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想與追悔：法國社會黨與政權關係100年(1905-2005)（簡體書）

法國社會黨與執政的關係非常獨特，一方面它在不斷融入法國政治體系，另一方面又不肯因融入帶來的後果而改變自己的理論和原則。該黨特有的政治動力學正是這種長期緊張關係的產物。由此。產生了非常特殊的起伏變化過程，既向權力靠攏，表現為“雄心勃勃”，之後又退到源頭，拒絕對理論做任何修正，體現出“追悔莫及”。

《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暨歐洲社會黨譯叢?夢想與追悔:法國社會黨與政權關系100年(1905-2005)》編輯推薦：介紹法國社會黨的書本就不多，這樣系統地分析和研究其從發端到現在21世紀這100年來的發展變化歷程的更是少之又少。2012年法國大選，社會黨再次登上了執政寶座，法國社會黨會如之前那樣搖擺不定，還是會像奧朗德的口號那樣“變革”呢？

法國社會黨與執政的關系非常獨特，雄心壯志與后悔莫及兩種狀態不斷混合糾纏在一起，構成法國社會黨相關的個性。這一點可以追溯到1905年該黨實現統一的過程。
當時大多數歐洲社會主義政黨都拒絕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執政，他們的奮斗目標準確地講就是要建立社會主義，因此，社會黨人與政權的關系一開始就存在著麻煩。這是一個普遍現象而不僅僅為法國所特有。后來幾十年間，所有的社會主義政黨都曾承擔過國家管理的責任，他們以自己的方式，體現了民族的傳統。社會民主黨和工黨執政主要依靠其對工會的特殊影響，有時（如在比利時）也借助對合作社運動的影響；在意大利、尤其是在法國，社會黨主要依靠其市鎮影響的基礎。然而，社會主義政黨的目標是改造社會，黨的行動應該針對整個政治和經濟體系，因此，在思考和處理黨與國家政權關系上，民主社會主義政黨的大家庭里都或多或少、或長或短地感到某種困惑。
這種困惑來自于民主社會主義的身份本身。凡是在真正的政治運動中誕生的民主的社會主義運動，事實上都經歷了影響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三大政治潮流和意識形態中的兩個的歷練或沖擊，即代議民主的發展和工人運動的發展。和其他的黨一樣，法國社會黨一經統一，就希望自己既是一個民主的黨，利用和尊重普選和議會制度，同時又應該反映和尊重工人階級的政治意愿，活動不能只局限在選舉和議會活動的范圍。這樣一來，社會主義黨必須既是民主的黨，同時又是工人的黨。此外，社會黨還要面對第三種強大的政治潮流，這就是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意識的發展，它要求社會黨人接受代議民主規則的同時，必須在民族國家的范圍從事其主要活動，而當時工人運動的行動目標卻是國際的。
每個社會主義黨都要根據本國的歷史和政治文化、根據黨在政治和社會活動領域中的處境，來處理由于黨面對這三大歷史潮流所持的態度而帶來的緊張關系和局限性。但是，所有社會主義黨都遇到了一股普遍的潮流或動力，推動他們要么逐步地完全融入本國的政治體系，并最終在他們原則所譴責的體系中執政，要么拒絕這種融入，經過一系列分裂，形成為布爾什維主義的多數派或少數派。法國社會黨的特殊性不在于避免了民主社會主義面對的總潮流和問題，而是他處理融入體制問題的獨特方式。
建黨一百年來，法國社會黨在融入政治體系的過程中，經歷了太多的坎坷和矛盾，而對于黨的活動分子來說，所感到的又是那么的令人不滿，甚至是痛苦。法國社會黨，比歐洲其他兄弟黨更長時間地拒絕承擔國家政權的責任，之后，他們開始執政，但執政的經歷對他們似乎意味著一系列的反悔和背叛，每一次新的執政終結后，他們都要重新強調自己認同的所謂黨的真正身份，也就是“決裂”而不是妥協，并反對修改其任何理論去適應實踐。歐洲其他的社會主義黨則是更大程度、更理論化的、更容易地接受了為黨的根本原則和自由主義民主原則所兼容的相關調整。
本書提出了一種對法國社會主義這種“例外”的解釋模式。其目的并不在于評判是非，也不在于提出建議，而是去嘗試理解。社會黨自建黨之日起，而且在其歷史發展的各個時期，都在重復著同樣的政治循環過程。這其中一定存在著足夠充分的理由。意大利政治學者安吉洛?帕內比安科在研究各國政黨時使用了基因模式的概念，他指出，認識一個政黨處理內部和外部關系的穩定方式，關鍵在于研究其建黨時期。我們正是運用這種方法，試圖揭示法國社會黨的基因模式。在我們看來，這一模式的形成是在1905年環球大廳法國社會黨完成政治統一到1908年圖盧茲會議上饒勒斯實現所謂“綜合”的這一時期。建黨時期影響了法國社會黨的全部歷史，而且其影響至今依然。正是在建黨過程中鎖定了黨接受和融入國家政治體系的特殊方式。我們認為，無論社會黨在法國政治體系中的地位如何變化（這些年來黨的地位一直很重要），他與國家政權的關系依然是在建黨時間形成的那種關系。不論發生什么變化，依然存在著長期不變的一系列特征，正是這些方面特征構成了社會黨與政權獨特而連貫的關系。
法國社會黨一方面在不斷融入法國政治體系，另一方面又不肯因融入帶來的后果而改變自己的理論和原則，該黨特有的政治動力學正是這種長期緊張關系的產物。由此，產生了非常特殊的起伏變化過程，既向權力靠攏，表現為“雄心勃勃”，之后又退到源頭，拒絕對理論作任何修正，體現出“追悔莫極”。
這并不意味著社會黨與政權的關系在歷史上沒有經歷任何深刻和持續的變化，事實是恰恰相反。這也正是為什么本書按四個時期分為四個部分的理由，而每一時期都反映出社會黨人在與政權關系上情況的變化。
第一個時期從黨1905年實現統一到1936年人民陣線政府成立。這一時期以拒絕執政為標志（1914-1917年社會黨人參加神圣同盟政府的極為特殊時期除外）。第二個時期從人民陣線政府成立到1971年密特朗掌控社會黨權力為止。這里社會黨初步經歷了執政實踐，也引發了幻滅和對執政的追悔。第三個時期下線至1994年底密特朗時代結束。這是雄心勃勃和全面執政的時代。最后一個時期是目前不穩定的權力關系時期。其間包括若斯潘當政及其失敗，這一時期下限暫時劃到2005年法國就批準歐盟憲法舉行的全民公決。這四個時期都經歷了類似的由三個政治發展階段構成的政治循環：以某種理論為標志的創建或再創建階段；執政期間或多或少，或大規模的或小范圍地與政治體系進行妥協的階段；感受到妥協政策的失敗和或多或少或明或暗的放棄階段。

第一編 拒絕執政，1905-1936第一章 法國社會黨的原始特點1、 先在的普選與共和2、 社會民主的缺失3、 蔑視權力和強調理論第二章 統一的脆弱性與饒勒斯的綜合1、 維護統一的困難所在2、 對立的雙重模式3、 改良與革命4、 聯盟問題5、 饒勒斯綜合面對考驗6、 拒絕改良主義第三章 讓黨“回避”權力1、 饒勒斯綜合的復活2、 抵制權力的召喚3、 最低和最高綱領4、 抹掉圖爾嗎？5、 執政不可避免第二編 追悔執政，1936-1971第四章 拒絕修正1、 維護正統理論2、 非共產黨左翼激進特點與意識形態演變3、 左翼文化與社會黨第五章 執政考驗與難以解決的聯盟問題1、 一個共和大黨2、 第一個循環：1936-19403、 第二個循環：1947-19514、 第三個循環：1956-19585、 再次面向共產黨第六章 不可能的“社會民主”1、 缺乏党的活動分子2、 有限的選舉陣地3、 遠離工會運動4、 組織薄弱和缺少集中第七章 挑戰與危機1、 為和平不顧代價？2、 阿爾及利亞悲劇3、 戴高樂主義的挑戰第三編 執政夢想，1971-1994第八章 埃比內的“中斷”1、 接受第五共和國體制2、 與法共的冷淡聯盟3、 追求執政的党第九章 埃比內的繼續1、 重構傳統意識形態基礎2、 黨內各派的爭鬥3、 “與資本主義決裂”4、 令人欣喜的權力第十章 重重矛盾1、 1983-1984年的轉折2、 黨的執政活動3、 需要反思的聯盟問題4、 社會主義工會危機第十一章 未做修正的改革1、 對改革的詮釋之爭2、 對改革擱置修正第十二章 法國社會中的社會黨1、 社會黨復興與社會變化的相關性2、 復興的局限與脆弱第四編 前途未蔔，1995-2005第十三章 若斯潘的年代：密特朗色彩1、 掌控黨內權力2、 踐行總統制3、 缺失共同綱領的多元化左翼第十四章 若斯潘年代：改革的嘗試1、 “左翼現實主義”2、 馬蒂翁：轉向“左岸”3、 法國的“第三條道路”？4、 “氣喘吁吁”第十五章 社會黨危機：“傳統”重新控制住“變化”1、 “4月21日事件”2、 “4月21日事件”對左翼的影響3、 推遲的危機4、 爆發的危機第十六章 兩難的政治抉擇：從2002年的“意外”到2005的震盪1、 反彈的能力2、 繼續存在的新脆弱性3、 選舉的兩難窘境4、 歐洲進程的中斷結論注釋書目

法國社會黨的原始特點
社會主義運動顯然不是在1905年產生的，05年只是黨真正形成為現代組織的時刻。社會主義思想淵源可以追溯到19世紀30-40年代，最初明確提出社會主義要求的組織活動出現于19世紀80年代，但到了1893年，社會主義運動在法國才真正成為一種在競選中有影響力的政治力量。
法國社會黨的發展以派系林立著稱。儒爾?蓋德和保爾?拉法格的工人黨在1893年變為法國工人黨，愛德華?瓦揚的中央革命委員會成立于1881年，繼承了布朗基主義的傳統，保羅?布魯斯的社會主義工人聯合會創建于1882年，讓?阿勒曼的革命社會主義工人黨建于1890年，讓?饒勒斯、阿里斯蒂得?白里安、勒內?維維亞尼領導的獨立社會主義者聯盟在吸引了部分自治聯盟加入后，共同構成最初的社會主義運動的主要力量。
1892年和1893年選舉的成功，使各種不同的社會主義黨派開始松動各自的原則，以尋求實現彼此接近的方式。在亞歷山大?米勒蘭倡導下，1896年提出圣芒德綱領，那是制定第一部共同綱領的嘗試。但是德雷福斯事件，特別是亞歷山大?米勒蘭作為社會黨人第一次進入瓦爾德克-盧梭保衛共和政府內閣事件重新開啟了各派的爭斗。1899年12月亞力大廳的第一次統一沒有能堅持下來。后來的會議，即1900年9月瓦格拉姆大廳會議和1901年里昂會議上，逐漸有一些黨派離去，首先是蓋德派，之后是瓦揚派的社會主義者，從而社會主義政黨的內部形成對立，1905年，儒爾?蓋德和愛德華?瓦揚領導著法蘭西社會黨，另一個法國社會黨則團結在讓?饒勒斯的周圍。
一場雙重演進的政治過程化解了這場危機：一方面在法國，亞歷山大?米勒蘭事件的有限性和他逐漸向共和主義的演變使饒勒斯尋求開辟社會黨在法國社會更好發揮影響的新的政治局面。法蘭西社會黨成分龐雜，愛德華?瓦揚不能忍受蓋德派的教條主義，對勢態發展也有重要意義。另一方面是在歐洲舞臺上發生了變化，第二國際，主要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堅持理論教條、歐洲最有影響）的影響下，介入了法國的“情況”并確定了法國社會黨實現統一的要求。1904年在阿姆斯特丹會議上，第二國際做出了“除非特別情況，社會主義者一般不應參加資產階級政府的結論。讓?饒勒斯形式上不贊成，卻在內容上接受了第二國際提出的大多數的要求，這些要求實際上與法蘭西社會黨的要求相近，饒勒斯相信，法國社會主義黨從此必須進入一個新的階段，用他的話說，就是升起了“統一的金色太陽”。正是在這樣條件下，1905年4月23至25日，在巴黎環球大廳召開了工人國際法國支部轉變為統一社會黨的大會。
回顧這段歷史，還只能給我們一個整體的認識。最重要的是要進一步了解社會黨原始的政治文化內容，以及這些文化又如何對黨，在法蘭西共和國基礎上，與政權關系的方式產生強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