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歷史評論 (第十四卷)（簡體書）

《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14卷）（2013）》主要內容包括：赤腳醫生、鄉村醫療制度化與三級醫療體系“啞鈴型結構”的演化、一根針、一把革：赤腳醫生的醫療方式考察、中門和中堂：唐代住宅建筑中的婦女生活空間、緬鈴與云南：重拾一個“內部東方主義”的神話、乾隆朝底層讀書人生活探析——以瘋人逆詞案為中心的討論、畫舫：唐宋以來江南城市的消費新空間、上海繁華：民國江南城鎮的社會變化與人生追求、漢代累世三公考析等。

【特稿】
懷念何炳棣先生與先父鄭天挺先生
感念何炳棣先生
遺編尚有未成篇——悼念史學家何炳棣先生
何炳棣先生晚年在“中研院”的日子
論學天涯遠孤懷貴相知——追憶與何炳棣先生的一次會見
悼何炳棣老師

【論文】
談民間舊抄本醫書中的“打胎”
書寫的權力與生活的世界——唐代士人筆下醫者之諸面相
亦儒亦醫的張杲
“醫藥反求之于東夷”——朝天使與燕行使旅程中的醫事交往
十九世紀后期廈門港埠的疾病與醫療社會——基于《海關醫報》的分析
近代上海的分娩衛生與醫療化
民國時期醫藥廣告的宣傳特色——以《良友畫報》（1926-1945年）的醫藥廣告作研究個案
赤腳醫生、鄉村醫療制度化與三級醫療體系“啞鈴型結構”的演化
一根針、一把革：赤腳醫生的醫療方式考察
中門和中堂：唐代住宅建筑中的婦女生活空間
緬鈴與云南：重拾一個“內部東方主義”的神話
乾隆朝底層讀書人生活探析——以瘋人逆詞案為中心的討論
畫舫：唐宋以來江南城市的消費新空間
上海繁華：民國江南城鎮的社會變化與人生追求
漢代累世三公考析
明初蘇州知府任職情況考察：1367-1435
明清時期徽州保甲組織的職能發揮及其影響因素
宗族、圖甲、市場與區域社會空間——以歷史文獻中的“瀝浯”釋義為中心的考察
清初中日貿易格局演變與乍浦港之興起

【學者訪談】
走進鄉村的制度史研究——劉志偉教授訪談錄

【研究述評】
西方梅毒史研究綜述

【書評】
傳統“民變”之研究范式如何走向多元化——巫仁恕《激變良民——傳統中國城市群眾集體行動之分析》評介
宋立中著《閑雅與浮華：明清江南日常生活與消費文化》
文人化與世俗化之間：陳秀芬筆下的晚明養生文化——讀《養生與修身——晚明文人的身體書寫與攝生技術》
“傷哉貧也”——讀《晚明文人以文治生研究》
水鄉尋鎮 江南織夢——《清代江南市鎮與農村關系的空間透視》評述
滄海一“葉”：大歷史中的小家庭——評Joseph W.Esherick《Ancestral Leaves-A Family Journey through Chinese History》
編后語
英文摘要

墓志中記載張從古在天壇修道的因緣，顯然試圖通過王屋山在唐代道教中的象征“意義”彰顯其長生術的價值，但其中聲稱張從古的長生技術卻是“絕粒休糧、龍虎還轉、服餌之術”，絕粒休糧是辟谷之技術。所謂“龍虎”，在外丹著作中藉以比喻物質相互作用的原理，《周易參同契》記：“丹砂木精，得金乃并。金水合處，木火為侶。四者混沌，列為龍虎。龍陽數奇，虎陰數偶。肝青（木）為父，肺白（金）為母，腎黑（水）為子，脾黃（土）為祖。子五行始，三物一家，都歸戊己（土）。”服餌在服食的范圍上則更為廣泛。這些并不是司馬承禎的齋戒、安處、存想、坐忘、神解等法門。其中的差異一方面折射出道教改革者與其他實踐者之間可能存在著隔閡，同時在此墓志的書寫中，顯然反映出其在試圖“攀附”和其實際行用的技術之間的差異。
但是選擇彰顯“絕粒休糧、龍虎還轉、服餌”等技術，也應與當時風氣相關。在張從古生活的時代，唐敬宗、武宗在史籍記載中都是喜好餌藥的皇帝，在這個時代的皇帝、官僚與士人都因餌藥而結交道人。白居易在《天壇峰下贈杜錄事》中稱：“年顏氣力漸衰殘，王屋中峰欲上難。頂上將探小有洞，喉中須咽大還丹。河車九轉宜精煉，火候三年在好看。他日藥成分一粒，與君先去掃天壇。”也是將王屋視作求得服食仙藥之所。也就是說墓志中強調的張從古的形象，更接近當時喜好服食的各種群體的“期待”。與此類似的，還有墓志中對賈尸的記載，尸解之法是成仙的重要路徑，但在唐代的道教理論中卻逐漸被視為下品，只是在各種碑志中卻往往依然記載道教徒尸解成仙，亦可理解為是對信眾群體期待的一種“服從”。
墓志又記載，張從古回歸塵世之后，并非以外丹之法維持生活，而這一點又與關于張從古回歸塵世的因緣糾結在一起，墓志中記：“公以膝下之養，丹霞不可充甘旨，遂卻歸寰宇，隱于都市，托藥肆粥術，非為酒直，實緣供侍，亦假此而救人濟世。公乃咨迎尊親，搬運孤孀，攜挈甥侄，就養東洛。”前文已經提到張偶去世于元和七年，終于“絳州翼城縣天柱鄉孝義坊私第”，按照此記載，張從古應該其父去世之時，從修煉中回歸，將母親李氏接到東都洛陽奉養，一直到開成十一年其母親離世，其中他都是以“粥藥之室”維持家庭生計。
粥藥而非藥餌，這個選擇也很有趣。陳元朋先生和康樂先生曾討論中國文化中粥的歷史脈絡，指出東漢以降的藥學脈絡已經注意到米谷品類的治療作用，但粥食進入治療的范疇，卻很大程度是由于佛教思想及其影響下佛徒日常的飲食生活，粥在醫學中的地位，至宋代確立，同時也成為士人文化的一部分。但在此過程是否有學道者的參與，卻未見有討論。六朝道教的服食傳統中對米谷的使用，是將其作為辟谷初期的替代之物，比如《太上靈寶五符序》卷中所記之休糧方。可見，以粥為服食養生之道，并非完全在道教自身的理念發展線路之中。張從古在市場上售賣此術，大約與佛教影響下士人之中服粥已頗成風尚相關。與粥藥的普遍性相比，外丹恐怕并無太大的受眾群體，按照廖芮茵的分析，唐代服食藥物的成分具有階層性，帝王與達官顯貴服食礦物性的丹藥，而一般中低階層的官吏和文人僧徒則服食草木類藥物為主。依靠僅有少數人可以負擔的外丹之術顯然難以供養家計，選擇粥藥之術大概與之相關。這與其“道醫”的形象又有差異，但墓志中以其需要盡孝來遮蔽了這些知識淵源上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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