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電影理論導論（簡體書）

致中國讀者
如果這本書放到今天來寫，我會取名為“經典電影理論”（classical film theory）。這本書是在 1973 年到 1975 年間寫的，彼時“現代”（modern)電影理論正在法國、英國和美國逐漸強勢，研究電影的年輕一代正積 極地將電影研究構筑于符號學、心理分析和意識形態等理論之上。雖 然過去那些有力的理論依然是“主要的”（major），但他們普遍認為“經典”一詞更能使之與那些現代研究方法區別開來。“經典”一詞意味 著持久性、平衡感、與研究對象和社會保持著和諧與共鳴。在這個意 義上，“主要電影理論”是經典的電影理論。隨之而來的現代理論則是反人文的（拉康、阿爾都塞）、巴洛克的（吉爾· 德勒茲）或者學院 派的（認知科學）。現代和后現代理論立于經典理論之上，或者試圖 一并取代之，或者將其當作墊腳石。
四十年前開始寫作這本書的時候，我就已經感覺到了這種向著更新更現代的理論轉移的趨勢。因此本書的第三部分有關于讓·米特里 的一章和克里斯蒂安·麥茨的一章。事實上，在 1973 年到 1974 年間，我去巴黎參加麥茨組織的學術研討班時，曾經邀請米特里來取代我在 愛荷華州立大學的教職。前者為現代理論加冕，后者則是經典理論的 集大成者。我記錄下了他們的不同。米特里的研究值得尊敬，但他沒有博士學位。他和那些制作電影、討論電影的知識分子一起長大，在20 世紀 20 年代和 30 年代開始創建電影俱樂部，然后于 30 年代和 40 年 代 執 教 于 法 國 電 影 學 院（IDHEC）， 最 后 任 職 于 巴 黎 大 學。 也 是 在 此期間，他完成了自己的系統著作《電影美學和心理學》。他充滿常識 和人文主義教育，卻沒有博士學位，因為當時沒有電影研究這一學科。 但是在愛荷華大學的那一年，他擔任了電影研究項目的博士生（大衛·波德維爾就是其中一員）導師。這是大學第一次培養電影研究方向的博士生，一個新的學術時代開始了。與此同時，我在巴黎看到了麥茨對米特里理論的長篇批評。雖然對經典理論保持敬意，麥茨依然堅持 用一種更系統的研究方法取而代之。因此，我寫作本書來描述和比較 這些有價值的理論。在新的觀念和方法不斷涌現并改變我們對電影的認識時，研究電影的學生可以更充分地討論電影應該是怎樣的。
巧合的是，本書出版于 1976 年，毛澤東去世的那年，彼時中國進 入了一個新的時期。所以也許中國讀者可以更好地理解那種新舊交替的 感覺。即便中國并沒有出現本書立于其上的對形式主義和寫實主義方法的討論，你們應該也能理解對于藝術和社會的基本觀念進行討論的重要 性。當我寫作這本書的時候，中國在我的地圖上是一大片盲區。那里的 人們都在制作和觀看什么樣的電影？他們怎么討論電影？我只在戈達爾的電影、安東尼奧尼的《中國》以及與羅蘭 · 巴特（他于 1974 年從北京 回來）的交流中聽說過中國。
直到 1988 年，我在北京電影學院進行一系列講座時才第一次來到中國。那時，很多中國電影研究者直接跳到了 最現代的電影研究方法，聰明的學生們希望了解從法國和美國過來的最 先進的理念。他們對愛森斯坦和巴贊則不那么感興趣，甚至不太知道愛因漢姆和克拉考爾。現代電影理論能跳過最早也是最持久的經典理 論嗎？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我。因為在那段訪問結束后，我關于當代 理論的書籍《電影理論概念》（Concepts in Film Theory）被翻譯成中文在 中國出版，而更持久、被翻譯成更多語言的《主要電影理論導論》（The Major Film Theories）卻被擱置了。現在看來，經典理論家和理論在西方重新煥發生機，出現了很多關于明斯特伯格、愛因漢姆、克拉考爾、愛 森斯坦和巴贊的書籍和文章。而那些“當代理念”則不再“當代”，不 再流行。相反，經典理論則如其名一樣保持著長久的中肯度與生命力。
當我寫作這本書，尤其是第一次訪問北京的時候，我就應該意識到，幾十年來，中國有自己關于電影、藝術和文化方面的激烈討論。 我本應該看更多“經典”的中國電影。現在的中國學生以及我對中國 的最近幾次訪問，都讓我越發意識到中國的電影歷史是多么豐富、復雜，電影理論史也是如此。確實，每年西方的學者都會去發現被 20 世紀 70 年代的學院電影聯合會（academic film community）忽視的早期電影理論珍寶。2012 年，我所參加的一個學習小組——“電影理論史永 久研討會”（permanent seminar on the history of film theory）在密歇根大 學討論了“亞洲電影理論”，并收到了將近 100 篇論文。雖然西方學者 對這些理論的忽視問題正在得到矯正，但沒人會因此而不認同此書中提到的理論家為“主要”這一描述。雖然這些理論家中只有一些人有 幸在他們的時代里產生重大影響，但毫無疑問他們都在我們的時代里 有重大影響。你可以讀讀我對他們理念的總結和翻譯，然后自己下判斷。如果情況允許，你甚至可以讀讀他們那些權威的原著。今天我們 可以找到的他們的資料太多太多，本書中提及的只是少數，且遠遠不夠， 這僅僅是個開始。
即使在寫作安德烈·巴贊那一章時我正在研究他的檔案，我所搜集的資料也是遠遠不夠的。今天，我們可以看到他的上百篇甚至更多 的 文 章， 了 解 他 的 影 響 力 及 其 和 其 他 知 識 分 子 的 關 系。 巴 贊 在 中 國1981 年進行的“現實主義”概念討論中就經常被提到。他在出版物中 被引用上百次，也被介紹給正在北京電影學院學習的第五代導演們。 后來賈樟柯導演從他身上找到靈感并時常提及他，但本書中論及的其他人物呢？馬克思主義者克拉考爾、愛森斯坦和巴拉茲在中國有多重 要？今天又如何看待他們呢？
無論這些理論家過去在中國受到了什么樣的待遇——不論他們是 被激烈地爭論還是受到忽視或者完全不知名——如果本書的出版能使 他們煥發新的生機，我會非常榮幸。正是這些理論家帶領我們認識電影的潛力和其獨特的美與力量。即使我們生活在一個電影開始懷疑自 身的世紀，我們也不應該懷疑經典的重要性——這些主要電影理論的 重要性。我們需要藉此來了解電影的過去與未來。在下一個階段，這些堅實的過去將成為電影的支撐。


達德利·安德魯
2013 年 8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