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物(第三版)（簡體書）

《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物》以敘述關鍵人物生平事蹟的方式，像說故事一般剖析清代後期歷史演變的情形，既不失掌故軼聞之趣味，又能掌握歷史發展知趨向，以增進讀者對中國近代史的瞭解。

蘇同炳所著的《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物(第3版)》是一本通俗性歷史讀物，其目的是希望通過為晚清歷史上若干關鍵人物撰寫傳記的方式，更鮮活明白地解說十九世紀以來中國近代史的演變情形。書中介紹的“關鍵人物”包括，自咸豐、慈禧、同治、光緒以至曾、左、胡、李、張之洞、劉銘傳、瞿鴻機、盛宣懷等人，由于他們的思想言行及在政治上的施為，終于使晚清歷史的發展因此而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書本主要介紹了他們的思想行為，正可看出歷史發展的軌跡與脈絡。

《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物》全書約六十萬字，是我在一九七六年至一九七八年寫成的一本通俗性歷史讀物，目的是在希望通過為晚清歷史上若干關鍵人物撰寫傳記的方式，更鮮活明白地解說十九世紀以來中國近代史的演變情形。此書先在臺灣的《青年日報·新文藝》副刊逐日登載，連載完畢后即由臺北的四季文化出版公司印行單行本。一九八八年，北京中華書局又將它在內地發行影印本。時隔十年，百花文藝出版社又打算以簡體字重新排印，以便能以全新的面貌與內地讀者見面。此一盛意，對我自是莫大的鼓舞與激勵。感謝之余，謹在此略述緣起，以當序言。
歷史是人事活動的積累，手握國家軍政大權的領導人物，他們的思想言行，更直接與國家命運的休戚息息相關。十九世紀中葉以來的晚清中國，正當西方勢力劇烈沖擊，內憂外患，紛至沓來。咸豐、同治之間，內則有太平天國革命及捻、回之亂，外則有英法聯軍之入侵，當時不但東南半壁糜爛不堪，即是廣大的華北平原及西北、西南腹地，亦復萑苻遍地，民不聊生。此時幸有恭親王奕訴及軍機大臣文祥等入主持于內，曾、胡、左、李等一班督撫將帥效命于外，同心匡濟，竭力擼拄，卒能內靖大難，外拒強敵，弼成同治、光緒之間的小康局面。這些重要人物的文治武功，拯救中華民族的命運于至危垂絕之時，他們的功勛，必將在歷史上永著聲光。但不幸的是國家最高領導人物接連發生重大變故，咸豐不壽，同治夭亡，慈安暴崩，光緒懦弱，這一切的一切，最后只造成了慈禧太后以一介女流而獨攬國家政柄數十年之久的機會。由于慈禧之好把持權力及報復恩怨，遂致光緒中葉以后的政局出現空前的顛倒錯謬，此后并因其迷信義和團的神力可以扶清滅洋而招致八國聯軍入侵，中國幾乎因此而亡國。看了這種興衰變化與賢不肖人物之進退情形，怎不令我們瞿然領悟人事因素對歷史影響之大。所以，要知道晚清中國的歷史何以如此災晦否塞，國事蜩螗，透過當時國家領導人物的言行思想去探索其中內情，應該也是可行的方法。由于此一構想，我就擬定了一個計劃，打算以敘述關鍵人物生平事跡的方式，像說故事一般剖析清代后期歷史演變的情形，既不失掌故軼聞之趣味，又能掌握歷史發展之趨向，庶幾可為以通史體裁寫成的中國近代史著作之補充讀物，以增進讀者對中國近代歷史之了解。一九七六年夏天，《青年日報·新文藝》副刊的主編胡秀先生約我寫稿，我向他提出此一計劃，得其同意，于是我就以兩年半的時間，陸續寫成曾國藩等廿二人的傳記，合共十四篇，集結在一起的總書名，就稱之為《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物》，回首前塵，也已是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了。
收錄在這本書中的“關鍵人物”，自咸豐、慈禧、同治、光緒以至曾、左、胡、李、張之洞、劉銘傳、瞿鴻機、盛宣懷等人，在晚清中國的歷史上都有其重要性與代表性，由于他們的思想言行及在政治上的施為，終于使晚清歷史的發展因此而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介紹他們的思想行為，正可看出歷史發展的軌跡與脈絡。坊間所刊行的中國近代史，佳作如林。但這些通史體裁的史著因其體裁所限，其敘述總是全面性的，對于當時主政人物的言行思想與他們在歷史上的實際影響，往往因寫作體例之限制而無法著墨，因此也使人難以窺見歷史演變之契機與其中曲折。學術著作總是不容易引起讀者之閱讀興趣的。本書之作，旨在以說故事、談掌故的方式來補充學術性史著之缺略，從而引起讀者深入了解歷史演變之興趣。至于我的此一努力是否能達到目標，當然得看我的寫作能力與取材范圍是否適當了。自愧才疏學淺，深恐難以滿足讀者之期許。不逮之處，尚祈廣大的讀者不吝指正，是為至盼。
蘇同炳 志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于臺灣南港

在中國近百年的歷史上，曾國藩是一個極其重要的關鍵人物。假如沒有曾國藩出來力任艱巨，則太平天國之亂事必難平定，清皇朝的命運，也不必等到辛亥革命，就會提早五十年結束。也因為他善于識拔人才，引用賢能，更時時以轉移社會風氣及建立廉能政治為己任，所以經由他一手拯救得生的清皇朝，才會在同治光緒之間，一度出現振衰起敝的中興氣象。這一個在中國近百年史上居有如此重要地位的人物，自清末以至民國，自中國以至外國，凡是對他有所了解的人，幾乎無不深致欽仰景佩之誠。唯一的例外，只是清末革命運動蜂起之時，革命黨人對他所加的苛刻評論。
勃興于清末的革命運動，首先揭橥其排滿反清的民族主義革命思想。基于此一革命主張，為滿族所建立的清皇朝當然是必需推翻的革命對象。至于那些在清皇朝中做官的漢人，如果他們曾經出力鎮壓過漢人的革命運動，亦必被視為替異族效勞的功狗，詆之為漢奸，斥之為民賊。曾國藩生當清代末年，適逢太平天國的反清革命之會，而他又是在平定太平天國之亂中出力最多的人，于是也就不免被詈為幫助清政府鎮壓漢人革命的劊子手，與胡林翼、左宗棠等人同被畫成人首獸身的畜類，口誅筆伐，至于無所不用其極。實在說來，自明朝亡國，經過清皇朝一百多年來的高壓統治與懷柔收買，中國人固有的民族思想，大都已經泯滅無存。曾國藩生當此一時代，他所接受的教育，使他的倫理道德觀念與政治思想局限在一定的范疇之內——除了忠君愛國之外，就只知道如何砥礪品德，進修學問，以及一旦得官入仕，如何為社會民生謀求福祉。這種倫理道德觀念與政治思想，在他的家書中可以很明白的看得出來。《曾國藩家書》卷一，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致弟書》云：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與之重，有內釜外王之業，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為天地之完人。故其為憂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為憂也，以德不修學不講為憂也。是故頑民梗化則憂之，蠻夷猾夏則憂之，小人在位、賢才否閉則憂之，匹夫匹婦不被己澤則憂之，所謂悲天命而憫人窮，此君子之所憂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饑飽，世俗之榮辱得失貴賤毀譽，君子固不暇憂及此也。
這正是中國的標準儒家思想——只有以社會民生為重的天下思想，而沒有狹隘的種族主義觀念。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如果責備曾國藩何以在太平天國革命時不知贊助革命，以便乘機恢復漢人的政權，反而要為清皇朝出力鎮壓此一民族革命運動，就未免昧于時代環境，對曾國藩持論過苛了。所以自革命成功以后，自政府首要以至政論家、歷史學家，都已另外以新的觀點對曾國藩重作新的評價。以新的觀點來看曾國藩的一生事業，便會覺得，曾國藩不但在他所生存的時代中是一個出類拔萃的人物，即在今日，他的思想、言行與功業，也依然是我們所不能企及的。偉大人物之所以成其偉大，只有在這些地方可以明白地看得出來。
曾國藩雖然是清代末年的偉大人物，但他不是天才。他的成功，得力于他的勤學不懈與終生篤實履踐。他的朋輩與僚屬受到他的感化，人人以進德修業及負責盡職自期，所以才能團結眾心，群策群力，夷平大難，轉移風氣。除此之外，則他的命運在他的一生事業中也曾有過重大的關系。清人朱克敬所撰的《瞑庵雜識》中有一條說：
曾文正公嘗語吳敏樹郭嵩燾日：我身后碑銘，必屬兩君。他任捃飾，銘辭結句，吾自有之。曰：不信書，信運氣。公之言，告萬世。
這所謂“不信書，信運氣”之說，并非空言泛論，而確買系有感而發之百。試綜觀曾國藩之一生，如果不是命運之神有意要成全他的話，即使他終生砥礪品德，篤實履踐，始終不懈，恐怕充其量也只能成為一個徑徑自守的君子，決不能在國家民族面臨極大危難的重要關頭讓他出來領袖群倫，創下如此驚天動地的不朽大業。凡此種種，在他的一生傳記之中，都有明顯的事跡可以稽考，不能斥之為無稽讕言。
曾國藩是湖南湘鄉縣人。他家世代業農，到他父親麟書時，方才因讀書而成為縣學中的一名“生員”——秀才。曾國藩在六歲時開始從師入學，十四歲開始到長沙省城應童子試，先后考過七次，直到道光十三年，亦即曾國藩二十三歲的那一年，方才進學成為生員。翌年，領鄉薦，中式湖南鄉試第三十六名舉人。道光十八年，亦即曾國藩二十八歲的那一年，會試亦捷，中第三甲第四十二名進士。照一般情形來說，讀書人能夠在一連串的科舉考試中先后得捷，已經取得了做官入仕的資格，從此功名得遂，衣食無憂，應該可以算得上是躊躇滿志的了。但若就事實而言，則又不盡然。因為在進士之上，還有更高一層，即俗語所說的“點翰林”。中了進士，不一定能做大官；點了翰林，那才真正具備了做大官的資格——不但是資格好，而且升遷也快。但點翰林必須進士的名次考得高。一甲進士三名，俗稱狀元、榜眼、探花，榜發之后即授職翰林院的修撰、編修等官，立刻成為名實相符的“翰林”。至于二、三甲的進士要想成為翰林，還得經過一次朝考，被取中庶吉士之后在翰林院教習三年，期滿后再經過一次散館考試，成績優良的，二甲進士授編修，三甲進士授檢討，正式成為翰林院中的一員，其或改官部屬，或授職知縣，從此與翰林絕緣。而進士參加朝考，取中的又以二甲為多，三甲者寥寥無幾。所以，曾國藩如果不是運氣好，他在中了三甲進士之后就很難被點為庶吉士。點不了庶吉士，當然更成不了翰林，這對于他以后的官職升遷，影響就大了。
曾國藩在取中進士之后參加朝考，成績非常好，列一等第三名。試卷進呈御覽之后，道光皇帝又特別將他拔置為一等第二名。就這樣，曾國藩才幸運地被點中了庶吉士。到了道光二十年庶吉士散館，曾國藩考列二等第十九名，名次仍然很高。因此他被授職檢討，留在翰林院供職。曾國藩能夠先中進士再成翰林，對于他的一生事業前途，關系甚大。《曾國藩家書》卷二，載有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的《致弟書》，云：
吾謂六弟今年入泮固佳，萬一不入，則當盡棄前功，一志從事于先輩大家之文。年過二十，不為少矣，若再扶墻摩壁，役役于考卷截搭卜題之中，將來時過而業仍不精，必有悔恨于失計者，不可不早圖也。余當日實見不到此，幸而早得科名，未受其害。向使至今未嘗入泮，則數十年從事于吊渡映帶之間，豈不觀顏也哉?此中誤人終身多矣!
所謂“入泮”，即是中秀才之意。而由秀才至翰林，路還遠得很。由他所說“幸而早得科名，未受其害”，及“此中誤人終身多矣”的話，可以知道曾國藩假如不是早中進士入翰林，此時必然仍在無用的八股時藝之中奮斗掙扎，決無如許閑暇可以容他讀有用之書，儲備學問，以為他日救時匡難之用。這是他自己所說“不信書，信運氣”的第一步征驗。至于第二步的征驗，則是他在做了翰林院檢討之后的歷次考試情形。
清代的翰林院官，有所謂不定時舉行的“大考”，到時由皇帝命題考試詩文策論，以為升遷降黜的依據。大考成績好的，升遷特別快，否則立予降黜，絕不容情。故而清代俗語，有所謂“秀才怕歲考，翰林怕大考”的話，正是針對那些僥幸得售而不肯努力上進的讀書人而說的。曾國藩在翰林七年，由于他向來用功不懈，歷次考試的成績都很好，因此屢蒙超擢，不過七年的功夫，就由從七品的翰林院檢討一直升到從二品的內閣學士，具備了他此后出當大任的官階與資格。若非命運的安排，他怎能有如此良好的機遇呢?清人王定安所撰的《曾文正公大事記》敘此，云：
道光二十年庚子，散館二等第十九名，授檢討，旋派順天鄉試磨勘。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充國史館協修官。道光二十三年三月，大考翰詹，列二等第一名，奉旨以翰林院侍講升用。六月，詔以公為四川正考官，趙楫副之。七月，補翰林院侍講。十一月回京，充文淵閣校理。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充翰林院教習庶吉士。十二月，轉翰林院侍讀。道光二十五年五月，升授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九月，擢翰林院侍講學士。道光二十七年大考翰詹，列二等，奉旨記名，遇缺題奏。六月，升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
翰林院的侍講與侍讀，秩從五品；詹事府左右庶子，秩正五品；翰林院侍講學士，秩從四品；至于內閣學士，則從二品。清代官制，滿漢并用。翰林院官的升遷途徑有二，一是考試，二是考績，而考試成績優良者，較考績的升遷尤快。至于翰詹以外的京官與外官，則升遷之途只有三年一次的考績。清代末年，仕途冗濫，參加考績，須先占得實缺。而進士出身以部屬官及知縣用者，往往數年不能補得一官。既不能補官，自更不能由考績升官。所以，即使同是一科考中的進士，由于翰林與非翰林及大考成績優劣不同的關系，很可能在短時間之內就菀枯各異，云泥有別。如曾國藩在中進士之后的第二年，還不過只是一個從七品的翰林院檢討，三年之后就升為從五品的翰林院侍講，二年后又升從四品的翰林院侍講學士，又過二年，就再升為從二品的內閣學士了。像這樣每隔二三年就超升一二階的情形，在翰林中雖是常有的事，若是翰林院以外的一般京官，就沒有這么好的機遇了。京官以外的外省官員，升遷較京官更難，自更不能有這么好的運道了。他不必論，即以同為翰林出身的胡林翼而言，情形就大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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