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文忠解讀《三字經》（簡體書）

從己丑年正月初二（2009年1月27日）起，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陸續播出了總長四十三集的《錢文忠解讀（三字經＞》。在此，我愿意就節目錄制、圖書編撰過程中的一些感想，向大家做一個簡單的匯報，也借此機會向大家請教。
在絕大多數中國人心目中，《三字經》可謂是再熟悉不過的了。有誰會承認自己不知道《三字經》呢？然而，真實情況又是什么樣呢？傳統的《三字經》總字數千余，三字一句，句子也無非三四百句。但是，恐怕絕大多數人都只知道前兩句“人之初，性本善”；知道緊接下去的兩句“性相近，習相遠”的人數，也許馬上就要打個大大的折扣了；可以隨口誦出接下來的“茍不教，性乃遷。教之道，貴以專”的人，大概就更少了。同時，我們心里卻都明了：這只不過是《三字經》的一個零頭罷了。也就難怪，在近期出版的一本列為“新世紀高等學校教材”的教育史專著里，竟然連《三字經》都引用錯了。這只有用自以為爛熟于
僅此一點，難道還不足以說明這么一個事實：《三字經》是我們既熟悉又陌生，甚至可以說，是我們自以為熟悉其實非常陌生的一部書？
說“熟悉”，在過去則是不爭的事實，在今天無非只是一種自我感覺而已。《三字經》是儒家思想占據主流地位的傳統中國社會眾多的兒童蒙學讀物里最著名、最典型的一種，且居于簡稱為“三百千”的《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之首。宋朝之后的讀書人基本上由此啟蒙，從而踏上了或得意或失意的科舉之路。讀書人對于它，當然是縈懷難忘的。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就連那些通常認字無幾，甚或目不識丁的底層百姓，起碼也對《三字經》這個名稱耳熟能詳，時常拈出幾句，掛在嘴邊。
說“陌生”，情況就比較復雜了，需要分幾個方面來講。在中國，《三字經》被廣泛采用，真到了家喻戶曉、影響深遠的程度。但是，倘若據此認為，中國人都對《三字經》有通透而徹底的了解，那也未必。證據起碼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正是由于身為童蒙讀物，《三字經》才贏得了如此普遍的知曉度，然而，卻也正因身為童蒙讀物，《三字經》從來沒有抖落滿身的“難登大雅之堂”“低級小兒科”的塵埃。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正此之謂。中國傳統對兒童啟蒙教育的高度重視和對童蒙讀物的淡漠遺忘，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其間的消息，似乎還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更不必說透徹的闡釋了。確實，清朝也有那么一些學者探究過秦漢時期的童蒙讀物，比如《史籀篇》《倉頡篇》《凡將篇》《急就篇》等等，但是，他們的目的乃是滿足由字通經的樸學或清學的需要。至早出現于宋朝的（《三字經》自然難入他們的法眼，絕不在其關注之列。久而久之，即使在中國教育史上，也難以為《三字經》找到適當的位置。這大概很讓中國教育史的研究者尷尬。在一般的教育史類著作里，我們很難找到《三字經》的蹤跡，起碼看不到和它的普及度相匹配的厚重篇幅。陳青之先生的皇皇巨著《中國教育史》中依然難覓《三字經》的身影。這是很能夠說明問題的。
其次，當然也是上述原因影響所致，如此普及的《三字經》居然連作者是誰都成了問題！這是很值得我們深思的。傳統中國的版權概念本來就相當淡漠。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三字經》的作者也許還因為它只不過是一本兒童啟蒙讀物，而不在意，甚或不屑于將之列入自己名下，也未可知。后來的學者，即便是以考訂辨疑為時尚的清朝學者，大致因為類似的緣故，也沒有照例將《三字經》及其作者過一遍嚴密的考據篩子。關于《三字經》的作者問題，當代最重要的注解者之一顧靜（金良年）先生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版《三字經》的“前言”里，作了非常穩妥的交代。《三字經》甫一問世，其作者已經無法確指了。明朝中后期，就有人明確地說“世所傳《三字經》”，是“不知誰氏所作”的。于是，王應麟、粵中逸老、區適子都曾經被請來頂過《三字經》作者之名。可惜的是，此類說法都不明所本。到了民國，或許是因為“科學”之風彌漫了史學界，就有“高手”出來，將《三字經》的成書看成是一個過程。說到底，無非是將可能的作者來個一勺燴：由王應麟撰，經區適子改訂，并由明朝黎貞續成，如此而已。現在，還有很多人傾向于認為《三字經》的作者是宋朝大學者王應麟。當代另一位傳播《三字經》的功臣劉宏毅博士在他的《（三字經＞講記》里就是持與此相近的態度。不過，我以為，可能還是以顧靜先生概括的意見為穩妥：“世傳”“相傳”王應麟所撰。
再次，也許是最重要的一點，古人蒙學特別看重背誦的功夫，所謂“讀書百遍，其義自見”，蒙學老師基本不負講解的責任。《三字經》等童蒙讀物主要的功能就是供蒙童記誦。更何況，古時的蒙學老師，絕大多數所學有限，未見得能注意到《三字經》文本中的問題，更未必能夠提供清晰有效的解說。偶或也會有博學之士為孩童講解，但是，又絕無當時的講稿流傳至今。因此，面對童蒙讀物《三字經》，我們并沒有完全理解的把握。這方面的自信，倘若有的話，那也終究是非常可疑的。
當然，貌似熟悉實則陌生，并不是我們在今天還要讀《三字經》的唯一理由。我們還有很多其他的理由。
劉宏毅博士算過一筆很有意思的賬。就識字角度論，小學六年畢業的識字標準是2450個漢字。實際上現在很多孩子早在幼兒園里就開始學習認字了。照此算來，平均每天還學不到一個字。《三字經》一千多個字，背熟了，這些字也大致學會了，所花的時間應該不用半年。
不過，更重要的還是如顧靜先生所言：“通過（《三字經》給予蒙童的教育，傳統社會在一定程度上規定了一個人在社會化過程中建立起來的內在價值取向與精神認同。”
已經有幾百年歷史的《三字經》依然有著巨大的生命力。在過去，包括章太炎在內的有識見的學者，多有致力于《三字經》的注釋和續補者。文化部原常務副部長高占祥先生還創作了《新三字經》，同樣受到了廣泛的關注。
《三字經》早就不僅只有漢文版了，它還有滿文、蒙文譯本。《三字經》也不再僅僅屬于中國，它的英文、法文譯本也已經問世。1990年新加坡出版的英文新譯本更是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選人“兒童道德叢書”，在世界范圍加以推廣。這一切，難道還不足以說明，《三字經》及其所傳達的思想理念，既是中國的，又是世界的；既是傳統的，又是現代的嗎？
改革開放三十余年的中國，在經濟、社會等領域都取得了令世界為之矚目的巨大成就。民族的復興、傳統的振興、和諧的追求，都要求我們加倍努力增強文化軟實力的建設。我們的目光緊盯著遠方的未來，正因為此，我們的心神必須緊系著同樣也是遠方的過去。未來是過去的延續，過去是未來的財富。
不妨，讓我們和孩子們一起，懷著現代人的激情，讀一讀古代人的（《三字經》。
錢文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