛談海權的重要性，海權的概念將仍然含糊不清，而且沒有實際意義；在這里我們不再泛泛而談，而是基于搜集特定時期的特定事例，說明海權的確切作用。
我們可以先舉兩位英國作家輕視海權對重大事件的影響為例。這看上去有些難以理解，因為與其他國家相比，英國的強大更多地得益于海洋。英國作家阿諾德在他編著的《羅馬史》中寫道：“獨具個性的天才人物與一個擁有豐富資源和完備組織結構的大國對抗，這種情形已經出現過兩次。每次的結果都是大國獲勝。漢尼拔 與羅馬對抗了十七年；拿破侖與英國對抗了十六年。前者在扎馬（Zama）結束，后者在滑鐵盧告終。”另一位英國作家愛德華?克里西爵士（Sir Edward Creasy）在引用《羅馬史》時，補充道：“有一點需要指出，對兩場戰爭的相似之處，幾乎都沒有進行足夠而詳細的研究。那就是最后打敗強大迦太基的羅馬將軍和最后徹底推翻法國皇帝的英國將軍威靈頓之間，存在顯著的共同點。西庇阿 和威靈頓都長期擔任雖遠離主戰場但非常重要的戰區指揮官。他們各自最重要的軍事生涯都在同一個國家——西班牙度過。正是在西班牙，西庇阿同威靈頓一樣，在與頭號大敵暨征服者本人對決之前，連續不斷地遭遇并打敗了對方幾乎所有的部將。西庇阿和威靈頓都使得他們的同胞，在遭受一系列敗北之后，重新對軍隊恢復了信心，兩者都是在徹底擊敗選定的敵軍指揮官和選定的久經沙場的敵軍之后，才結束了一場曠日持久的艱苦戰爭。”
這兩位英國作家都沒有提到更為驚人的巧合，即在那兩場戰爭中，勝利者都掌握了制海權。羅馬人控制了水路，迫使漢尼拔不得不經過高盧 進行艱險的長途行軍。艱苦的行軍讓老兵減員過半，使得老西庇阿 能率軍從羅訥河（Rhone）到西班牙截擊漢尼拔的交通線，又能夠返回本土，在特雷比亞（Trebia）和入侵者正面對決。整個戰爭期間，羅馬軍團可以毫無阻礙、精神抖擻地經水路在漢尼拔的基地西班牙和意大利之間往來。在梅陶魯斯河（Metaurus）的決定性戰役中，羅馬軍隊處于內線位置，面臨被哈斯德魯巴爾（Hasdrubal）和漢尼拔的軍隊聯合絞殺的危險。但是漢尼拔的弟弟哈斯德魯巴爾無法走海路，只能經高盧從陸路運送援兵，最終讓羅馬軍團取得了這次戰役的勝利。后來，在決定戰爭勝負的時刻，迦太基的兩支大軍被狹長的意大利分開，其中一支（哈斯德魯巴爾軍）被兩位羅馬將軍的聯合行動殲滅。
另一方面，海軍歷史學家們很少考慮通史與他們自己研究的海軍史這個特定課題之間的聯系，通常把他們自己限定在編撰海軍事件的簡單編年史料上。法國人比英國人好一些，天才而有教養的法國人會比較仔細地調查產生不同尋常結果的原因，以及各種事件之間的關聯。
盡管如此，就筆者所知，還不曾有一部著作曾經講授過現在探討的這種特定課題，即評價海權對歷史發展和國家興衰的影響。至于其他一些論述各國戰爭、政治、社會和經濟狀況的歷史著作，也只是偶爾蜻蜓點水似的提到一些海上事件。本書的目的，在于把海上利益放在最突出的位置，同時不將它們與整體歷史中構成因果關系的環境因素相割裂，并且試圖說明它們怎樣影響后者，以及后者對它們產生的影響。
這本書所涉及的歷史時期，是具有獨特特點的帆船時代，從1660年起，到美國獨立戰爭結束的1783年為止。雖然本書中，以一系列海上事件為基礎的通史的線索不是很明確，但本書已經在盡力提供一個準確、清晰的輪廓。作為一名熱愛本職工作的海軍軍官，我在動筆時毫不猶豫、毫無拘束地離題論述了海軍政策、戰略和戰術問題；但我已盡量避免使用海軍技術術語，希望書中提出的這些簡單問題，將會引起非專業讀者的興趣。

阿爾弗雷德?塞耶?馬漢
188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