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燈：一個教育者的西行漫記（簡體書）

有沒有一雙不流淚的眼睛，留得住這世上所有的光明？
我是李老師的學生，跟著他做公益，做西部貧困地區的基礎教育調查與教育師資援助，對特殊家庭的孩子們進行經濟救助、心理救助、學業救助，我算是首批志愿者中最早的一個。掛了這么多的名目，我做過的事情卻少之又少，倒是這么些年，看到志愿者們越聚越多，無論張揚開朗的，還是沉郁少言的，無論溫和的，還是倔強的，最執著的，也只有他自己而已。
畢業前的晚上，同門聚在一起，我舉著酒杯，到了他面前，看著他略顯凌亂的頭發和依舊不修邊幅的打扮，眼淚便有些不可抑制地流了下來。在即將離別的時刻，我說了句：“老師，以后好好照顧自己！”他沒有言語，沉默了下來，這樣的無言來得那么自然，好像長久壓在心口的一聲沉重嘆息。
之后，畢業工作了，我很少與他聯系。一則，向來不習慣與他交流細膩的感受；二來，在潛意識里，還是怕他失望。很少再想到第一次跟著他到云南中緬邊境，為了邊疆民族教育而做田野工作，跟著他一起“空降”在滇西北午夜的某個小鎮，扛著大包找便宜的鐘點旅館的時候；很少再想到跟著他在7月的酷暑，在湘西的大山里，和一群雞鴨，還有嗷嗷叫喚的黑豬圈在一趟綠皮火車里，大汗淋漓，沉默地聽著火車轟隆隆向前奔馳的時候；很少再想到，和他一起，站在一個無父無母無叔伯無姑姨、“五服”之內無孝可戴的孩子面前，無言以對，腦袋里回旋的只有一句歌詞：“有沒有一雙不流淚的眼睛，留得住這世上所有的光明？”
我在碩士研究生畢業后的第二個10月回去看他，在他的辦公室。
他臉上已有了很深的皺紋，頭發留得更長，牙齒也掉了幾顆。他還是沒有自己的辦公室，與其他教師共用著一間不大的辦公室，在他的辦公桌上，密密麻麻都是書，自己再找幾塊木板，倚著墻，做了一個簡易的書架，還是密密麻麻的書，據說是家里49平方米的陋室已經盛不下。我想到了12月放寒假，他大抵又要帶著新的一批學生，各處輾轉，一如既往。
初識他的情景在我腦中回放，2005年的北京冬夜，我從圖書館走出來，11月的北京夜晚很涼，我穿了件淡黃色的呢子外套，借著圖書館的燈光，下了臺階，就看見他和師母遠遠地挽了手過來。我恭恭敬敬地站在臺階旁，他笑看著我，側過頭對師母說：“你看她穿的這件黃色呢子大衣，像不像你大學時候穿的那件？”師母溫婉地笑著，沒有說話。我不好意思地漲紅了臉，心里沒來由地開心。那個時候，我剛上大學，剛認識他。那個時候，他意氣風發，非常精干的樣子，我是他的第一個學生志愿者，我相信，他曾經寄予了厚望。
再后來，我們一起走了長征沿線，沿著大地苦難的脈搏，尋找需要幫助的孩子……
畢業之后，我已經很少參與到他所領導的“紅綠青藍”的志愿活動，也不知道他這些年，到底又幫了多少個孩子。在學校的時候，我無法透徹理解他的志愿之心，現在，我還是無法參透他，不知道他為什么可以這么執著、這么堅持、這么不管不顧。不知道是什么，讓他擁有一種常人無法堅持其萬分之一的勇氣。
他為一個個失去怙恃或是單親的大山的孩子，在殘酷的現實里生生地造出顯得那么奢侈的夢！
世間之人，有誰如他，多情至斯，卻似無情？愿意背負無數次被人指責為嚴酷無情的時刻？背負，他一屆一屆的門生，言談及他，便是冷酷、嚴苛、幾無人情？背負對自己孩子的愧疚？背負一個月7000元工資要捐出去一半的生活？背負所有這些不理解？
我從未見過他流淚。
畢業后的我，選擇做公益。在我的內心深處，在我自己都未曾意識到的地方，他于我的影響深遠綿延！
此刻的我，2013年的8月，在內蒙古西邊一個叫腰壩的小鎮上。
腰壩鎮一橫一豎，一條各為100米左右的十字路。沿著橫線走100米，大片的農田鋪陳開，8月的向日葵開放，轟轟烈烈，至死方休；沿著豎線走100米，就到了沙漠，40000平方公里的騰格里沙漠從這里開始它在大地上的征途。有時候，我會在鎮上的小館或者村民的家里喝點干烈的白酒，喝完酒出門，大漠的黃沙撲過來，月光白晃晃地照下來，不知人生幾世；有時候，我也會在幾百畝的玉米地，一個人尋個地方，沉沉地坐著，西伯利亞的風，從那個叫騰格里的沙漠吹過來，吹過玉米地，沙沙作響。在萬籟的沉默里，唯有風的回響。有那么些瞬間，我會突然有些明白他的選擇，只是這樣的瞬間，我難得抓住。
我想，總有一天，當我老去的時候，坐在滇西北大山的石階上，對著江水奔騰的大峽谷，在滿天的風和痛快的晚涼里，斟一杯酒。然后我大概會低笑一聲，懂得他所有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看到自己老來的心如明鏡，看到他的釋然和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