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惟慈譯文自選集（簡體書）

［英］薩默塞特•毛姆
愛德華•巴納爾德的墮落
［英］多麗絲•萊辛
噴泉池中的寶物
［英］阿道斯•赫胥黎
梯羅遜紀念宴
［英］格雷厄姆•格林
勒威爾先生的一次良機
［美］傑羅姆•大衛•塞林格
給艾斯美寫的故事
［美］庫爾特•馮尼格
艾皮凱克
靈魂出竅
哈裡遜•貝傑龍
［美］雷蒙德•錢德勒
愛狗的人
［德］魯多爾夫•洛克爾
浮士德
哈姆雷特
［德］托馬斯•曼
特利斯坦
［德］畢希納
丹東之死

附錄：傅惟慈作品目錄

走上翻譯之路　傅惟慈

我出生於20世紀20年代初葉，青少年時期是在國內大動亂、大變革中度過的。小學畢業正值盧溝橋事變，八年抗戰，半壁江山淪陷，社會動盪失序。勝利後又逢解放戰爭，國共逐鹿，硝煙遍地。由於我本來就不是做學問的材料，再加上讀書期間過於熱衷政治活動，歲月蹉跎，雖然勉強讀完大學，在學業上卻沒有多少受益。甚堪告慰的是，經過閱讀和老師的薰陶，我對中外文學產生了濃厚興趣，從而養成了離不開書本的習慣。另外，受環境影響，我自幼喜歡外語。長大以後，先後學習英、德等兩三門語言，逐漸掌握看原文書的能力，開闊了眼界。這兩種習性可以說是我大半生孜孜矻矻從事文學翻譯的基礎。1950年我從北京大學畢業，有幸躋身高等學府，讀書多而且雜。偶然看一本書、一篇作品，受到觸動，引起共鳴，就動念把它介紹過來與人共享。這或者就是促使我執筆翻譯的原始動力。另一個原因是，建國後政治運動頻仍，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要求日趨嚴格。每日作息時間，都被毫無實際效益的活動填滿——聽報告、開會、政治學習、體力勞動……人人像機器一樣不停轉動，幾乎沒有私人活動空間，對我這種性格自由散漫，最惱恨時間被浪費的人來說，實在難以忍受。我採取了一些逃避對策，白天抓緊各種零碎餘暇，不論下鄉勞動時坐在田邊地頭休憩，還是上下班擠公共汽車，總是手不釋卷，得空就翻看幾頁閒書，或憑記憶背誦一些外語單詞。就是在大禮堂聽傳達報告，筆記本下面也總掖著一件私貨——一本外語書。晚上的時間更可以由我支配了，別人都已入睡，我會在一盞熒熒孤燈下，同一本外文原著較勁兒，為如何譯一個詞、一句話、一段文章絞腦筋。我喜歡兩種語言這樣博弈，它使我的心智受到鍛煉，主觀能動性得以發揮。我依稀覺得，這時自己已經不再受制於人，而成為完整的自我了。如果我譯的是一本令我心馳的作品，作者鮮活、機智的語言同深邃的思想更令我心曠神怡，有時甚至讓我悚然一驚，詫異作者竟有這樣高度的智慧，文字竟有這般魅力。譯書不僅使我獲得一定程度的自由，而且給我快樂，比單純閱讀帶來更大的快感，因為這是經過一番揣摩、深刻體味原文精粹而獲得的。就這樣，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直到“文革”前，我日日偷食禁果。環境雖然日趨嚴峻，甚至變得險惡，我卻為自己的精神尋找到一個樂園。我譯的兩部德國長篇小說——托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和亨利希•曼的《臣僕》，就是在十餘年波瀾跌宕、風雲詭譎的歲月中茹苦含辛產生的。
談到我從事翻譯的歷史，或者應該從最初我如何投入這支大軍當一名小兵說起。1954年上海出版了一本匈牙利劇本《戰鬥的洗禮》，可以算作我譯的第一本文學書，這本書是我從俄文譯本重譯的。而我從德語譯的第一本書是同一位年輕友人合作的產物：德國一位偉大女性寫的《獄中書簡》。作者羅莎•盧森堡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者之一，因為反對德國軍國主義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曾連續被反動政府投入監獄。1919年大戰雖然結束，她卻仍遭殺害。盧森堡在監獄裡寫信給好友卡爾•李蔔克內西夫人的22封信表現了她高尚、純潔的心靈，對生活的熱愛和對美的追求。她的這些書信文字自然、淳美，蕩漾著詩意。全書譯完後，由我對兩人的譯文作了精心潤色，務期對得起優美的原文。譯稿後來送交馮至老師，並蒙他推薦給作家出版社于1955年出版。1955年也是德國大詩人席勒逝世150周年，為紀念這位世界名人，各國都出版了文集或選集。我得到一本東德編纂的《席勒文選》，把文選的長序譯成中文，交給作家出版社，通過編輯部門審議也在這一年獲得出版。
在翻譯了兩三本單薄的小書以後，我逐漸同幾家出版社取得聯繫。特別是作家出版社兩三位老編輯給了我不少指導，他們陸續給我一些翻譯任務。這些東歐國家譯成德文的當代文學作品多屬宣傳、應景性質，文學價值並不高。比較值得一提的，是一本匈牙利的輕歌劇《小花牛》，宣傳農業合作化運動開展後匈牙利農村對小農思想的鬥爭。這齣歌劇由中央實驗歌劇院排練後曾在北京天橋劇場上演，時間大約在1956年春季。為增加效果，劇院決定上演時弄一頭真牛上臺。後來找不到花牛，就用一頭小黃牛代替，劇名也改為《小牛》。演員的歌唱和樂隊效果都不錯，受到歡迎。另一本書是我花費了一年多工夫翻譯的一部波蘭長篇小說，原名《賽璐珞工廠回憶錄》，國內出版時改為《一個人的道路》。小說寫波蘭工人的運動歷史和一名工人如何為生活奮鬥。據出版社說，這本小說是當年波蘭駐華使館文化部門推薦的，在他們國家很走紅。我在翻譯的時候，並未感覺藝術水平有多高，但是與這本書有關的一件趣事倒值得一記。兩三年前，我偶然在北京前門大街一家咖啡館邂逅一對波蘭老夫婦，同他們閒談後得知老頭當過波蘭駐華大使館武官，是位退伍將軍。妻子當年也同時來華，對中國產生了感情。退休後兩人每年都要來華訪問，重溫舊夢。我告訴他們我在50多年前教過波蘭留學生漢語，還譯過一本波蘭小說《賽璐珞工廠回憶錄》，武官高興地說，《賽璐珞工廠回憶錄》他知道，當年小學語文課本裡就有這部書的選段。真沒有想到，50年前我譯過的一本書在當時社會主義國家的波蘭小學課本中竟有選段。這部小說長達40萬字，波蘭拍過電影，在國內也配音上演過，改名《戰鬥的道路》。事過境遷，今天無論國內國外都不會有人再閱讀這部小說了。
我開始走上文學翻譯之路時譯的都是這類過眼煙雲，轉瞬即沉寂在書海中的文字。事後回顧，這對我的時間與精力倒也不算浪費。我在入門階段幾十萬字的翻譯實踐實際上是我走向成熟的必經過程。一方面，我毫不鬆懈地提高自己對外文的理解和中文的運用，另一方面，又通過實踐鍛煉自己，摸索兩種語言轉換的技巧。我閱讀了不少國內名家譯本，盡可能找到原文進行對照，從不同譯者的語言、風格、直譯與意譯的不同處理中，學習到很多東西，逐漸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翻譯模式。誇大一些說，也可以叫做風格。我知道自己根基不深，所以不論譯什麼，總是兢兢業業，爭取不犯或少犯錯誤。對於我的譯文，不求多麼典雅，只希望順達通暢，能叫讀者享受到一定的閱讀樂趣。如果在儘量保持原著的獨特風格中，再使自己的譯文添些文采，我就非常滿意了。
譯完那部波蘭長篇小說以後，我就作出決定，以後不再從德文翻譯其他國家的原作了。一本文學書在翻譯以後原文的精彩文字已受到一定程度的損失，如果再經過一次重譯，除了原來的故事情節，還有多少文采可言？更何況我幾年來翻譯的東西本身文學價值就不高。德國文學的崛起較之西歐國家雖然略晚，但也出現了一些文學大師，現當代文學中更不乏優秀作品。我有沒有可能譯一兩本真正的德語文學作品呢？事有湊巧，1956年“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提出促使我國對翻譯外國文學進行了一次規劃，中宣部召集專家開會，擬定了一份“世界各國文學名著200部”書目，我從人民文學出版社得到這份書目的複印件。讀過之後，發現德語文學部分（包括德國、奧地利、瑞士三國）列有12部作品。其中歌德、席勒、海涅等大作家各有一部或兩部，國內早有譯本。現代文學只有托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同亨利希•曼的《臣僕》尚未翻譯。（瑞士作家高特弗德•凱勒的長篇名作《綠衣亨利》也在12部德語文學名著之列，幾年以後為田德望老師譯出。）我向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申請，要求試譯長篇小說《布登勃洛克一家》，試稿經過出版社審議獲得通過，即同我簽訂了翻譯合同。《布登勃洛克一家》是德國傑出作家托馬斯•曼21歲時的成名作，描述一家富商祖孫五代的興衰過程，真實生動地寫出德國從自由資本主義走向壟斷資本主義的歷程，因其挽歌筆調，有人稱讚其為德國的《紅樓夢》。作者托馬斯•曼1929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桂冠。我翻譯這部著作時正值大躍進時期，為超英趕美，全國大煉鋼鐵，畝產超萬斤，人人日夜苦戰。我經營的自留地也經常一連幾個月無暇耕作。
在最繁忙的日子裡，我曾幾次動念，想中斷與出版社簽訂的合同，放棄翻譯，但最終還是奮力堅持下來。這部書拖拖拉拉譯了將近3年，於1959年脫稿。“大饑餓”年代，書稿在出版社又壓了很長一段時間，1962年終於付梓。進入21世紀，我對舊稿又做了一次修訂，由南京一家出版社再版發行。
繼《布登勃洛克一家》後，我又動手翻譯德國著名作家亨利希•曼的長篇傑作《臣僕》。這部小說寫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因無情揭露普魯士軍國主義統治下爾虞我詐的社會和資本家的醜惡嘴臉，受當時出版檢查機構限制，直到1918年德國11月革命後才獲問世。我譯這部書時，國內剛熬過大饑餓時代，人民生活本已有所好轉，舉國上下又開始緊繃政治弦。在這種環境下，翻譯一部語言風格比較獨特近40萬字的長篇，其艱辛無奈，毋庸細說。譯稿完成時，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1965年底。這部書稿後來一直壓在出版社，直到那場延續十年的大風暴過去，才獲出版。
除了兩部德國長篇小說外，我還譯了一些中短篇和一個劇本——德國19世紀初革命作家格奧爾格•畢希納寫的歷史劇《丹東之死》。畢希納是一位民主主義革命家，也是一位天才作家。他只活了不到24歲就短命逝世，像一顆彗星劃過天空，留下的寥寥四部作品卻永遠放射著燦爛光輝。我第一次讀的《丹東之死》是蘇俄作家阿•托爾斯泰於1917年為莫斯科大劇院準備演出的改編本。托爾斯泰對原著做了不少改動，讀後留給我的印象不深。幾年前我為《世界文學》寫一篇回憶文章，因為記憶錯誤，把該書中文譯者誤為焦菊隱。實際上這一改編本是巴金早年的翻譯，上海開明書店在1930年出版。上述失誤我一直沒有機會更正，在此謹向讀者致歉。50年代中期我在北大旁聽德國專家講授德國文學，聽他介紹畢希納，讚譽備至，稱之為莎士比亞和歌德劇作的後繼者。我找到德文版畢希納文集一篇篇讀過。引起我興趣的不是被欺淩、被侮辱，最後淪為殺人犯的小人物沃伊采克，而是法國大革命中的一段歷史，羅伯斯庇爾同丹東的鬥爭。這兩人都是真誠、熱情的革命者，但在大革命發展到一定階段，該如何繼續下去，兩人在思想同策略上卻發生差異。羅伯斯庇爾主張繼續採取恐怖鎮壓手段，丹東卻轉為溫和派，認為人民群眾最需要的是麵包而不是染滿鮮血的斷頭臺。羅伯斯庇爾和丹東各有自己的支持者，兩派人物在不同場合宣講自己的理論，激烈爭論，各有令人信服的精彩發言。讀《丹東之死》讓我思考有關革命的許多問題。當革命取得勝利，大動亂過去以後，人民需要的是什麼？是休養生息、安居樂業，還是接連不斷日趨嚴酷的階級鬥爭？知識分子需要什麼？是一點點做人的尊嚴，讓自己的才能與個性能夠自由發展，還是所謂的思想改造，像一個丹東派人物所說，人人都要用“剪裁成同一式樣的袍子”把自己包裹上？1962年，通過政策調整，國民經濟剛剛恢復正軌，領導人馬上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形勢又開始緊張起來。1964年文藝界遭受大批判，近百名優秀作家被點名登上黑榜，《舞臺姐妹》、《北國江南》等多部電影被宣佈為大毒草。這一年春天，我也運交華蓋，調離了原來的教學崗位，感受到沉重的政治壓力。我仍然像過去那樣，從文學翻譯中尋找解脫，利用一切空閑時間，爭分奪秒，把《丹東之死》譯了出來。我知道這個劇本在當時的氛圍中是絕無出版可能的，但不管怎麼說，我發現了一本傑作，字斟句酌地把它譯過來，也算盡了作為一個文學翻譯者的責任。我的譯稿直到“文革”塵埃落定後的198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才把它編入“文學小叢書”中出版。這些年來，國內一位知名的畢希納研究者李士勳先生，研讀了大量國外文獻，翻譯了畢希納全部著作，編為《文集》出版。我的《丹東之死》譯文也蒙他收入集內。他在2008年出版的《畢希納全集》中，對我的譯文進行了一些修改。我感謝他訂正了我譯稿中幾處失誤，但這次編入本書，我用的仍是未經李先生修改的文稿。我總認為每個譯者的譯文都有自己的風格，我的譯文有一些地方也許別人會認為犯了“自由化”毛病，但這已是我翻譯了多年形成的規範：為求順暢和一點文采，個別詞句可不受原文拘泥，但不能違背作者原意。
一場大動亂過去，經過撥亂反正，各行各業都逐漸走上正軌。改革開放政策不僅使文學翻譯浴火重生，而且開放出比過去更加絢爛多彩的花朵。西方現代派文學不再是禁區，科幻、驚險類通俗小說也可以自由傳播。我開始大量閱讀英美現當代作品。讀外國原著既滿足了我個人的興趣，也可以遴選一些優秀作品，推薦給出版社供他們考慮是否可作選題。1978—1979年，上海文藝出版社約我主編一部《外國現代驚險小說選集》。在我的幾位譯界好友協助下，我選定西方知名作家寫的這類作品約20餘部（篇），分為三集，最後一集還包括社科院日本文學專家高慧勤女士主持編譯的幾篇日本推理小說。不料就在我編的第一集已經交稿，出版社正準備付梓前，社裡一位思想保守的領導竟出面阻撓，下令毀約。我一方面又聯繫其他地方出版，一方面給文藝部門領導寫申訴信，還把為編選這部集子寫的一篇長序附在信內。序言除介紹西方驚險小說的發展、現狀、流派外，也論述這類通俗讀物在西方廣泛流傳，是應社會所需。國內出版這樣一個集子有助於我們瞭解西方國家的社會面貌和人民心理。另外我的選材著重作品的文藝性，決無一味宣揚血腥、暴力的低俗作品。我的申訴信和選集序言後來為周揚同志看到，他寫了封短信，認為此書可出，請上海方面考慮。周揚的意見叫我的譯本起死回生，最後這部三卷集驚險小說在上海文藝出版社和廣東人民出版社各自發行了一套，每套印數都高達26萬冊。
“文革”後我翻譯的書比較雜亂。如從原作語言劃分，這一階段我從德語譯的作品不多，主要是從英語譯介的英美現當代小說，其中包括一定數量的驚險、科幻作品。我的閱讀興趣是多方面的，看書多從自己的趣味、愛好出發。因為我是學語言、教語言的，所以作者的文筆是否吸引我常常是我選擇讀物的坐標。我雖然同意文學有嚴肅與通俗之分，但其間的界限卻很難劃定。哪個國家的經典著作都有不少源自民間，對口頭文學的整理、加工與提高。許多大作家也寫通俗作品，英國作家格雷厄姆•格林就寫了好幾部消遣小說。較格林更早一些，另一位生前會見過羅斯福和斯大林的英國作家H.G.威爾斯，作品涉及範圍極廣，卻以寫科幻小說馳名。這類例子實在多不勝舉。這個問題還可以從另外一方面看，那就是在眾多偵探小說家中，也有人寫出了文學價值很高的作品。我編輯上述《外國現代驚險小說集》時，選了美國硬漢派小說家雷蒙德•錢德勒的一部名作《長眠不醒》。錢德勒以偵探小說步入經典文學殿堂，在西方文壇有“犯罪小說的桂冠詩人”美稱。我曾聽北京大學已故著名翻譯家趙蘿蕤女士在閒談中說，早年她在美國求學，當代文學教本中就既有福克納、海明威等人的名篇，也有錢德勒的小說。2008年新星出版社已經出版了錢德勒全部作品8冊，內有我譯的《長眠不醒》和《高窗》兩部。
話是這樣說，閱讀、翻譯偵探和科幻作品還只能算是我的偏好。我讀得更多，投入更大精力譯介的當然還是嚴肅文學，經典的或半經典的作品。值得一說的是兩位極負盛名的英國當代作家。先說活了92歲才去世的長壽和多產作家薩默塞特•毛姆。他創作戲劇、寫小說，也寫隨筆、遊記。毛姆以善講故事出名，一生寫了一百多篇短篇小說，最為人知。他早年學過醫，人們說，毛姆剖析人性的筆鋒有如手術刀一樣鋒利。20世紀80年代初，我和文壇老將馮亦代先生聯手編選了一本《毛姆短篇小說集》。我和馮先生各譯了一兩篇，其餘的十幾篇分給一些年輕譯者，譯好以後由馮先生和我定稿。馮先生當年正在培養一批年輕的文學翻譯工作者。此書1983年交作家出版社，早已出版。毛姆寫的長篇小說也深受歡迎，我只譯過一部《月亮和六便士》，雖然是我30幾年前的舊譯，至今卻不斷再版。《月亮和六便士》和我譯的短篇《愛德華•巴納爾德的墮落》兩個故事的題材、人物完全不同，情節卻放在同一背景上開展與結束，那就是陽光燦爛、風景旖旎的塔希提島。南太平洋煙波浩渺的大海中這座人間樂園不僅叫一個為追求藝術半生坎坷的畫家找到創作靈感，也叫一個本為贏得愛情才來冒險的有為青年變成懶散的出世者。毛姆用兩個吸引人的故事表達他對生活意義的探索：我們活在世上，勞勞碌碌，究竟何求？
另一位我喜愛並尊崇的英國作家是格雷厄姆•格林。我從英語譯的第一本書就是格林的一部探索宗教問題的小說《問題的核心》。小說寫的是英屬西非某殖民地一名高級警官，因不堪“憐憫與責任感”的重壓，走投無路，甘受天譴自尋解脫的故事。我並無宗教信仰，更不相信自殺會遭天譴，但是小說主人公的悲慘處境不僅叫我同情，而且我也深有同感。第一次讀這本書是在1964年，我的處境同樣滿布危機，幾乎看不到任何出路。格林的語言也深合我的口味，明快、自然，譬喻精闢、新鮮，不落俗套。
格林自稱年輕時也搞文體試驗，但開始寫作以後筆法卻轉為簡明質樸，更多關注故事的佈局和情節，而不是語言和技巧的翻新。格林的作品描繪一個充滿矛盾、危機四伏的世界，並揭露個人內心在道德和精神上的鬥爭。他雖然悲觀厭世，但在他創造的人物中卻不乏綻放人性光彩的角色。我在20世紀80年代客居倫敦時有幸兩次會晤這位大師。第二次會面在1987年，當時曾計劃歸國後約幾位譯者合作，出版一部20卷《格林文集》。經我請求，已蒙格林為文集圈定若干篇目，可惜我從歐洲回國不久，適逢國內一段不平靜的日子，我的宏偉規劃未能實現，只能自己單獨繼續譯了格林的幾部書。彈指間時間又過了20年，不久前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了8卷本《格林文集》，內有我譯的嚴肅小說、消遣小說各兩本。另外還有一本是他人翻譯由我修訂的。格林的兩部自傳出版社也在翻譯中。
進入21世紀，我已步入老境，精力不足，除應人之約譯了幾本無足輕重的小書外，逐漸擱筆。回顧大半生筆耕，雖然有三四十本譯文書出版，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實不足半數。反觀國內卓有建樹的譯家很多。有人鍥而不捨、幾十年如一日專門鑽研一位國際文學大師，譯出莎士比亞、托爾斯泰、巴爾紮克、契訶夫等人的全集或多卷本文集。也有人不畏險阻、焚膏繼晷把一本內容深奧、語言艱澀的文學巨制譯成漢語，叫國人也能欣賞到《神曲》、《尤利西斯》、《堂吉訶德》、《浮士德博士》（托馬斯•曼名作）和許許多多大部頭世界名著。我的翻譯雜亂無章，頗難同這些大家相比。20世紀50年代我投身文學翻譯隊伍當一名新兵，服役60年後，從年紀和經歷說，已是老兵，但從業績看，在這支浩蕩大軍中我始終是個卒子。

2012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