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的過去與未來（簡體書）

保羅•巴恩，古物研究會會員，《考古學》雜誌（紐約）的特約編輯。翻譯和編著過多本考古學方面的著作，同時還擔任電視臺考古節目的主持人。

序 言
梁白泉


馬克思在講到一般意識形態和德國哲學時說：“我們僅僅知道一門唯一的科學，即歷史科學。歷史可以從兩方面來考察，可以把它劃分為自然史和人類史。”說到歷史，我們首先想到的是人類自身的歷史。
什麼是我們自身的歷史？一般將其理解為以文字記錄的歷史文獻。可是，無論中外，自古以來就有人對此持懷疑的態度。
“疑”字多義。《詩•大雅•桑柔》：“靡所止疑”，毛傳“疑，定也”；《儀禮•士相見禮》：“凡燕見於君，必辨君之南面，若不得，則正方不疑君”，注“疑，度也”；《逸周書•王佩解》：“時至而疑”，注“疑，猶豫不果也”；《說文解字》：“疑，惑也”，“惑，亂也”；宋《廣韻》：“疑，恐也”、“不定也”。
《後漢書•桓譚傳》：“數從劉歆，揚雄辨析疑異”；《曹褒傳》：“互生疑異，筆不得下”；《鄭玄傳》：“聞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陶淵明《移居》中的名句：“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
南宋朱熹在《近思錄•致知》中指出：“學者先要會疑”；近代胡適也提到，“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
在西方，17世紀的笛卡爾（René Descartes,1596—1650）認為以懷疑方法可以找到不容置疑的真理，對“懷疑論”（skepticism）的影響很大。
歷史是什麼？從認識論出發，當今的史學家如詹京斯（Keith Jenkins, 1943— ）等，大力鼓吹“後現代”（postmodern）史學。後現代史學家的觀點有：歷史是“一門科學或一門藝術”，“歷史可說是一種語言的虛構物”，“其內容為杜撰的與發現的參半”。人們因而要問：歷史在多大的程度上是可信的呢？
今天，我們歷史學的工作者習慣於把歷史學的組成分為三個基本部分：一是歷史文獻，如我們的《二十四史》、《二十五史》等等；二是民族學（ethnology）、民族志（ethnography），特別是15世紀以來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法國、英國等西方殖民國家在世界各地調查、記錄下來的那些原始土著居民的現狀和知識，如摩爾根（L.H.Morgan, 1818—1881）的《古代社會》等等；三是18世紀中葉以來因發掘意大利龐貝古城、埃及陵墓、美索不達米亞和小亞細亞遺址而建立起來的考古學，其中著作很多，舉不勝舉，例如柴爾德（V.G.Childe, 1892—1957）的《青銅時代》、《工具發展小史》等等。
關於歷史文獻，人們大多深信不疑。因為列強侵略，西方思潮涌入，學者反躬自省，對古文獻的價值產生懷疑。近代梁啟超指出：《二十四史》不過是一部“帝王家譜”，是帝王家族的“相斫書”。上世紀30年代，以胡適、顧頡剛、錢玄同等學者為首的“古史辨派”曾對我們的古史全面質疑。馮友蘭又提出“信古、疑古、釋古”三階段的歷史劃分。
西方16世紀啟蒙思想家、懷疑論研究者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 1533—1592）告誡人們，不要“知之最少，信之彌篤”。
克羅齊（B. Croce, 1866—1952）指出“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意思是說一切歷史都必須從當代出發，歷史總是後人或別人的論述，只反映了後人或別人的歷史觀。
英國古典學者、歷史學家伯裡（J. B. Bury, 1861—1927）提出了嚴厲而苛刻的要求：“歷史是一種科學——一點不多也一點不少。”
於是詹京斯在他的《歷史的再思考》一書中感嘆“我們永遠無法真正知道過去。”
民族學記錄的原始民族或處於母系或父系社會，或處於奴隸制或農奴制社會。民族學家說：他們或多或少地證明了今天先進民族曾經經歷過的歷史階段。但這只是推測，只是可能，只是“例子”，而不是“證據”。列寧（V. Lenin, 1870—1924）說過：“例子不是證據”，例子只是類似的可資比較的東西，證據是事物的全體或局部。
看來，只有考古學，由於遺址、遺跡、遺物的直觀性，具體性，原生性和生態性，才能比較好地幫助我們認識“歷史”。考古學並非萬能。第一，由於自然、人為的原因，先人的遺存已經大量消失，僅存者難以展示他們生存的全貌；第二，它需要多學科的專家參與進來，共同認識和解讀；第三，正如我們認識、解讀古代文獻一樣，存在著類似“六經注我”還是“我注六經”的問題，做到完全的客觀和準確仍是非常困難的。
我國的考古學從西方輸入，百年來成果輝煌，證明了我們的古史基本可信，我們仍然需要繼續引進西方的成果。
本書作者保羅•巴恩（Paul Bahn）是英國著名考古學家、翻譯家和考古節目主持人，1979年獲劍橋大學考古學博士學位，發表論著四百多篇，出版專著八部，其中部分被列入大學考古專業的參考書目。他善於把高深、艱澀的學術概念用通俗、活潑、有趣的文字表達出來。他說：“如果考古學不能給人們帶來快樂，那它就一錢不值。”在今天這個繁忙喧囂的社會中，這非常符合讀者的需要。不少諾貝爾獎的獲得者都強調學習要盡量與興趣相結合，且要持之以恒。本書為你打開了一扇古老的門，請你不要輕易將此門關上。
希望本書的閱讀過程能夠給你帶來快樂！

前言
導言
１　考古學的起源與發展
２　確定年代
３　技術
４　人們怎樣生活？
５　人們怎樣思想？
６　居所與社會
７　事物如何與為何改變？
８　少數與女性
９　將過去呈現給公眾
10　過去的未來
索引
英文原文

考古學就像懷舊一樣，不是過去的樣子了，那麼它來自何方?“對考古學的考古學”是什麼?

大多數人都對過去懷有某種興趣。確實，這種興趣再加上下述事實——我們知道我們將會死亡與我們是唯一有能力摧毀我們星球的生物——也許是人類區別於其他生物的特征之一。似乎人類總是對他們祖先遺留下來的遺跡感到好奇——盡管開始時間已無從考證，但是有許多實例表明，古代文化似乎已經在收集或者甚至在崇拜更古老的物品：例如，在公元5世紀，巴爾幹的一位色雷斯公主在她的陵墓中就擁有一份石器時代的石斧收藏。在北美，公元15世紀與16世紀的易洛魁人遺址中也有著幾千年前的人造器物；而在南美，據說印加帝國的皇帝們曾經收集了莫切文化的富麗堂皇的繪有色情圖案的陶器，這些陶器在當時已是若幹世紀之前的古董了。

現在已知的最早的“考古學家”是巴比倫國王納布尼都斯，他在公元前6世紀發掘了一座廟宇，一直挖掘到一塊數千年前安放下去的奠基石。在D.W.格裡菲斯於1916年拍攝的默片《黨同伐異》中，有一個場景有如下字幕：“這天對貝爾沙撒的父親來說是一個喜慶的日子。他發掘出了納拉姆—辛神廟的奠基石，這座神廟是三千二百年前建造的。偶然間，他察覺到波斯人居魯士，巴比倫最強大的敵人，正在靠近這座城市。”這表明甚至考古學最早期的開拓者們也深深地迷戀他們的專業並且常常會達到物我兩忘的境界。

昔時“考古學家”的含義與今日大不相同。實際上，在希臘，在公元後最初的幾個世紀裡，“考古學家”這個詞指的是一類演員，他們用戲劇性的摹擬表演在舞臺上再現古代的傳奇!今天所理解的“考古學”這一詞語是由17世紀裡昂的一位醫生兼古物學者雅克•斯蓬重新創造出來的。他也提出了archaeography這個詞語，但這個詞像掉在石頭地面上的陶器一樣摔得粉碎。

在羅馬時代，尤裡烏斯•凱撒的戰士發現了許多偉大的古代墳墓，當時他們正在意大利與希臘建立殖民地；他們從這些墳墓中劫奪陶器和青銅器，這些東西在羅馬可以賣到很高的價錢，這是早期的盜墓與古物買賣的一個實例。據史學家蘇維托尼烏斯所說，甚至奧古斯都大帝也曾經收集“已經滅絕的海洋與陸地怪獸的巨大遺骨（它們通常被稱為‘巨人之骨’）與古代英雄們的武器”。

到中世紀時，歐洲人逐漸為“奇妙的陶罐”所吸引，那些陶器（可能是骨灰甕）由於自然侵蝕或是穴居動物的活動而神秘地從地下顯現出來。與此同時，人工制造的燧石與打磨光滑的石斧也經常由於農夫耕耘土地而重見天日。根據普遍的看法，這些器物是精靈的彈丸或是雷霆弩箭，但實際上，它們為甚至遠在非洲和印度的人們所崇拜與收藏，並常常被他們用作護身符或符咒。在歐洲，許多器物被人們收藏在“古玩柜櫥”內，早期的文物愛好者將自然的與人工的物品收集在一起，頭腦更開明的人慢慢地認識到，這些“雷霆弩箭”與“奇妙的陶罐”實際上是古代人類的人造遺物。與此同時，古希臘和古羅馬雕塑的發現鼓舞了當代藝術家去研究古典時期的形式，而富有的家庭則開始收集與展出古典時期的文物。

正是在16世紀，在西北歐，有些學者開始真正質疑弗蘭西斯•培根的論點，即“大部分遠古的時代（除了保留在手稿中的那一部分）都已湮沒在沉默與忘卻之中”。這些學者認識到有關遠古的過去的信息有可能來自對野外遺跡的研究。整整一大隊不列顛、斯堪的納維亞和其他地方的文物學者出發去走訪與描述這些遺跡。在17世紀和18世紀，伴隨著日益增加的發掘量，這些活動演變為一種更系統化的興趣。雖然大多數挖掘僅僅是為了重新獲得來自地下的物品，但有少數開拓者將這項工作當作細致的解剖，他們注意到器物與不同土壤層之間的關係，並且認識到，總體來說，來自上層土壤的物品必定比來自下層土壤的物品年代更近。

這種新的追問方法與讀解土地和地形的方法就像一紙公文，引發了挖掘古冢的瘋狂浪潮——發掘西北歐或北美的墓葬山丘。這在過去首先是紳士、牧師、醫生、商人和教師等的閑暇消遣，甚至在今天，從事這些職業的人也對“業餘”考古學做出了十分可貴的貢獻。

確實直到19世紀早期至中期的時候，考古學才取代了古物研究而盛行起來，這是在渴望更系統、更科學地了解過去遺存的意義上說的。正是在這一時期，由於在西歐發現了石器工具與現已滅絕的動物之間的聯系，人類的遠古狀況才被首次證實並最終得到了普遍接受。到19世紀末葉，真正的考古學已經是一項蓬勃興旺的事業，許多“偉人”在勤奮地工作——比特裡在埃及，考爾德威在巴比倫，謝裡曼在愛琴海，彼特—瑞弗斯在不列顛。對這些開拓者中的大多數來說（也許要除去那位圓滑世故、說謊捏造的謝裡曼），考古不再是對寶藏的追尋，而是對信息的探尋與解答特定問題的手段。

20世紀，由於整整一群主要人物的努力（諸如惠勒在不列顛和印度，賴斯納和伍萊在近東，尤爾和基德爾在美洲，鮑德斯和勒羅—高漢在法國），考古學成為了一項基礎雄厚的、多學科的事業，匯集了無數個領域的專家——從地球物理學家（他們可以借助一系列裝置來探測地表以下的東西）和空中攝影師到動物學家、植物學家、化學家、遺傳學家和所有其他領域的科學家，他們能夠從考古得到的物質中或從包裹這些物質的沉積物中確定年代（見譯文第17頁）。

隨著時間的推移，迄今為止，考古學有兩個主要的趨勢。第一，發掘已經變得比原來緩慢得多，也更加艱苦。過去人們用鶴嘴鎬挖掘（或者甚至用炸藥爆破!）考古地層，而現在，每一地層都被細致地鏟起、粉碎或者刷去，然後每樣東西都要過篩，這樣才不會遺失土壤裡可能包含的任何一點兒信息。例如，在西班牙阿塔普爾卡的“遺骨之穴”這個巖洞深處的密室裡，藏有許多至少有二十萬年的骷髏（實際上，這好像是世界上已知的最古老的葬禮儀式——見譯文第44頁），發掘者每年的7月只移去大約十英寸的泥土。這裡已經發掘出了大約三百具人類骸骨，這就是發掘者們可以擺弄的全部東西。因為每一具都必須小心地加以清洗、加固與保存，這項工作進行得難以置信地細致，連留下的沉積物都要清洗與過篩，所以甚至連內耳的微小骨骼也被發現了。

第二個主要的趨勢是，我們不僅獲得了數量急劇增長的各種類型的材料，而且——由於新技術與新的科學分析方法的發展——我們現在可以從每件器物上獲得多得多的信息，這一點頗有諷刺意味。例如，拿一塊陶瓷碎片來說（這是陶器上的碎片，屬於最耐久因而也是最普遍存在的考古遺存類型），過去，一塊碎片只能簡單地依據其形狀、材料與裝飾（如果有的話）而被歸為某一種類型。但是現在，你可以獲得對它的原料的詳盡分析，從而使你能夠確定這些原料的來源；你還可以獲知它是在什麼溫度下燒制的，以及它是用什麼材料燒制的；陶器自身可以用熱致發光技術來確定其年代（見譯文第23頁），而其他的方法可以被用來分析其內部表面上沉澱物的最不明顯的痕跡，從而告訴我們它原來是用來盛放什麼東西的!

換句話說，隨著考古學的發展，它正在用比原來少得多的材料來做比原來多得多的事情。天哪，它在每一種意義上都在生產著比原來多得多的東西。全世界的考古學家的數量正在不斷地增長，他們為職位而競爭，並且所有的人都試圖提供信息或新的資料。大量的討論會與專題會正在舉行，其中大部分最終將其成果以書的形式出版。因此，這一專業的文獻已經失去控制，一只巨大的多頭許德拉正帶著新的雜志和系列專著年復一年地躍起，很少有人能負擔得起這些資料，甚至連圖書館在目前的緊縮預算之下要購買它們也感到很吃力。沒有人能指望擁有關於某一時期或某一地區或某一專業的所有文獻，更不用說關於某一大陸的考古學的所有文獻了，更遑論全世界的考古學文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