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官反腐錄（簡體書）

選擇反腐，就意味著選擇了艱巨和沉重；選擇研究高官腐敗，也同樣意味著選擇了艱巨和沉重！反腐有風險，不反腐更危險！同樣，研究腐敗有風險，不認真研究并解決腐敗，黨肯定有危險！
《高官反腐錄》一書是羅昌平所能搜集到的包括起訴書、判決書等權威司法材料，以及最高檢察院、最高法院和新華社、《人民日報》等發布的官方消息的總集成。

羅昌平，1980年12月生，湘中人士，現居北京。

好詩詞，習書法，報時事，自詡“人中豪杰，替補鬼雄”。

歷任《中國商報》首席記者，《新京報》深度報道部主編。現為《財經》雜志副主編。

交流郵箱：zuolluo@gmail.com

一兩個高官出事，應該是個人素質出了問題；
三五個高官出事，或許是思想教育出了問題；
十來個高官出事，可能是選人用人出了問題；
幾十個高官出事，大約是監督體制出了問題；
上百個高官出事，肯定是權力結構出了問題。
《高官反腐錄》一書是羅昌平所能搜集到的包括起訴書、判決書等權威司法材料，以及最高檢察院、最高法院和新華社、《人民日報》等發布的官方消息的總集成。如作者所說：“這是一份沉重的報告，它匯集了23年(1987—2010年)來120名省部級高官的腐敗樣本。”
當下中國的反腐敗，已經成為多年來“依然嚴峻”、 “依然繁重”的任務，沒有相當膽識、素質和能力的一大批人，完不成這項艱巨任務。研究高官腐敗問題，是黨和政權建設中最為沉重的課題，沒有對黨和國家的赤子之心，干不了這項工作。
在反腐報道中認識昌平已有十來年，常常為他的勇氣和執著所感染，每每為他的犀利和膽識所感動。他始終以赤子之心去直面反腐這一沉重的課題．去正視倡廉這一艱巨的任務，去認真思考問題形成的主要原因，去努力探索解決問題的成功路徑。 2011年是執政74年的蘇共亡黨二十年祭。前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尼·雷日科夫，曾引用過一句名言——“權力應當成為一種負擔。當它是負擔時就會穩如泰山，而當權力變成一種樂趣時，那么一切也就完了。”
新中國成立五年時，陳毅元帥寫的《七古·手莫伸》指出了權力的三大好處： “威嚴、美色、推戴”。如果置身市場經濟環境，他還會加上“錢財”。
江西省原副省長胡長清，因索賄受賄544萬余元、行賄8萬元并有161萬余元的巨額財產不能說明合法來源，于2000年3月8日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個被執行死刑的省部級干部。他死前說“我可以載入史冊了”。此后七年間，有六名省部級腐敗高官命喪黃泉。必須死刑“伺候”的官員，競占了120名腐敗高官的5％！
權力的含金量，在體制轉軌、社會轉型過程中，呈幾何級數增長。而我們一些地方單位的政治體制改革，又嚴重滯后于經濟體制改革。
32年的腐敗與反腐敗實踐證明：這種“一手硬一手軟”的不協調狀態，這種“一腿長一腿短”的不同步狀態，就是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不適應、不配套所拉開的縫隙，就是腐敗行為不斷滋生蔓延的土壤條件，就是腐敗案件易發多發的生存空間。
32年了，我們在標本兼治中太注重查處腐敗的個案、太注重拍打腐敗的蒼蠅了，而忽視了加快制度體制機制，特別是權力結構的改革，也即忽視了對每日每時不斷滋生蒼蠅的“糞坑”的填埋！于是，卷入腐敗的官員級別越來越高，金額越來越大，重要崗位的官員數目也越來越多……
就這樣，至少120名腐敗高官中箭落馬的隊列中，胡長清等六人輕易地走到了他們人生的盡頭。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第二年我即在軍隊從事紀檢工作。轉業地方紀委，擔任查辦案件的室主任多年，我深諳權錢交易中腐敗官員這種外強中干、名優實劣的弱勢地位。凡我經辦之案，無論大小，無論難易，無不告破。我所運用的無非是破案三定律：先用“馬桶定律”(通過“兩規”讓其“屁股”離開“馬桶”)——散臭；再用“樹倒猢猻散定律”(暫停或免去其職務)——去勢；最后用“信息不對稱定律”(停止其與外界的聯系)——擊虛。我的結論是：沒有查不破的案件，只有下不了的決心！
近年來，安全事故頻發，安全生產舉國關注。改革開放33年，從反腐蝕到反腐敗，透過腐敗案件數字，折射出的是權力安全隱患，表現出的是權力事故的易發多發，反映出的是權力結構的不科學不合理。 腐敗案件即為權力事故。加大對權力事故責任人的黨紀政紀乃至法紀的追究，無疑是有用且有效的。然而，也因其事后追究使反腐的效果相當有限。于是，一方面，隨著經濟的跨越式高速發展，權力在市場經濟中的含金量不斷上升；另一方面，對權力的監督，仍停留在計劃經濟時期的水平；再加上文化建設的短腿，廉政文化的缺失，權力在配置失衡中晃蕩，在監督失效中傾斜。在道德失節中淪喪！ 從某種意義上講，通過高官腐敗案件還得出這樣一個難以承認卻不得不接受的結論：盡管反腐敗的力度不斷加大，但是形勢“依然嚴峻”，任務“依然繁重”。在反腐敗與腐敗的較量中，速度是關鍵。要遏制腐敗，不僅要通過嚴肅查處，加大反腐敗的成本，提高其死亡率，而且要以治本為主，減少其出生率。在力度不變的情況下，腐敗的出生率下降，其死亡率必然上升。
而改革黨委“議行合一”的領導體制，改革紀檢監察體制，就是解決速度問題的重要舉措。從這個意義上講，盡快建立政治體制改革特區，已經時不我待！因為只有建立政治體制改革特區，才能進行具體深入的綜合試點，才能深刻認識現行黨委領導體制和黨內監督體制的利弊得失。沒有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改革特區的成功，就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成熟。
高官高位，何以高危，也從另一個角度解讀了“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禮記·曲禮上》)這句話。套用孟子在《離婁上》所言：“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于眾也。”亦即，不仁的人一旦處在高官高位，他就會把邪惡傳播給眾人。
如果權力只是一種樂趣，掌權者必將權力作為牟取一己之利的私產。胡長清們盡享權力樂趣之時，也是其激增權力風險之日！如果依靠制度的力量，讓權力成為一種負擔，權力將成為廣大領導干部為人民服務的公器，只有如履薄冰地慎用權力，才能全心全意為民用權并長期執政！
反腐作為全黨全國的重大政治任務，33年來，除了對查辦案件的單位和同志有過系統內的立功受獎外，對舉報重大腐敗線索、揭露重大腐敗報道、剖析重大腐敗案件、研究重大腐敗問題等，卻未有過國家級的表彰獎勵。甚至一些地方、單位的組織和領導還把這類批評性的作品，排除于主旋律之外，打入另冊……于是，當批評與自我批評這一我黨的優良作風，在這些地方和單位名存實亡之時，就是其腐敗滋生蔓延、案件易發多發、高官高位高危之日！
選擇反腐，就意味著選擇了艱巨和沉重；選擇研究高官腐敗，也同樣意味著選擇了艱巨和沉重！反腐有風險，不反腐更危險！同樣，研究腐敗有風險，不認真研究并解決腐敗，黨肯定有危險！
我以為，反腐敗既關乎政權的盛衰成敗，也關乎黨的生死存亡，還關乎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因此，需要動員更多的力量加入反腐大軍，需要鼓勵更多的人才加盟反腐的研究隊伍，需要以“更大的決心和勇氣”推進政治體制改革！
如此，才能有效地防止高官高位高危，將腐敗遏制在可能的最低限度，實現中國的和平崛起！