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面之詞：關於革命問題的通信（簡體書）

德布雷是南美革命者格瓦拉的昔日戰友，趙汀陽是中國最好的哲學家之一。兩人在法國偶會，深入討論各自國家改革與全球化時代政治權力變遷等問題。
德布雷回顧了他親歷的20世紀風云，闡述了對革命喧囂之后的深刻思辨：革命早非世界主流，新世紀中權力的隱性轉移才是重要問題。趙汀陽點出中國三千年變革史的重要節點，指出應對狂熱的革命保持理性的警惕。
18世紀，伏爾泰、孟德斯鳩等思想家以數萬封通信探討時代精神與社會變革。300多年后，東西方學者也以通信體的方式致敬先賢，思辨革命、權力與民主。喧囂之后，迷思尚存。仍需冷靜思考，執著探索。　

作者簡介：<br> 雷吉斯?德布雷：著名革命家切?格瓦拉的戰友，龔古爾文學獎評委，作家、哲學家、媒介學家，在法國已出版多部影響頗大的作品。<br> 趙汀陽：哲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長城學者。著有《天下體系》、《論可能生活》、《壞世界研究》、《第一哲學的支點》等。<br> 譯者簡介：<br> 張萬申：經濟學家，法國鳳凰銀行前行長，趙汀陽與德布雷的共同好友。<br><div> <br></div>

1、 十七至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對人類現代社會發展影響深遠。在那個啟蒙時代，先哲先賢以通信的形式自由探討社會精神、民主要義。二百多年后，一代中法知識分子因緣際會，致敬啟蒙時代思想自由激發的精神，探討革命與時代的走向，思辨社會變革前后的理想與現實，行文自由揮灑、思考恣意。
2、 對于“革命”或“告別革命”，中國哲學家思辨與理想并存，切?格瓦拉的戰友卻更加現實與冷靜——“任何暴力革命都無法改變人類的生活方式，只有技術革命才真正改變人們。革命的激情與理想難以催生新的生產生活方式。”
3、 當“民主”、“自由”成為人們嘴上的談資時，少有人能夠真正理解其內涵和實際性的操作。“人們對民主寄予了過高的期望。民主只是一種技術手段。而當今的民主僅為寡頭民主，人民從奴仆轉變為公民，又從公民轉變為看客。”
4、 兩位作者對于權力的批判一針見血。“全球化時代的最終權力是官僚金融資本、新技術、互聯網等‘后臺權力’，人民主權成為空洞的口號。”
5、 告別革命之后，回顧30年改革開放，在經濟與政治都在走向轉型之時，應該怎樣看待民主、完善社會制度的建設？是本書與現實的無盡思考。　

第一組通信
趙汀陽：中國歷史至今有過三次性質有所不同的革命，第一次革命是三千年前的周朝，成果是建立了普遍主義的天下體系，還有禮樂制度；第二次革命是兩千多年前的秦漢王朝，成果是長達兩千余年的中央集權的中華帝國；第三次革命是1911 年至今的現代中國。
德布雷：歸根到底，唯一跳出星球運轉的循環意義外的革命不是政治革命而是技術革命，因為只有它們才是不復返的。有了電流后就不再用蠟燭，有了汽輪船就不再用帆船。然而有了十月革命還是回到了東正教，有了長征后還是回到了儒教和看風水。互聯網和集裝箱比馬克思、列寧和毛澤東更實際地改變了世界的面貌。
　
第二組通信
趙汀陽：我一直有個困惑：人類追求許多美好概念，正義、自由、民主、平等、普愛、進步、解放、革命，如此等等，每一個概念單獨來看都是好的，但這很像我聽說的一個故事。這個故事說的是4個弦樂藝人，崇拜勃拉姆斯，有一天找到勃拉姆斯給他演奏其創作的一首弦樂四重奏，被演奏所折磨的勃拉姆斯最后對他們說：你們每個人都分別演奏得很好，真的，每個人都演奏得很好。
德布雷：民主在我們所在的地方正經歷一場危機，這是明顯的事實。這是一場意義的危機，正如你感覺到的一樣。我們這兒任何人可以對一切發表任何意見（從未有過這么多的個人自由），但實際上誰都控制不了什么。人民的權力（民主的原義）變成了鬼魅，很明顯，真正當真的事情是在人民監督之外而被決定的，在自我封閉的（國家的、歐盟的、國際的）圈子里決定的。
　
第三組通信 第一組通信
趙汀陽：中國歷史至今有過三次性質有所不同的革命，第一次革命是三千年前的周朝，成果是建立了普遍主義的天下體系，還有禮樂制度；第二次革命是兩千多年前的秦漢王朝，成果是長達兩千余年的中央集權的中華帝國；第三次革命是1911 年至今的現代中國。
德布雷：歸根到底，唯一跳出星球運轉的循環意義外的革命不是政治革命而是技術革命，因為只有它們才是不復返的。有了電流后就不再用蠟燭，有了汽輪船就不再用帆船。然而有了十月革命還是回到了東正教，有了長征后還是回到了儒教和看風水。互聯網和集裝箱比馬克思、列寧和毛澤東更實際地改變了世界的面貌。
　
第二組通信
趙汀陽：我一直有個困惑：人類追求許多美好概念，正義、自由、民主、平等、普愛、進步、解放、革命，如此等等，每一個概念單獨來看都是好的，但這很像我聽說的一個故事。這個故事說的是4個弦樂藝人，崇拜勃拉姆斯，有一天找到勃拉姆斯給他演奏其創作的一首弦樂四重奏，被演奏所折磨的勃拉姆斯最后對他們說：你們每個人都分別演奏得很好，真的，每個人都演奏得很好。
德布雷：民主在我們所在的地方正經歷一場危機，這是明顯的事實。這是一場意義的危機，正如你感覺到的一樣。我們這兒任何人可以對一切發表任何意見（從未有過這么多的個人自由），但實際上誰都控制不了什么。人民的權力（民主的原義）變成了鬼魅，很明顯，真正當真的事情是在人民監督之外而被決定的，在自我封閉的（國家的、歐盟的、國際的）圈子里決定的。
　
第三組通信
趙汀陽：20 世紀70 年代的中國，革命是個最常用的詞匯，聽起來，革命大概等于“正確”的意思，可是正確又是什么意思呢？記得當時給我的印象是，革命有一個比較具體的意思就是窮人翻身。不過，窮人翻身之后變成什么呢？這件事情使人迷茫。假如窮人翻身之后還是很窮，革命的意義何在呢？
德布雷：對那些帶著“主義”的詞匯（您說得對，也就是那些意義含糊而天真的抽象概念），以及對理論之間的比賽和自夸，我取用了一種多少含著調侃的冷漠（雖然那些主義在人間喜劇中有其應有的地位）。社會的看法和職業使我無可奈何地被歸劃為所謂“知識分子”這個種姓或者種類，但是經驗教給了我如何與奧維爾所說的“那些爭奪我們靈魂的令人厭惡的小正統教條”保持警惕的距離，因而對觀察小事情的喜好超過了注釋大道理的興趣。
　
第四組通信
趙汀陽：大眾媒體是一種精神簡化致幻劑，它以自由之名毀掉人們自由自主思想的能力，以民主之名毀掉理性對話。不過目前中國大眾傳媒的情況卻十分奇特，一方面具有上述的市場化性質，另一方面也仍然保留著管制性質，經常以人民之名而代表人民表態，把不屬于人民的意見說成是人民的意志。市場性質和管制性質同時存在于大眾媒體中，堪稱奇觀。
德布雷：要領導一個國家，必須要開啟夢想，因此要對它說謊。這最后的詞用得使我感到拘束，因為它貶低和不恰當地描述了夢想的活躍領域。一個國家沒有感覺，它只有利益，但一個民族擁有心臟和感情（一個政治領袖應該懂得如何在這兩方面衡量）。必須通過欣快的偉大神話來動員一個民族，尤其是在生活的條件和收入懸差極大的地方，比如像您那邊目前的情況。
　
第五組通信
趙汀陽：盡管“文化大革命”被大多數人所批判，可是“文化大革命”的語言方式和思維慣性依然存在，仍然是很多人得手應心的本領。不過事情也并非沒有變化，我注意到年輕人所使用的更為直率而生氣勃勃的語言，也許新一代人將來能夠解放言論空間，超越政治正確的封閉性。
德布雷：自1789 年以來，我們在法國成為了公民而不再是臣民，這也可以是你們的合理追求。但問題是，公民今天變成了客戶，而選民變成了廣告瞄準的靶子，由黨派收購或者通過各種非常昂貴的媒體操作來搶購他們的選票 ( 這導致我們民主分子的腐敗)。面對著強大的市場和遙不可及的技術官僚，我們人民的主權轉變成了虔誠的空洞口號，而我們議會的決定實力不斷流失。真正的決策是在別的地方決定的，而我們甚至不太清楚誰是決策者。
　
第六組通信
趙汀陽：“公民變成客戶！”你的妙語令我十分開心，我完全同意你對當今社會的這個洞見。中國的情況似乎也差不多，除了極少數擁有超越的權力的人，絕大多數人也已經不同程度地變成了客戶，甚至可以說，擁有權力的少數人其實也正在不可避免地變成客戶，這確實是個不可阻擋的趨勢。盡管人們對此變化有些不適，但總體來說，大家似乎是“愉快地”變成了客戶。這一點正是資本主義、自由市場、高科技尤其是全球化的力量所在。
德布雷：要做一個知識分子是多么困難：如果我忠于我作為少數派反潮流的天職，我就會從輿論的合法生產地，也即媒體的舞臺或競技場上被擠出去，被趕到臺下走廊里去而失去影響力；如果我想讓那些重要人物聽到我的聲音，并享受一點點個人名利，那就得回到輿論的樂隊里，變成有名的意識形態鼓吹者、政治氣候預報的奴隸，隨機應變，聽任新聞熱點的擺布，并很快就得憂慮如何捍衛自己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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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br> “中國歷史至今有過三次性質有所不同的革命，第一次革命是三千年前的周朝，成果是建立了普遍主義的天下體系，還有禮樂制度；第二次革命是兩千多年前的秦漢王朝，成果是長達兩千余年的中央集權的中華帝國；第三次革命是1911年至今的現代中國。”<br> “歸根到底，唯一跳出星球運轉的循環意義外的革命不是政治革命而是技術革命，因為只有它們才是不復返的。有了電流后就不再用蠟燭，有了汽輪船就不再用帆船。然而有了十月革命還是回到了東正教，有了長征后還是回到了儒教和看風水。互聯網和集裝箱比馬克思、列寧和毛澤東更實際地改變了世界的面貌。”<br> 二、<br> “您指出今天世界取代了革命的關鍵詞是民主，可謂一針見血。人們可能對民主寄予了過高的期望。有些人可能會忘記民主只是形成公共選擇的一種技術手段，而不是一種價值。民主這種技術可以用來產生好的公共選擇，也同樣可以用來產生壞的公共選擇，民主可以被任何利益訴求或價值觀所綁架，比如說，民主可以用來決定賴賬、違約甚至發動戰爭和侵略別的國家。”<br> “你很有道理地提出有關民主（這是一個所有人可以爭取到的對野蠻的抵制）的疑問。它首先能使社會安寧，避免人們為了政權而自相殘殺，所以它是一個文明的因素。但民主這個詞，我該向你承認，當它被不加鑒別地利用時，就是一個我有所提防的詞，一個到處都可以用同時又沒有專用的詞。實際上有各種不同的民主，相互之間很少有關系。”<br> 三、<br> “20世紀70年代的中國，革命是個最常用的詞匯，聽起來，革命大概等于‘正確’的意思，可是正確又是什么意思呢？記得當時給我的印象是，革命有一個比較具體的意思就是窮人翻身。不過，窮人翻身之后變成什么呢？這件事情使人迷茫。假如窮人翻身之后還是很窮，革命的意義何在呢？”<br> “對那些帶著‘主義’的詞匯（您說得對，也就是那些意義含糊而天真的抽象概念），以及對理論之間的比賽和自夸，我取用了一種多少含著調侃的冷漠（雖然那些主義在人間喜劇中有其應有的地位）。社會的看法和職業使我無可奈何地被歸劃為所謂‘知識分子’這個種姓或者種類，但是經驗教給了我如何與奧維爾所說的‘那些爭奪我們靈魂的令人厭惡的小正統教條’保持警惕的距離，因而對觀察小事情的喜好超過了注釋大道理的興趣。”<br> 四、<br> “大眾媒體是一種精神簡化致幻劑，它以自由之名毀掉人們自由自主思想的能力，以民主之名毀掉理性對話。不過目前中國大眾傳媒的情況卻十分奇特，一方面具有上述的市場化性質，另一方面也仍然保留著管制性質，經常以人民之名而代表人民表態，把不屬于人民的意見說成是人民的意志。市場性質和管制性質同時存在于大眾媒體中，堪稱奇觀。”<br> “要領導一個國家，必須要開啟夢想，因此要對它說謊。這最后的詞用得使我感到拘束，因為它貶低和不恰當地描述了夢想的活躍領域。一個國家沒有感覺，它只有利益，但一個民族擁有心臟和感情（一個政治領袖應該懂得如何在這兩方面衡量）。必須通過欣快的偉大神話來動員一個民族，尤其是在生活的條件和收入懸差極大的地方，比如像您那邊目前的情況。”<br> 五、<br> “盡管‘文化大革命’被大多數人所批判，可是‘文化大革命’的語言方式和思維慣性依然存在，仍然是很多人得手應心的本領。不過事情也并非沒有變化，我注意到年輕人所使用的更為直率而生氣勃勃的語言，也許新一代人將來能夠解放言論空間，超越政治正確的封閉性。”<br> “自1789年以來，我們在法國成為了公民而不再是臣民，這也可以是你們的合理追求。但問題是，公民今天變成了客戶，而選民變成了廣告瞄準的靶子，由黨派收購或者通過各種非常昂貴的媒體操作來搶購他們的選票(這導致我們民主分子的腐敗)。面對著強大的市場和遙不可及的技術官僚，我們人民的主權轉變成了虔誠的空洞口號，而我們議會的決定實力不斷流失。真正的決策是在別的地方決定的，而我們甚至不太清楚誰是決策者。”<br> 六、<br> “‘公民變成客戶！’你的妙語令我十分開心，我完全同意你對當今社會的這個洞見。中國的情況似乎也差不多，除了極少數擁有超越的權力的人，絕大多數人也已經不同程度地變成了客戶，甚至可以說，擁有權力的少數人其實也正在不可避免地變成客戶，這確實是個不可阻擋的趨勢。盡管人們對此變化有些不適，但總體來說，大家似乎是‘愉快地’變成了客戶。這一點正是資本主義、自由市場、高科技尤其是全球化的力量所在。”<br> “要做一個知識分子是多么困難：如果我忠于我作為少數派反潮流的天職，我就會從輿論的合法生產地，也即媒體的舞臺或競技場上被擠出去，被趕到臺下走廊里去而失去影響力；如果我想讓那些重要人物聽到我的聲音，并享受一點點個人名利，那就得回到輿論的樂隊里，變成有名的意識形態鼓吹者、政治氣候預報的奴隸，隨機應變，聽任新聞熱點的擺布，并很快就得憂慮如何捍衛自己的品牌。”<br><div> <br></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