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簡體書）

導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的探索歷程黨的十八大明確了“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十八大之后，習近平同志又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要實現十八大確定的奮斗目標和中國夢，走什么樣的發展道路至關重要。“30多年來，我們能夠創造出人類歷史上前無古人的發展成就，走出了正確道路是根本原因。現在，最關鍵的是堅定不移走這條道路、與時俱進拓展這條道路，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越走越寬廣。”1 今天，在中國發展的外部環境和內部條件都發生深刻變化的情況下，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和發展的路徑，回顧和總結這條道路的探索歷程，無疑是我們增強道路自信，繼續發展和走好這條道路的基礎和前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由諸多具體道路構成的我國發展的總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是其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其他具體發展道路一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是在改革開放新時期開創的，也是建立在我們黨長期奮斗的基礎上的，是由我們黨的幾代中央領導集體團結帶領全黨全國人民接力探索取得的。1956 年底，伴隨著全國范圍內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盡快找到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就成為擺在中國共產黨人面前1 《人民日報》2013 年6 月27 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2亟須回答的問題。這對中國共產黨人來講，是一個全新的課題。“過去干的一件事叫革命，現在干的叫建設，是新的事，沒有經驗。”1 從“走俄國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應該是這個時期對經濟建設道路探索的寫照。1961 年9 月24 日，英國元帥蒙哥馬利問毛澤東：“主席遇到難題的時候，是不是同馬克思聯系？”毛澤東回答：“他只有理論，他沒有辦過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列寧辦過。所以遇到實際問題，要問自己，要問蘇聯。”2 的確，在這個時期，一個最好的學習榜樣就是蘇聯，作為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吸引著剛剛從事社會主義事業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蘇聯是典型的計劃經濟模式。無所不包的國家計劃，過分運用行政手段管理經濟等是其突出特點。1956 年2 月，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作了關于斯大林問題的秘密報告。毛澤東認為，這個報告揭了蓋子，就是講，蘇聯、蘇共、斯大林并非一切正確，這就破除了迷信。其實，早在1955 年底，毛澤東就在黨內率先提出了如何以蘇聯模式為借鑒，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重大問題。這些探索的初步成果主要體現在毛澤東的《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以及黨的八大文獻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的講話中。譬如提出要處理好工業和農業、重工業和輕工業、沿海發展和內地發展的關系，要統籌兼顧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之間的關系，協調好中央和地方的關系，調動中央和地方的積極性，并且指出當時蘇聯經濟管理體制集中過多、統得過死的弊病，還強調商品1 《毛澤東文集》第8 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72 頁。2 逄先知：《毛澤東關于建設社會主義的一些思路和構想》，《黨的文獻》2009 年第6 期。導言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的探索歷程3經濟和價值規律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的作用，等等。然而，要完全擺脫蘇聯模式的束縛，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不可能一蹴而就，甚至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的過程中不可避免會出現一些失誤。“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特別是在十年“文革”時期，經濟工作長期無法走上正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道路的探索不斷遭受挫折，最終建立和強化了一套排斥市場調節機制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這種經濟體制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曾經起過積極作用，隨著經濟規模不斷擴大，經濟聯系日益復雜，這種體制日益暴露出其在經濟發展中的歷史局限性。雖然如此，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對經濟發展道路的探索和實踐是開創性的，積累了很多經驗和教訓，為最終尋找到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奠定了基礎。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是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開辟的。1976 年10 月，“四人幫”反革命集團被粉碎，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得以結束。在這個時候，國民經濟發展已經滑到了瀕臨崩潰的邊緣，黨和政府的首要任務是迅速扭轉停滯和混亂局面，全面恢復和發展生產力。1976 年12 月至1977 年上半年，黨中央和國務院連續召開了一系列會議，強調進行企業整頓，建立各項規章制度，國民經濟得到較快恢復并有所發展。但在這個時期經濟工作又出現新的失誤，經濟建設中脫離國情，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高速度、高指標的毛病又重新抬頭。僅1978 年就與外國簽訂了22 個大型引進項目，共需外匯130 億美元，不僅超出了當時國家經濟的承受能力，而且缺少充分的調查和論證，帶有較大的隨意性。這些計劃和投資，使得本已嚴重的國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4經濟比例失調問題更加突出。這些問題的再一次出現表明，必須要認真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經濟建設的經驗教訓，在經濟理論上進行撥亂反正。1978 年5 月10 日，中央黨校內部刊物《理論動態》上刊發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5 月11 日，《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名義，公開發表了這篇文章，新華社向全國轉發。由此，一場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以不可阻擋之勢在全國展開，很快形成一股思想解放的洪流，有力地推動著各條戰線的撥亂反正。經濟領域在糾正“左”傾錯誤影響、貫徹按勞分配原則方面，實施了一系列過去曾被錯誤批判的措施。在這個時期，兩年多的揭發批判“四人幫”的群眾運動已接近結束，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已初步實現。廣大人民面對經濟文化落后的狀況以及同經濟發達國家越來越大的差距，迫切要求把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的注意力集中到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上來。就外部來講，國際形勢的復雜多變，世界經濟的快速發展，科技進步的日新月異，也都要求我們集中力量進行經濟建設，增強國力。而在經濟體制改革方面，已不能簡單地回復到以前的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因為這已不能起到調動人民群眾積極性的作用，不能適應城鄉商品經濟發展的要求和解決城市日益嚴重的就業問題。可以說，到了1978 年，是需要在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上實現進一步轉變，在經濟結構、體制和戰略等方面進行一場較大變革的時候了。( 一) 把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1978 年12 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以此為新的起點，中國逐漸步入了一條適合國情的發展道路。在這次會議前，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的閉幕會上，作導言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的探索歷程5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這篇講話提出和回答了在歷史轉折關頭的一系列根本問題，為即將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供了指導思想，實際上成為隨后召開的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鄧小平在講話中指出，“現在我國的經濟管理體制權力過于集中，應該有計劃地大膽下放，否則不利于發揮國家、地方、企業和勞動者個人四個方面的積極性，也不利于實行現代化的經濟管理和提高勞動生產率”；“不講多勞多得，不重視物質利益，對少數先進分子可以，對廣大群眾不行，一段時間可以，長期不行。”1 在經濟政策上，他認為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來，就必然產生極大的示范力量，影響左鄰右舍，帶動其他地區、其他單位的人們向他們學習。這樣，就會使整個國民經濟不斷地波浪式地向前發展，使全國各族人民都能比較快地富裕起來。1978 年12 月22 日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集中體現了很多重要的觀點和決策。例如，關于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公報》指出：“毛澤東同志早在建國初期，特別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就再三指示全黨，要把工作中心轉到經濟方面和技術革命方面來。”2《公報》強調，毛澤東同志和周恩來同志領導我們黨在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后來被林彪、“四人幫”打斷了，破壞了。此外，由于我們對于社會主義建設缺乏經驗，工作指導上發生了一些缺點和錯誤，也妨礙了黨的工作中心轉變的完成。《公報》明確指出，現在就應當適應國內外形勢的發展，及時地、果斷地結束全國范圍的大規模的揭批林彪、1 《改革開放三十年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 年版，第5 頁。2 《改革開放三十年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 年版，第14 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6“四人幫”的群眾運動，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又例如，關于實行改革開放，《公報》指出：“實現四個現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產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場廣泛、深刻的革命。”1 關于經濟體制的弊端和改革的方向、措施等，《公報》強調，現在我國經濟管理體制的一個嚴重缺點是權力過于集中，應該有領導地大膽下放，讓地方和工農業企業在國家統一計劃的指導下有更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應該著手大力精簡各級經濟行政機構，把它們的大部分職權轉交給企業性的專業公司或聯合公司；應該堅決實行按經濟規律辦事，重視價值規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經濟手段結合起來，充分調動干部和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應該在黨的一元化領導之下，認真解決黨政企不分、以黨代政、以政代企的現象，實行分級分工分人負責，加強管理機構和管理人員的權限和責任，減少會議公文，提高工作效率，認真實行考核、獎懲、升降等制度。《公報》進一步指出，“現在，我們實現了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恢復和堅持了長時期行之有效的各項經濟政策，又根據新的歷史條件和實踐經驗，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經濟措施，對經濟管理體制和經營管理方法著手認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積極發展同世界各國平等互利的經濟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進技術和先進設備，并大力加強實現現代化所必需的科學和教育工作。因此，我國經濟建設必將重新高速度地、穩定地向前發展，這是1 《改革開放三十年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 年版，第15 頁。導言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的探索歷程7毫無疑義的。”1這次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同時明確提出要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著力解決一些經濟中重大比例嚴重失調的狀況。1979 年4 月5 日至28 日，中共中央召開會議，確定了“調整、改革、整頓、提高”2 的八字方針。中央已經意識到，應當通過調整，端正過去那種脫離我國實際、急于求成、盲目追求高速度的經濟建設指導思想。這次調整分兩個階段進行。1979年至1980 年底為第一階段，著重調整農輕重、積累和消費的比例關系，增加城鄉居民收入。1981 年至1982 年為第二階段，著重調整基本建設規模，控制消費，平衡財政收支，穩定經濟局勢。國民經濟在調整中前進。1983—1984 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繼續貫徹調整國民經濟的“八字方針”，成效進一步顯現。到1984 年底，原定“六五”計劃的主要指標，都提前完成。到“六五”計劃末，中國基本扭轉了生活消費品供不應求的局面，除糧食和食用油因補貼仍需票證外，其他票證已經取消。從當時的情況來看，“六五”計劃是建國36 年以來經濟發展速度最快、效益最好的一個五年計劃。( 二) 經濟體制改革首先在農村取得突破性進展。1978 年12 月，安徽鳳陽縣梨園公社小崗村18 位農民冒著風險，秘密在一份土地承包責任書上，按上了18 個“紅手印”，率先恢復包產到組、包產到戶等生產責任制形式，開啟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序幕。“大包干，就是好，干部群眾都想搞。只要搞上三五年，吃陳糧，燒陳草，個人富，集體富，國家還要1 《改革開放三十年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 年版，第16 頁。2 《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115 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8蓋倉庫。”這是當地農民為大包干帶來的好處編的順口溜。但長期以來受“左”傾錯誤觀念的束縛，包產到戶一直被視為分田單干，甚至被當作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代名詞而受到批判。因此圍繞這種改革形式的爭論和斗爭是不可避免的。1979 年3 月15 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發表《“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群眾來信”，并加了編者按。編者按特別強調：“人民公社要穩定地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制度，不能在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匆匆忙忙地搞基本核算單位的過渡，更不能從‘隊為基礎’退回去，搞分田到組，包產到戶。”1關鍵的時候，鄧小平給予了明確的支持。1980 年5 月，他在同中央有關同志談話時，熱情贊揚和肯定了安徽農村實行的“包產到戶”、“包干到戶”。不久，中央召開了有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第一書記參加的座談會，形成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幾個問題》的會議紀要，紀要明確指出，“在那些邊遠地區和貧困落后地區，群眾要求包產到戶的，應支持群眾的要求，可以包產到戶，也可以包干到戶”。在黨的正式文件中，給包產到戶落實了戶口，肯定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各地建立的各種形式的農業生產責任制。此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從自發、初步推行階段，進入了大發展階段。1982 年1 月，中央以一號文件向全黨批轉了1981 年12 月召開的全國農村工作會議形成的紀要，文件明確指出：目前實行的各種責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額計酬，專業承包聯產計酬，聯產到勞，包產到戶、到組，包干到戶、到組，等等，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這就給包產到戶和包干到戶“正了名”，肯定了其社會主義性質。此后，中央又連續幾年發出《關于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干問題》、《關于1984 年農村工作的通知》等1 《人民日報》1979 年3 月15 日。導言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的探索歷程9幾個一號文件，最終確立了以家庭承包經營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取代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人民公社制度，完全改變了農村生產關系，農村經濟得以全面增長。1979 年至1984 年的6 年間，農村平均增長速度達到了9.4% 1。農村經濟體制的成功改革意義是巨大的。中共中央在1984年這樣評價：“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首先在農村取得了巨大成就。長期使我們焦慮的農業生產所以能夠在短時期內蓬勃發展起來，顯示了我國社會主義農業的強大活力，根本原因就在于大膽沖破‘左’的思想束縛，改變不適應我國農業生產力發展的體制，全面推行了聯產承包責任制，發揮了八億農民的巨大的社會主義積極性。”2 農村改革與發展的推進，在全國形成了“農村包圍城市”的局面，既為城市經濟體制改革提供了一定的物質基礎和社會條件，也對加快城市經濟體制改革提出了客觀要求。( 三) 以城市為中心推進全面經濟體制改革。以城市為中心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在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后開始的。1984 年10 月召開的十二屆三中全會，討論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這標志著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從農村進入了以城市為重點的全面經濟體制改革階段。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有關城市經濟體制、國有企業等方面的改革還處于局部、小范圍的試驗階段，如擴大企業自主權，實行經濟責任制，改革財政體制，擴大地方財權等。隨著農村改革取得突破，城市的重要地位和改革試點中遇到的問題，都要求把以城市為重點的全面改革迅速推進。20 世紀80 年代以來，世界新技術革命的迅猛發展，對中國當時的體制、經營思想和低效率狀況帶來的明顯1 《中國共產黨經濟工作史》，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11 年版，第424 頁。2 《新時期經濟體制改革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版，第268 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10沖擊，也要求我們必須加快改革步伐，以迎頭趕上全球發展的大潮。黨的十二大明確提出要抓緊制定改革的具體方案和實施步驟，逐步展開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1984 年10 月10 日，鄧小平在會見聯邦德國政府總理科爾時指出，“一九七八年開的是十一屆三中全會，過幾天我們要開十二屆三中全會，這將是很有特色的全會。前一次三中全會重點在農村改革，這一次三中全會則要轉到城市改革，包括工業、商業和其他行業的改革，可以說是全面的改革。”1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突破了長期以來把計劃經濟與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是“在公有制基礎上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是對經濟體制改革目標模式認識的重大突破，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石。《決定》明確指出，按照黨歷來要求的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原則，按照正確對待外國經驗的原則，進一步解放思想，走自己的路，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促進生產力發展，是這次改革的基本任務。《決定》是指導經濟體制改革的綱領，世界輿論認為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創舉。鄧小平在評價時說，這個《決定》寫出了政治經濟學的初稿，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此后，中央開始了以城市改革為中心的新一輪改革。內容包括縮小指令性計劃，擴大市場調節范圍，使企業更多地與市場直接聯系，把計劃機制與市場機制結合起來等方面。國有企業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改革的思路進一步從前期的放權讓利轉向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1986 年12 月，國務院發布了《關于深化企業改革增強企業活力的若干規定》，明確要求實現“兩權”1 《鄧小平文選》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81—82 頁。導言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的探索歷程11分開，發展和完善企業經營責任制。這在一定程度上調動了廣大企業經營者和職工的積極性，在短期內產生了一定的增產增收效應。《規定》還指出，“各地可以選擇少數有條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業，進行股份制試點。”從1984 年11 月14 日，經人民銀行上海分行批準，上海飛樂音響股份有限公司向社會公開發行50萬元股票開始，到1988 年，全國股份制及股份合作制企業發展到6000 余家。這一系列改革和實踐對后來探索公有制實現形式，以及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等奠定了基礎。1985 年開始推進計劃、價格和工資改革，改變以往主要在計劃經濟框架內進行調整的做法，開始轉向讓價值規律更多地發揮配置資源的作用，政府對經濟的管理開始從直接管理向間接管理過渡。實行價格改革，建立合理的價格體系，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關鍵性的環節。1985 年開始推行的價格雙軌制帶來了一系列問題。1988 年，又作出了實行價格“闖關”的決定。但由于當時經濟處于趨熱的過程中，未能充分考慮國家、企業和群眾的承受能力等原因，在4 月份副食品調價和8 月份價格改革方案準備出臺時，發生了兩次大的搶購風潮，導致該年零售物價總指數和居民消費總指數同比增長分別達到了18.5% 和20.7%，是1950 年以來物價上漲幅度最大的一年，超過了人民群眾的承受力。面對嚴重的通貨膨脹，1988 年9 月2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召開工作會議，決定開展“治理整頓”。9 月26 日黨的十三屆三中全會正式通過“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針。( 四) 把對外開放作為長期的基本國策。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了對外開放的總方針。1982 年9 月1 日， 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大開幕式上重申：“我們堅定不移地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積極擴大對外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12流。” 11982 年12 月通過的新憲法規定：中國堅持平等互利的原則，發展同世界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允許外國的企業和其他經濟組織或個人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的規定在中國投資，同中國的企業或其他經濟組織進行各種形式的經濟合作2。這就以法律形式確定了對外開放的地位。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指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把對外開放作為長期的基本國策，作為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戰略措施，在實踐中已經取得顯著成效”。強調“我們一定要充分利用國內和國外兩種資源，開拓國內和國外兩個市場，學會組織國內建設和發展對外經濟關系兩套本領” 3。在這一進程中，我國對外開放由點到帶，由沿海到內地，不斷向廣度和深度拓展。創辦經濟特區，是我國對外開放的起點。1979 年4 月，廣東省委提出先在深圳、珠海兩地試辦出口特區，希望中央給廣東放權。鄧小平首先表示贊成和支持，他說，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41979 年7 月，黨中央、國務院決定對廣東、福建兩省的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1980 年8 月26 日，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審議批準建立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經濟特區。隨后幾年，經濟特區獲得了很大的發展。1984 年1 月22 日至2 月5 日，鄧小平先后視察了深圳、珠海等經濟特區。他為珠海、深圳特區1 《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3 頁。2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文件》，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 頁。3 《改革開放三十年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 年版，第358 頁。4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年版，第510 頁。導言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的探索歷程13分別題詞：“珠海經濟特區好”、“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鄧小平的題詞通過電視、廣播及報紙對外公布，在海內外迅速引起強烈反響。從南方回到北京后，鄧小平立即同中央有關領導同志談話，提出“除現在的特區外，可以考慮再開放幾個港口城市，如大連、青島。”11984 年5 月，國務院決定將大連等14 個沿海港口城市對外開放。1985 年2 月，國務院決定分兩步將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閩南廈（門）漳（州）泉（州）三角地區開辟為經濟開放區，1988 年又將遼東半島、膠東半島以及河北環渤海灣地區一些沿海市縣列入，共同開辟為沿海經濟開放區，沿海開放地帶基本形成。1988 年，海南建省并成立經濟特區。1990 年4 月，國家宣布開放上海浦東新區，成為20 世紀90 年代對外開放的重點。在推進對外開放的過程中，對外開放的形式也在不斷創新。1985 年7 月，中科院和深圳市政府聯合創立了第一個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即深圳科技工業園。國務院于1988 年5 月批準設立了北京中關村新技術產業試驗區。同年8 月，火炬計劃頒布實施，各地政府批準興辦了一些高新技術開發區。1990 年6 月，批準建立外高橋保稅區，1991 年5 月，設立天津港保稅區和深圳沙頭角、福田保稅區。為了更好地吸引和利用外資，加快融入世界經濟發展進程，通過努力，1980 年4 月至5 月我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國際開發協會和國際金融公司的合法代表權相繼恢復。同時，先后制定和頒布的《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所得稅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外國企業所得稅法》等法律、條例，為吸收國外貸款和吸收國外1 《鄧小平文選》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52 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14直接投資提供了明確的法律依據。1986 年7 月11 日，中國正式向“關稅和貿易總協定”提交了要求恢復中國締約國合法地位的申請。1987 年5 月14 日，“關稅和貿易總協定”理事會專門成立了中國問題工作組，審議中國的對外貿易體制。申請“復關”，是中國在加快對外開放，融入國際經濟體系的進程中向前邁出的一大步，表明中國共產黨對整個世界經濟發展趨勢的認識更加成熟，對如何將中國經濟融入整個世界經濟體系中有了更加理性的選擇。1988 年初，黨中央、國務院提出實施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將國民經濟與國際經濟、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有機結合起來，逐步把中國經濟發展納入世界經濟發展體系中。( 五) 初級階段與“三步走”戰略。正確認識我國社會現在所處的歷史階段，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首要問題，是我們制定和執行正確的路線和政策的根本依據。1987 年10 月召開的黨的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系統提出并論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明確指出，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是泛指任何國家進入社會主義社會都會經歷的起始階段，而是特指中國生產力落后、商品經濟不發達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必然要經歷的特定階段。中國從20 世紀50 年代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到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基本實現，至少需要上百年的時間，都屬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其實，早在1981 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就第一次出現“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還處于初級階段”1 的提法。黨的十二大進一步指出，“我國的社會主義社1 《關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61 頁。導言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的探索歷程15會還處在初級發展階段，物質文明還不發達。”1隨著對國情和發展階段認識的深化，黨中央對于經濟發展道路和發展目標也有了進一步的思考。1979 年3 月鄧小平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中就指出，“過去搞民主革命，要適合中國國情，走毛澤東同志開辟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現在搞建設，也要適合中國國情，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21981年6 月召開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強調，“經濟建設必須適合我國國情，符合經濟規律和自然規律；必須量力而行，循序漸進，經過論證，講求實效，是生產的發展同人民生活的改善密切結合；必須在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積極開展對外經濟合作和技術交流。”31981 年11 月，先后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第五屆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提出了中國今后經濟建設的10 條方針，提出真正從我國實際情況出發，走出一條速度比較實在、經濟效益比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實惠的經濟建設新路子。1982 年9 月黨的十二大召開，鄧小平在大會開幕詞中明確指出，“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給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4 對走一條什么樣的道路作了進一步的表述。1979 年12 月6 日，鄧小平在會見來訪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提出了一個著名的設想：“我們要實現的四個現代化，是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我們的四個現代化的概念，不是你們想象的1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歷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全會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年版，第247 頁。2 《鄧小平文選》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163 頁。3 《改革開放三十年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 年版，第202 頁。4 《改革開放三十年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 年版，第260 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16現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1 十二大確立了兩步走戰略目標，在此基礎上，黨的十三大提出了“三步走”戰略。十三大報告指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國經濟建設的戰略大體分三步走。第一步，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 年翻一番，解決溫飽問題。這個任務已經基本實現。第二步，到本世紀末，國民生產總值再增長一倍，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然后，在這個基礎上繼續前進。”2“三步走”的經濟發展戰略目標的制定，科學系統解決了中國現代化建設的目標、步驟等關系全局的重大問題，立足于中國實際又善于把握規律，是宏偉而又切實可行的。這一科學發展戰略，對黨的經濟工作和國家的經濟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是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繼承、發展并成功推向21 世紀的。黨的十三大以后，在經濟加速發展和改革不斷深化的同時，新舊體制轉換中的矛盾開始突顯。1988 年價格闖關失敗，一度出現了經濟秩序混亂、通貨膨脹等嚴重問題，中央決定用一段時間治理整頓，以利更好地推動改革和建設。1989 年春夏，北京發生了一場政治風波。黨中央在果斷平息這場風波后，于1989 年6 月23 日至24 日召開了十三屆四中全會，選舉江澤民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1 《鄧小平文選》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237 頁。2 《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6 頁。導言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的探索歷程17在這個時期，隨著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出現低潮。黨內和一部分干部群眾中一度出現了對黨和國家改革開放政策的模糊認識。一些人把計劃經濟看成是社會主義的根本特征，把市場經濟看成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認為“堅持社會主義就要堅持計劃經濟”，如果改革不問姓“資”姓“社”，就會把改革引向“資本主義”的邪路，等等。能不能在國內外各種壓力和困難面前，在“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上作出新的科學的回答，把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繼續向前推進，就成為擺在中國共產黨人面前重大而緊迫的課題。( 一) 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就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關鍵時刻，鄧小平從1992 年1 月18 日到2 月21 日，先后視察了南方的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發表了重要談話。談話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站在時代的高度，在一系列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上，提出了新思路，實現了新突破，深刻回答了長期束縛人們思想的許多重大認識問題。談話強調，要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關鍵是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于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談話指出，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對于計劃和市場的問題，談話更是深刻指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18南方談話是“把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推進到新階段的又一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宣言書”1，為探索中國特色經濟發展道路提供了新的理論指導。當時，以《東方風來滿眼春》為標題，詳細記述鄧小平在深圳特區視察工作的長篇通訊，在全國黨委機關報轉發，在海內外引起強烈反響。黨中央及時作出部署，1992年2 月28 日，將鄧小平的談話作為當年的2 號文件下發。3 月9日至10 日，江澤民主持召開政治局全體會議，決定用鄧小平南方談話的精神進一步統一全黨思想，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5 月16 日，中央政治局通過了《關于加快改革、擴大開放、力爭經濟更好更快地上一個新臺階的意見》。6 月9 日，江澤民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干部進修班上作了題為《深刻領會和全面落實鄧小平同志的重要談話精神，把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搞得更好》的重要講話。他指出，建立新經濟體制的一個關鍵問題，是要正確認識計劃與市場問題及其相互關系，要在國家宏觀調控下，更加重視和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上的作用。這篇講話進一步統一了全黨思想，為即將召開的十四大作了充分準備。1992 年10 月召開的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大會報告強調，“我們要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報告還從所有制結構、分配制度、宏觀調控等方面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了規定和闡述。十四大確立的這一目標，進一步發展了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改革目標，是在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上的重大突破，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偉大創舉。以鄧小平南方談話和黨的十四大為標志，中國改革開放和社1 《江澤民文選》第2 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10 頁。導言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的探索歷程19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 二) 經濟體制改革的行動綱領。黨的十四大后，圍繞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黨中央、國務院作出了一系列部署，在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建立資本市場和勞動力市場、轉變政府職能等方面加大了改革力度。在深入調研的基礎上，抓緊制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總體規劃。1993 年11 月召開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這次會議意義重大，當時一家有影響力的國外報紙是這樣評價的：剛剛通過《決定》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意義非凡，其重要性僅次于去年春天鄧小平南方談話和秋季黨的十四大。如果把這三個重要階段比喻成三級跳，那么，三中全會就是最后一跳1。這次會議對如何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出了比較完整的總體設想和具體規劃，成為20世紀90 年代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行動綱領。《決定》內容十分豐富，對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框架等方面提出了明確要求。《決定》勾畫的基本框架，學者們簡要概括為一“基石”、五“支柱”。即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方針為基石，以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全國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以間接手段為主的完善的宏觀調控體系，以按勞分配為主體，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多層次的社會保障制度為五個主要支柱。這一個基石和五根支柱共同構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大廈。《決定》從“轉換國有企業經營機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培育和發展市場體系”，“轉變政府管理經濟的職能，建立宏觀經濟調控體系”，“建立合理的個人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制度”，“深化1 張靜如：《現代化建設新步伐》（1992—2002），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第38 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20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深化對外經濟體制改革，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進一步改革科技體制和教育體制”，“加強法律制度建設”等方面，對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出了全面的部署。《決定》明確指出，“在本世紀末初步建立起新經濟體制，是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在新時期的偉大歷史任務”1。至此，歷經十五年，我國市場取向改革的目標及其框架在理論上、認識上已基本完成。十四屆三中全會后，在《決定》的引領下，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向縱深發展，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陸續出臺，對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例如，1994 年起，首先在100 戶國有大中型企業進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試點，在18個城市進行優化資本結構和資產重組試點，集中力量首先抓好1000 戶關系國計民生的重點國有骨干企業等。從1993 年起，國家繼續開放競爭性的商品價格，建立健全價格宏觀調控體系，確立市場價格在價格體系中的主體地位。1992—1993 年，國家先后在遼寧、浙江、重慶等地進行了分稅制試點，1994，財稅改革方案正式出臺。從1994 年開始，逐步建立起在國務院領導下，獨立執行貨幣政策的中央銀行宏觀調控體系，以及政策性金融與商業金融相分離，以國有商業銀行為主體、多種金融結構并存的金融組織體系。外貿管理體制進行了取消外貿指令性計劃，公開配額管理、擴大企業自營進出口權改革。1994 年4 月1 日起，開始按照新外匯體制運作，成功實現官方匯率和外匯調節市場匯率的并軌，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趨于市場化。( 三) 成功實現“軟著陸”。1992 年3 月20 日召開的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正式宣布：“中國目前的經濟狀況表明，治理整頓的主要任務已經基本完成，作1 《改革開放三十年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 年版，第732 頁。導言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的探索歷程21為經濟發展的一個特定階段可以如期結束。”國民經濟在前三年治理整頓的基礎上步入新的發展階段，1992 年國內生產總值比上年增長13.2%。然而，由于經濟增長主要不是依靠技術進步而是依靠高投入實現的，一些地方和部門片面追求高速度，再加上原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還沒有消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尚未形成，新舊體制正處于交替過程中等原因，從1992年下半年開始，經濟生活中已顯露失衡的苗頭。1993 年上半年，在經濟高增長的同時，經濟運行出現了“四高兩亂”的不正常現象，即“高投資、高貨幣投放、高物價、高進口和金融秩序混亂、生產資料市場混亂”。這種狀況，顯然是難以為繼的，必須加以解決。怎樣才能使中國經濟的列車運行得又快又穩？黨中央、國務院及時采取了一系列加強宏觀調控的措施。其實早在1992 年初，黨中央就提醒全黨，要防止經濟過熱。4 月4 日，江澤民給中央政治局常委寫信，提醒大家要注意國民經濟發展中的問題，要在深化改革上狠下功夫，避免只在擴大投資規模上做文章，以防止出現新的重復建設和產品積壓。1993 年3 月，中央召開了各省省委書記、省長參加的會議，討論制止亂集資、亂拆借、房地產熱和開發區熱等問題。國務院也相繼采取了制止亂集資、亂拆借、規范股票市場和加強農業生產等措施。5 月至6 月，江澤民先后在上海、西安、大連、廣州主持召開部分地區經濟工作座談會，統一大家對經濟形勢的認識。1993 年6 月24 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當前經濟情況和加強宏觀調控的意見》印發，強調當前情況下宏觀調控的重要性，指出如果不抓住時機，進一步深化改革，抓緊實施宏觀調控措施，勢必導致社會供需總量嚴重失衡，通貨膨脹進一步加劇，甚至引起經濟大的波動，影響社會安定。意見具體包括了嚴格控制貨幣發行、堅決糾正違章拆借資金等16 條措施。7 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連續召開了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和全國財政、稅收工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22會議。11 月召開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提出了宏觀調控的任務：保持經濟總量平衡，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引導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推動社會全面進步。到1993 年底，經濟混亂局面得到控制，并初步抑制了經濟過熱。此后幾年，黨中央、國務院又推出了一系列措施，如控制通貨膨脹的10 條舉措；在制定“九五”計劃中把抑制通貨膨脹作為宏觀調控的主要任務，把“實行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寫進“九五”計劃宏觀調控的目標和政策部分中；改革投資體制，實行投資項目先落實資本后才進行建設的資本金制度；等等。隨著各項措施的落實和推進，宏觀調控的成效進一步顯現。在1996 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江澤民宣布，經過三年多的努力，以治理通貨膨脹為主要任務的宏觀調控基本上達到了預期目標，經濟較為平穩地回落到適度增長區間，從1992 年到1996 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長12.1%。中國經濟從發展過快到“高增長、低通脹”，成功實現“軟著陸”。到這個時期，總體而言，短缺經濟狀態已基本消失，買方市場初步形成，中國的供求總量格局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即總量的不均衡從供不應求轉為供大于求，市場需求對我國經濟增長的約束進一步增強，我國經濟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四) 在應對亞洲金融危機中推動改革和發展。1997 年夏，一場突如其來的金融危機打斷了亞洲持續十幾年的經濟增長，對多國經濟造成了嚴重影響，也對我國的經濟發展帶來了嚴峻考驗。外貿出口下降較快、國內市場競爭加劇、利用外資遇到困難、對外經濟合作出現萎縮。面對這種情況，中央提出了“堅定信心，心中有數，未雨綢繆，沉著應付，埋頭苦干、趨利避害”的指導方針1，作出了擴大1 《江澤民文選》第2 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533 頁。導言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的探索歷程23內需、積極擴大出口、適當增加進口、積極吸引外資、深化金融體制改革等重大決策。在保持人民幣幣值穩定，進一步拓展國內市場的同時，以實行積極財政政策，擴大基礎設施建設為核心的擴大內需的一系列重大政策相繼出臺，取得了明顯的成效。1998年國內生產總值比1997 年增長7.8%，隨后兩年，國內生產總值分別比上一年增長了7.6%、8.4%，保持了經濟的穩定、持續、快速增長，堪稱亞洲經濟的“奇跡”。而這些成績也是在1998 年我國長江中下游和嫩江、松花江流域發生特大水災，人民生命財產遭受嚴重損失，經濟發展受到極大沖擊的背景下取得的，充分說明黨和政府應對危機沖擊、駕馭復雜經濟工作的能力進一步增強，在探尋中國特色經濟發展道路上又邁出了新的步伐，積累了新的經驗。在應對危機過程中，我們加快了改革的步伐。危機首先暴露出我國金融體制和金融管理中存在的很多問題。諸如政府行政干預信貸，專業銀行沒有真正形成自我約束、自主經營機制，證券市場還很不規范，法制不健全，金融監管薄弱等。1997 年11 月17 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在北京召開了第一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明確提出力爭用三年左右的時間大體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相適應的金融機構體系、金融市場體系和金融調控體系等要求。隨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來改革中國人民銀行的管理體制，改變中央銀行對金融機構的調控方式，加快國有獨資銀行商業化步伐，通過《證券法》的頒布來約束上市公司、證券公司和各類中介組織。在應對危機過程中，也加大了國有企業改革的力度。黨的十五大提出了“抓大放小”的國有企業改革戰略。明確提出，“要堅定信心，勇于探索，大膽實踐，力爭到本世紀末大多數國有大中型骨干企業初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經營狀況明顯改善，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24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的新局面。”1 黨的十五屆一中全會進一步提出，要用三年左右的時間，通過改革、改組、改造和加強管理，使大多數國有大中型虧損企業擺脫困境，力爭到20 世紀末使大多數國有大中型骨干企業初步建立起現代企業制度。為實現三年脫困目標，黨中央、國務院選擇虧損最嚴重的紡織企業作為突破口，建立了稽查特派員制度，成立中央大型企業工作委員會，高度重視下崗職工再就業工作，有序地推進相關改革。1999 年9 月，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改革與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對此后一個時期加快國有企業改革與發展，探索國有經濟多種實現形式作出了部署。在這次全會后，國有企業改革攻堅繼續向多層面、深層次大步推進。到2000 年底，國有企業經營狀況大大改善，基本實現了十五大提出的三年脫困的改革目標。在十五屆四中全會上，中央明確提出：國家要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這是中共中央貫徹鄧小平關于我國現代化建設“兩個大局”戰略思想，面向新世紀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同時，也是在應對亞洲金融危機背景下，積極拉動內需的重要舉措。隨后，國務院成立了相應的機構，研究加快西部地區發展的基本思路和戰略任務，部署實施西部大開發的重點工作。在2000 年10 月召開的十五屆五中全會上，正式把實施西部大開發、加快中西部地區發展寫進了“十五”計劃建議，推動這項工作取得明顯成效。( 五) 世紀之交的戰略謀劃。隨著“八五”計劃的順利完成和新的世紀即將到來，把一個什么樣的中國經濟帶入21 世紀是中國共產黨人必須思考的課題。1995 年9 月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1 《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第24—25 頁。導言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的探索歷程25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 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建議》指出今后十五年是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重要時期，提出了“九五”和二○一○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主要奮斗目標。《建議》強調要實現奮斗目標，關鍵是實行兩個具有全局意義的根本轉變，一是經濟體制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二是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建議》明確提出了今后十五年經濟和社會發展必須貫徹的九條重要方針。一是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二是積極推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把提高經濟效益作為經濟工作的中心；三是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促進科技、教育與經濟緊密結合；四是把加強農業放在國民經濟的首位；五是把國有企業改革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六是堅定不移實行對外開放；七是實現市場機制和宏觀調控的有機結合；八是堅持區域經濟協調發展，逐步縮小地區發展差距；九是堅持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進步，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這些方針，是中國共產黨對改革開放十七年來實踐經驗的科學總結，也是中國經濟跨世紀發展的指導方針。把“科教興國戰略”、“可持續發展戰略”、“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戰略”、“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等寫進規劃，成為全國人民的自覺行動，對中國經濟發展和國家現代化帶來的影響是重大而深遠的。在十四屆五中全會閉幕式的講話中，江澤民全面闡述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必須正確處理好的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速度和效益的關系，市場機制和宏觀調控的關系等十二個重大關系，以及處理這些關系的基本原則。反映出中國共產黨人對經濟發展規律認識的不斷深化和對我國經濟發展中存在主要問題的科學把握，為成功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經濟發展道路，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指明了方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261997 年9 月，黨的十五大在北京勝利召開。大會提出，從現在起到下世紀的前十年，是我國實現第二步戰略目標、向第三步戰略目標邁進的關鍵時期。在這個時期，建立起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是必須解決好的兩大課題。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使改革在一些重大方面取得新的突破，并在優化經濟結構、發展科學技術和提高對外開放水平方面取得重大進展，真正走出一條速度較快、效益較好、整體素質不斷提高的經濟協調發展路子。十五大報告深入闡述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關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報告明確指出，就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這就要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多種分配方式，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堅持和完善對外開放，積極參與國際經濟合作與競爭。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人民共享經濟繁榮成果。大會還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所有制結構和公有制實現形式等問題提出了一系列科學認識，諸如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公有制經濟不僅包括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還包括混合所有制經濟中的國有成分和集體成分；公有制實現形式可以而且應當多樣化；等等。( 六) 世紀之初的新發展。2000 年2 月，江澤民到廣東考察，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他指出：“總結我們黨70 多年的歷史， 可以得出一個重要的結論，這就是，我們黨所以贏得人民的擁護，是因為我們黨作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在革命、建設、改革的各導言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的探索歷程27個歷史時期，總是代表著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著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著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過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為實現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奮斗。”1“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國共產黨人在世紀之交，基于對世情、國情、黨情的清醒認識和準確把握，從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高度作出的戰略思考。這一重要思想，在鄧小平理論的基礎上，進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創造性回答了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問題，為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了科學的理論指導。到2000 年底，“九五”計劃順利完成，我國國內生產總值首次突破1 萬億美元，人均GDP 超過800 美元，中國現代化建設的第二步戰略目標已經實現，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這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一個新的里程碑。這年10 月召開的十五屆五中全會提出，從新世紀開始，中國將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的發展階段。2001 年3 月九屆人大四次會議批準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為進入21 世紀后第一個五年規劃了經濟和社會發展藍圖，明確了指導方針和主要任務，成為全國人民在新世紀初共同的行動綱領。進入新世紀，我們在探索中國特色經濟發展道路上，一個重要的事件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2001 年11 月10 日，在卡塔爾首都多哈舉行的世界貿易組織第四屆部長級會議以全體協商一致的方式，審議通過了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決定。經過15 年的努力，中國終于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正式成員。自1992 年啟動新一輪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也啟動了新一輪對外開放進程，1 江澤民：《論“三個代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 年版，第2 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28加大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工作力度。在這個時期，面對世界政治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以及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的新形勢新情況，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審時度勢，及時提出了一系列明確要求：“要以更加積極的姿態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發展開放型經濟，增強國際競爭力，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和國民經濟素質提高” 1；“必須實施走出去戰略”2，把“走出去”和“引進來”有機結合起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及一系列開放戰略的實施，對我國擴大開放、深化改革和推進現代化建設事業，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是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不斷豐富、完善和發展的。經過前20 多年的發展，我們勝利實現了現代化建設“三步走”戰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標，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在此基礎上，2002 年11 月召開的黨的十六大，在順利完成中央領導集體新老交替的同時，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要求在21 世紀頭20 年，全面建成惠及十幾億人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以此為起點，我們開啟了新的發展征程。( 一) 將發展導入更加科學的軌道。新征程迎來新的戰略機遇，同時又面臨各種風險和挑戰。在這個時期，總體上達到的小康水平，仍是低水平、不全面、1 《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 年版，第188 頁。2 《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 年版，第193 頁。導言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的探索歷程29發展很不平衡的。在經濟高速增長的背后，增長方式的粗放、人口資源環境矛盾也日益突出。經濟社會發展不協調和不斷擴大的城鄉差別、地區差別，已影響到現代化建設的全局，日益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之間日益緊密的聯系，為加強國際合作、促進共同發展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同時，也使我們對國際市場的依賴程度提高，國際市場波動和主要國家經濟政策調整對我國經濟造成的影響和風險加大。到2003 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突破1000 美元，但也面臨“經濟成長門檻”，需要我們在推動發展上認真吸取國外的經驗教訓，舉措得當，從而成功跨越，把經濟發展平穩較快地推向新的階段。而此時，不斷出現的因征地、拆遷引發的群眾上訪事件，也更加緊迫地考量著我們的發展方式和發展理念。經濟社會呈現出的這些階段性特征，要求我們黨對“實現什么樣發展”、“怎樣發展”等問題作出新的回答，在發展指導思想上要有新的突破。正是適應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偉大實踐的“需要”，科學發展觀被及時提出來。十六屆三中全會正式提出了“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1 針對我國發展在城鄉、區域、經濟與社會、人與自然、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五個方面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重大關系，全會同時提出了“五個統籌”的原則要求。科學發展觀能夠在黨的十六大后不久就被提出來，是建立在對黨的三代領導集體關于發展問題的一系列重要思想繼承和發展基礎上的。而2003 年春夏之交爆發的非典疫情則是科學發展觀提出和形成的直接誘因。2003 年7 月28 日，在全國防治非典1 《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 年版，第465 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30工作會上，胡錦濤就指出，“要更好地堅持全面發展、協調發展、可持續發展的發展觀”。1發展觀是用來指導發展的，發展首先是發展經濟。科學發展觀的提出和貫徹落實，推動中國經濟走上了一條更加科學的道路。( 二) 在防經濟過熱中保持較快增長。進入2003 年，承接新世紀以來的態勢，我國經濟發展勢頭良好。突如其來的非典疫情曾對第二季度的經濟造成一定的沖擊，但很快就走出低谷。非典結束后，我國經濟開始出現過熱苗頭。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煤電油運日趨緊張。面對紛繁復雜的經濟形勢，中央果斷作出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的一系列決策部署。2003 年7 月，國務院辦公廳下發了《關于暫停審批各類開發區的緊急通知》；9 月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2004 年1 月，國家發改委等先后發布了關于制止鋼鐵、電解鋁等行業盲目投資的若干意見；全國兩會后，緊緊把住信貸和土地兩個閘門，加大調控力度；4 月，國務院嚴肅查處了江蘇鐵本鋼鐵有限公司違規建設鋼鐵項目；12 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實行“穩健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結束實行了七年之久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帶有擴張性的穩健的貨幣政策。2005 年3 月起，國務院陸續出臺了有關加強房地產市場調控措施。2006 年又頻繁推出一系列收緊性貨幣政策。促進經濟增長是宏觀調控的首要目標。根據需要和可能，保持一個適宜的增長速度是至關重要的。速度低了，經濟增長潛力不能充分發揮，經濟社會生活中的諸多矛盾難以解決；速度過高，勢必造成經濟關系緊張，重大比例失調，導致經濟大起大落。各國的經驗證明，經濟發展每次出現大的波動，都要花費較長時間才能調整過來，不僅錯過了寶貴的機遇，也往往會造成巨大的損1 《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 年版，第396 頁。導言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的探索歷程31失。如何通過宏觀調控，在一個較長時期內保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態勢，是對執政者執政能力和水平的重大考驗。連續幾年的宏觀調控實踐表明，我們經受住了這樣的考驗。從2003—2007 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10.6%，年度間的波幅僅為0.1—0.9 個百分點，平均為0.48 個百分點，成為改革開放以來增長速度快、持續時間長、平穩程度高的最好時期之一，有效防止了“苗頭性問題演變成趨勢性問題、局部性問題演變成全局性問題”。1 充分證明中央采取的宏觀調控政策措施是及時、正確、有效的，也表明黨中央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的把握程度在進一步提高，駕馭經濟發展大局的本領在進一步增強。同時，這輪宏觀調控是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進行的。胡錦濤多次指出，“這次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是貫徹落實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的重大實踐。”2 不僅要努力保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還要解決影響經濟運行不穩定的結構和方式等深層次矛盾。對此，在2004 年12 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胡錦濤用“四個刻不容緩”集中概括，即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刻不容緩，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刻不容緩，推進協調發展刻不容緩，加快完善體制機制刻不容緩。應該說，在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過程中，針對這些矛盾和問題，中央已提出了相應要求，采取了一系列措施。2003 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明確提出，要切實把工作重點轉到調整經濟結構、轉變增長方式、提高增長的質量和效益上來；2004 年的中央人口資源環境工作座談會要求“徹底改變以犧牲環境、破壞資源為代價的粗放型增長方式”3；繼十六屆三中全會明確要求振興東1 《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 年版，第700 頁。2 《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 年版，第453 頁。3 《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 年版，第853 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32北等老工業基地后，2004 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了“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的戰略構想；2004 年的中央一號文件以促進農民增收為主題，“三農”問題自此連續多年成為中央一號文件關注的內容；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深化農村稅費改革、推進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推動增值稅轉型試點；等等。這輪調控，既有效抑制了經濟運行中出現的不穩定不健康因素，又保持了經濟較快增長的好勢頭。( 三) 以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全局。一段時期來，我國經濟發展在城鄉、區域、人與自然、自主創新、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等方面存在一些突出問題。在新的發展時期，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來審視這些問題的時候，我們有了新的求解。這比較集中地反映在2005 年10 月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的“十一五”規劃建議中。這個《建議》用“規劃”取代多年使用的“計劃”，表明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們更加注重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更加注重規劃的宏觀性、戰略性、前瞻性。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全局，是這次《建議》最鮮明的特點。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科學判斷我國發展面臨的國際國內環境，深入把握經濟社會發展呈現出的階段性特征，《建議》對我國經濟發展作出了一系列科學決策。“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建議》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時代命題。發展協調性不夠是中國面臨的最突出的矛盾和問題之一。而農業仍是國民經濟的薄弱環節，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最繁重、最艱巨的任務在農村。因此，不協調集中表現為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協調，按照統籌城鄉發展思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就真正抓住了發展協調性不夠這一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而這個時期“我導言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的探索歷程33國總體上已到了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1。順應時代發展，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就抓住了新時期破解“三農”問題的機遇和突破口。兩個月后，中央發布了《關于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自2006 年1 月1 日起，中國2600 多年種地交農業稅的歷史得以終結。“全面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這是《建議》又一個亮點。把增強自主創新能力作為科學技術發展的戰略基點和調整產業結構、轉變增長方式的中心環節，正是綜合分析國際形勢和國內發展階段提出的重大指導方針。在2006 年1 月召開的全國科技大會上，胡錦濤宣布了中國未來15 年的科技發展目標：2020 年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中國開始大踏步向這一宏偉目標邁進。《建議》還進一步提出了“繼續推進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促進中部地區崛起，鼓勵東部地區率先發展”的區域發展總體戰略；提出把節約資源作為基本國策，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要求到“十一五”期末，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 左右；提出實施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把既符合我國利益、又能促進共同發展，作為處理與各國經貿關系的基本準則；等等。這些思路和戰略，是改革開放特別是黨的十六大以來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認識和體會，而我們黨對實現什么樣發展、怎樣發展問題的探索并未停止。到了2006 年，投資增長過快、信貸投放過多、貿易順差過大的態勢十分明顯。隨著經濟發展速度加快，發展的質量和效益上升為矛盾的主要方面，這要求在發展的速度和質量孰輕孰重、孰先孰后問題上作出新的回答。10 月11 日，胡錦濤在十六屆六1 《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 年版，第1092 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34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提出了“扎實促進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新要求。從一度強調加速發展，到提出“又快又好”發展，再進一步調整為“又好又快”發展，這不是一個順序的簡單變化，“這個重要調整，強調的是更加注重發展質量和效益，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1 反映了黨中央對發展規律的把握和推動科學發展認識的深化，體現了科學發展觀的本質要求。此后一段時間，“又好又快”就成為推動國民經濟發展的明確目標，成為黨在“實現什么樣發展”問題上的響亮回答。支撐經濟又好又快發展，我國已具備諸多條件，但過度依賴投資、增長方式粗放、經濟結構不合理等一些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依然存在。隨著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過渡期結束，國際收支不平衡、經濟對外依存度過高等問題又日益明顯。要真正推動經濟又好又快發展，需要認真處理好關系經濟發展全局的一些重大問題，特別要在轉變發展方式上下功夫。這個任務是在黨的十七大正式提出來的。( 四) 關系國民經濟全局重大而緊迫的戰略任務。十七大提出了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斗目標的新要求：“在優化結構、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護環境的基礎上，實現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到2020 年比2000 年翻兩番”，“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形成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的增長格局”，“城鄉、區域協調互動發展機制和主體功能區布局基本形成”，“城鎮人口比重明顯增加”，等等。十七大還第一次把建設生態文明作為一項戰略任務明確提出來。這些要求，與十六大提出的目標相一致，又根據經濟社會發展新的階段性特征，作了進一步的補充、完善和深化。而要實現1 《科學發展觀重要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黨建讀物出版社2008 年版，第20 頁。導言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的探索歷程35未來的經濟發展目標，關鍵之一就是要在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方面取得重大進展。著眼于實現又好又快發展，著眼于抓緊解決我國發展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十七大正式提出了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戰略任務。從過去強調“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到正式提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雖然只是兩個字的改動，但卻有著十分深刻的內涵。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除了涵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全部內容外，還對經濟發展的理念、目的、戰略、途徑等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1 二者間這種繼承與發展的關系，反映了執政黨不斷深入探索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規律的新成果，集中體現了又好又快發展的新思路。要實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目標，十七大進一步提出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堅持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的方針，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有了這一系列戰略決策和部署，經濟建設路徑更加清晰，方向更加明確。在2007 年12 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 為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一戰略任務落到實處，胡錦濤提出了在工作中必須把握好的幾個重大問題：“必須堅持創新驅動”，“必須堅持城鄉統籌”，“必須堅持節約資源、保護環境”，“必須堅持內外協調”，“必須堅持以人為本”。中央政治局在2008 年4 月又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題，舉辦了第五次集體學習。應該說，十七大以后，全黨上下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性、緊迫性，以及如何推進轉變等方面，從認識到實踐都達到了一個新的1 《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 年版，第107 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36高度。進入2008 年，各種大事、要事、難事接踵而至，從年初的雨雪冰凍災害，“5.12”汶川特大地震，到成功舉辦奧運會，給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重大影響，對黨的執政能力和水平提出了重大考驗，而在經濟領域的真正考驗才剛剛開始。( 五) 非常之時的大氣魄與大視野。2008 年下半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在全球迅速蔓延。這場上世紀30 年代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發展帶來的沖擊是巨大的。外貿出口增速大幅回落，訂單減少，工廠停產，許多工人失去工作，大批農民工不得不提前返鄉，企業效益下滑、財政收入減少……不僅如此，這場國際金融危機與中國發展方式轉變、經濟結構調整的關鍵時期不期而遇，新的挑戰與既有矛盾相互交織，加大了我們解決問題的難度。這是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最嚴峻挑戰。能否遏止住經濟增長下滑態勢，保持經濟良好發展勢頭，無疑是對黨執政能力的重大考驗。非常之時，行非常之策，需要大手筆的氣魄。面對嚴峻復雜的經濟形勢，黨中央、國務院果斷決策、從容應對。“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準、工作要實”成為中央對這一時期工作的明確要求。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提高出口退稅率，下調金融機構存貸款基準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下調證券交易印花稅，實施4 萬億人民幣經濟刺激計劃，迅速推出進一步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十項措施，全面實施并不斷豐富完善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的一攬子計劃和政策措施，統籌做好保增長、保民生、保穩定各項工作，為經濟發展不斷注入強勁動力。在全球化深入發展的今天，全球性金融危機需要全球攜手面對。作為一個與世界經濟緊密聯系的世界主要經濟體，我國必須走到國際社會討論和處理重大問題的前臺，在推動我國經濟走出導言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的探索歷程37危機和推動世界經濟復蘇中更有作為。在國內“爭分奪秒”應對危機作出重大決策的同時，我國領導人頻繁出席國際會議和外訪，在G20 峰會、金磚四國領導人會議、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會議上發出加強國際合作、共同應對挑戰的呼吁，提出在應對危機中推進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反對貿易保護主義，支持發展中國家發展等一系列政策和主張，為促進我國和世界經濟的復蘇發展奮力而為。非常之時，更需要大視野的謀略。抓住危機形成的倒逼壓力所帶來的機遇，加快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正是這樣的謀略和舉措。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沖擊，表面上是對經濟增長速度的沖擊，實質上是對經濟發展方式的沖擊。綜合國際國內形勢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已刻不容緩”。正因如此，在應對在危機之初，中央強調：“越是在加大力度保增長的時候，越要重視質量和效益，加快發展方式轉變，把實現保增長的目標建立在提高質量、優化結構、增加效益、降低消耗、保護環境的基礎之上，實現既保持增長又提高質量的雙重目標。”12010 年2 月，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專題研討班將主題鎖定為“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旨在進一步統一思想，凝聚發展新共識。胡錦濤在講話中強調，“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關鍵是要在‘加快’上下功夫、見實效”。要求在經濟結構調整、產業結構調整、自主創新、農業發展方式轉變、生態文明建設，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發展文化產業、對外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等八個方面采取有效措施，突出重點，加快推進，把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戰略任務進一步落到實處。驚濤拍岸自巋然。到2009 年第三季度，我國經濟增速已達到8.9%，經濟增長明顯下滑態勢得到有效遏制，在全球率先實現1 《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 年版，第761 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38經濟形勢總體回升向好。更為重要的是，在這一過程中，轉方式、調結構、擴內需取得了明顯成效，為在后國際金融危機時期實現我國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創造了條件。( 六) 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打下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基礎。經濟雖然走出了低谷，但危機還遠未結束。在這個時間節點上，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勝利召開。這次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全面謀劃未來五年的新發展，提出要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打下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基礎。“以科學發展為主題”，是“十二五”規劃建議的一個鮮明特點。我國是擁有13 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仍是解決所有問題的關鍵。把科學發展作為主題，第一次在五年規劃中明確提出來，成為全黨的意志，就是要把被實踐已經證明了是正確的科學發展觀，貫穿到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各個方面，深刻把握我國發展面臨的新課題新矛盾，更加自覺地走科學發展道路。“十二五”規劃建議明確提出“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表明在整個“十二五”期間，經濟工作的著力點不在于追求更高的速度、更大的規模，而在于下更大的功夫，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取得實質性進展。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戰略任務和重大舉措，是“經濟社會領域的一場深刻變革”，是提綱挈領帶動各項工作的總抓手，必須貫穿于經濟社會發展全過程和各領域。在工業化、現代化發展的關鍵時期，把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作為“十二五”乃至更長時期的發展主線，反映出黨對現代化建設規律的認識和運用達到了一個新高度，也彰顯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思路更加清晰明確，行動將更加自覺堅定。在綜合考慮未來國際國內發展趨勢和條件的基礎上，《建議》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戰略性、前瞻性、指導性的目標和要求。如“加導言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的探索歷程39快形成投資、消費、出口協調拉動經濟增長新局面”，“推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等。《建議》勾畫的“十二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新藍圖，催人奮進。有理由相信，新的五年，我們一定能夠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邁上新臺階，開創科學發展的新局面。改革是推動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必須以更大決心和勇氣全面推進各領域改革”，這是《建議》提出的明確要求。這些年特別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以來，黨中央一直把改革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更加注重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不失時機在重點環節和關鍵領域實現新的突破。2009 年、2010 年，國務院先后發布了《關于進一步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若干意見》和《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2010 年6 月，原油、天然氣資源稅改革在新疆正式啟動；6 月19 日，央行宣布將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到2011 年，資源稅改革從試點向全國全面推開，出臺電價改革措施，鼓勵民間資本進入更多領域，深化增值稅改革試點；等等。這些都為科學發展注入了強大動力。接下來的發展時段，全球仍處于應對金融危機狀態之中，歐債危機愈演愈烈，美國債務問題變數加大。從國內的經濟形勢看，進入2010 年7 月份后，控物價又成熱點，特別是10 月CPI同比上漲4.4%，創下25 個月新高。進入2011 年，中央把穩定物價總水平作為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從8 月份起，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漲幅逐月回落，扭轉了一度過快上漲勢頭。這一年，穩健的貨幣政策取代了兩年來的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以利進一步把好流動性總閘門。同時，堅定不移地加強房地產市場調控，投機、投資性需求得到明顯抑制。2012 年，中央確定了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8 年來首次把年度經濟增長目標從8% 左右下調至7.5%，更加強調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到第二季度，面對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現實，又把穩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40長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經過努力，扭轉了經濟下滑勢頭，到年底全面實現了年初確定的目標，國內生產總值增長7.8%，為新的一年經濟發展打下了良好基礎。沿著改革開放的歷程一路走來，“出口額和外匯儲備躍居世界第一”、“中國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均GDP 突破五千美元”、“內生性增長開始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等，已成為三十多年中國經濟發展成就的最好詮釋。在這一偉大的歷史進程中，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和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承前啟后，繼往開來，在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等問題上作出了一系列科學回答和正確選擇，帶領全國人民成功地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這是一條被實踐證明了的正確的發展道路，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和廣泛的現實基礎，昭示著更加美好的未來。黨的十八大描繪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宏偉藍圖，為黨和國家事業的進一步發展指明了方向。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中國夢漸行漸近。“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1 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道路。我們堅信，在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下，在實現中國夢的偉大征程中，我們一定能夠繼續拓展和走好適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一定能夠續寫出中國特色經濟發展道路的新篇章。1 《人民日報》2012 年11 月30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