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書紀年》與夏商周年代研究（簡體書）

中國上古史的研究困難重重，其中首當其沖的是夏、商、周三代年代學的研究。
陳夢家先生說過：“年代是歷史的尺度，而先秦史的研究，尤須對此先有明確的規定，然后史事才可有所依附。不幸此事二千年以來，都在不定之中；學者所標定的先秦年代，都是根據不甚可靠的材料，擬構而成的。其中共和以前，年代尤為渺茫。”①
許倬云先生也曾就西周年代指出：“西周年代學，已是周代歷史上的顯學。年代學本來也應是任何史學工作的基石。不幸，西周年代學有許多根本性的難題，這些難題至今仍難解決。”②
古史年代學研究的難處和困境是人所共知的。造成這些困難的原因大約不外乎這樣幾點：（1）文獻史料的缺乏；（2）古人紀年的模糊；（3）古歷法不能明。
從文獻方面看，中國古史紀年的萌芽本來是很早的。譬如至今完整保存下來的夏、商、周三代王室世系，想來先前都應有各王的在位年數相伴記錄，當時的王室行政和歷法也需要有相對明細的年歷譜。可惜后來由于文獻的散佚，西周共和以前各代王年的原始數據差不多全都失落了，少量保存下來的記錄也往往因為輾轉傳抄而變得令人懷疑。后世公認的年代定點是西周共和元年（前841），自此以下的年歷雖仍有細節上的參差，而大框架已經固定下來.可以制成比較準確細致的年代表；過此以往，則雖經歷代學者的艱苦探索，終難造成堪與共和以后相銜接的編年譜錄。共和年代的保存，實有賴于西周各諸侯國史的完善過程。這類國史原都是編年式的，其中除魯國史較早記錄具體的年數外，其余大致都是到周厲王被流放前后才有具體的年數，故而可以通過相互比對，確定厲王奔彘與共和行政的正確年份。古人的紀年方式，其源流還需要深入研究。《爾雅·釋天》說：“夏日歲，商日祀，周日年，唐虞日載。”唐虞時候的情況不能明，說其時用“載”字紀年，大約也只是因為傳世《尚書》的《虞書》部分用此字。商代甲骨文中的“歲”字多用以指稱收獲季節，“年”字則多用以泛指年景收成或表示若干個收獲季節的集合，還不完全是后世紀時系統上的年歲概念。甲骨文完整的紀時方式，先書干支日期，然后書“在某月、唯王某祀”，有的還再綴以周祭的祀季。這種紀時法實際還是以農歷和祀歷相混合的，“月”是農歷的月份，“祀”和“祀季”是周祭的劃分，“日”則兩套系統并用。然只書“唯王某祀”，不書王名或王號，在當時人自然很清楚是指哪一位王的哪一年，而在后人看來就模糊了，不知是指哪一位王的哪一年。周初金文的紀年尚多用“祀”字，后來則多稱“年”，然亦只記“唯王某年”，極少見到具體的王名或王號。這就為銅器斷代帶來了巨大的困難，以致此種斷代之學成為年代學上的艱深學問，能夠掌握的人少而又少，分歧卻多而又多，所以總難得出精確的結論。其實就紀年本身而言，古人的紀年方式是否只有一種，就像后人所理解的那樣，都從王即位記起，一年一年擺下來，直到他去世，對此也還不無疑問。譬如在特殊情況下，可能會有沿承前王紀年的，有分前元及后元的.甚至俗間可能還會有以時王的年齡紀年的；而新王即位是當年改元或次年改元，恐怕也不完全一律。這些都會給年代學研究造成難題。
年代學研究是和古歷法研究密切相關的。從理論上說，充分利用傳世文獻和甲骨文、金文中的歷法資料，精密考證，審慎使用，是有可能為古史年代學的研究作出突破性的貢獻的。但是有關商周歷法的一些基本問題，如月首問題、月相問題、歲首問題、置閏問題等等，至今都不能考明；而且上古歷法粗略而多變，僅據現有的紀時材料和殘存的歷日，要恢復商周歷法的原貌幾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自戰國秦漢以來，學者試圖依據某種歷法，通過編制歷譜的方式推求古年代，都不能獲得成功；即使在科學發達的今天，此法也還難以成為古史年代學研究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