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憲法第一人：汪榮寶

民國初年，汪榮寶作為體制內的公務人員，在修訂國會法律、制定天壇憲法、反對袁世凱稱帝、外交談判等活動中奔走呐喊，抗辯議壇，其穩健的改革主張和務實的革新行動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清末民初的歷史進程。汪榮寶的改革實踐深深呼應了清末民初中國政治、法律轉型的歷史軌跡。

封面文案

出身江南望族的汪榮寶，早年留學日本，歸國後參與推行多項新政，
是中國近代第一批憲法和法律文書的始作俑者，改革中的實幹兼智囊人物，
是活躍在清末民初的政壇新星和法律精英，同時是極為優秀的外交官。
他的一生，代表了民初政壇幕後的實際運作。

趙林鳳

1977年7月生，河南省南陽市人。2006年畢業於南京大學中國近現代史專業，獲歷史學博士學位，現任教於南京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學研究部，主要致力於晚清民國人物、近代留學生史研究。

序

張海林

在清末民初的中國政壇上活躍著一群海歸改革派新秀，他們以其豐富的現代知識參與了清末民初一系列的政治革新和制度設計，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中國社會的走向。汪榮寶是這一群體的典型人物。
汪氏出身蘇州官宦世家，自幼受到儒家思想的薰陶，有相當深厚的舊學功底；而深重的民族災難和嚴峻的社會現實又迫使他突破舊學藩籬，出國探尋救治中國的新途徑。青年時期的汪榮寶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和慶應義塾，歸國後參與推行多項新政，可謂清末改革中的實幹兼智囊人物，他與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被時人合稱清末政壇「四大金剛」。他參與了中央和地方官制方案的草擬，堅持按照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的立憲政體的行政特徵設置各級政府機構，力主設立責任內閣，以期通過改革實現清廷行政體制的「質變」。他是中國近代第一批憲法和法律文書起草的重要成員，參與編纂和修訂《大清民律草案》、《大清民事訴訟律》、《欽定大清刑律》等多種律例。在清末憲法編訂中其貢獻尤為突出，一九○八年參與擬定《欽定憲法大綱》，一九一一年與李家駒同被任為協纂憲法大臣，纂擬了可稱
為近代中國第一部完整憲法的《大清憲法草案》。在民國後他撰擬民主共和制憲法草案，即《汪榮寶憲法草案》，並參與擬定《天壇憲法》，在法學界頗有影響，可謂中國近代起草和制定憲法的第一人。法制變革中，汪榮寶執著的將平等、人道主義、罪刑法定等西方法律原則移植到中國，其篳路藍縷之功應被後人銘記。
民國成立後，他作為體制內的公務人員，在修訂國會法律、制定中華民國憲法、反對袁世凱稱帝等政治活動中奔走吶喊，抗辯議壇。擔任駐外公使期間，他以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利益為外交目標，面對軍閥混戰的內外交困局面，敢於明確表達自己的政見，為改變「弱國無外交」的舊規，提出不少富於創見又適合中國國情的外交思想、戰略和主張，尤其在處理中日關係上折衝樽俎，為爭取中國獨立自主的地位和收回國家權力作了諸多努力。可以說，他是一個務實的實幹家，是一個身體力行的踐行者。顯然，他一生未做過中央大吏，也未在地方獨當一面，只是一名處在二三線的技術派官僚，史學家因而多年來忽視了他的存在，使他成了一個歷史的「灰色人物」。但正是他，以其實實在在的「細節操作」左右了清末民初國家政治的發展路徑和速率。
書中提出了體制內海歸改革派概念，我個人認為頗有新意。誠如作者所說，體制內海歸改革派是指留學生在歸國後、被政府所吸納、最終進入執政系統、成為體制內成員的那部分，包括汪榮寶及曹汝霖、楊度、章宗祥、陸宗輿等等。這一群體主張立憲政治，積極推進各項新政改革並力行實踐，從本質上來說屬於立憲派，但有其獨特性。揆諸史料可見他們具有共同的特徵，主要包括：具有留學經歷，具備改革所需要的專業知識，又在政府中擔任一定的職務，尊重和維護政府的權威；思想以進化論為指導，因時而化，適時革新，總體較為激進；改革實踐中卻相對穩健，更加務實肯幹，注重變革的步驟和程序。
考察該群體的實踐活動和思想歷程，可以看到他們熱衷於制度架構，也就是非常關注具體制度的修改和制定，力圖通過制度文明來規範政府政治權力，構建近代新式社會。換句話說他們是在體制內從事制度編訂和操作層面的「一線人物」，也可以稱之為近代技術官僚。該群體在一定程度上擁有左右政府決策的影響力，遇到重大問題彼此聯手、相互聲援，不僅在晚清而且在民國均屬於體制內重要力量。
趙林鳳女士在南京大學讀博士時期，選擇汪榮寶這個在歷史上既重要又被人遺忘的人物作為研究物件是很有慧眼的。現在，她在其博士論文的基礎上，廣搜資料，充實理論，調整框架，增加份量，把原來單薄的論文改造成一部厚實凝重的專著，更全面、更詳實地敘述了汪榮寶在晚清和民國時期的政治、法律、外交等方面的活動，更細緻、更辯證地剖析了汪榮寶這個人物及其所屬群體對中國歷史進程的角色作用。她在這本著作中提出的許多富有新意的解釋方法和分析視角對我們準確評價歷史人物和把握歷史脈絡助益良多。
作為她過去的指導老師，我為她的進步甚感高興。既見其書，樂以為序。

序

緒論

第一章　從科舉走向維新
第一節　出身於江南望族
第二節　科舉仕途的寵兒
第三節　初涉維新改良
第四節　南洋公學的特班生

第二章　留學探索之路
第一節　活躍的留學生領袖
第二節　致力宣傳西學
第三節　在改良和革命之間徘徊
第四節　漸進改革思想的內容

第三章　參與清末官制改革
第一節　參加中央官制改革
第二節　參與地方官制改革
第三節　纂擬內閣官制
第四節　官制改革的特徵

第四章　推行清末憲政改革
第一節　推行憲政的要角
第二節　籌設諮議局
第三節　籌辦資政院
第四節　參與國會請願運動
第五節　活躍於資政院議壇

第五章　構建清末法制體系
第一節　法律修訂館要員
第二節　修訂和支持新刑律
第三節　司法制度的改革者
第四節　參與編纂其他法律法規

第六章　主持編纂清末憲法
第一節　首次參與憲法編纂
第二節　籌備編纂正式憲法
第三節　主纂《大清憲法草案》

第七章　鼎革之際的政治應變
第一節　謀炸攝政王案中的表現
第二節　挽救清王朝的方案
第三節　支持民主共和制
第四節　從立憲到共和的轉變

第八章民國初年的政治實踐
第一節政黨、議會觀及其實踐
第二節纂擬民主共和制憲法
第三節與革命派和袁世凱的關

第九章　折衝樽俎——駐外公使生涯
第一節　出任比利時公使
第二節　首位駐瑞士公使
第三節　民國任期最長的駐日全權公使

第十章　博學淹雅之近代學者
第一節　宣傳西學之先鋒
第二節　近代詩壇「西崑體」之健將
第三節　史學革命之吹鼓手
第四節　文字和音韻學專家

餘論

參考文獻

附錄一　汪榮寶年譜

附錄二　有關汪榮寶資料

後記

第一章　從科舉走向維新

清末民初是中國歷史上的大變動、大轉折時期，生活在內憂外患的亂世之中，汪榮寶的思想不再受限於舊有文化的藩籬，其活動也無法亦步亦趨先輩科舉仕途的老路。知識份子的歷史責任感讓他開始關注時局，放眼世界、尋求中國救亡圖存的良方。汪榮寶穩健漸進的改革思路是在一系列的政治社會實踐中逐步探索出來的，在不斷地探索和徘徊過程中，他的思想經過了從漸進到激進、再從激進到漸進的複雜轉變，最終形成穩健漸進的改革思想。研究這個人物的改革實踐活動，並探討其歷史價值，顯然有著關照現實的積極意義。鑒於學術界對汪榮寶研究的薄弱現狀，本文首先著重考察汪榮寶的家世、生平以及早期維新活動，以期追溯其漸進改革思想的根源。

第一節　出身於江南望族

一、汪氏家族沿革

蘇州作為江南文化的典型代表，自古以來物華天寶、人傑地靈，其景色的鍾靈毓秀和文化的深厚積蘊，孕育、成就了不勝枚舉的歷史豪傑和文化名人。江南民性柔順，多能冷靜慎思，面對現實，在現實中求取最大利益。江南人民不僅善於應付科舉考試，出任官吏，從事學術研究成就也很大。江南人文淵藪的形成有賴地方人士的培育，方式主要有三種：一為私塾，這是開設於家庭、宗族或鄉村內部的民間幼稚教育機構。一為官學及社學，官學在各府州縣均有設立，係供生員進修之所，以備考試為主。社學多設在鄉間，供貧困人家子弟上學。一為書院及義學，或由官府倡設，或由私人捐建。書院品質較高，多為講學之所，或為生員進修之地。汪榮寶及其家族深受江南文化的浸潤和滋養，形成了具有江南文化特質的家學傳統。
汪榮寶的祖籍為元和縣，隸屬於蘇州府。元和縣建制較晚，清雍正二年（一七二四年），兩江總督查弼納鑒於「江南州縣庶眾、徵比賦稅繁重」的史實，奏呈清廷將蘇州、松江所屬的大縣重新劃分。查弼納奏稱：「蘇、松所屬大縣，額徵地丁、漕項、雜稅、銀米多者至四十餘萬，一縣糧額與四川、貴州一省之額數相等。」然「州縣錢糧納戶，零星款項繁雜，民情巧詐，百端詭隱，徵比倍難。」他提議析蘇州府屬長洲縣，另置元和縣，長洲縣治東北隅，元和縣治東南隅，與吳縣同城而治，「儼然鼎足之勢」。雍正皇帝允准。時蘇州府領有吳縣、長洲、元和、崑山、常熟、吳江、新陽、昭文和震澤九縣，自此元和縣正式成為蘇州府屬的一個縣。一九一一辛亥革命後，江蘇巡撫程德全在蘇州成立蘇軍都督府及軍政府，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蘇軍都督府裁撤蘇州府及長、元、吳三縣，設蘇州民政長署管轄三縣，「元和縣」之名不復存在。一九一二年經江蘇臨時省議會議決，由江蘇都督府頒佈《江蘇暫行地方制》，宣佈廢除江蘇各地府、州舊名，一律歸併為縣和廳，蘇州改稱吳縣。四因此，汪榮寶在辛亥以前多自稱「元和」人，民國以後多稱「吳縣」人。
汪榮寶所在的汪姓家族世居蘇州婁門內北街，是為婁門內北街汪氏。清代硃卷中收入該支家族四人，即汪鳳池、汪鳳梁、汪鳳藻、汪榮寶。這支家族在蘇州甚至整個中國都很有影響，是一門出三拔貢（鳳池、鳳瀛、榮寶）、四知府（鳳池、鳳藻、鳳瀛、鳳梁）的外交官世家，參與了晚清民國歷次重大事件，如甲午戰後的中日交涉、晚清憲政改革、晚清欽定憲法的起草、與保皇派的論戰、辛亥革命、民國議會、反對袁世凱稱帝、民國外交談判等事件，對晚清、民國政局都有深遠影響。然而，這支在江南乃至全國頗有聲望的汪姓家族祖籍並非蘇州，而是從安徽徽州遷徙至此的。
這裡追溯一下汪氏家族的起源。汪氏家族的起源可追溯到春秋時期。據說春秋魯成公的仲子，生而左手有紋似「水」，右手有紋似「王」，故取名曰「汪」。「汪」長而敦敏，有功於魯，被封穎川侯，此為汪氏始祖。其後，子孫以汪為姓，繁衍生息，逐漸形成龐大的汪氏家族。其三十一世孫，名文和，字君睦，東漢受封龍驤將軍。四十二世孫，名勳明，字督叔，陳武帝時任會稽令，封戴國公，生有三子，即僧瑩、僧湛、僧淑。四十三世孫，名僧瑩，字伯玉，其人識度宏遠，遇事有法，陳文帝時再封為戴國公。四十四世孫為汪世華，後改名為汪華，字國輔，隋末時守歙、宣、杭、睦、婺、饒六州而不失，後歸順唐朝，被唐高祖李淵
封為越國公。僧湛生有七子，其三子名鐵佛，字懋族，輔佐其兄汪華，被封為上柱國宣城郡開國公。由於汪氏第四十四代孫汪華、汪鐵佛的封邑在歙州、宣州、杭州、睦州、婺州、饒州一帶，汪姓一族遂在此地定居下來。汪氏族人雖有不少支系外遷他鄉，但他們都把皖南徽州作為祖籍，可以稱之為徽州汪氏家族。
徽州汪氏家族作為徽州第一大姓，房支繁衍茂盛，人丁興旺，其宗族組織在不斷裂變中遷徙。由於徽州特殊的地理環境，徽州人自古就有經商的傳統，汪姓家族初以經商為業，發展至明朝中期，汪姓商人在東南經濟生活中嶄露頭角，為經商之便，汪姓支系在明朝中後期紛紛向商業區遷徙，遷徙的方向大部分集中在經濟發達的江南地區，多遷至現在的揚州、蘇州、杭州一帶，特別是蘇州地區尤為集中。在頻繁的遷徙過程中，家族不斷發生裂變，因而分支出很多家族，這些家族對始祖的認同並未絲毫減弱，但家族之間的交往，則隨著時間的推移，歷經若干代之後明顯有所減少甚至互不相認。因此遷到蘇州的汪氏存在著很多支派，經考察主要有吳趨汪氏、東花橋巷汪氏、盤門內梅家橋汪氏、閶門內汪昌一支、汪登瀛一支、休寧遷蘇汪氏（包括婁門內北街汪氏）等，汪榮寶所在地這支汪姓即是從休寧遷徙至蘇州的。
根據汪榮寶一八九七年（光緒二十三年）丁酉科拔貢卷記載，其「始祖為鐵佛，唐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宣城郡開國公」。另據汪榮寶二伯父汪鳳藻一八八三年（光緒九年）癸未科會試硃卷載，其家族「世居安徽徽州府休寧縣潛阜」，其「高祖為大澤，字楚川，號養齋，國學生」。由此可見，汪榮寶的祖籍為徽州府休寧縣，其先祖為唐開國公鐵佛。至於家族何時遷移到蘇州，史無明確記載，但汪榮寶在拔貢卷中透露其始祖「名高樘，字懷耀，號沁園，議敘從九品，由皖遷吳，入元和縣籍」。這表明汪榮寶所屬汪姓一支至多在雍正二年即一七二四年之後遷徙到蘇州的，因為元和縣於該年方正式建制。既然汪榮寶先祖汪大澤為國學生、始祖汪高樘又有從九品之職，我們大致可以推測，這支汪姓家族先以經商為業，有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做後盾，開始讓其子孫讀書應試以邁入仕途，漸漸形成重文的傳統，在遷到蘇州之前已開始邁入官場由商入仕了。
這支汪姓在蘇州定居後，其子孫後代也以讀書應試和入仕做官為業。據資料記載，其高祖「名承煐，字念勤，號硯田，為太學生，國子監典籍銜，奉直大夫，五品頂戴，任鎮江府訓導。」汪承煐之弟「名承煥，字念典，號西亭，太學生，國子監典籍銜，貤贈為奉直大夫，五品頂戴，任鎮江府訓導。」
曾祖「名元圻，字肇封，號湘芷，議敘從九品，例授登仕郎，誥贈奉旨大夫，五品頂戴，國子監典籍銜，鎮江府訓導。後疊遇覃恩，貤贈奉旨大夫，內閣中書加四級，奉政大夫，翰林院編修加四級，中憲大夫，起居注主事，刑部山東司主事加四級，刑部員外郎，戶部員外郎加三級。」可見，汪姓一門多為飽讀詩書之士，雖非為官場中高官顯貴，但亦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可謂仕宦之家。另外他們的政治活動多以教育事業為主，二代三人均曾在鎮江府任過訓導，掌管這一地區的科舉教育。（請參看汪榮寶家譜圖）
汪榮寶的祖父汪亮鈞（一八二七─一九一○），字秉衡，號和卿，元和縣廩貢生，官至鎮江府學訓
導。據《吳縣誌》載，汪亮鈞頗具膽略，他在前往鎮江府學赴任之時，正值太平軍圍困鎮江府，「上下游皆為敵據，鎮江以孤城扼敵。衝敵兵攻，撲無虛日」。而汪亮鈞作為一介書生，竟然「單車赴任」。
到鎮後他「奉檄治團防，昕夕徒步衢巷譏察」，以致「奸尻間諜無所容，城守益固。」因守土有功，江南肅清後被清廷奏獎五品頂戴。其後汪亮鈞專心授學，在鎮江府「別創冬榮春滿齋」，「會課評陟精當，捐給花紅」，其時「大江南北能文之士爭先投卷以待品題，先後得科第以去者踵接一時，稱盛會焉」。汪亮鈞是清王朝統治下的仕人，其思想和處世之道未能擺脫維護封建王朝統治的思想影響。他反對太平天國農民起義，也反對外來勢力對原有社會秩序的破壞，是一個護守封建秩序之人。但汪亮鈞具有洞察時事的眼光，生活在鴉片戰爭後內憂外患的時代，敏銳地意識到世界形勢的巨變，毅然把自己的二兒子汪鳳藻送到上海廣方言館中接受西學教育。由祖父汪亮鈞傳承光大的家學遺風，對後來的汪榮寶有直接的影響。

二、「一家四知府」之直系父輩

汪榮寶的父輩共有四位，依序為汪鳳池、汪鳳藻、汪鳳瀛、汪鳳梁，此兄弟四人皆為才俊之士，且都任過知府，在清末官場中有「一家四知府」之時譽。
汪榮寶的大伯父汪鳳池（一八四九─一九○九），字思贊，號藥階。少「績學善屬文」，一八七三
年（同治十二年）癸酉科拔貢。後授內閣中書、協辦侍讀，旋升起居注主事，又遷刑部主事，掌管邢獄。一九○一年授山東道監察御史，後任京畿道監察御史，時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權勢正熾，汪鳳池上疏請求裁抑，慈禧太后聞奏動容。一九○二年慈禧太后及光緒皇帝「西狩」還京，順天府尹密飭大興、宛平兩縣拘留大車二千輛備用迎接，人心惶惑，群臣不敢言，汪鳳池聞知此事上疏力爭。汪鳳池任職期間，「折獄平恕，不附長官意旨」，敢言敢諫，指陳得失皆關乎政要，是有名的清官和「諍臣」。為此他得罪了不少朝廷要員，慈禧太后對他也頗感不快，一九○四年汪鳳池被調離京城，外放湖南衡州知府，後遷為長沙府知府，頗得湖南巡撫岑春蓂的賞識。一九○九年以疾卒於任，年六十一歲。
汪榮寶的二伯父汪鳳藻（一八五一─一九一八），字雲章，號芝房，為兄弟四人中唯一接受過系統西方教育的「新式人才」。他於一八六三年即被選入上海廣方言館英文班，接受西式教育，一八六八年被選送到京師同文館繼續深造。一八七八年以戶部主事留館，任算學副教習。授學期間，京師同文館的總教習丁韙良熱衷於翻譯西學書籍，汪鳳藻受其引導，致力於西學書籍的翻譯，翻譯了《公法便覽》、《富國策》、《新加坡刑律》和《英文舉隅》等書。其中《公法便覽》出版於一八七七年，該書共有六卷，是當時頗負時名的「法律工具書」。《富國策》出版於一八八○年，計三卷二十六章，著重論述商情商理、自由貿易之旨，是嚴復之前中國翻譯的最早最好的西方經濟學著作。十二清末學者對此書評價頗高，梁啟超贊道：「《富國策》精義甚多。其中所言商理商情，合地球人民土地，以幾何公法盈虛消長之，蓋非專門名家者，不能通其窌奧也。中國欲振興商業，非有商學會聚眾講求大明此等理法不可。」汪鳳藻雖然早年接受西式教育，但內心依然熱衷於科舉考試，一八八二年（光緒八年）汪鳳藻以監生資格參加順天鄉試，中壬午科南元，翌年癸未科會試，中進士，朝考得一等第十六名，欽點為翰林院庶吉士。後任駐俄使館二等參贊、總理衙門纂修等職。
一八九一年七月，汪鳳藻以知府銜獲賞二品頂戴，被清廷任命為署理出使日本大臣。翌年八月，實授出使日本國大臣。一八九四年甲午戰雲驟起，開戰前夕，汪鳳藻作為駐外使臣，洞察到日本的動機和野心，建議清廷速調兵力加強戰備。他致電李鴻章，指出日本現在「佈置若備大敵」。我「似宜厚集兵力，隱伐其謀」，李卻不以為然。中日開戰後，汪鳳藻被迫率領使館人員回國。甲午中國戰敗對汪鳳藻震動極大，此後他致力於教育，以培育人才為強盛之本。一九○二年春汪鳳藻出任上海南洋公學總理，後因「墨水瓶」事件辭職。一九○九年，他經張之洞舉薦任京師大學堂格致科監督，直到一九一一年六月離職。民國後，汪鳳藻賦閒在家，於一九一八年去世。與長兄汪鳳池相比，汪鳳藻接受過系統的西學教育，思想上受到西方文化的薰陶。他熱衷於翻譯西學書籍，努力讓國人瞭解西方世界，試圖通過外交途徑使清廷步入國際舞臺，他想讓清王朝擺脫受西方控制的狀況，卻又不知從何著手。他同時還受
到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浸染，尚難擺脫舊式文人的侷限性，在他身上中西文化聚會，卻不能完美地融合。
汪榮寶的叔父汪鳳梁（一八五七─？），字思任，號蘭媚，一八九○年高中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後任刑部主事等職，歷充光緒壬辰科武英殿試取掌官、甲午恩科會試同考官、甲午正科廣西鄉試副考官。
他辦事有章有度，遇事毫不推卸責任，頗受慈禧的信任，後任廣西順慶知府。
汪榮寶的父親汪鳳瀛（一八五四─一九二五），字志澄，號荃台。光緒初年，汪鳳瀛被選入江蘇高等學府──江陰南菁書院，從學於山長黃以周，在南菁書院經名師點撥，與書院學者論學，學問大長，被推薦參加光緒朝一八八五年乙酉科拔貢考試，同年考取拔貢。一八九一年隨仲兄汪鳳藻出使日本，一八九四年因甲午戰爭歸國，以知府分發湖北。先入蔡錫勇幕府，撰治文書，曲中肯綮，文章學望，名重一時，頗為人稱道。時張之洞任兩湖總督，詢知其才學，延入幕府，汪鳳瀛遂成為張的幕僚。張之洞手下人才濟濟，幕府諸賢皆為近代名士如辜鴻銘、梁鼎芬、梁敦彥、鄭孝胥等，而汪鳳瀛在其中佔有一席之地。他在一八九七─一九○七年間一直擔任張之洞的總文案，時汪鳳瀛居住在總督署南園五桂堂，自號「南衙居士」。因汪鳳瀛才學出眾，治事穩重，故在南皮幕府中手握實權，官場戲稱為「小宮保」，當時「督府權重，參佐任事者或睥睨大吏」，而汪鳳瀛則「顧敕慎，不以驕人也。」
一九○○年「庚子之變」發生後，張之洞委任汪鳳瀛辦理洋務文案，主持外交事務，在張之洞、劉坤一等策劃的「東南互保」活動中多有參贊。同年唐才常領導的「自立軍」之變驟發，張之洞為唐的老師，事變一出他在漢口租界搜出相關人員名冊，欲按名捕人。而汪鳳瀛藉故將名冊付諸一炬，勸其上司曰：「按冊窮治，必興大獄，滅跡所以安人心。」張之洞遂不再窮究此事。張之洞為洋務運動的領軍人物，他在擔任湖廣總督任內提倡改革，極大地推動了當地近代化的進程，而汪鳳瀛作為張的助手，亦積極支持和參與各項改革。一八九三年，張之洞在武昌設自強學堂（現武漢大學前身），汪鳳瀛於一八九八年任自強學堂提調，擔任培養人才之重任，他提倡新式教育，培養出了一批初具現代思想的人才。
一八九七年，汪鳳瀛陪同美國農學教習白雷耳，前往湖北各處實地考察農情，協助白氏工作。一八九八年春，張之洞在武昌創辦湖北農務學堂，研求種植、畜牧之學，汪鳳瀛被任命為該學堂首任提調，負責學堂事務，後向張之洞推薦江南農學總會會長羅振玉主持該學堂。在張之洞的賞識和提拔下，汪鳳瀛先後擔任過湖南常德知府、武昌知府、長沙知府等職。一九一○年任長沙知府時，湖南發生嚴重災荒，時任巡撫岑春蓂及部分政府官員對此事處理不當，饑民與官府衝突，發生了轟動一時的「長沙搶米風潮」。
事後清廷降旨罷岑春蓂，汪鳳瀛身為長沙知府，被罰降職留任。
一九一二年民國後，汪鳳瀛就養於長子汪榮寶處，袁世凱仰慕其名，遂聘請他為政府高等顧問，汪鳳瀛成為袁政府中官員，一九一四年他與楊士琦、朱家寶、李盛鐸等又被袁氏委派為高等文官甄別委員
會委員。一九一五年袁世凱處心積慮地更改國體，授意楊度組織籌安會，部分官員亦沆瀣一氣，聯名上書請袁稱帝，復辟之聲甚囂塵上。汪鳳瀛氣憤之極，寫下《致籌安會與楊度論國體書》，欲上書阻帝制，這篇文章約有三千餘言，頗為世人所傳誦，是反對袁世凱稱帝極有份量的文獻。《致籌安會與楊度論國體書》對籌安會進行隱晦地諷刺，指責組織者楊度為「陋儒瞻顧囁嚅」之人，組織該會並非愛國，而是「壞國」，文中堅決反對袁世凱更改國體。「七不可」說從政府信義、國內複雜的政治形勢、國民經濟狀況、外國態度等方面，詳盡地闡述了不能恢復帝制之理由。該說可謂汪鳳瀛的肺腑之詞，他引經據典，力勸袁世凱吸取歷史教訓，遵循歷史發展規律，毋行忤逆之舉。
袁世凱死後國內軍閥割據一方，連年混戰，民生艱難。汪鳳瀛見此，隨閉戶著書，撰《救亡論》，共十九篇，書中以「立誠」、「辯義」、「崇儉」、「遠利」、「尚德」、「守法」、「明恥」、「勵勤」等為「救亡之大本」，旨在提倡道德，改良社會，試圖以此挽救社會和國民。一九二五年二月八日汪鳳瀛去世，葬於吳縣陸墓山（今蘇州市越溪鎮陸墓山）。汪鳳瀛三子汪東為章太炎的得意門生，求墓誌銘於太炎，章氏遂撰寫《前總統府高等顧問汪君墓誌銘》一文。他在文中極為讚賞汪鳳瀛的膽識與才學，評上書阻帝制之事，「無道如矢，史魚之直也。乳雞博狸，仇牧之勇也。卷懷以去，蘧瑗之卓也。其大節宜在民國史」。

三、才學橫溢之兄弟

汪鳳瀛的原配夫人為張氏（一九○五年謝世），側室蔡氏，兩位夫人為汪鳳瀛生有八子和二女。二女中長女名汪梅未，嫁給陳三立之子陳衡恪，次女汪梅梧嫁與何元瀚。汪梅未（一八八二—一九一三），字春琦，亦是極具歷史魅力的人物，她的丈夫是陳衡恪。陳衡恪（一八七六─一九二三），字師曾，號槐堂，江西義寧人，國學大師陳寅恪的哥哥，近現代畫家和書法家，梁啟超曾言：「陳師曾先生在現代美術界可稱第一人。」一九○七年夏，二十四歲的汪梅未嫁給已有二子的陳衡恪，七月，汪梅未隨夫君到南京頭條巷的「散原精舍」拜見陳三立等長輩。婚後陳衡恪赴日本留學，汪梅未則留在南京家中「秉心恭仁，克嫻禮訓」，照料陳氏前妻生的尚是「嬌雛」的封可、封懷兄弟倆。一九○九年夏陳衡恪學成歸國，後應張謇之請到南通師範學校任博物學教員，婚後已經兩年的汪梅未才得以與丈夫同往南通生活。汪梅未弟弟汪旭初在《寄庵隨筆》中曾寫道：「春綺工繡。既歸師曾，甚相得……姊初不甚工詞翰，迨與師曾唱和，廢寢食為之，猛進不已。」寥寥數筆，伉儷情深的生活場景畢現。夫婦倆時常習藝論畫，切磋畫理，陳衡恪的花卉得吳昌碩親授，擅長梅、蘭、竹、菊等，汪梅未也因自幼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雅好藝事，妍潔成軌」，「畫梅有逸致」。在當時的藝壇傳為佳話。一九一三年陳衡恪任職於教育部，同年秋全家遷往北京，寄寓在汪梅未大哥汪榮寶楊儀賓胡同的寓所，時其「家人宴笑，於時最歡。」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汪梅未因「發斑疹，西醫注以麻醉劑，遽卒。」年僅三十一歲。汪梅未猝逝，陳衡恪肝腸寸斷，作《悼亡詩》云：「問爾魂歸何有鄉，殘年孑影感臨觴。事同飲鴆銷膏盡，夢付馳句積恨長。篋有殘煤纏粉淚，壁留遺掛掩虛堂。素衣化緇誠何意，獨對京塵苦月黃。」除此而外，陳衡恪還有《春綺死後百日往哭殯所》五古二首、《春綺卒期年哭之以詩》、《哭奠春綺殯宮》七律二首等，另有《題春綺遺像》詩，並親撰親書《義甯陳衡恪繼妻汪氏之墓碣》，該墓碣被國家圖書館珍藏，並列入碑帖中「菁華」。
汪鳳瀛八子中長子即汪榮寶，後依次為樂寶、東寶、楚寶、楨寶、椿寶、松寶、相寶，這八位兄弟中有多人在中國近現代歷史舞臺上留下了濃筆重彩。汪樂寶，字廉士，生於一八八一年，曾為京師譯學館學生，後留學日本，歸國後在民政部、大理院任職，民國任大理院總務廳統計科主任、書記官等職。其中汪楚寶是著名的建築學家，汪椿寶是我國版權改革的第一人。
汪楚寶（一九○九—一九八四），後改名汪季琦，其生母是蔡氏，出生於湖南長沙府，時年父親已經五十五歲，故極為寵愛之，楚寶與長兄榮寶相差三十一歲，與東寶相差十九歲。一九二三年九月，汪楚寶成為南京東南大學（中央大學前身）附中初三年級的插班生。二十世紀二○年代，革命的風潮激盪著青年學生的心。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孫中山先生去世，四月二十二日，在當時的秀山公園召開孫中山追悼會，十六歲的汪楚寶在這次活動中聽到了蕭楚女、惲代英的演講，深受教育，後來在他們的影響和帶領下，在「五卅運動」中上街遊行示威，到工人中進行宣傳，並對中國共產黨有了最初的接觸。一九二八年九月，汪楚寶考入南京中央大學，學習土木工程，至一九三二年四月畢業。期間他參加了共青團週邊組織「大地社」的活動，並積極為《現代中學生》雜誌投稿，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九一八事變後，汪楚寶按黨指示參加學生運動，領導中央大學學生罷課遊行，衝國民黨中央黨部，砸外交部，他是南京市學生抗日救國會主席、遊行示威的總指揮。一九三二年四月被國民黨逮捕，作為共產黨案犯判處六年徒刑，他在獄中堅貞不屈，於一九三二年十月經兄長汪東營救出獄，暫回蘇州老家居住。一九三三年三月應友人段超人之邀去上海樂華女中教書，其後一直從事黨的地下工作。一九三四年改名汪季琦，此後一直用這個名字。一九三六年，汪季琦輾轉到大昌建築公司作職員，歷任技術員、工程師、工地主任、建築公司工程部主任等職，一九四七年任西北農學院教授，解放前夕任中華聯合工程公司南京分公司經理。同時，在上述公開職業掩護下，長期從事黨的情報工作和科技界、經濟界及民主黨派的統戰工作。
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後，汪季琦任上海市工務局副局長、科聯上海分會秘書長、同濟大學兼職教授等職。在此期間，負責組建上海市建築工程公司，參與籌備華東建築工程公司及華東建築工業部，在團結和引導上海建築界設計工程技術人員參加國家建設事業方面發揮了卓越的作用。一九五三年初調到建築工業部，先後任中央設計院、城市及工業建築設計院、北京工業建築設計院、建築科學研究院副院長、技術情報局副局長等職。他曾領導北京展覽館的設計工作，組織領導第一個五年計劃中某些重點工程的設計，領導設計院的蘇聯專家工作，參與組織北京十大建築設計方案的審批工作，並承擔十大建築之一的北京展覽館的總監造職責。六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末，汪季琦蒙受冤屈被降職使用，但他仍鍥而不捨地忘我工作。此期間，他歷任北京建築工程學院非金屬礦系副主任、建築科學研究院建築理論及歷
史研究室副主任、建築標準設計所副所長等職，在培養人材、推進建築理論及歷史的研究，以及制定標準設計方面做了紮實的工作。一九六二年受建工部劉秀峰部長之命參加《中國古代建築史》的編寫工作，並組織全國專家進行審定，至一九六四年七月陸續完成了五稿的審定，六、七、八稿的編寫及審定工作，最後定稿。這是一部具有較高學術水準的著作，一九八一年被評為國家建築工程總局優秀科研成果一等
獎。文革結束後汪季琦得以平反，一九八○年一月至一九八四年二月擔任中國建築學會顧問，一九八○年十月當選為中國建築學會第五屆理事會副理事長，一九八二年十一月被增補為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
一九八四年二月四日因心臟病在北京逝世。
汪椿寶（一九一四─一九九三），亦名汪衡，為汪榮寶的六弟。他四歲入家塾熟讀四書五經，十二歲考進蘇州樹德中學小學部讀五年級，後在私立蘇州晏成中學（今蘇州三中）上學，受到哥哥楚寶思想的影響，對共產黨領導的革命產生了興趣。一九三五年考入上海復旦大學土木工程系（後轉入經濟系），為了紀念革命烈士顧衡，將自己的名字改為汪衡。求學期間汪衡崇拜魯迅先生，曾熟讀魯迅的所有作品。
一九三六年夏天孫寒冰教授在復旦大學創辦了進步書社──文摘社，請汪衡參加編輯工作，由於汪衡的英文、漢文基礎極好，很快成為孫教授的得力助手。當時孫寒冰注意到美國著名記者斯諾發表在Asia（即英文《亞西亞》雜誌）的連載文章Red Star Over China（《紅星照耀中國》），立即找來汪衡翻譯成中文。汪衡以極大的興趣看完斯諾的連載文章，認為這是極有價值的好文章，遂決定翻譯斯諾文章的部分章節，即後來出版的《毛澤東自傳》，全書共有四章：一顆紅星的幼年；在動亂中成長起來；揭開紅史第一頁；英勇忠誠和超人的忍耐力，另有兩個附錄：《毛澤東論中日戰爭》、《毛澤東夫人賀子珍
小傳》。同年十二月，汪衡還翻譯出版了斯諾的《二萬五千里長征》。由汪衡翻譯的《毛澤東自傳》在《文摘月刊》連載，立即轟動全國，該刊的銷量也急劇上升，後來出版單行本，由黎明書局向全國發行，該書很快成為暢銷書籍，賣出高達六七十萬冊，因供不應求，僅十九天後又再版發行。汪衡在《文摘月刊》任編輯委員時，還出版過《周恩來抗戰言論集》、《平型關大捷》、《台兒莊大捷》、《日本的泥足》等二十多種小冊子，宣傳了中國共產黨抗戰的精神。抗戰勝利後，汪衡不願為國民黨做事，在復旦大學英國教授Robert Payne 的幫助下，他將馮玉祥將軍的自傳《我的生活》翻譯成英文，擬在英美出版。
馮玉祥得知此事後十分高興，遂收汪衡為門生，一九四六年七月，汪衡作為馮玉祥的英文秘書隨水利考察團赴美國訪問，後留美學習。
一九五○年一月，汪衡回國參加新中國的建設，先後在國際新聞局、學習雜誌社、人民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北京圖書館工作。一九七八年中國邁入改革開放的新時代，而「知識產權」成了中國與西方國家交往的一大障礙，一九七九年中國首次與美國簽訂《中美高能物理協定》，時才意識到知識產權的重要性，中國當時沒有版權法，國家出版局局長陳翰伯想到被譽為「百科全書」的汪衡詢問版權問題。應陳翰伯的邀請，汪衡從北京圖書館調到國家出版局，全力以赴研究世界版權公約等相關問題。在汪衡的帶領下，版權研究小組很快就收集、翻譯了一批外國的版權法和國家版權公約，汪衡還擔任了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版權諮詢委員會委員，外國人稱汪衡為「中國的版權先生」。在汪衡等人的努力下，國家出版局於一九八六年五月向國務院呈報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版權法草案》，其後幾年中版權法草案幾次修訂，經國務院法制局審定，易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於一九九○年九月七日第七屆人大常委第十五次會議通過。這部法律凝聚了汪衡等中國第一代版權專家的心血。
在汪榮寶所有兄弟中頗值得關注的是其三弟汪東寶。汪東寶與榮寶同為張氏所生，故二人感情甚篤，榮寶、東寶皆工詞章，擅考據，頗負聲名，被時人合稱「吳門二汪」。一九三三年汪榮寶病逝後，汪東寶有感「雁行折翼」，遂改單名為東，改字為旭初，因而後人多稱為汪東。汪東（一八九○─一九六一），字叔初、旭初，號寧庵、寄庵、寄生、夢秋，筆名宛童、禪佛等。一九○三年汪東考入上海震旦公學，上海發生了「蘇報案」，清廷逮捕章太炎和鄒容，章、鄒毫不畏懼，在租界會審公廨上慷慨陳詞宣傳革命思想。汪東遂在心中萌生革命理想。一九○四年汪東赴日本求學，年方十五歲，先後入成城學校和早稻田大學學習。一九○五年同盟會在東京成立，他毅然投身革命，由孫中山介紹加入這一革命團體，成為該會早期的重要成員。同年《民報》創刊，汪東擔任撰述，與宋教仁、廖仲愷、汪精衛、胡漢民等同為宣傳革命的吹鼓手。汪東署名「寄生」，在《民報》上連續發表《革命今勢論》、《論支那立憲必先以革命》等文，與改良派展開辯論，大力宣傳革命思想。一九一○年汪東回國，翌年武昌起事，上海、蘇州響應相繼宣告獨立，汪東被江蘇都督程德全聘為江蘇都督府駐上海辦事處秘書。民國成立後汪東認為「革命已經成功」，應功成身退，故拒絕參加後來成立的國民黨。此後他的活動主要集中在創辦報紙和從事教育方面。一九一三年主編《大共和月報》，一九二三年創辦《華國月刊》，一九二七年起在南京中央大學文學院任職，歷任中文系教授、系主任、代理院長和院長。抗戰爆發後汪東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駐重慶行營第二廳副廳長，一九三八─一九四八年，又先後擔任民國政府監察院監察委員、禮樂館館長等職。新中國成立後，他被任命為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委員兼中國畫院籌備委員，並當選為江蘇省政協常委、民革蘇州市主任委員、江蘇省副主任委員和民革中央常委。
汪東是近代著名學者章太炎的高足。一九○六年章太炎在東京開設「國學講習會」，定期講授文字學、音韻學、莊子及中國文學史等課程，汪東與黃侃、錢玄同、吳承仕、周樹人、周作人、許壽裳等一同前往聽講，北面受業，成為章太炎的弟子，其中黃侃、汪東、錢玄同精於文學，吳承仕精通經學，四人有「章門四子」之稱。章太炎晚年在蘇州設立章氏國學講習會，學者四方雲集，在章太炎的眾多弟子中，汪東、黃侃二人被稱為「章門二妙」。章太炎曾將著名弟子五人戲分為天王、東王、西王、北王及翼王。汪東在《寄庵談薈》中記載：「黃侃嘗節老子語：天大地大道亦大，概余作書，是其所自命也，宣為天王；汝為東王，吳承仕為北王，錢玄同為翼王。……以朱希祖為西王。」三十五汪東擅長書畫、詩詞，畫風、詞風均能自成一家，尤其是詞學，「控縱自如，頓挫有致，舒徐綿邈，情韻交勝」，頗受世人讚譽，詞作合集為《夢秋詞》共二十卷，計有詞一千三百八十餘闕，為詞學佳作。一九六三年汪東去世，卒年七十三歲，葬於蘇州越溪陸墓山。
汪榮寶出身詩書世家，深厚的家學淵源影響著其思想的形成。他從先輩們秉持的儒家人生哲學和處世之道中體會到人生的基本道理，在他們的言傳身教中塑造自己的個性品行。而二伯父汪鳳藻流暢的外語和廣博的西學知識無不讓他羡慕和嘆服不已，這也激發了他外出留學的欲望。這一切均對懷有救世之志的汪榮寶產生了重大影響，促使他開始思考和選擇自己的人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