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簡體書）

“世界”這個宏大的詞，在今天變得前所未有的顯要。我相信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乃至放話“解放亞非拉”的時候，中國人對“世界”的理解也不會像今天這樣充分：那時候對大多數人來說，提及“世界”只是在敘述一個抽象的詞，洋鬼子等同于某種天外飛仙，而現在，全世界布滿了中國人；不僅僅一個中國人可以隨隨便便地跑遍全中國，就算拿來一個地球儀，你把眼睛探上去，也會看見這個橢圓形的球體的各個角落都在閃動著黑頭發和黃皮膚。像天氣預報上的風云流變，中國人在中國的版圖和世界的版圖上毫無章法地流動，呼的一波刮到這兒，呼的一波又刮到那兒。“世界”從一個名詞和形容詞變成了一個動詞。
在花街，在我小時候，世界的盡頭就是跑船的人沿運河上下五百里。一段運河的長度決定了我父輩的世界觀。跑船的老大和水手們帶來遠方的消息、零食和禮物，偶爾還帶回來皮膚較好的女人，他們說到連綿起伏的山，說到漫無邊際的海，說到比我們市更高更大的樓房時，我們想，哦，那是另一個世界。我們的世界的盡頭是另一個世界的開始。在我念大學之前，去過最遠的地方是江西，那是個非常偶然的機會，我和三個朋友去尋找一個女孩。迷路、饑餓、流浪，舉目無親。沒找到，我們沉浸在揮之不去的失望和憂傷里，同時我們也空前地興奮：世界竟如此之大，任我們怎么走下去它還有。現在，我們四個人和要尋找的那個女孩，每一個人曾走過的地方都比江西要遠得多。據我所知，即使現在他們有的人已經停下來，他們所到之處也大大超過了父輩們的想象；而只要他們還愿意，無窮大的世界就可以隨時在他們腳底下像印花布匹一樣展開。
的確，我們趕上了。可以出門念大學、讀研究生、進修、工作、做生意、當兵、當兵之后的轉業和提干，可以到任何一座城市打工，可以到國外勞務輸出，可以留學、申請綠卡、變成外國人，當然，還可以全世界地殺人越貨專干歪門邪道的事。據我父母的情報，僅在我故鄉的四條街上（我說的花街、東大街、西大街和南大街），方圓三公里內，四十歲以下的年輕人，如果在本地沒有一份相對滿意的工作，如果他不是小時候曾被豬、驢或者馬踢過腦袋，如果他的身心足以鮮活得上躥下跳，他一定在外面的世界上跑——近到兩百五十公里外的海陵市，那地方靠海，沙灘漫長，傳說有的島上住著很多猴子和神仙；遠至地球的對面，那里的人黑的很黑，白的很白，說著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花街人聽不懂的鳥語。
四條街上的年輕人如今散布各處。中國的年輕人如今像中子一樣，在全世界無規則地快速運動。此情此景，花街上的老同志經常抱有疑問：世界究竟有多大，能讓你們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馬不停蹄地跑？他們懷疑你在一個無窮遠的地方如何存活下去，吃米飯還是饅頭？喝水嗎？豬肉和魚都從哪里來？那里有多少田地可以種出芹菜、芫荽、蒜苗、豆角、土豆、茼蒿、冬瓜、韭菜、茄子、絲瓜、山藥、蘿卜和大蔥？因為他們看不見。他們不相信一架鋼鐵制造的巨大房屋可以在天上連續飛上十三個小時之后到達美國的城市芝加哥，那么重的東西怎么可能不掉下來？你在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的鐵盒子里，能放心地睡安穩？多科學的解釋他們都認為是扯淡。現在，繼本地開通火車之后，“為促進經濟發展，提高競爭力”，在另一位偉大人物的故鄉，離花街三十公里外的一個區，即將建成一座現代化的機場。從機場挖出第一鍬土開始奠基的那一天起，我們四條街上就一撥撥自發組團去瞻仰，他們想知道，這東西到底是怎么就能跟世界建立起了聯系。
我爸早年在海陵學醫，在此之前因為車船免費，混進了大串聯的隊伍里，到過上海和北京。盡管那時候南京路和長安街上沒幾輛車在跑，父親也算是見了世面的人。我媽生在比當時的花街還鄉下的鄉下，串聯沒她的份兒；在我決意去北京之前，她見過的最大的城市就是三百公里外我姐姐嫁給我姐夫的那座城市；所以，她對我去北京直犯嘀咕，那么大（她當然知道北京很大），遠得不知道在哪兒了（我媽對地圖的理解局限在運河地區，她必須以運河為坐標才能判斷出東西南北），咱兒子能行嗎？我爸連回憶加虛構，把近半個世紀前的北京搬到現在的首都，說得像家門口一樣熟悉，我媽才勉強戰勝了自己的恐懼。為了讓自己更踏實一點，她每天晚上都跟我爸搶電視遙控器，我爸要看本地新聞，她要看北京臺的新聞，天氣預報也不放過。而現在，我媽每次回鄉下給外公外婆上墳，回來都要感嘆：
——都出去了。都出去吧。跑得越遠越好。
她說的是村子里空了，年輕人都出門打工，到南京、上海、深圳、廣州、蘇州、寧波和北京。待在家里的都是老弱病殘，每天通過電視、電話和手機短信想象遠在世界上的親人。盡管他們和我媽一樣，頭腦中缺少完整的中國和世界地圖，但所有人都接受了這一事實：到世界去。必須到世界去。如果誰家的年輕人整天無所事事地在村頭晃蕩，他會看見無數的白眼，家人都得跟著為他羞愧。因為世界早已經動起來，“到世界去”已然成了年輕人生活的常態，最沒用的男人才守著炕沿兒過日子。
無法想象的，無法理解的，現在是最基本的現實。現實總是正確的，于是所有人都知道要到世界去。如你所知，世界意味著機會、財富，意味著響當當的后半生和孩子的未來（我所了解的三十來歲的打工者，倘若不能將孩子帶在身邊，他們的異鄉打工生涯多半計劃在五十歲之前結束，掙夠了辛苦錢，以便供養孩子、老人和自己的后半生），也意味著開闊和自由。后者往往被我們忽略。
生存固然是我們活著的第一要務，不過我們一定也知道，在當下無窮動的年輕人中，出門、出走、到世界去，毋寧說源于一種精神的需要。通俗的說法是：出門透透氣。天下氧氣的成分都一樣，一口氣吸下去你不會比別人搶到更多的負氧離子，你搶到的只可能是更多的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工業廢氣和汽車的屁。比如北京，全中國乃至全世界的城市里，污染程度超過它的沒幾個，我和四條街上的伙伴們還是烈士一般尖著腦袋去了。我們在北京的天橋上打著被污染了的噴嚏，然后集體懷念運河上無以計數的負氧離子，懷念空氣的清新甘冽如同夏天里冰鎮過的王子啤酒，但是懷念完了就完了，我們繼續待在星星稀少的北京，而在花街，每個夜晚你抬頭，都會看見幽藍的夜空里鑲嵌了無數的水晶。北京不宜人居，但它寬闊、豐富、包容，可以放得下你所有的怪念頭。所以，說“透透氣”的時候，我們的談論對象不是兩頁肺，而是大腦。
生活可以很苦，住地下室，吃盒飯，出了門照樣樂樂呵呵。我朋友的朋友，在北京付不起房租，自己用鋼條、泡沫和防水材料做了一顆巨大的蛋，有床鋪、書桌和簡單的洗漱設備，關上門百無禁忌，他活在創造的快樂和對未來美好的懷想里。我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弓腰駝背掙了兩年的錢，揣在兜里去了西藏，每天除去吃睡，專職圍著八角街轉圈子。他說轉街時自己變成了一朵云，轉得越久，精神上的雜質越少；一年過去，他重新作為一個最窮的人，眉毛胡子長到一起地回來了，聲稱掙下點錢還去。
到世界去。我忽然想起花街上多年來消失的那些人：大水、滿桌、木魚、陳永康的兒子多識、周鳳來的三姑娘芳菲，還有坐船來的又坐了離開的那些暫居者。他們在某一天突然消失，從此再也不見。他們去了哪兒？搭船走的還是坐上了順風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