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難而偉大的十九世紀（簡體書）

《多難而偉大的十九世紀》中，托馬斯．曼以其深湛的思想和細膩的筆觸，對叔本華、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弗洛伊德、瓦格納等偉大的思想家和音樂家，以及沙米索、克萊斯特、馮塔納、施托姆等作家的思想與藝術創作展開評述。“敘述了這個世紀經受過苦難和在艱辛求索中所形成的偉大的巨人群體”。這些隨筆展現了托馬斯．曼小說世界的基礎，以及他與德國卓越的文學和哲學傳統的廣泛聯繫，反映出他對文學、音樂、哲學的深刻思考。

托馬斯．曼（ThomasMann，1875—1955），是20世紀最著名的現實主義作家和人道主義者。其長篇小說《布登勃洛克一家》（1901）的出版，使其25歲就進入德國重要作家行列，並於1929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其他重要作品還有《魔山》（1924）和《浮士德博士》（1947）等。朱雁冰，德語教授，1960年畢業于南京大學外文系，曾任1986至1992年度高等學校外語專業教材編審委員會委員和1992至1996年度高等外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國際日耳曼學聯合會（IVG）會員。上世紀80年代在德國沃爾芬比特圖書館作儒家思想在德國的接受（至18世紀末）的專題研究，發表論文《耶穌會與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中文）、《萊布尼茨與朱熹》（德文）、《赫爾德、歌德和席勒著作中的儒家思想》（德文）等九篇。譯著涉獵哲學、基督教神學和文學等十幾種。

《多難而偉大的十九世紀》編輯推薦：“一等的天才搞文學，順便把哲學也給講透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托馬斯?曼無疑是這樣的一等天才，他的文論《多難而偉大的十九世紀》和《歌德與托爾斯泰》首次被譯為中文，浙江大學出版社4月出版。

譯者序多難而偉大的理查德．瓦格納瓦格納與《尼伯龍根的指環》——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在蘇黎士大學的報告論叔本華我們的經驗體認的尼采哲學弗洛伊德與未來——一九三六年五月八日在維也納弗洛伊德八十華誕慶賀會上的講話關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適度評說——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的一個美國英譯選集寫的序沙米索和他的《施萊米爾的奇異故事》一次重新佔有——論克萊斯特的《安菲特律翁》詩人普拉滕特奧多爾．施托姆簡論老年的馮塔納

譯者序
“多難而偉大的十九世紀”一語出自托馬斯?曼。一九三三年，他為紀念瓦格納逝世五十周年而寫的《多難而偉大的理查德?瓦格納》一文開篇的第一句就是，“佇立在我眼前的理查德?瓦格納的精神形象多難而偉大，正如他所完美地體現著的世紀——十九世紀，我看見他臉上刻著這個世紀的全部特征，表露著這個世紀的全部欲求。”接著，他敘述了這個世紀經受過的苦難和在艱辛求索中所形成的偉大的巨人群體。當然，托馬斯?曼所指的是十九世紀的歐洲，或者說歐洲的十九世紀；在這里他所指的世界是歐洲，在他眼中歐洲即世界，而且，其苦難和偉大也僅限于歐洲思想史的范圍之內。
作為市民之子的托馬斯?曼有一個揮之不去的十九世紀情結。正如他自己所說，他簡直無法將他對“藝術創作世界中卓爾不群而又屢遭非議，最費解而又最富魅力的偉大人物”之一瓦格納的愛與對十九世紀的愛區分開來。托馬斯?曼生于十九世紀末葉，接受的是傳統教育。而深深影響著十九世紀乃至近世思想發展的人物便是他青年時代崇拜的叔本華、尼采和瓦格納。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以維護德意志文化的名義為德國參戰進行辯護的《一個不問政治者的看法》一文中寫道：“叔本華、尼采和瓦格納是永遠聯系在一起的三星座。德國、世界一直到昨天，一直到今天——如果說，明天不再可能的話——都處于這一星座的影響之下。”且聽他對尼采的學術思想和文學語言的贊賞：在尼采的學派中，“人們習慣于使藝術家的概念與認識者的概念相互融合，從而使藝術與批評的界線得以消除”。尼采賦予“德語散文以感性、優美、細膩、音樂性、節奏感和激情，婉約而易懂——這在當時是聞所未聞的，對于每一個敢于效法他用德語寫作的人的影響是不容抗拒的。”托馬斯?曼所擁有的第一部名家全集便是《尼采全集》。他從尼采走近尼采以之為師的叔本華。他在自己的《生平簡述》中稱，他與叔本華哲學是如此投合，給予他的感受是“一次頭等的和難忘的心靈經歷，而對尼采的經歷毋寧說只是一次思想的和藝術的經歷”。關于瓦格納，他在一九○四年寫的《法國的影響》一文中寫道：“若有人問，我所敬仰的大師是誰，我說出的一個名字會使我文學界的同仁感到驚訝：理查德?瓦格納。”他從瓦格納的作品中才真正體驗到什么叫藝術。據說，他從不放過任何一場瓦格納作品的演出。人們注意到，瓦格納的主題在托馬斯的作品中無處不在。他的小說中的人物夢見瓦格納歌劇中的場景和旋律，他的中篇小說《特里斯坦》從瓦格納的歌劇《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得到靈感；《唐豪澤》中維納斯山的音樂給他以感奮和啟迪，使他創作了教育小說《魔山》；《尼伯龍根的指環》歌劇四部曲給他以思想上和結構上的啟發，促使他創作了《約瑟和他的兄弟們》長篇小說四部曲，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托馬斯?曼在談到瓦格納音樂創作上追求偉大作品的意志，追求輝煌宏大的場面，追求象征性表達手段的精到熟巧時似乎帶一點兒揶揄意味，可是他本人在文學創作上何嘗不是如此。可以說，瓦格納之痛苦是在追求藝術完美，追求人性升華中所經歷的耶穌為解救人類而受難般的痛苦，而這正是他的偉大，或者說，正是他達到偉大作品所必須承受的。托馬斯?曼并沒有展開他提出的歐洲十九世紀的苦難和偉大這一命題，他只是就歐洲的精神生活這一個方面而言：“啊，偉大，一種深沉的、受難般的、心存疑慮而同時又苦苦探求真理的、為真理而陷于狂熱的偉大！”我們在這里權且不討論人類在探求真理的道路上總是偉大與苦難相伴，在任何一個世紀，表現在任何一個民族莫不如此。托馬斯?曼之所以突出十九世紀是因為他的同時代人鄙夷這個世紀，他意在證明，這絕不是一個糟糕的世紀。托馬斯?曼在他這部以《高貴的精神》為題的散文集中所評論的人物，除少數幾個人以外都是不朽的偉人。當然塞萬提斯、萊辛不屬于十九世紀，席勒歿于一八○五年，但他在這短短的五年里完成了《奧爾良少女》、《墨西拿的新娘》和《威廉?退爾》三部劇作。歌德像他的同時代人黑格爾、貝多芬一樣，活到了十九世紀初葉的末尾，他的主要作品《浮士德》、黑格爾的幾乎全部主要著作，貝多芬的包括九部交響曲在內的大部分作品都完成于十九世紀的這第一個三十年之內，姑且不說其他諸如謝林、馬克思、考茨基、克爾愷郭爾、巴爾扎克、左拉、荷爾德林、海涅這些不朽的名字以及法國印象派的繪畫、俄羅斯的長篇小說、德國的自然科學、德國的音樂，因此，托馬斯?曼贊嘆：“回眸一看，這是一片巨人森林。”今天當我們回眸遠望時，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稱托馬斯?曼為十九世紀“遺老”的人已經身影模糊，而托馬斯?曼卻作為人類精神林苑的一株大樹永遠挺拔地兀立著，以其真、善、美滋養著世世代代愛著他的人們的心靈。翻譯此書是艱苦的工作，也是審美的享受，但愿我并未因情害意，我期待著讀者的指教。
朱雁冰
二○一二年清明節
重慶歌樂山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