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頭裡的記憶（簡體書）

一、相識于“五四”
1904年2月4日，鄧穎超出生在廣西南寧，乳名“玉愛”。她的父親鄧庭忠當時在廣西省做鎮臺，相當于現在的軍分區司令員。鄧穎超的母親楊振德是湖南長沙人，經過媒妁之言與鄧庭忠結婚，隨丈夫到了廣西南寧，婚后生了鄧穎超這個唯一的女兒。鄧穎超3歲那年，她當鎮臺的父親因為得罪了上司，被流放新疆，她從此和母親相依為命。為謀生，1910年鄧穎超隨母親從南寧輾轉來到天津，靠母親行醫和做家庭教師維持生活。后來得知，父親在刑滿回家的路上猝死他鄉。
鄧穎超的母親楊振德是一位敢于反對封建習俗、性格剛強的知識女性，母親自立自強的性格對鄧穎超的一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母親經常教導鄧穎超，女子必須獨立、自強才有出路。
1946年9月，周恩來在南京同美國記者李勃曼談起個人經歷時，專門說到鄧穎超的母親。他說，鄧穎超同志的母親是一個中醫，當她近60歲的時候，還在紅軍總司令部當醫生。國民黨“圍剿”、我軍撤退時，鄧老太太被俘，被押送到九江，國民黨法官要她勸說鄧穎超不要當共產黨員。鄧老太太說：“子女的事情我們父母管不了，即使蔣委員長也管不了自己的兒子。”蔣經國當時正在蘇聯，法官無言以答，就把她囚禁在九江反省院。直到1937年年初才把她釋放出來。
1912年，8歲的鄧穎超隨母親又到了北京，入北京平民學校讀書，受到學校創辦人、校長陳翼龍革命思想的啟蒙。1916年，12歲的鄧穎超（當時名叫鄧文淑）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了天津直隸第一女子師范學校。鄧穎超在她的習作《對于蔡松坡先生逝世的感言》中寫下“振起精神，謀國家之進步”的誓言，表現了她的報國之心。
“五四”時期，15歲的鄧穎超投身到愛國運動的行列之中，她和郭隆真、劉清揚等人發起成立“女界愛國同志會”，她是講演隊長。后來她這樣回憶：“當時我們這些青年都是愛國的，熱情高漲，不顧一切，為反對政府在《凡爾賽條約》上簽字，為實現中國的改造，流血犧牲，被捕坐牢，以致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吳建寧采訪了鄧穎超天津直隸第一女師的同學梁岫塵。她說：“有一次給我印象最深，到城東南角演講，她怕群眾聽不清，于是就問附近的老大爺要桌子。桌子這么高她怎么上？我正在她旁邊，她一撐我的胳膊，‘噌’的一下就上去了。她是大聲疾呼，聲淚俱下啊。這時候觀眾很多，都圍上了。她越講越激動，聽眾甚至都掉眼淚。”
那時，從日本留學歸國的周恩來，一身學生裝，胸前別著一枚圓形的“天津學生聯合會”的徽章，是《天津學生聯合會報》的主編，在天津學界已很有名氣。一次，周恩來到母校天津南開學校，當時講臺上一位女學生正在講演，她就是鄧穎超。年僅15歲的鄧穎超身穿白衣黑裙，頭上梳著“S”髻，一雙烏黑明亮的眼睛看著臺下的同學，滿懷激情地報告了天津各界人士幾次派代表團到北京請愿的情況：代表團要求拒簽和約，收回山東主權；代表們在天安門前等了3天，總統拒不接見；代表們被軍警包圍，遭軍警毒打和逮捕。她聲淚俱下地說：“諸位同學，你們在家安眠之時，正是我們的代表在北京受難之時……”說到這里，她哭起來了。在座的不少學生也悄悄啜泣。
周恩來目睹這個場面也被感動了，他拿起筆來，在筆記本上不停地記著，并小聲詢問身旁的一位學生，演講的人是誰。學生回答說：“她是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演講隊隊長鄧文淑，直隸第一女子師范的學生。”
一個擅筆戰，一個擅演講，都是活躍人物，一開始相互就留下了印象。鄧穎超的秘書趙煒在接受吳建寧采訪時說，周恩來去世后，鄧穎超經常與她閑聊，講起與周恩來當年的那些片斷。有一次開學生大會，一個同學指著臺上的周恩來告訴鄧穎超：“那個戴鴨舌帽，穿西服、白皮鞋的就是周恩來。”鄧穎超說，喲，當時就覺得周恩來長得很英俊。她曾經看過周恩來主演的新劇。當時男女不能同臺演戲，南開又是個男校，女主角只能由男生扮演。由于周恩來生得俊秀，先后扮演了《一元錢》中的女主角孫慧娟、《華娥傳》中的華娥、《仇大娘》中的慧娘，其扮相很像，演技逼真。正是周恩來演的“華娥”一劇，使她早就記住了“周恩來”這個名字。鄧穎超后來在文章中形容“彼此都有印象，是很淡淡的”。
為了加強斗爭的力量，1919年9月，天津學界20名青年精英成立了天津學生愛國運動的核心組織——覺悟社。覺悟社為了表示男女平等，男生10名，女生10名。在結社時，他們通過抓鬮排列序號。21歲的周恩來抓到5號，化名為“伍豪”；而年僅15歲的鄧穎超抓到1號，名為“逸豪”。
在天津愛國學生運動中，周恩來與鄧穎超都是沖鋒在前的勇士，周恩來還因此被捕入獄；在覺悟社內，他們又是志趣相投的戰友。志趣相投的青年男女，在交往中相互愛慕，是人之常情，但那時他們卻絲毫沒有去顧及個人感情，一心一意忙著救國、忙著斗爭。
有趣的是，周恩來喜歡演話劇，而男生的學校沒有女生，所以他曾扮演女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