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腳上岸讀歷史（簡體書）

圖書內容描述
本書著力于破解一個古老民族的隱性性格特徵，揭示數千年來相沿成習的種種民族痼症疾。作品以傳統中國循環的王朝更迭和複雜的官場生態為主要闡述對象，結合作者跌宕起伏的人生閱歷，詳盡地剖析了競技社會種種最基本的顯達法則和好為人主的民族基因的遞嬗演變歷程，以及得天下者得民心的歷史真實。作者試圖通過一系列全新的思維定勢來透析傳統中國不盡滾滾來的王霸亂象，以期為今人提供一個看待史實與現實的獨特視角。

田夫，1969年10月生，現居深圳。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先鋒經濟人物，二十歲即擁有自己的龐大產業群，身家鉅萬。大起大落之后，開始研讀歷史，探索人性、社會、國家等問題，試圖從漫長的歷史中尋找人生的真諦。其作品視角獨特，每于平常處翻新意；風格犀利，所行所止皆元氣淋漓。出版有《我與億萬財富擦肩而過》、《位子決定腦子》等著作，《官場人情賬》一文被選入2010年國家公務員考試行政職業能力測驗試卷。

《洗腳上岸讀歷史》由《百家講壇》主講人王立群教授、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孫筱教授聯袂推薦！

第一輯歷史的壞蛋邏輯
流寇與坐寇
獨裁不是一天煉成的
一代不如一代
王朝的循環怪圈
歷史的壞蛋邏輯
位子決定腦子
有刑治沒法治
德政可以休矣
功狗的下場
第二輯官場的不傳心經
官場運籌學
官場食物鏈
官場騰挪術
官場人情賬
官場的腐敗定律
官場的風險成本
官場的不傳心經
官場秩序的破壞者
第三輯皇帝光棍做
人性與猴性
皇帝老兒的太陽情結
皇帝老兒的包裝術
皇帝老兒的隱身份
能跳便是草頭王
遠來的和尚好念經
得天下者得民心
專業人才與帝業無緣
書癡與白癡
皇帝光棍做
扛著紅旗反紅旗
為天下者不顧家
行堯舜之事
第四輯歷史的真相
漢武帝才是皇帝們的祖師爺
劉備義氣嗎
兩個短命王朝淪亡探秘
從隋煬帝弒父烝母說開去
玄武門之變的真相
告訴你一個真實的貞觀之治
我來剝德齡公主的皮

歷史的壞蛋邏輯
一
我們打小就被告知，人類的歷史進程是符合進化原則的，先進打敗落后，文明打敗野蠻，善打敗惡，好打敗壞，新打敗舊……諸如此類。這種灌輸，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使我對后來的取代者都滿懷敬畏，因為它們代表的不僅僅是正義和進步，更是不可逆轉的歷史走向。
后來閱世漸深，讀書漸多，才發現這樣自低向高的進化之路至少在某一時期是說不通的。如魏晉之后的五胡亂華，宋之后的蒙元南下，明之后的滿清入關，這些后來的取代者無不是徹頭徹尾的落后部族政權，無不是野蠻對文明的顛覆，落后對先進的打擊，與所謂的歷史進步挨不上邊。此外，我們的歷史也并非如教科書中所描繪的，一向處在革故鼎新一路前行的進程中，而是除了異族入侵，絕大多數時間在原地打轉：
曹丕篡漢建魏，司馬氏又篡魏建晉，劉裕又篡晉建宋，蕭道成又篡宋建齊，蕭衍又篡齊建梁，陳霸先又篡梁建陳。這一路篡下來，前后政權易手了六次，史稱六朝。
接下來一出連軸轉的好戲，始于宇文覺篡西魏建北周，楊堅篡北周建隋，李淵篡隋建唐，朱溫篡唐建后梁。這一次江山易手五次。最后一出篡立大戲始于郭威篡后漢建立后周，趙匡胤又篡后周建北宋。
這種螳螂捕蟬黃雀在后的政治鬧劇，可以用黑格爾《精神現象學》的一句話來形容：“當你埋葬前人的時候，將要把你抬出去的人，已經站在了門口。”北宋范仲淹有一首詩：“一派青山景色幽，前人田地后人收。后人收得休歡喜，還有收人在后頭。”對于歷史的宿命輪回，中外見解空前一致。劉宋末帝劉凖被逼迫退位時，蕭道成的幫兇王敬則對他說了一句話：“官先取司馬家亦復如此。”（語見《南史·王敬則傳》。）一報還一報，報應不爽。六朝人尚佛，是有現實基礎的。
新政權取代舊政權后，往往在史書中留下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這里頭的緣由其實很簡單。
中國歷史上的新王朝大都建立在前朝的廢墟上，多年的兵連禍結往往造成十室九空、人口銳減。西漢滅亡前的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國總人口有5959萬，（參見《漢書·地理志》。）經過東漢末的黃巾起義和三國混戰，到曹魏景元四年（263年），魏蜀兩國人口合計不過537萬，加上吳國的230萬，全國人口總計才767萬。（參見《后漢書地理志》注引《帝王世紀》及《三國志·吳志·孫皓傳》注引《晉陽秋》。）二百六十一年間，生民八余其一。唐代全盛時的天寶十三年（754年），全國人口有5288萬，（參見《舊唐書·玄宗本紀》。）到安史之亂后的唐代宗廣德二年（764年），十年間全國人口銳減三分之二，僅余1692萬。（參見《舊唐書·代宗本紀》。）死者不幸生者幸，空出的社會資源需要重新分配，十室九空變成了十室歸一，民眾得到喘息的同時，又憑空掉下數倍于前的生產資料，社會生產力想不恢復都難，中間并沒有當權者的任何功勞。
小民們在這樣的宿命輪回中被王化了三千年，同時也被幸福了三千年。
二
清末啟蒙思想家譚嗣同有一句話：“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語見《仁學》第二十七章。明末啟蒙思想家唐甄也有類似的一句話：“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也。”（語見唐甄《潛書·室語》。）一個說帝王是盜，一個說帝王是賊，合二人之言，所謂帝王者，盜賊而已。
這些發自末世的吶喊，對一個積重難返的民族來說，往往不會有什么振聾發聵的功效。明末有人覺醒了，可是接著整個民族又渾渾噩噩了三百年；清末又有人覺醒了，可是接著整個民族又原地迷離了。歷史的羅圈腿教人扼腕，長太息以掩涕。
這些發自末世的怒吼之所以能夠流傳下來，是因為舊的威權已經垮臺，新生政權需要一些開明的言論以區別于舊政權，為自己的“以新代舊”張目。
皇帝對自己的隱身份，卻是十分在意的。被趙翼指斥為“盜賊”的明太祖，對與賊音近的“則”字和“強盜”音近的“疆道”都敏感到不行。《廿二史劄記》卷三十二記載，杭州教授徐一夔賀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為世作則”等語，朱元璋覽之大怒，說：“生者僧也，以我嘗為僧也；光，則剃發也；則字，音近賊也。”就把徐一夔斬了。明人宋端儀《立齋閑錄》謂：“翰林編修張姓者能直言，不能容，出為山西蒲州學正。例應進賀。撰表，高廟閱之，識其名。見其表詞有曰‘天下有道’，又曰‘萬壽無疆’，發怒曰：‘此老還謗我，以“疆道”二字擬之。’”
自漢高祖劉邦以詐力權謀取天下始，狡詐和無恥的帝王術就成了王霸之徒的必修課，無所不用其極的手段才是成就無人比匹的孤寡境地的不二伎倆。我們的歷史并不是淘盡狂沙見真金，而是劣幣驅除良幣，是壞人戰勝好人、大壞蛋戰勝小壞蛋。壞蛋橫行才是中國歷史的本質。
三
猶太作家皮利磨·拉維說，要“敢于承認一個基本的事實，這個事實便是——最壞的、能適應的活了下來，最好的都死去了”。
這話也對也不對，最壞的“活下去”是對的，最好的“都死去”是錯的。因為權力本不是好人的游戲，好人沒資格登上權力的競技場，偶爾撞上了，也只是歷史的誤會、上帝的錯失，錯把一只羊扔進了狼群。劉宋末帝劉凖臨難前哀嘆“唯愿后身生生世世不復天王作因緣”，（語見《南史·王敬則傳》。）話里的無奈與無助叫人唏噓。南齊廢帝郁林王蕭昭業也認為：“今見作天王，便是大罪，左右主帥，動見拘執，不如市邊屠酤富兒百倍。”（語見《南史·齊本紀下》。）
皮利磨·拉維話里的“好人”，指的只能是相對不那么壞或還沒有徹底壞透的家伙，而不是道德層面上的好人。中國古代被謚為和帝、順帝、恭帝、敬帝、靜帝的失敗者，單從謚號上就能看出他們大多是現實意義中的弱者，是傳統道德層面上的和順恭敬之輩、清靜無為的不爭者。晉恭帝司馬德文甚至被政治對手贊為“明德光懋”、“眾望攸集”（語見《晉書·恭帝紀》。）的大有為之主；劉宋末代皇帝順帝劉凖，“姿貌端華，眉目如畫，見者以為神人”。（語見《南史·宋本紀下》。）
對于小百姓來說，以上諸位或許是羊群中的豺狼，但在王霸之徒眼中，他們只是羔羊，或者至多算是一匹未成年的小狼。
劉宋順帝劉凖被殺時，虛歲十三。（事見《南史·宋本紀下》。）齊和帝蕭寶融被殺時，虛歲十五。（事見《南史·齊本紀下》。）梁敬帝蕭方智被殺時，虛歲十六。（事見《梁書·敬帝本紀》。）西魏恭帝拓跋廓被殺時，虛歲二十一。（事見《北史·魏本紀五》。）北周靜帝宇文衍被殺時，僅虛歲九歲。（事見《周書·靜帝紀》。）如果把他們也歸入壞蛋行列的話，那么他們至多算壞蛋中的弱者。劉宋順帝劉凖禪位時，嚇得“逃于佛蓋下”。（事見《南史·宋本紀下》。）這位篤信佛陀的倒霉皇帝，在浩劫臨門時，能想到的庇護，也唯有菩薩的慈悲了。
四
如果我們了解威權政治的本質，就會對壞人的一路得意有所釋懷。
盜亦有道。做一名成功的強盜，也要講求強盜邏輯，有所為有所不為。當一個按套路出牌的強盜碰上一個完全不顧套路的強盜，失敗就變得理所當然。所以當失敗的強盜引頸就戮、身死國滅時，往往都會有悔不當初的痛心疾首，后悔當時的一念之慈，痛惜當年的一息之仁。正如韓信被執時，感慨“吾悔不用蒯通之計”，（語見《史記·淮陰侯列傳》。）亦如魏徵所說“太子蚤從徵言，不死今日之禍”。（語見《新唐書·魏徵傳》。）
不半渡而擊、不擒二毛的宋襄公成了千古笑柄，還沒壞透的楚霸王烏江自刎，不諳權謀詐術的臧洪身首異處，相對遲鈍的李密橫死刀下，比較仁厚的李建成一箭穿心，稍為愛民的張士誠挫骨揚灰。笑到最后的是楚成王、劉邦、曹操、劉備、李淵、李世民、朱元璋這類崇尚詐力權術的陰謀家。相對仁慈的一方最終都為自己的婦人之仁付出了血的代價，被自己的不忍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
在一個以權謀詐術為主體的社會里，歷史只能是壞人的舞臺。壞人戰勝好人或稍好的人，才是王朝更迭的本質。
我們的教育，一直宣揚成為好人是成就功業的基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得民心者得天下”。試想，如果普天下之人都奉行這一成功學，稱王稱帝者會多到何種程度？
所以，要想成就王霸之業，首先要成為社會的另類和異數。在好人遍天下時，要努力成為暗中的壞人；在壞人遍天下時，要努力成為明面上的好人。凡事必須跟對手們逆著來，你的成功才能讓對手始料不及，這可以算是競技社會最普遍也最適用的制勝法則。
五
我們還有一個認識上的誤區，以為只有政治開明才能成就經濟上的繁榮，其實并不盡然。乾隆時中國的GDP占全世界的32％，（參見戴逸的《中國經濟的千年態勢與復興之路》。）安格斯·麥迪森在《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中，也認為中國的GDP在公元1820年占世界的329%。比今天美國占世界經濟的比重還要大。然而，史稱盛世的康雍乾三朝，在經濟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在政治上卻極端反動保守。單乾隆一朝，興起的文字獄就有一百三十多起。章太炎認為，乾隆朝禁書“將近三千余種，六七萬卷以上，種數幾與四庫現收書相埒”，（語見《哀焚書》第五十八。）魯迅也認為“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語見《且介亭雜文·病后雜談之余——關于“舒憤懣”》。）用萬馬齊喑來形容當時嚴峻的政治現實，并不為過。
經濟上的繁榮絕不能建立在錯誤的方法上，以錯誤方法取得的成就，絕不是百姓之福，只能是百姓之禍。一再重復的歷史證明，錯誤基礎上的繁榮并不具有可持續性，治亂相仍，接續所謂的盛世而起的必然是漫長的亂世。
漢有“文景之治”，但此后見于《漢書》、《后漢書》的“人相食”比比皆是。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春、元鼎四年（前113年）夏，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九月、二年（前47年）六月，成帝永始二年（前15年），王莽天鳳元年（14年）、地皇三年（22年）二月、新朝末年，光武帝建武二年（26年），安帝永初三年（116年）三月、十二月，桓帝元嘉元年（151年）四月、永壽元年（155年）二月，靈帝建寧三年（170年）春正月，獻帝興平元年（194年）四月至七月、建安二年（197年），皆有此類記載。（參見《漢書·武帝紀、元帝紀、食貨志、王莽傳》與《后漢書·劉盆子傳、安帝紀、桓帝紀、靈帝紀、獻帝紀》。）
唐有“貞觀之治”，然而見于舊、新《唐書》和《資治通鑒》的“人相食”同樣層出不窮。就在后人稱羨不已的“從貞觀之治到開元盛世”那段輝煌時期內，高宗永淳元年（682年）夏五月，關中地區“先水后旱、蝗，繼以疾疫，米斗四百，兩京間死者相枕于路，人相食”。（事見《資治通鑒》卷二百零三。）一場自然災害，便能擊垮所謂的盛世。盛唐尚不過爾爾，更別提安史之亂后的末世了。
明有“成宣之治”，然而見于《明史·五行志》的“人相食”慘劇便有十四次之多，天順元年（1457年），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弘治十七年（1504年），嘉靖三年（1524年）、三十一年（1552年）、三十六年（1557年），萬歷十六年（1588年）、二十九年（1601年）、四十四年（1616年）都發生過。崇禎朝無疑是明代最為黑暗的時期，崇禎七年（1634年）、九年（1636年）、十年（1637年）、十二年（1639年）、十四年（1641年），“人相食”的慘劇頻繁發生。除《五行志》記載的五次之外，《明史》記載崇禎一朝的“人相食”事件還有四次：崇禎六年（1633年），河間“歲旱饑，人相食”；（語見《明史·忠義三》。）崇禎九年（1636年），“山西大饑，人相食”；（語見《明史·莊烈帝紀》。）崇禎十三年（1640年），“兩畿、山東、河南、山、陜旱蝗，人相食”；（語見《明史·莊烈帝紀》。）崇禎十四年（1641年），左懋第督催江南漕運，道中馳疏：“臣自靜海抵臨清，見人民饑死者三，疫死者三，為盜者四。米石銀二十四兩，人死取以食。”（語見《明史·左懋第傳》。）
崇禎皇帝在位短短十七年，見于《明史》的“人相食”記載便有九次之多，平均一年多便要發生一次。
清代有“康乾盛世”，但見于史料的“人相食”一點也不比前朝少。單《清史稿·災異志五》所載，便有十四次。
不絕如縷的“人相食”告訴我們，歷史傳說所謂繁榮，不過是“虛榮”而已。表面的“繁榮”背后，無不掩蓋著小百姓們無法承受的慘重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