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規制與行政法新發展（簡體書）

專家的判斷必然會受到自身道德信仰和社會目標的影響這一事實，以及對專家中立性的質疑，使得風險評估的信度值得懷疑。而即使引入同行評審機制，仍然無法保證獲得更好的科學，而是可能陷入更繁復的信息和更廣泛的政治爭議當中。更危險的是，同行評審機制使得風險評估處于更為封閉的專家系統之中，普通公眾難以實質性介入。同時，行政機關可以憑借選任專家的權力，使同行評審成為一場御用專家們作秀的把戲，從而利用公眾對科學專家的依賴致使信奉專家治國論的精英取代民主過程。
這樣看來，可以依賴專家理性在排除利益干擾的情況下憑借知識權威進行風險評估的理想被打破了，風險評估和風險管理的界限變得模糊。對于風險的理性建構過程實質上是個政治過程，科學在風險規制中的作用是有限的，即便是被看作基于科學的風險評估過程。就環境標準的制定而言，“聆聽科學”的辯解并不能證明特定數值選擇的正當性。不確定性的廣泛存在和尋求科學建議中固有的復雜性，使得環境標準制定中充滿了價值判斷和政策選擇空間。而不確定性越強，私人利益對標準制定者施加影響的空間也就越大。因此，法律規制設計中應當重新審視科學在風險評估中的有限角色，為妥善地回答現代風險社會對制度安排提出的一系列問題提供基礎。
在現有的法律規制體系中，環境標準的制定因標準數值量化的形式常被認為是科學判斷的結果，甚至有學者認為環境標準的制定是應該等待冷靜的科學家作判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