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立憲之殤：梁啟超與他的“自改革”（簡體書）

解璽璋，知名評論家、學者、近代史研究者，從事報刊編輯、圖書編輯二十余年，曾獲多種全國及北京市文藝評論獎，著有《梁啟超傳》《一個人的閱讀史》《喧囂與寂寞》《雅俗》等。

緒論 晚清“自改革”思潮的興起

一、改革者的第一聲嘆息

二、經學異端帶來政治新說

三、改革開放是歷史大趨勢

第一章 梁啟超走到了歷史的拐點上

一、甲午戰敗，敗于守舊強而革新弱

二、康有為抄襲廖平的一段公案

三、康有為的特殊貢獻

第二章 梁啟超的學術源流與思想構成

一、終于和康有為走到一起

二、與黃遵憲、嚴復相識相知

三、譚嗣同的精神遺產

第三章 梁啟超初識君主立憲

一、只有君主立憲可以救中國

二、中國憲政之時機已到

第四章 當立憲遭遇革命

一、革命還是立憲，兩難困于內心

二、民族主義不等于排滿

三、共和革命不適合中國國情

四、沒有自由意志，何來國民公意

五、站在清政府與革命黨之間

第五章 新民為立憲當務之急

一、國民政治自覺是立憲根基

二、新民為今日中國第一急務

三、梁啟超是如何想象“新民”的

四、嚴重的問題在缺少公德

五、私德、公德，不可偏廢

六、學問之道：正本、慎獨、謹小

七、新民必備的兩個條件

八、非有自治，則無以言國治

九、梁啟超對西方思想的“誤讀”

十、梁啟超的自由觀

第六章 革命易成與立憲難成

一、立憲感動中國

二、清末立憲的第一個小高潮

三、官制改革成各方爭奪焦點

四、少壯親貴借立憲瘋狂攬權

五、國會請愿風潮三起三落

六、資政院欲有所作為

七、立憲派也要革命了

八、清政府幫助制造革命者

九、終與憲政失之交臂

十、君主立憲黯然落幕

沒有自由意志，何來國民公意

梁啟超從本國國情出發，看到在中國馬上實行共和立憲，乃至君主立憲，都是不現實的，因而反對排滿革命，主張以“開明專制”為過渡階段，待條件具備之后，再行君主立憲或共和立憲。但“歷史”卻將他推到反動一方，超越歷史發展可能性的“革命”，此時卻“一登龍門，則聲價十倍”，成為二十世紀中國的主旋律。這實際上提出了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是什么導致二十世紀的革命觀念最終打碎了立憲黨人的一簾幽夢？

梁啟超的思考顯然已經觸及問題的核心，他從共和立憲所規定的必要條件入手，進而分析它在實際操作中的不可能性，以及與中國歷史經驗的差異，從而按住了革命理論的兩個致命“穴位”，一個是將意識形態的知識性幻想轉化為革命動力，以此完成對群眾的動員和組織；再一個就是將“革命”納入歷史“必要性”的解釋機制，賦予其順應歷史發展潮流的所謂歷史理性。

梁啟超強調共和立憲的兩個必要條件，其一即盧梭所說的國民總意（公意），不過，欲求國民總意，只有付諸直接投票，也就是現在所說的全民公決，才有可能實現。然而，能夠享受這種民主過程的，只能是瑞士這種規模很小的聯邦制國家。稍大一點的國家則不具備這種可能性，盡管這種一人一票的直接民主至今仍為許多人所艷羨。再有，參與直接投票的每個國民都應該按照其本意投票，任何有形或無形的強迫和愚弄，都可能損害國民總意的真實性。第三，國民總意是全稱概念，只要有一人持有異議，都不能冒總意之名。他指出，有此三說，國民總意說只好宣告破產。于是退一步，變總意為多數，認定了“多數之所在，即國利民福之所在也”。但此論謂之或然則可，謂之必然則不可，其道理不言自明。問題的關鍵在于國民能否“以自由意志投票”。共和政治的施政基礎既為“多數決定”，而且，“多數者恒近于國利民福者也”，那么，這個多數之所由來，就顯得非常重要。根據他的觀察，有兩大因素可能影響到人的自由意志，一種是有形的，“一黨派之勢太鴟張，而其人復獰猂，中立者憚焉，不得不屈其本意以從之也”，這是說的國民因膽怯而放棄自由意志；一種是無形的，“外界波譎云詭之現象刺激其感情，而本心熱狂突奔，隨之以放乎中流，而不復能自制也”，這是說的國民因受蒙蔽而失去自由意志。這兩大因素都有可能使國民的自由意志受到傷害，而由此得到的所謂國民的大多數，其實是沉默的大多數，其真實性是非常可疑的。所以他提醒人們注意：“茍非自由意志之多數，非真多數也。”（同上，6頁）

自由意志之難以維持于此可見一斑。梁啟超說：“夫自由意志云者，謂吾本心固有之靈明，足以燭照事理，而不為其所眩；吾本心固有之能力，足以宰制感覺，而不為其所奪；即吾先圣所謂良知良能者是也。”（同上，7頁）自由意志就是良知良能，然而，良知良能之不易得，又恐非陽明學說之末流空言義理、高蹈玄虛之誤也，更多的還是權利的肆意橫行，或以恐怖之高壓，或以金錢之收買，或以謊言之欺騙，或以情感之煽動，總之，要保持“自由之意志，獨立之精神”是非常不容易的。既然“國民自由意志之真多數，誠不易見覯”，那么，“純粹的共和政治，誠不易行”，也就絕非虛言。尤其“當國家根本，破壞搖動，人心騷擾，甚囂塵上之時”，思以武力顛覆現政府而建一共和新政府，又能有幾分把握？（梁啟超著《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九，9—10頁）

梁啟超不相信種族革命可以成就共和立憲制，就在于他看到了革命并不尊重和保護每個人的“自由意志”，反而會傷害或壓迫這種“自由意志”，甚至強迫人民放棄自己的“自由意志”。而如果沒有以“自由意志”為基礎的國民總意或多數，共和立憲的根本精神也就被抽空了，成了一個徒有其名的空殼。共和立憲制還有另一個必要條件，即作為統治形式的三權分立之制度，梁啟超稱之為孟德斯鳩造福于人類政治進步的偉大貢獻，歐美各國憲法之精神沒有不本于是者。英國雖為不成文法，但其制度卻是按照孟氏學說設計的。至于美國，則純用孟氏學說，分毫不差。他說：“孟氏此說，原以反抗專制為精神，所反抗者，不徒君主專制而已，凡一切專制，皆反抗之，故不惟不許一人總攬大權，并不許一機關總攬大權，立憲大義，實自茲出。”（同上之十七，42—43頁）這種分權制衡正是憲政的精髓。其作用機理就在于以權力制約權力，借用美國“憲法之父”麥迪遜的話說，即“用野心對抗野心”。這種制度安排使得沒有一種權力是至高無上的，任何權力都有其邊界，并受到來自其他權力的制約和對抗。橫向的分權制衡，能使立法、行政和司法權相互牽制；縱向的分權制衡，則能夠有效地約束中央和地方行使屬于自己的權力，從而防止權力被濫用，也為個人基本權利和自由的保障提供了“雙重安全閥”。（麥迪遜語）

這顯然是一種理想的政治制度，也是革命黨在許多場合對國民的許諾。但梁啟超卻不無擔憂地說：“蓋危險有不可思議者焉。”為什么如此悲觀呢？他說：“凡一國家，必有其最高主權。最高主權者，唯一而不可分者也。”也就是說，在司法、立法、行政三權之上，還有個唯一不可分的最高主權，這個唯一不可分的最高主權，按照盧梭的說法，就是國民總意或國民多數，此權利“無論何時，而皆保存于國民之自身也”。所以，“吾昨日可以自由意志選舉者，明日即可以自由意志而取消也”。毫無疑問，這是共和制的真精神。但如果是在“不慣民政而黨派分歧、階級分歧、省界分歧，種種方面利害互相沖突之國，則惟有日以此最高主權為投地之骨，群犬狺狺焉競之，而彼三機關者，廢置如弈棋，無一日焉得以自安耳。蓋隨時拈一問題，可以為競爭之鵠。而國民無復判斷真是真非利害之能力，野心家利用而播弄之，略施小伎倆，即可以刺戟其感情，而舉國若狂。故所謂多數者，一月之間，恒三盈而三虛。彼恃多數之后援以執政權者，時時皆有朝不保暮之心，人人皆懷五日京兆之想，其復何國利民福之能務也”。這與共和立憲的精神已經漸行漸遠，其原因就在于“教育未興，民德未淳”的國情，故當有人建議以美國為榜樣，進行共和革命時，他說：“美國非我中國所能學也，彼其人民積數百年之自治習慣，遠非我比。”我們已習慣專政而“不慣民政”，而“三權分立之政治，即最高主權在國民之政治也，而最高主權在國民之政治，決非久困專制驟獲自由之民所能運用而無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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