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徽商的訴訟研究（簡體書）

《徽學與地域文化叢書：明清徽商的訴訟研究》將徽商置於“重農抑商”和“無訟”的傳統法律文化下，以法學的研究方法來審視明清時期徽商的各類訴訟活動，論證分析徽商在缺乏國家法律制度的有效保護下，主動依附封建政治勢力，鍛造出徽商“好訟”性格，卻帶來不可避免的弊害，迫使徽商最終淪為封建性商幫，最終走向衰敗的悲劇性命運。最後通過中西比較的研究方法，從宏觀方面來分析徽商的訴訟與歐洲中世紀商人的訴訟之間的差異，以證明註定徽商和西方中世紀商人不同命運的法律根源。
《徽學與地域文化叢書：明清徽商的訴訟研究》以法律社會史學研究的新的視角，進一步拓展了對徽商新的研究領域，彌補了法律史學術上的空白。

《明清徽商的訴訟研究》由安徽大學出版社出版。

導論
一、選題意義
二、研究方法

第一章“抑商”法律視野下的商人
一、歷代“抑商”立法的成因
二、“抑商”法律下的商人社會地位演變

第二章明清徽商崛起的法文化因素
一、徽商整合理學的“新四民論”
二、明清統治者“恤商”的商業立法
三、徽州宗族法的不斷完善

第三章“無訟”下的徽州“好訟”
一、官方“無訟”的主流意識
二、徽州的“好訟”之風
三、官府對徽州“好訟”之風的抑制

第四章徽商“好訟”的成因
一、法律制度的進一步完善
二、徽商自身較強的法律意識
三、徽商依仗官府的“政治保護”

第五章徽商訴訟（上）
一、徽商之間的訴訟
二、徽商與民眾的訴訟

第六章徽商訴訟（下）
一、徽州鹽商與官的訴訟
二、其他徽商與官的訴訟

第七章徽商“好訟”的弊害
一、經營活動的成本加大
二、公平競爭秩序的失落
三、加大經營之外的不確定風險

第八章徽商的訴訟與歐洲中世紀商人訴訟的比較
一、歐洲中世紀商人的發展軌跡
二、比較分析兩者訴訟及影響
餘論
參考書目
後記

2.民事糾紛調處程序
在中國古代農業社會中，基層鄉里社會及其農戶作為國家政治統治的根基，歷來備受最高統治者與王朝法律的重視。但局限于基層政府的人力與財力的嚴重不足，國家對基層鄉里社會的管理和調整一直處于典型的“粗放式”狀態，州縣官主要關注錢糧賦稅的征收和嚴重危害統治根基的刑事案件，而視戶婚田土之事為細故，多交給基層鄉里自行處斷。自此，明代規定，民間田土、戶婚、斗毆等一切糾紛，不得直接告官，而是首先經由基層里老人理斷，以限制明初出現的大量越訴行為。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三月十九日，戶部在為頒布《教民榜文》的說明中引用明太祖的圣旨：“自古人君代天理物，建立百司，分理庶務，以安生民。當時賢人君子，無不盡心竭力，效其勤勞。顯父母，榮妻子，立美名于天地間，豈有壞法之為？所以官稱其職，民安其生。朕自混一四海，立綱陳紀，法古建官，內設六部、都察院，外設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名雖與前代不同，治體則一。奈何所任之官，多出民間，一時賢否難知，儒非真儒，吏皆滑吏。往往貪贓壞法，倒持仁義，殃害良善，致令民間詞訟，皆赴京來，如是連年不已。今出令昭示天下：民間戶婚、田土、斗毆、相爭一切小事，須要經由本里老人里甲斷決。若系奸盜、詐偽、人命重事，方許赴官陳告。是令出后，官吏敢有紊亂者，處以極刑；民人敢有紊亂者，家遷化外。”
通過明太祖的一道圣旨，民事訴訟調處的程序基本確定了下來。《教民榜文》共41條，明確規定了里老人的組織機構、選拔制度、職責、理訟的范圍、原則、程序、權利以及違背榜文行為的懲處等內容，確立了戶婚、田土、債務等民事糾紛與訴訟，必須先經里老人理斷的制度。“民間戶婚、田土、斗毆、相爭一切小事，不許輒便告官，務要經由本官里甲老人理斷。若不經由者，不問虛實，先將告人杖斷六十，仍發回里甲老人理斷”。“凡老人里甲剖決民訟，許于各里甲申明亭議決。其老人須令本里眾人推舉平日公直、人所敬服者，或三名、五名、十名，報名在官，令其剖決。”對涉及本里之外的民事訴訟案件，“若事干別里，須會該里老人里甲公同剖決。其坐次，先老人，次里長，次甲首，論齒序坐。如里長年長于老人者，坐于老人之上”。
里老人理訟一般在鄉間設立的申明亭內進行。明代的申明亭始建于洪武二年（1369年），原先是作為鄉村教化、懲戒場所。為了保障里老人理斷場所的威嚴，《大明律》設有專條嚴厲懲治私自拆毀和毀壞申明亭者：“凡拆毀申明亭房屋及毀板榜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不過，洪武之后，申明亭在許多地區遭到毀壞。明中葉以后，里老人對于糾紛也多不能秉公理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